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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石：我的很多人生转变，都是57岁之后发生的2020年1月9日

  理事简介王石，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万科创始人王石先生的新著《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近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王石先生现任万科集团名誉主席、华大基因联席董事长，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在这本书里，王石尝试分享2008年危机（“拐点论”和“捐款门”）之后，发生在他个人生活里的变化：身体的塑造、个性的伸展、智识的提升、社会角色的变化、生死观的变化，等等——他称之为个人价值系统的一次更新，或一个人的现代化。在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和“万宝之争”后，王石以历经十年“刻骨铭心的反思”，完成此书。本书不仅是对世人加诸其身的众多谜团的大起底，也是作者向读者倾诉、交流，甚至彼此鼓励的“走心”之作。王石在书中摒弃了一般企业家传记对“商业”“成功”等概念的纠缠，转以“肉身”“空间”“学习”“角色”“生死”五个概念打破时间的线索，以全新的理念重述人生起伏，在剖析自我中回应时代，展示其对人生、文化、商业以及社会的反思，向读者展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一个中国企业家能够达到的思维高度——诚如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本书序言中所言：“他成就于改革开放年代，也帮助塑造了这个时代，把他的印迹刻在这个时代。”请输入标题     bcdef我的很多人生转变，都是57岁之后发生的。——王石请输入标题     abcdefg改变：渡过人生的“至暗时刻”2015年，中国A股市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公司并购与反并购攻防战拉开序幕。这一日后被称为“万宝之争”的股权争夺战，持续多年，也被许多人视为王石人生最艰难的关口。但他本人并不这么看。他说：生意上的事情，再难没有难过1983年；心灵上的冲击，再大没有大过2008年。尤其后者，才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那一年，“拐点论”事件让万科的业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接踵而至的“捐款门”事件更让个人声誉跌到了谷底，仿佛人生的价值系统即将崩溃。这两场风波，对王石的思想观念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他的人生也从那时起，悄然发生了改变。没有“灵修”，没有“仁波切”，王石自己的解决之道是：身体的塑造、个性的伸展、智识的提升、社会角色的变化和生死观的改变。可以说，这十年，王石获得了一次个人价值系统的更新：他主动到哈佛、剑桥等学校访学，经历了高强度、连轴转的课程学习；60岁重新学习英语，并且努力克服演讲时的不适与恐惧；他发起对西方文明源头的追问，同时也反观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再认识；他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接受大学聘请来讲授企业伦理系列课程；他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响应深圳作为特区对他的新的呼唤。甚至，在锤炼身体上挥洒汗水，63岁时练出了许多年轻人都没有的“人鱼线”。2010年5月22日，珠穆朗玛峰峰顶。高山缺氧导致了暂时性失明这种种经历，并非一种“成功学”的展示，而立足于“探索”，甚至不回避“挫折”，是王石受挫之后对自己深刻反思，然后做出的改变与抉择。过去，他追求的是“我能，你不能”；现在，他更愿意做带动社会、启发他人的事，追求的是“我能，你也能”。在面对“万宝之争”的巨大压力时，王石告别个人英雄主义，学会放下，学会用团队意识和企业文化应对困局。而他本人也找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有了让人生重新出发的理由。那就是，一种对“现代化”永恒的探索。现代化：一个国家与一个人的四十年王石在序言中说道：“本书是四年前（2014年）从剑桥校园开始的，收尾时恰逢改革开放40年。这本书也有了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中国的40年现代化。这得以让我从一个更长的时间长度，来梳理个人改变的来龙去脉。”如果说80年代是“文化热”的年代，引领时代的都是思想文化界人士，那么90年代则是“商业热”的年代，时代的“弄潮儿”是站在时代的桥头堡的企业家，他们与中国改革的命运休戚与共。因此，如果要为时代立传，为改革四十年找一个观察的侧影，商界巨子，尤其是这些人物中的翘楚——王石，绝对值得我们给予高度的关注。在王石的青少年时期，他和当时许多中国的年轻人一样，经历着学习不足、个性压抑、备感挫折的成长过程。因此，当改革春风吹来时，他在“传统或现代”这个问题上，坚定地站在“现代”这一边，他认为现代文明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所以不管是从企业还是个人成长上，都持这种态度。在这样的选择之下，王石及他所代表的这批“弄潮儿”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下完成了一轮价值观的更新。企业层面，万科1988年发行A股、1993年发行B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内部民主及反腐，不行贿，住宅产业化，企业社会责任……个人层面，辞去体制内工作，登山、赛艇、留学、环保，参与各类社会组织……这一系列选择，都有一条很清晰的现代化的线索。2014年，在剑桥大学与深潜营的学员们一起听课近年来，“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说法不绝于耳。对王石而言，2008年以来的个人更新，就是进入“深水区”之后的体验。这十年来，他尝试换位思考，想的更多的是如何为年轻人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既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同价值观，又尽量保证每一个员工有个性伸展的空间。同时，作为一个企业的创始人和权力掌控者，他还要尽力处理好个人权威与企业发展的问题，需要知道如何限制自己的权力，以保证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运行和公司的创新活力。最后，还尝试以最妥善的方式让渡自己的权力。所有这些改变，不仅是王石个人的进步，更见微知著地反映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与发展。四十年来，正是不断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不断深化，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基本摆脱贫困，迈向小康社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微观上放权让利，宏观上近年来高度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神和文化生活日趋多样，从人民到国家，都在国际舞台上越发自信。而中国取得的这些成就，就仿佛一个人的成长，也是经历了种种争议、妥协和探索，经历了身心、智识、性格的锻造，才在全球发展格局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承担着自己不可或缺的责任。改革开放40年来，“现代化”一直是国家发展与个人发展的最重要线索，而《我的改变——一个人的现代化40年》则是这两条线索互为表里，互相促进，并肩前行的文本再现。反思：重新认识西方王石选择现代化之路，一方面，造就了他事业上的成功；另一方面，这种选择也不断地面临着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激烈冲突。“拐点论”和“捐款门”所引发的危机，从某种角度看，正是这种冲突导致的结果。如何重新认识传统中国，重新看待“从传统到现代”，就成为他思考的核心。王石坦承，年轻时候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虚无或者批判的态度，内心渴望的，是向西方文明学习。当他年近花甲留学哈佛却发现：“……来哈佛学习，进行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希望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发现自己对西方文化不是很了解，对东方文化也不是很了解。我才意识到，我不仅要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还要系统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才知道哪些是应该吸收的，哪些是应该舍弃的，哪些是应该结合的。”他学习和认识东西方文明的心胸，自此被真正打开。2011年，在哈佛大学的公寓里经过十年的反思，他终于能够立足中国文化背景，在全球文化当中来把握平衡，并更多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80年代末，万科上市的时候，美国记者采访他，问他个人有多少资产。王石回答：“股份改革时，公司的资产4∶6分配，职工股为集体持有，我没有要一股。”美国记者问“为什么”，他当时并没有答上来。事实上，直至今日，很多人还对王石将自己就“降格”为职业经理人的做法不以为然。从经济学、管理学的角度看，王石的做法确实有待商榷，而且很不“现代”。然而王石通过他在哈佛的学习和反思，却得出了超越这些角度之上，自己的理由：“文化不同，是解释不清楚的。但去哈佛之前，我从来不认为我这么做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下为己任’的影响。但今天我才发现，自己早就身在其中。”对于西方、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十年来，在他这里变得更为丰富。因此，王石在书中，对于成功的定义开始有了另一种标准，就是看一件事对国家的贡献。因为“有国才有家”，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甚至，他希望未来“以天下为己任”的事业，不只限于中国，而是扩展到了整个世界。超越：我能，你也能张维迎说：“研究当代中国企业家，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王石都是一个绝佳的活标本。”正是这个原因，王石成为国人熟知并乐于谈论的企业家，他早年出版的传记图书，一直畅销不衰。但每一个读过《我的改变》书稿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王石变了。变得宽容了，谦卑了，平和了，更会换位思考，更愿意反思自己。在大学讲课和演讲时，他像一个学者，引经据典；思考社会问题和人类命运时，他像一个世界主义者，开放包容。他过去追求“我能，你不能”，现在追求“我能，你也能”。这是一种境界的变化。2015年，参加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从人生低谷，到做出改变；从坚定走现代化之路，到对于这条道路的深化理解；从学习西方到重新理解中国……所有这些，都基于王石这十年来“境界的变化”。像王石这样的成功人士，做什么都能成为他人模仿的榜样，然而亦会让人感到难以企及他的高度。然而，这次王石说“我能，你也能”——他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平实的语言，向读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既是一种自我整理和自我身份的重新认定，也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的个人展示，值得在这个时代中一起前行的我们借镜与思考。文章选自三联书店三联书情，2019年10月24日

  理事观点 王石

• 对话王石：下一个40年是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时代2019年7月30日

  金羊网讯 记者赵燕华报道：“可以说，我的退休完全不影响万科的发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非常早的时候，安排年轻人接班培养团队。”万科集团创始人及名誉主席、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石日前在广州出席“2019年湾区青年创新论坛”接受金羊网等媒体群访时表示，如何把企业传承好？就是要看年轻人。他同时表示，下一个40年是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时代，大湾区要真正实现创新发展，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很关键，靠的还是教育。谈接班：如何把企业传承好？就是要看年轻人“我刚到深圳创业的时候，我30多岁，也是青年才俊，我去北京开会前要刻意留胡子，以免显得过于年轻。”作为创始人的王石回首往事时谈到：“然而，我去香港开会时，则要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因为香港的家族企业当时已经开始在交接第二代接班人了。”王石表示，当时，李兆基、李嘉诚等企业老总的第二代接班人刚刚大学毕业，身处其间，30多岁的自己以显老成。如今，距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已有35年时间。“如何把企业传承好？如何把握未来？就是要看年轻人。”王石坦言：“我50岁时就在考虑万科的传承、接班问题了。50岁我辞去了CEO职务，只是当董事会主席。除了决策，整个公司的运转发展都交给年轻团队。前年，万科的发展和我的退休实现了无缝衔接。”谈创新：青年人才聚集粤港澳大湾区将大有可为一连三天的论坛吸引了全球十二个湾区的青年学术和科技创新精英，集聚在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共议青年在创新创业中面临的挑战，共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访谈中，王石多次提及粤港澳大湾区是一种超越城市行政边界的经济发展区域，拥有独特的环境。因此他建议更加深入思考如何超越空间，打破地理概念的限制，同时借助互联网浪潮，使得区域更好地相融。在王石看来，下一个40年是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时代，青年人才聚集粤港澳大湾区将大有可为。王石告诉记者，大湾区要真正实现创新发展，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很关键，靠的还是教育。大湾区内的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香港和广州，从这些区域吸引年轻人创新创业更加具备条件优势，今年把论坛放在中新知识城举办，主要考虑到这是一个知识高地，明年希望把论坛移师另一知识高地香港举办。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是本次论坛的热词之一。在谈及青年如何更好实现自己的双创梦，王石认为，从国际上看，大湾区都是以海岸线来区划的，许多制度将能够跨越行政边界，一些社会管理和制度红利会有趋同之势，据他了解，一些深圳企业有意去香港创办孵化器，可以容纳不少香港年轻人就地创新创业。记者发现，本届湾区青年创新论坛设有“青年环保创新计划”等多个颇具国际化的项目，吸引了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带来100多个项目参与，王石团队在组织上功不可没。谈旧改：发展商的心态要改变这次来到广州，除了谈及大湾区的机遇，王石还谈起以永庆坊为代表的历史建筑活化问题。由万科集团中标改造运营的永庆坊，已成“网红”打卡景点。“对发展商而言，微改造是一个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需要充足的资金进行长远的支持。在寻求回报和城市活化命题上，发展商的心态要改变，”王石说，传统建筑是宝贵的财富，永庆坊和广州过去的老巷子是有关系的，一定要保护下来。王石说，房地产正在转型，大拆大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未来更需要在空间里面做内容、做文化，可以借助科技作为创新的工具和手段。“不过，对于房地产企业转型高科技企业，要非常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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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观点 | 王石：中国在推动全球化前要有“亚洲化”2019年4月30日

  王石，CCG 资深副主席、万科集团创始人

  理事观点 王石

• 王石：好、一直好，这不是生活2018年12月29日

  内容来源：2018年10月29日，在北大汇丰创新创业中心主办的北大汇丰创讲堂上，万科集团创始人兼名誉主席王石以“深圳故事、斜杠人生”为主题做了精彩分享。笔记侠作为合作方，经主办方审阅授权发布。讲者| 王石 今日笔记达人 | 蓝光封图设计 & 责编 | 蔚蔚第 2792 篇深度好文：7743 字 | 12 分钟阅读退休后的王石先生正在做些什么？他身边正在发生哪些事？王石先生在创业起步的深圳经历了哪些事？关于下一个40年，王石先生要做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下，enjoy~好，非常好，一直好，这不是生活。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多地方并不会那么好。去年一年，我一直在摸索。虽然还不是很成熟，但还是可以分享下。我就从几个人讲起 ，他们和我这一年的状态有一点关系。一、我不能打着石膏见市长第一次到这里是海闻邀请我来的，和海闻初识是在2000年的亚布力会议上。我记得那次有海闻、张维迎、央行行长易纲、还有现在的中欧教授梁能。开会期间的亚布力是个滑雪场。我对那天的事记得非常清楚，我们一起滑雪，回来后一个个人仰马翻，累不堪言。王石先生在滑雪那次滑雪，我出了点小事故，刚上去20分钟就跌了一跤，手脱臼了。我心想，才滑20分钟，这样就不划了？没管它，脱着臼滑了两小时。后来到医务室，医生告知我是粉碎性骨折，必须回哈尔滨处理。但脱臼需要尽快处理，以免留下后遗症。他摸摸这、摸摸那，吧嗒一震，我叫了一声，就跪到地上了，把臼脱回来了。那天下午，我还有个发言，我心想，我不能现在就走了，我要演讲完再走。然后绷着绷带，上去了就开始忽悠。当时一起滑雪的几个教授很疲惫，我说，你们不行，我这还张牙舞爪的呢。到哈尔滨后，拍了片子，打上石膏。第二天，我坐车到长春见市长，快到市委市政府大楼了。我突然想，我这样打着石膏见市长有些不对，我是万科董事长，我要体面一些。于是，我把剪子拿出来，咔咔咔，就把石膏头给剪了。我和海闻的见面，让我回忆起了这段往事。实际上，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就是这样一种非常要强的性格。为了某种追求、愿望，甚至是个人形象，其他的可以暂时不在乎。二、这一年，我在做什么？1. 我的两个乡村学院成功后的企业家，应该考虑如何做公益、做慈善。海闻原本是北大国发研究中心的发起人、教授，不知不觉发起、成立了北大汇丰商学院。后来又接受郁亮的邀请，成为了万科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得知海闻退休后，我第一时间联系到他，告诉他，我正筹建两个学院，请你来当院长。海闻当时在国外，在电话里什么也没问，即刻就答应了。分文不取，因为这是第一个学院。我成立的两个学院，一个是乡村发展研究院、一个是乡镇农业技术开发学院。这两个都是受国发院启发，和延安大学合作成立的学院。乡村发展研究院专门研究中国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现在，我们知道如何解决城乡差别、城市化中的农村衰落、衰退。下一步，我们作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里人，有资源的人，应该考虑如何做公益、做慈善。2. 退休后出来创业比能力更重要的，是人品。冯楠和陈雪是我没退休前一直在我身边的助理班子，一位负责我的国际事务，一位统筹我的国内事务。我退休后出来创业，他俩成为了我公司事务的大主管。聘用冯楠时，我在哈佛。除了学习，也在公益活动、世界自然基金会、绿色和平组织里工作。而他当时刚从加拿大国际救援署辞职，对国际关系事务，对语言、对人际关系的处理都非常成熟，游刃有余。但因为他母亲身体不好，又是独生子女，他母亲不愿意到加拿大居住。为了照顾母亲，他辞职，和定居在加拿大正在读书的妻子一起，带着女儿回到了国内。第一份工作，就找到了万科。后来我问他，你这样一个背景，为什么要到万科？他讲的很简单，只要有个安稳的生活，能照顾母亲就可以。我出来创业后，和冯楠合作得非常好，但他挺吃力的，我也挺吃力的，他在做一件他不大熟悉的事。做生意。退休之后，我要把我的助理团队变成经营团队，要会做生意。但这位外交官做起生意来职业病在那儿，怎么都太老实，太本分。所以，很多人都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你要做生意，就要换人。我坚决不换。一切都在适应，不要说，我要把更合适的人用到更合适的地方。在我看来，什么样的人合适、不合适都是相对的，现在更多是团队、协作、补短。但在社会中面对未来比智慧和能力更重要的一点，是心地善良。很多人为了野心、事业，什么都不顾，什么都可以牺牲。在能力上和人品上，人品是第一。有这种能力的人，你只需要告诉他如何做生意，而不需要教他当更多的诱惑和风险来临时，他要如何抵抗和化解。3. 我和洛克菲勒夫妇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对全世界公益上的支持，教育显然是一个重点。说到我的国际业务助理，就不妨介绍一下洛克菲勒夫妇。由于我的一些国际身份，在国际上活动相对活跃，但我不大善于打交道，尤其和这些知名人物，我羞于表达，往往打完招呼就走了，没有下文。像我之前曾去过洛克菲勒在纽约的庄园，礼节性的吃一顿饭后就走了。而下次去伦敦，洛克菲勒夫妇又邀请我们去庄园，逐渐熟络起来。很多中国人可能都不知道洛克菲勒是做什么的。北京的协和医科大学、协和医学院是洛克菲勒基金捐赠的。美国的洛克菲勒大学，芝加哥大学，也是这个家族捐赠的。这个家族对全世界公益上的支持，教育显然是一个重点。我的理想就是将来办一个大学。我们看到，为了中国的未来，很多有志之士都把精力、资源投入到教育上去，我觉得这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希望。4. 我曾经的董事长业务助理我退休后，小雪负责大客户，品牌公关和商业投资。因为国外的金融专业教育和投行经历，小雪的加入和冯楠打了很好的互补。灵动利落，且很擅长解决疑难项目和商业谈判。我聘用她的时候，也已经在哈佛，所以平时不怎么打交道，主要是通电话，偶尔见个面。我记得有一年新年，我在哈佛看集团年会晚会的纪录片，其中有个联唱节目让我印象很深。因为这个节目中有一个钢琴独奏，演奏钢琴的就是当时做我助理的小雪。她人很瘦，而记得那首钢琴曲是一首特别有力量的进行曲，在她的演奏下极具感染力。顿时感觉和她邻家小女孩的样子判若两人。而给我印象更深刻的是她手上的大钻戒。在灯光下闪闪发光，看着重量要50克拉，尽管我很庸俗，我的关注点在那个大钻戒（全场大笑）。两位助理摄于万科总部（右，小雪 左，冯楠）但更重要的是刚才说到的钢琴，我到深圳后，音乐和我生命产生了连接不断的关系。二、深圳故事之初心1. 第一次做生意，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教我的我们讲深圳的故事，一下子从现在回到了1980年，也就是39年之前，我当时在广州，是广东省外经委的一位科员。平时生活的规律之一就是周末看电影或者听音乐会。第一次听的音乐会是一位香港演奏家刘元生先生和广州交响乐团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1979年，迷离的邓丽君之音刚在广东流行，受这个些许影响。我听完了之后特别激动，跑到后台找这位小提琴家表达我的感受，交谈了些时间，他最后送了我卡带。1980年，我们就这样认识了。1983年，我到深圳创业，两眼一抹黑，生意也不懂。我想，不是有那位小提琴家嘛，我知道虽然他少年受过非常好的训练，但是家里不让他上音乐学院，只能做生意，但他的小提琴水平也到了，本身造诣也是非常高的。于是因为音乐的缘故，我认识了我第一位商业上的老师，开始学着做生意。第一次做生意也是这位音乐家，一个小提琴演奏家来教我的。2. 组建自己的深圳交响乐团80年代，深圳正处于创业初期，在经济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成立了深圳交响乐团。于是,我和他们有了不解之缘，作为一个听众，和他们进行交流。我把刘元生给我的《莫扎特》录像带电影带到深圳交响乐团，和深圳交响乐团的团长姚关荣，以及其他演奏家们一起谈论《莫扎特》。刘元生在古典交响乐方面给了我很多启示。我记得很清楚，刘元生曾向我隆重地介绍马勒。今天的马勒我都不怎么听得懂，更何况80年代了。但是，让我更惊讶的是，刘元生先生不仅自己喜欢，他曾经还是香港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20年前，又创建了香港爱乐交响乐团，自己兼团长，首席小提琴，给各种公益基金，慈善基金演出、筹款。他当时表示，要把马勒的交响乐全演奏一遍。我问姚文荣，他们说，这绝无可能。马勒是演上千人的交响乐出动的演员阵容。但就是这样，一年一部、一年一部，整个全演奏了一遍。刘元生先生真的做到了。他就是这样一个香港的音乐爱好者，又是一个非常诚实成功的商人。这些对我的影响是什么？三年前，我在深圳成立了深圳第一个公益交响乐团－深圳鹏爱交响乐团，鹏即鹏城之意。鹏爱乐团故宫首演首演在哈尔滨，与中国第一支交响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当然，我们正式的官方演出在北京的故宫，成为600年来第一次在故宫演出的民间交响乐团。随后也开始在其他城市昆明滇池、扬州瘦西湖等进行慈善公益的交响乐团出演，每场演出都是一个美轮美奂的故事。现在这只队伍里，不仅有深圳乃至中国最好的首席演奏家，而且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接受更多的年轻音乐爱好者的白领学生加入这个平台。我想说的是，你的初心是什么，你能做什么，你能坚持多久。我很自豪地说，我组建深圳鹏爱乐团，希望通过音乐的形式，让更多沉浸在创业和财富的人们能够放慢脚步。看看生活，感受创造美的自己和人们。看到生活和世界的很多被忽略之处。音乐和文化是将它们同人性、同灵魂结合起来，因为这些形式都是人类精神最美好的表达。它不分群体层次，这是属于这个民族和国家的享有。而我们愿意为此做我们能做的所有。我通过介绍小雪，引出这个故事。小雪就是鹏爱交响乐团的创办人。三、第二个40年，我们不能还摸着石头过河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40年，明年是第二个40年的第1年，我们第一个40年是摸着石头过河，有时候摸不好，一滑就摔倒了。我想，第二个40年，不能还摸着石头过河，你有必要规划一下，确定下一步的方向。我也在不同场合接受采访的时候，表明了我计划的抓手就是运河。我为什么没说大运河，而是运河。1. 我计划的抓手-运河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上有名的两个东西，一个是长城，再一个是运河，当然，长城的名气比运河大。长城是个防御工事，它用于军事用途，就在修秦始皇修长城的同时，罗马在修大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不爱战争，我们筑起墙来，只要你不惹我，我就不惹你，长城是这样的一种象征。所以，和罗马的大路一比，可以发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华民族大一统、没有分裂，运河实际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因为这个重要的角色，推进着这个民族保持着大统一。实际上，当时开通的运河和现在不是一条线，隋炀帝开通运河的终点是洛阳，从洛阳、开封向南走到山东，江苏，浙江，杭州。另一个从洛阳到河北、涿州。它以洛阳为中心，因为它是东都，当时的帝都在西安，又在洛阳建了东都。如果说长城是防御工事，运河就有军事功能，运兵，当然，更多的是物资运输、经济往来、文化往来。从个某种角度来说，运河对中国的往来交汇所扮演的角色比长城大得多。运河的修筑时间和罗马大路的时间相差不到两三百年，秦始皇把一段长城连接之后，到了隋，隋炀帝就开凿了大运河。我们会发现，运河文化和长城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另外一种文化。运河是一种世界现象，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在铁路发明之前，主要的运输渠道就是运河，运河是那时的高速铁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大运河和世界的其他运河相比就非常有意思了。中国大运河的长度在世界上排第一。第二到第十都是国外的，但从第二到第十的整个长度，相加等于中国大运河的长度。中国的地形东高西低，河流都是从西边的唐古拉山、昆仑山向东流，只有人工的大运河是从南至北。它把这些自动向西的河流通过运河贯穿起来了，形成了一个网状的大河流。当然，我们知道，工业文明后，有了高铁、高速公路，运河的角色在下降。尤其是中国运河，运河扮演着一个漕运的角色，有海运之后它衰落了。有铁路之后，它进一步衰落，再加上工业文明的污水对环境的迫害，运河开始变得一塌糊涂。现在到了后工业文明时代了，人类再这样贪婪地对自然索取，自然就承受不了了。在我们的生活中，土壤被污染、河流被污染、空气被污染，再这样下去，我们就生活不下去了。显然，这个时候，如何改变我们对自然的态度，如何改变我们过去已经废弃的运河，就值得重新思考。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40年，运河文化呼之欲出，如何做好运河环境的保护，自然的保护呢？比如说扬州，我作为地球基金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中国主席，我们正策划在扬州建立一个保护长江豚的基地。同时，这显然又是对运河城市再造、更新的好机会。简单说，可以从历史、考古、文化、教育、生态、大健康等维度重新再造。大运河已经申遗成功，成为联合国的保护遗产。为了申遗，在扬州开了十届的国际运河城市联盟大会。为了大范围振兴运河文化，我已经提议下一年的大会开到法国里昂。如果说我的创业目标是什么，计划是什么？就是运河文化。商业机会在哪里？如果要说，也许就是大运动以及大健康。可以把我在改革开放第一个40年中，我个人积累的经验、资源、人脉、修养综合起来，开展的第二个品牌。2. 我要去希伯来大学我到哈佛、剑桥、牛津后，准备下个月5号启程去希伯来大学，开始两年的希伯来大学的访问学者生活。我研究的课题是犹太人在东亚的迁徙史，现在，我已经在自学希伯来语。王石先生在以色列今年第二次去以色列时，苏珊安排我去了特拉维夫大学，我在特拉维夫大学图书馆看到一个关于犹太人的潜意识的一个展览。去年，中国成立了希伯来文化研究中心，是三个大学合作的，牵头的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再一个是黑龙江的社科院，还有武汉的一所民营大学。因为创办这所民营大学的这位中国企业家本身就是开封犹太人后裔。所以，这样和以色列进一步建立了关系和针对性的史料研究，让我们更加客观了解这个民族。其实在第二个40年中，我也相信，我们会从犹太民族身上吸收很多有启示性的内容。王石先生在北大汇丰创讲堂延伸阅读主持人：你的这些能量是从哪里来的？我先讲个故事，从我一天的行程开始说起。早上起来在北京，30分钟吃完工作餐，之后赶到高铁站，坐高铁到郑州，从郑州下来吃工作午餐。午餐之后，再开一个谈判会，开完谈判会再坐高铁到长沙。长沙有三个会，第三个会结束已经九点钟了，赶最后一班高铁到了深圳，这时已经零点了。第二天6点钟起床，6点半已经在大沙河上划赛艇。我说说我的几点感觉。第一，我感觉我回到了80年代，因为我80年代就这种状态，那时刚创业，但是效率没现在高。改革开放40年和原来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现在的空间转换效率。中国的红利本身就有一个高铁红利。第二个，我到深圳之前，我没有什么选择。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呢？就是整个民族一次人性的解放。什么叫人性的解放？就是洛克说过的，私有财产得到了保护，什么是私有财产？生命。生命是自己的，自己的生命自己不仅可以做主，而且应该做好主。我是78年到深圳，做了半年的工程。改革开放前深圳什么样子，我依然记忆犹新。这40年，我感受到的真正的变化，就是人性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面对下一步怎么办感到焦虑，都不知道怎么好。国内有国内的问题，国际上有中美贸易战，还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但要知道，中华民族经历了那么多磨难，现在已经非常聪明、非常耐劳。改革开放到第二个40年，是我们新的开始。我到深圳时32岁，80年代末，我40岁了，可以说是中年的体力透支。加上经历过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以饮食习惯不好，身体自然不会好。所以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比如面对烟酒和不良生活习惯的诱惑，最难克服的是心理上的对立。但是能否克服障碍还是在于你自己，所以要有面对诱惑的勇气。要有饮食上的控制加科学性的锻炼，并且，坚持。还有一个是心情，要有一种状态，让你觉得是为这个社会，为他人，在做贡献，保持利他的心态是一种对自己的释放。主持：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观众：在创业的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的有焦虑的情绪，您是怎么度过焦虑的情绪？做了哪些事？然后您对创业者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建议？谢谢。王石：一个正常人做事情很认真，他就经常会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但是和现在这种社会上的焦虑，也包括你们这种创业焦虑，它的状态不太一样，第一个焦虑我想是很正常，现在大家的焦虑是不该焦虑的焦虑。先说说我在80年的焦虑，我是怎么来处理的，怎么度过的？焦虑已经不是说你觉得事业前途怎么样，甚至可能明天都可能过不下去，你更不要说下个礼拜，明年怎么样了，你这个公司就不能存在了。我能安慰自己的，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我选择的，我32岁之前我做很多事情，都是社会来选择我，你能做这个已经是万幸了，没有什么别的。所以我选择到深圳，我再怎么难，我就要考虑到我是不是要放弃，因为是你自己选择的。第二个你自己选择了，它不解决问题，但你要相信明天太阳会出来的。所以只要明天太阳会出来，你先睡一觉，第二天太阳出来再说，就现在解决的问题，不是明天你能不能过下去，现在你只有休息的好，你明天才有可能。这里没法告诉你如何渡过，因人不同，但你一定要明白一点，这是你的选择。我举个我在哈佛的小故事，我在哈佛学习这个机会，真的要来了，我就犹豫了。犹豫来犹豫去，最后硬着头皮去了，去了之后根本听不懂，晚上还要做作业，做到凌晨两三点。半夜听到鸟叫，已经5点了，你早上还要上早课。当时真的想放弃，这个放弃表面上没有损失，不是说去拿学位，做访问学者，图书馆看两本书，混半年、混一年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对我来讲将来会不会后悔？我去哈佛已经60岁了，不能说我63岁再重来，年轻时可以再重来，这个年纪了，再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所以，我咬着牙坚持下来。再谈谈我登山的体会，登山途中我经常想放弃的，每一步都气喘吁吁，再走走不动，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你真的登顶了，你都不觉，因为你还在硬着头皮坚持再往上走，你就发现再走下坡了，你才知道你登顶了。所以说在困难时期、创业时期，如果要坚持，一定要问你会不会后悔，你就想着我这不会后悔，趁着年轻，赶快转。人都有习惯性的，就是第一次你放弃了，第二次你就很容易轻易放弃。所以第一个选择非常重要，既然重要，既然选择了就坚持做下去，结果不重要，结果就是你不会为你没努力而后悔。观众：您对我们这种应届毕业生有什么建议没有？王石：一下就找到一个工作，就做自己很甘心的事情，就觉得兴趣，职业各方面都很配对，当然最好，但是像这样的还是不多的。以我的经历告诉你，你不要被不甘心所困扰。你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就要甘心地去做，认真地去做。在你没找到热爱的事业以前，至少要对目前的事情负责。而这些经历，无论经验或心态，都是会赋能给你的未来。海闻：我们看所有成功的人，他要做很多的铺垫。也就是说今天谈的很多东西并不是直接告诉你怎么创业，但是都告诉我们，你必须要很宽的知识，你必须要去了解很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将来成功的基础，包括你的身体。所以我想这个是应该我们学习的地方，大家不要焦虑，不要着急，人生很长，所以在座的我们都很年轻。所以我希望今天的讲座和他们的问答，希望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广阔的眼界，然后打好更广阔的基础，那么将来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文章选自笔记侠，2018年12月19日

  理事观点 王石

• 王石：企业要树立普世价值观 承担起节能减排的责任2018年5月24日

  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CCG资深副主席王石新浪财经讯 5月20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银泰中心举行，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CCG资深副主席王石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王石在演讲时提到，美国虽然退出了《巴黎协议》，但中国这方面是旗帜鲜明的，“中国原来是碳排放最大的大国，现现在我们要承担责任了。”　　王石称，实际上一个企业家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尤其作为房地产商，那地位就更不高。但2008年，他率中国企业家环保代表团访问美国，受到到了鲍尔森在财政部长办公室的接待。他说，“就是因为搞环保，这是普世价值，是全世界共同认同的面对未来的价值观。”　　以下为演讲全文：　　王石：谢谢主持人，今天上午我进来的时候正好听到陈启宗兄在讲演，我有感而发，就全球化未来的形势是乐观是悲观谈一谈我的一点感想。　　我是同意陈启宗先生说的，对未来的看法是乐观的。但我要加上两个字“谨慎乐观”。从陈启宗个人表现以及他家族企业的表现，你没有理由不乐观，我想说的是，我和启宗先生差不多是同龄人，年龄上他比我大一岁。霍振宇先生70年代后，完全是另外一代人了。　　我想说的是，真正像启宗先生这样的香港出生，香港长大，国外留学，回来创业，在香港、大陆的我相信不只一个人，但现在经济上、思想上、社会组织活动还活跃的香港还有谁，可以说启宗是个例外。　　我对启宗先生真正认识是故宫文化基金会，大家都不知道，只知道陈启宗家族给哈佛大学的赠送的事情，引起很大的社会事件，实际陈启宗家族十几年前就对故宫不动声色地进行捐款，修复故宫需要修复的宫殿。当时发起成立故宫文化基金会时，大家讨论时，统一都说陈启宗，所以，一个企业做活动是孤立承担责任，这是必然的。香港还包括邵逸夫先生，在中国的大学基本没有邵逸夫楼的，加上李嘉诚先生捐赠的汕头大学，做捐款、做善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香港企业家也是在其中的。　　我为什么特别强调香港企业家，我想说的是，我是深圳企业家，在深圳打拼35年。我们也知道，深圳在改革开放所扮演的角色，实际深圳在开放时不仅仅是深圳，还有珠海、厦门、汕头、沿海十几个城市，深圳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香港的文化、香港的企业家阶层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刚才我说到了，慈善捐款应该说我这些年也做了这样的行为，目前在中国大陆上差不多在慈善公益机构，邀请我去，当会长，当发起人的不下40个组织，所以我现在“挺忙”的。这不是重要，重点是，我们从哪儿受到影响了呢？当时大水灾时，真正动员进行捐款资助的是香港企业家，那时候感觉到香港电视台的艺人，从捐款5元到上千万的捐款在香港是成了风气的。　　我们面对为的改革开放，实际香港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好在现在大湾区，中国面临未来第二个改革开放40年，大湾区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说到大湾区不仅仅是香港；还有深圳，深圳后起之秀今年是38年，真的是天翻地覆，如果大湾区，港-深-澳门联手起来，不仅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在全球历史版图上都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我从陈启宗先生本人和企业家族的发展表现，我看到希望，而仅仅是靠陈启宗一家是不够的，应该把香港企业家调动起来。这几年香港和大陆的关系疙疙瘩瘩，甚至到了非常紧张的程度。但我们看到，基本上最紧张，最尴尬的时期过去了，大家心平气和地过去了，大家不要再闹“独立”了，不要再闹“自治”了，和大陆共同发展，不仅在中国发展，甚至在全球发展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香港东方明珠依然是东方明珠。　　中国的未来，谨慎乐观的谨慎不用说了，为什么乐观？中国改革开放，我们非常清楚，过去的40年基本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记得邓小平说，大不了我们就收回来嘛，杀开一条血海，失败了大不了我们收回来嘛，在深圳划个圈试试。　　这样40年过去了，回忆过去，我想说取得的成绩想不到。面向未来，10年前我说过一句话“面向未来不确定”，但我现在想说的是“面向未来谨慎乐观”。从深圳特区到浦东，再到振兴中西部，再到现在的雄安，开始规划和决断，我认为最大的区别是，面对全球的格局，我们正在按照我们的规划，现在已经有40年的改革、经历、教训，财富已经积累起来了，说到富有远远说不到，我非常同意世锦先生的判断，我们的差距还是相当相当大，但各个方面，我们确实积累起来了，如何从容地面对这样不确定的社会。　　什么叫不确定？简单举个例子，这个事情发生在2004年，中国一批企业家为了搞环保成立了阿拉善，当时说搞企业学西方，实际搞环保、搞生态，学习西方，当时和世界大自然保护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人民大会堂，当时TNC主席是鲍尔森，当时高盛兼TNC主席，签了两年合同。四年之后，西方金融危机，鲍尔森就辞去了高盛，TNC主席，因为小布什请他当财政部长了。　　我记得很清楚，2008年我率先中国企业家环保代表团访问美国，鲍尔森是在财政部长办公室里接待我们的，他讲的非常清楚，现在我们接待你，下午我就接待你们副总理王岐山，我印象非常清楚，我感觉到实际上作为一个企业家，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尤其作为房地产商那地位就更不高。就是因为你搞环保，这是普世价值，全世界共同认同的面对未来的价值观。　　一直到现在，鲍尔森退去部长，做芝加哥大学鲍尔森中心，致力于中美友好。显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环保，所谓的环保就是从田野环保到城市去，现在我个人、阿拉善和鲍尔森依然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要说全球化，《巴黎协议》之后，尤其特朗普说美国不再履行协议，退出去，现在我觉得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会看看中国，中国在这方面显然是旗帜鲜明的，全球我们承担责任，我个人全球没有疑虑，我们会改善，和国际持平。乐观很明显看到，中国原来是碳排放最大的大国，现在世界要我们承担责任，现在我们承担主要旗手的角色，这真的是意想不到的。　　借这个机会，CCG是国际交流平台，反正在中国投资的跨国企业，我非常明确的建议是，你们第一把手赶快，如果不是本土大陆土生土长的人，赶快换了，一定要用本土土生土长的，当然还有受在华训练的，一定要了解中华文化。为什么说陈启宗先生是个例外呢？香港本土的孩子对大陆文化是不了解真正像启宗先生这样这么了解中国的文化，这样理解中国的文化，但又本着底线来整个按照国际水平来做的不多。很多跨国企业原来好好的，现在不行了，为什么不行了呢？因为政策不可能像40年前一样；本地竞争的企业也出来了，等等原因，如果你还不能用大陆上非常熟悉文化的，肯定发展不起来。　　在美国最有名的智库之一布鲁金斯研究所，他有个中国研究中心，原来汉学家一直是用国外的，一直到2012年、2013年，那时候我还在哈佛，第一次用了中国大陆本土出去的叫李成，他是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毕业的，到了美国伯克利读的硕士，普林斯敦读的哲学博士，之后留下来一直到今天，在布鲁金斯。我印象很深，在哈佛研究中国问题往往是研究中国问题专家的权威，把他请出来。所以，要了解中国一定是这样的。　　我这些年一直在国外留学，为什么呢？西方已经开始认真地研究中国的文化，对中国，我们经济起来了，全球一体化，经济发展起来了，真的了解西方马？了解欧洲吗？了解美国吗？我们是不了解的，这需要开始。万科想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企业，伟大的企业，他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问题。但要解决问题就一定要在国际上了解西方，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西方，陈启宗早先解决的问题我去补课。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因为市场大，市场容易开展，要进入世界500强不是很难，但真正能发展成常青藤，真正在全球贡献出具有中国管理智慧，需要我们更长时间砥砺前行，努力学习，接受更多的教训和困难，一块儿往前走，才有可能不负使命，前40年向西方学习，后面向世界文化瑰宝学习，才不愧为发展成为优秀的中华文化民族。　　谢谢！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8年5月20日

  理事观点 王石

• 王石接受《深圳商报》专访：不自我更新 就跟不上时代2017年12月28日

  理事简介王石，CCG资深副主席、万科董事会名誉主席。2017年，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是中国企业界关注的焦点。4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四次会议，明确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从6月21日起，《深圳商报》推出“企业家精神与深圳”大型年度报道，旨在推动“企业家之城”深圳激发活力再创新局。9月2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正式发布，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王石（左）近日接受深圳商报专访，与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深圳商报副总编辑周斌就弘扬企业家精神进行对话。万科创始人王石近日接受《深圳商报》的邀请，与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深圳商报副总编辑周斌进行对话，共同探讨深圳何以成为企业家之城，展望深圳如何营造激发企业家精神的营商环境。企业家精神并不局限于企业家  周 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圳商报》和“读创”客户端今年推出了大型系列报道“企业家精神与深圳”，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王石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企业家群体的杰出代表，我们首先想问您的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优秀企业家、会成为学者眼中的企业家之城？  王 石深圳经济特区自诞生开始，就具有小政府大社会的特点，这是孕育企业家精神的关键。论条件，深圳和不少城市都有差距，但深圳为什么能成为最光彩夺目的特区？原因我想有以下几点：首先是一张白纸，可以改革创新；其次是毗邻香港，具有地缘优势；再者就是深圳一直以全国为腹地。我是1983年来到深圳的。深圳是座移民城，成员来自全国各地，本身没有束缚、没有包袱，让人民的聪明才智得以释放，深圳也因此异军突起。我还想说的是，企业家精神并不局限于企业家。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的，在深圳的主政者身上，我也看到了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深圳人不抛弃自己，就没有人能够抛弃深圳  周 斌十年前，有一组《蛇口基因》的报道，您为此写了一篇《深圳现象》，探讨深圳标杆企业的成长基因。在您看来，企业家身上的“深圳基因”有哪些？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基因的成长与传承？当中最重要的基因是什么？  王 石就我个人而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袁庚先生。他是一位企业家，是招商局的掌门人，同时也是一位政府官员，是蛇口开发区的主导者和管理者。“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蛇口的这两句口号响遍全国。蛇口基因是什么？就是创新，就是在资源整合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成长的道路。创新，是企业家永远的使命。说到深圳基因，我想从深圳的起步说起。深圳创建伊始，条件非常简陋，缺水少地。政策给了发展空间，深圳就在艰苦环境里创业，在大工地上、在小窝棚里实现了一夜城的奇迹。我个人认为，艰苦的环境对于有理想、想创新的人来说，是一种财富。回顾深圳的历史，这座城市在快速成长中迭代非常快。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深圳果断选择转型，甚至在失意中选择求变。我想，正是艰苦环境激发了深圳人的创新力与活力。△12月15日，王石在广州参加蒋齐生先生诞辰100周年摄影理论研讨会。十几年前，深圳有过“被抛弃”的焦虑，因为政策从特惠变成普惠，有人说深圳不再特了。我当时坚定地认为，只要深圳人不抛弃自己，就没有人能够抛弃深圳。我的理由很简单，衡量深圳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特惠变成普惠，大家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如果必须给予特殊政策才能成功，那就不是真正的成功。深圳的成功具有普适意义，对其他城市有借鉴意义。比如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你会发现深圳和深圳企业又走在了前面。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次新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家不仅要立足中国，更要走向世界。我对深圳有信心。未来的深圳，会有更高的要求，承受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深圳面临的考验，就是在被认可后，如何突破路径依赖继续创新。我想，做到这一点，就是企业家精神在深圳的传承。深圳的政府和企业有着很好的互动  周 斌谈到政商关系，大家都很敬佩您当年所说的“万科不行贿”。不可否认，政府当前在资源分配上仍然具有强大的话语权，那么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企业家该做什么？政府又该做什么？  王 石万科“不行贿”的底线是清晰的，也是不会改变的。作为创始人和掌门人，看到社会的不良之风，不可否认，我的内心是很焦虑的。2010年，我去哈佛研读，就是想从个人视角来观察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我发现，19世纪中叶的美国和2000年左右的中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迅速城市化、工业化，大量消耗能源破坏环境。美国东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当时有80%的森林被毁，纽约、芝加哥城市环境污染严重，而且社会生态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官商勾结现象。我个人认为，重点不在于看到现象，而在于发现问题之后怎么办。黄石公园成为美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便是对破坏环境的自我反省、自我约束。我们同样可以看到，2012年之后，中国依法治国，严惩腐败。无论是从思想上行动上，无论政治生态还是自然保护，中国都在重新认识、重新治理。新型政商关系，我非常欣赏亲清二字。行政权力和创造财富，一定要有清楚的界线。企业要有清晰的管理引导，政府和企业要形成自然的亲和关系。在这方面，深圳的政府和深圳企业都做得不错，有着很好的互动。三心二意是做不好企业的   周 斌在中央文件里，我们看到对于优秀企业家精神提出了三个“弘扬”，分别是弘扬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对比国际上公认的企业家精神，我们感到中国倡导的企业家精神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有的应该是企业公民的基本责任。作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企业家，您是如何看待这种不同？  王 石我想说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叫信心。中国的企业家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是既得利益者。对于现在遇到的发展问题，国家希望我们有担当，我们也要有信心。企业家业务国际化，行动也自由，遇到瓶颈有更多的选择，不免会产生大不了就移民的念头。我经常对企业家朋友说不能三心二意，中国竞争激烈，迭代速度很快，稍不留意就会被淘汰，总想着留后手，总想着跑，怎么能把企业做好？三心二意是做不好企业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创新。相比其他城市，深圳企业研发投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和国际先进城市的差距，深圳的底子不是很厚，需要看到这个短板，要引进国际人才，吸纳优秀外来文化。第三个关键词是责任。在公益慈善方面，一河之隔的香港是我们的老师。人均慈善支出，香港在全球是最多的。大家还记不记得，20年前的华东水灾，香港社会积极行动，电视里滚动字幕都是企业和个人的捐款信息。香港的企业家不仅是在深圳投资，也在公益方面影响着我们。在内地城市，深圳人均慈善捐赠和人均拥有社会组织数量，均排在了第一位，但和香港一比，仍然只有他们的一半。华人有乐善好施的传统，政府在发挥社会组织积极性上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深圳企业家同样也应该在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创造财富引领创新方面，中国的企业家做得不错，责任担当上还需要做得更多。尤其是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财富不平衡是事实。企业家精神让深圳和哀牢山相通相近  周 斌近两年，您带领企业家到国外开设“深潜”班，还多次到云南看望褚时健。您想通过这些活动汲取什么精神营养？又想传递什么样的精神？  王 石“深潜”是赛艇，是体育加教育。为什么办“深潜”？我认为，本土成长的企业，既要传承传统文化，又要汲取外来文明。年广久、马胜利等改革开放早期涌现的企业家，因为条件有限，文化程度并不高，而现在的企业家大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但这种教育往往是应试教育的产物。“深潜”就是以赛艇为抓手，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培育团队精神。推广“深潜”，我的初衷就是推动成人可持续教育。这是我作为企业家的责任，也是作为公益人的责任。在今天接受《深圳商报》采访之前，深圳社会组织总会刚刚为12支赛艇队授旗。△王石（前）在小东江进行皮划艇训练。看望褚老，起因很简单。我们是创业者，面对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必然会有风险，不可能一直正确，也会有犯错误的可能，这种错误甚至还可能会是触犯法律。我有个习惯，企业家朋友出了事，我都争取去看看，一来是希望自己万一出事时也有人来看看，关心别人也就是关心自己。第二个原因是让他们知道，犯错误没关系，受到处罚后可以重新再来。我去看褚老时，他已经是73岁。他带着老伴，在哀牢山承包了2000亩橙园。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树苗很矮，我问他，什么时候能挂果成熟？回答是6年后。我一算，这不都80岁了。看着他兴致勃勃，我不由地想自己80岁时会做些什么？到了80岁，才可能看到创业的成果，这种执着令人肃然起敬。在这种逆境下还能如此乐观，这深深打动了我。不要说逆境，即使是顺境，我到了那个年纪想得最多的可能是颐养天年。我今年66岁了，原来想的是70岁就退休。现在每年去看望一次褚老，就是去汲取一次精神营养。每次看褚老，都有很多企业家一起去，大家会讨论一些话题，今年的主题是家族企业传承。哀牢山离深圳很远，但企业家精神让深圳和哀牢山相通相近。我有一个提议，《深圳商报》可以组织读者前往哀牢山，一起探讨如何弘扬企业家精神。对于学习榜样深怀感恩之心  周 斌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您最欣赏的企业家是谁？  王 石其实，我已经说出了一位，那就是褚时健先生。说起佩服的企业家，可能大家会以为不多，但我恰恰相反。我有很多学习榜样，不但佩服，还从他们那里获得营养。先从深圳说起，我推崇的企业家有很多。在我的心目中，袁庚就是一位最成功的企业家。还有深圳的老领导梁湘、李灏，他们身上都有着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我还想说说特发。比如特发当年的老总孙凯峰、高林，这些国企背景的企业家此前还有政府官员的身份。在万科的创业初期，我们犯过很多错误，没有他们的包容担当，就没有万科的今天。深圳的企业家是一个群体。比如深圳的“三马”——马蔚华、马化腾、马明哲，还有中集的麦伯良、华为的任正非等，我佩服的企业家可以列出一串名单。至于外地的企业家，我要举出浙江的鲁冠球、冯根生，还有马云、陈东升等，都不能不提。我还要提到万科原来的大股东华润，华润的掌门人宁高宁是我学习的对象。提起这些企业家，我是非常感恩的。  周 斌那么，您最推崇的企业家精神是什么？  王 石这么多次拜访褚时健老先生，恰恰是因为在他身上有着我所缺少的精神。首先是专一。做烟和做橙子有什么关系？都是植物，都与农业有关。老先生为什么对气候、对土壤那么敏感？酿酒，榨糖，做烟，种橙，他的整个经历都和农业有关。做烟之前，他是做糖厂的；再往前回溯到他的青少年时代，家里的20亩薄地是种玉米酿酒的。万科原来搞多元化，最后专注房地产，可以说绕了一个大弯。第二是钻研，也就是工匠精神。第三是包容。如果像他那样经历过那么多波折，我不敢想象自己会不会有同样的乐观。三个月前，有传言说他去世了。他为此录了段视频，在镜头前说“我好好的嘛”，还说“看到大家对我这么关心，我这一生知足了”。我一次次去看望褚老，就是不断在汲取营养。我认为，大家都要受得了委屈。企业家不仅要有创造财富的能力，还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在国家社会需要你的时候，能够站出来铁肩担道义。企业家要具备自我更新的能力  周 斌2018年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我国的发展也已进入新时代。您认为，新时代企业家要有哪些新作为、新担当？  王 石我们是一个勤劳能干的民族，我们也拥有一个不可想象的市场。以创造财富而言，中国这片土地上有很多奇迹。但是放眼国际，企业家要有中长期目标，尤其是在研发和创新方面，要立足于国际先导性的标准。企业家的理念一定要尊重知识、尊重产权。不可否认，我们的民族自身有短板，企业家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必须要思考如何约束自己，减少投机取巧。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健康发展，企业家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我认为企业家一定要具备自我更新的能力，否则就不能跟上时代。  周 斌《深圳商报》今年推出这个年度报道，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向深圳的企业家致敬，向深圳的企业家精神致敬。您如何评价这个报道？营造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氛围，您认为媒体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责任担当？  王 石把深圳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推到这样的高度，离不开媒体的支持。我在此感谢《深圳商报》对深圳企业界、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支持。我是《深圳商报》的读者。作为企业家，我在情感上和商报更亲近一些。在我的印象中，《深圳商报》在重要节点都会推出策划。深圳的成长，媒体提供了推动力，也为我们企业健康成长做出了努力。这，正是我接受《深圳商报》采访的原因。谢谢你们！未来的深圳，会有更高的要求，承受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深圳面临的考验，就是在被认可后，如何突破路径依赖继续创新。做到这一点，就是企业家精神在深圳的传承。总想着留后手，总想着跑，怎么能把企业做好？三心二意是做不好企业的。——王石人物小传：王石企业家 运动家 公益人姓名：王石出生日期：1951年1月祖籍：原籍安徽金寨，生于广西柳州。身份：万科创始人，现为万科董事会名誉主席、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个人成就：1、企业家王石亲手打造了世界500强企业万科，万科也成为中国房地产的标杆企业。1983年，王石进入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工作，1984年组建“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1988年，企业更名为“万科”，当年12月发行中国内地第一份《招股通函》。1991年1月29日，万科正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16年，万科跻身财富杂志世界500强。2、运动家王石经历丰富，被称为最潇洒的企业领袖。2003年5月22日，王石成功登上珠峰，以52岁成为中国登顶珠峰年龄最大的一位登山者。此后4年，王石成功登上11座高峰。王石发起“深潜”，推广赛艇运动。2014年9月，王石当选亚洲赛艇联合会主席，任期为5年。3、公益人王石身影活跃，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事业。2015年10月，王石当选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会长。王石还是壹基金执委会主席，同时组织参与众多环保活动，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企业家代表。相关链接“深潜”之义王石自2007年起在美国哈佛、英国剑桥求学，Deep Dive深潜训练营是其多年海外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后凝练而成的一系列课程。深潜的最大特点在于赛艇训练。王石希望借助这项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英国传统运动，重新调整大家对于团队管理和人生态度的认知。赛艇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一艘赛艇上八个桨手加一位舵手，就像一个现代企业的缩影。如何通过改进每个人的技术，提升团队配合，让船划得更快，这与治理好一家公司别无二致。比起个人英雄主义，中国企业的未来更需要团队之间的融合、与世界的融合。深潜训练营创立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赛艇竞技和培训讲座的形式，帮助中国企业家提升体能、语言素养和文化素养，对自我价值进行反思与突破，为中国全球化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商业领袖。办深潜训练营的目的，“解决的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解决我们应该做什么”。企业家们通过对异国文明的潜学从而达到“自省、自律、自如、自在”。深圳商报原创稿件，所有版权归深圳商报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文字整理 张平照 钱飞鸣文章选自读创新闻，2017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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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石： 应该学会如何去向全球推广2017年4月19日

  　　CCG资深副主席王石在4月9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分论坛一“全球治理与中国担当”中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是全球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只要中国国内继续进行改革，开放的全球化进程是不可能逆转的。我相信，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不仅在国内，在“走出去”时也要发展环保、绿色建筑。中国的国际化不但要怎么做，还要讲究怎么说，怎么去向全球推广。 文章选自腾讯网，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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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石：全球化，中国企业有竞争力2017年4月17日

  理事简介王石，CCG资深副主席、万科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王石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经过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1992年之后，中国已经是全球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换句话来说，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就是全球最重要的部分，只要中国还继续改革开放，全球化就不可能逆转。　　从1983年到深圳至今，我个人的体会是：过去34年是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过程，我们在国内的各种体会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我想与大家分享自己两次参加气候大会的感受和一次特别的个人经历。　　我第一次参加全球化会议是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那次是《京都议定书》之后世界各国的新一轮重新博弈，重点之一是就碳减排展开协商。我们对那次会议寄予厚望，但实际结果比较令人失望，取得的实质成果也非常有限，主要因为美国自己没有做出足够多的承诺，还嫌中国承诺的不够多。　　当时我们两位企业家和一位秘书长组团参会。由于第一次参与这样的国际会议，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宣传《北京宣言》，也不知道怎么租办公室。后来我们找了志愿者做听众，在廊道里代表100位企业家推介这份宣言。　　机缘巧合，我们当时和解振华先生住同一宾馆。他问我：“中国代表这样表态国际上还不满意，中国企业家怎么看？”我说，我举双手赞成碳减排，因为这代表未来，绿色经济就是未来。他觉得很感慨，说谈判之所以艰难，就是因为怕中国企业没有竞争力。我的表态给了他信心，他愿意尽量保证给我们企业有缓冲空间。当然，中国的表态不会因为我一个企业家的表态而怎样，国家的谈判压力在于我们企业的竞争力。我们的企业竞争力的确和国际上有差距，但我们支持碳减排的态度是坚定的。　　后来，我作为两位企业家代表之一，代表100位企业家出席摩洛哥气候大会。特朗普上任后，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态度非常强硬。在中国是什么态度、中国会不会当旗手等问题上，我是企业家，无法代表中国政府表态。但形势比人强，中国有一句老话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就我们自己的表现而言，去年我们100位企业家代表了25万企业家，预计今年会代表40万到45万的企业家，但关键还是质量，不在数量。　　在当今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环保、绿色建筑话题，不仅要在国内讲，出去也要讲，推动国际化传播非常重要。克林顿基金会曾开设过一个全球清洁炉灶项目，目标是将妇女从炉灶边解放出来。他们认为，妇女一旦解放出来，儿童就解放出来了，从而将清洁炉灶问题转变成妇女问题、儿童问题。　　我有幸被邀请加入这个项目，成为中国的两位理事之一，另一位理事还是解振华先生。我接触项目后发现，由于和联合国合作，他们的资金非常充足，推广也做得非常好。但实际上，所谓的清洁炉灶就是一个小炉子，没有特别的过人之处。这里面最有说服力和创新性的是小炉子在加热时会发电，可用来给手机充电，其他方面也就是中国三四十年前的产品水平。事实上，中国农村清洁炉灶所使用的沼气、太阳能、风能等已远远走在他们前面，我们的企业在这方面是有竞争力的。　　我因此非常肯定中国能在这个项目中做出突出贡献。回国后，我们立刻组织一个团队，在中国开展这个项目，结果比国外做的好得多。而且我们不仅在中国做，还马上在其他地方展开推广。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是埋在深山中我们不知道的。　　碳减排只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不仅要考虑怎么做，同样重要的是怎么传播，怎么找“点”。(作者是万科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本文基于作者在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终稿未经本人审阅)文章刊于《环球时报》，2017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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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石：企业国际化的四种国际语言2016年12月27日

  理事简介王石，CCG资深副主席、万科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中国国际商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暨2016年中国国际商会年会于12月22日在北京举行。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出席并演讲。王石在演讲中提到了万科在国际化当中用到的“四种语言”。分别是产品的竞争力；讲契约精神、讲信任；打造企业的形象和品牌；摆脱路径依赖。他特别提到，两次登顶珠峰的经历让他成为“话题人物”，得以非常成功的融入人群。此外，还鼓励旅外的人士多吃西餐，以便和周遭朋友更好交流。以下为演讲实录：王石：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企业家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就万科国际化的感受与各位交流。应该说万科国际化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如何做国际化的呢？我认为中国本身已经是国际的一部分了，实际上在中国做业务，在中国市场取得的经验在国际上都是非常有借鉴和帮助的。所谓的国际化实际上是国内化的延续。我这里用的题目是“既然要国际化就要用国际语言”。我是2011年60岁的时候只身一人去哈佛留学，一待就是两年半，之后又到了剑桥和牛津。当然到那里学习知识很重要的一个是语言，我过去有些英文基础，但其实是哑巴英语，到那交流首先要学会听，这是非常重要。但是今天所说的国际语言指的不是语言交流。我主要想说四点。一、企业最重要的国际语言是产品的竞争力，这个竞争力主要是质量和价格。最近一段时间我去了两次福建的一家制造企业，它的总部在福清，这家企业就叫做福耀玻璃。这几天曹德旺关于中国企业产品的成本和竞争力的问题引起了网上的关注。在我参观福耀玻璃厂的时候，这家企业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有这么几点，第一是质量把控非常严格。第二，土洋结合，在产品竞争力方面走的是一条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符合的道路。以电子行业来讲，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非常快，很多企业家不敢投资，因为要更新换代就要大投资，如果投资早了可能就颗粒无收，如果投资晚了可能就会被淘汰掉。很多中国电子制造业，无论是IT还是家电产品已经非常现代化和自主化了，汽车业也是这样，你在参观工厂的过程中很难分辨这个厂和那个厂的区别。汽车玻璃的质量要求非常严格，全世界基本上就被6-7家企业垄断了，但你到了福耀会发现这就是中国企业，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家“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必须在质量上控制住，而土洋结合又是他的中国特色，第一是符合中国国情，第二是成本控制好。现在都说工业4.0，我和曹德旺先生对话过程中，他说了一段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现在都讲工业4.0，都在讲德国制造业，但是他认为现在进化到工业4.0做的最好的不是德国企业，而是以丰田制造为代表的日本企业。我们现在都太强调4.0的自动化、机器人。曹先生认为在未来的发展可能机器人取代人类的工作是两百年以后的事情，但是在这之前一定还是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工业化的系统管理如何强化人的作用，丰田制造业做的最好。当然，福耀玻璃的竞争力是如何建立的，请福耀玻璃的代表来讲比我讲合适的多。所以今天我还是讲万科，那我们再回到质量。我们知道房地产是非常传统的行业，在黄金发展时代，挖个坑都能赚钱，质量就被放到了可有可无的地位。因为土地价格在上涨，不动产在上涨，所以消费者更关心的是能不能及时买到房子，至于开发商盖的房子质量好不好关系不是很大。所以，房地产企业在强调质量的时候，消费者本身是会忽略的，甚至企业一线工作的老总也是忽略的。因为大家认为你讲质量就要增加成本，你讲质量就有很多的条条框框等等，所以万科在黄金发展时间就思考过一个问题，消费者不在乎质量的情况能持续多久？是不是你房地产就是看如何设计，如何销售，如何玩出花样来就赚钱了，显然得到的结论不是，应该看长远点，一定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所以，在房地产的黄金时代，万科就制定了“千人亿计划”，可就把一千名工程师花一亿人民币的代价分批分期送到日本学习，“千人亿计划”实施两年之后继续开展了第二个“千人亿计划”，后来又进行了第三期，现在也还在进行当中。在日本泡沫破灭之后，在国际上包括中国在内都认为日本没有什么可得学习的地方，但万科是非常认真的每年一批一批的派人到日本去学习。2013年，万科在一次新产品发布会上，由万科的CEO郁亮发布，万科的房地产质量已经从厘米误差降到了毫米误差。据我所了解，马上2016年过去了，作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敢宣布产品是毫米误差的，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第二家。毫无疑问万科现在在全国有400多个地盘，自然也成了所在城市的建设局、省建设厅指定参观要学习的样板工地。显然，质量是“国际化”的前提。很多商会和行业在质量方面，已经比房地产行业早走了一步。比如家电、IT领域早已经是国际化竞争非常激烈的了，质量上也已经向国际上看齐了。房地产行业还正在解决“质量”问题，这是国际化的第一语言。第二点国际语言是讲契约精神、讲信任。万科虽然在海外投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自己感觉还是很顺利。实际上真正在海外建立投资平台的是2009年，这个平台建立了两年，首先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海外融资。按照惯例如果大陆企业在海外投资，首先要由外管局批准，商业部还要批准投资项目，如果资金平台建立在海外，显然就减少了很多的手续，也减少了不必要的风险。所以，万科首先在海外建立了融资平台，首先要建立对冲，你贷外汇投的是欧元区，一定是和欧元贷款之间的对冲。我现在所讲的不是技术层面，是讲的在海外投资为什么这么顺利？我们2012年决定在美国投资，2013年2月份签订了一项合同，6月份就开工。2014年就开卖，市场非常的好，紧接着第二个项目、第三个项目、第四个项目、第五个项目，当然我们所在的第一个城市是旧金山，第二个城市就是纽约，现在万科在美国主要的投资地是纽约，项目进行的非常顺利。万科为什么投资这么顺利呢？我想讲这样一个故事。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万科引进了一家美国公司进行合作，光合同我们就谈了一年，最后签合同的时候已经是一本非常厚的书了，合同里面不仅包括双方的契约，还包括了结束时怎么办？对方承担什么责任？我们承担什么责任？我气愤的是一般在国内签合同只有半页纸，三页纸就很多了，他们怎么还没有合作呢一本厚书就出来了，还没开始合作投资呢就把如何分手的条款先列出来了。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吸引人家来，我们既没有钱也没有技术，所以这个合同还是签下来了。但是实际上无形当中我们积累了如何与跨国公司打交道的经验。再讲一个例子，我们一般建立合资公司总是要互相制约，对方派董事长我们就派总经理，董事会谁占的股份多谁就说了算。但是，我们和新加坡一家公司建立了合资公司，双方各占50%，董事会的构成中有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名额平均分摊。在管理公司上，对方两个公司都没有派人。国内一般是这样的，我们派总经理，对方就要派财务总监，一般的合资公司是这样制约的，但我们和新加坡的合资公司，对方什么都不派，完全信任万科团队。我们合作下来五六年，合资项目有30多个，现在还在顺利进行。实际我们体会到两点：一、何为契约？合同在你合作之前法律上约定的清清楚楚，甚至在你合作的时候都把结束后的事情也讲清楚，法律的条款签署出来。二、就是签约。万科这种经历第一个故事是80年代发生的，第二个故事是21世纪初2000年之后发生的，万科出去投资就把握这两点原则。1、契约精神；2、信任。所以，到了美国一样经历同样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和对方要合作时对方也拿出了非常厚的合同文本，我们在纽约请了家律师事务所帮助我们进行判断，他的合同哪点是过分的？请教怎么样保护我们，最后双方律师一谈很快，合同签了。和纽约公司的合资公司，我们占90%，对方占10%，但是管理权都交由只占10%的团队管理，现在运营很顺利。所以，第二点国际语言是讲契约精神、讲信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怀疑。第三，在国际上要打造企业的形象和品牌。我本身喜欢登山，两次登顶珠峰，作为个人来讲，我是很占便宜的。社会交流当中，讲究话题的关注度，我登过珠峰，在交流当中就有资源了。我两次登顶珠峰在哈佛的交流中很占便宜，因为一谈起来就说你曾经登过珠峰，第二个问你登顶吗？我故意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我说我登顶了两次，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一个企业不能把领导人是否登顶珠峰当成企业的品牌，那万科是如何在国际上宣传品牌的呢，其实是从国内开始的。奥运会是全世界各个民族的体育精神、体育能力的竞争，而世博会就是企业间的奥运会竞争，显然上海世博会给万科带来了很好的契机。我们连续两届世博会建立了万科馆，我们没有宣传自己造的房子，在上海世博会上，宣传的是关注环保、关注气侯变化、垃圾分类，保护珍稀动物、保护热带雨林资源，塑造了一个绿色企业的形象，我认为，这个形象得到国际上的充分认可。尤其是在中国成为第一大贸易国，又成为第一大碳排放国的大背景下，一个中国企业在国际上讲环保、讲绿色，显然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住建部2007年公布了中国的绿色建筑标准，这个标准叫绿色三星，当然级别最高的是三星。一星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达到，二星比较困难，三星特别难。这个标准是2007年公布的，按照当时的指标去做差不多要一年半的时间，也就是说2008年是没有企业申报三星的。到了2009年，拿到绿色三星住宅项目称号的企业，100%是万科的，因为那一年就批了一个项目，那个项目是万科的。当然到了2010年-2013年慢慢很多的公司申请三星了，但是2015年万科的绿色三星项目占了全国绿色三星住宅项目的一半，也就是说两套住宅就有一套是万科建的。每年评奖大会时，到了绿色三星时几乎成了万科的专场。由于万科讲绿色讲环保不仅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成为一种竞争力，这是我想说的国际语言。第四，国际语言是什么呢？就是吃西餐。你不会讲英文没有关系。现在的谷歌包括百度的翻译很方便，中国人最顽固的不是头脑，而是胃，基本上是拒绝吃西餐的。出国的人，无论是旅游团还是考察团还是谈判团，三天不吃中餐感觉没法活下去。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出国不吃中餐，为什么呢？很简单，实际上国际语言的交流中很重要的是文化交流，饮食是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是2013年从哈佛到剑桥，到了第一学期去正好三个院系开院会，那些教授、院士、讲师、访问学者、家人都聚一块有300多人，其中有两个中国人，除了我还有一个中国的访问学者，他非常惊讶的发现我比他认识的人还多。他问我原因，我说很简单，我虽然到这才三个月，但天天晚上在这吃饭，但是我没有见过你。因为你有个中国的胃，必须要回家吃饭。你会发现西方人晚上吃饭更多是为了应酬，吃饭最多不超过30分钟，剩下的时间不是喝酒就是聊天。我在那一百天的时间，天天晚上就是吃饭聊天，我很高兴，心里想可逮着练英文的机会了，所以就都认识了。而这位中国的访问学者除了自己的教研组外，其他人都不怎么来往。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很多人讲英文，如何融入国际化如何尊重对方的文化，显然如何适应调整我们的胃口很重要，这里说的是饮食，实际从管理学来讲有一个词叫“路径依赖”，我们往往依赖习惯的东西，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就是因为对过去成功的依赖。实际面对未来万科更警惕的是过去30年成功的经验，我们主动把让我们很成功的东西丢掉，面对未来。中国在全球化的地位正在提升，我非常希望我们的会员继续在中国国际商会、贸促会的大家庭内，互相交流、互相促进，摆脱路径依赖。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强联系，现在更多的是弱联系。什么叫强联系？就是一滴水滴在湖里，出现一圈一圈的涟漪，你会发现强联系的关系很窄，越往外发散越弱。中国的强联系更多是血缘、地缘和行业上的互相联系。弱联系现在所谓的互联网时代，各个企业联系都不很密切，但是互相沟通着。我也希望万科在这个大家庭当中，我们和更多的不熟悉行业和领域进行联系，让我们一块为未来，为中国梦而努力，谢谢各位！文章选自中国国际商会，2016年12月22日

  理事观点 王石

• 王石：没有后悔的人生2016年1月7日

  　　他是中国最大房地产企业的掌门人，创立并领导着公司，但他本人却并非公司的所有者；他也是登山家，是运动员，是极限运动爱好者；他做生意、写书，也做代言、环游世界……从“企业家”到“登山者”，再到“环保主义者”，王石的身边不断转变，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身份的局限。在他看来，人生从来就不是静水深流，多彩的人生协奏曲，才是他最好的写照。从蠢蠢欲动的商业梦，到万科一步走来做大做专，一起来看王石的创业故事。蠢蠢欲动的商业梦　　　1951年，王石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1968年，王石进入空军汽车三团服役，成为一名运输兵。　　1974年，王石复员到郑州铁路局当工人，被推荐到兰州铁道学院攻读排水专业。大学期间，他自修完《政治经济学》，这本书算是他的商业启蒙。　　1977年，王石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作中，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对铁路工作并不太感兴趣，大学时种下的经商种子正悄然萌芽。　　1980年，王石进入广东省外经委，负责招商引资，算是迈入“商业圈”。在外经委，王石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商业运作，也积累了大量商业经验，为日后的“单飞”打下良好基础。　　1983年，王石32岁，他辞去政府公职到深圳经济特区做中间商倒卖玉米，“单飞”之行正式启程。次年，他的生意几经起落，渐趋稳定，收入也不断增多，有了300多万元资产。　　1984年1月24日，王石正在不亦乐乎地倒卖着玉米，经过深圳国贸大厦时看到了很多聚集的人群，原来是邓小平来此视察，俯瞰特区全貌，这一下击中了王石，“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凭借倒卖饲料赚到的300多万元，王石注册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并出任总经理。企业成立之初，王石涉足多个领域，销售日本进口电器、仪器，还搞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等。“我那时是投机高手，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基本万科都涉及到了。”把蛋糕做大　　　1988年，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进行股改，改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2月，万科发行中国内地第一份《招股通函》，发行股票2800万股，集资2800万元，这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份按照国际惯例面向社会公众在报纸上刊登的《招股通函》，是万科发展史上的关键一步，为后来万科上市打下基础。　　发行股票之后，王石一改创业初期锱铢必较的作风，洒脱地放弃了个人股份。“把蛋糕做大，分一点就不得了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如何才能“把蛋糕做大”？王石盯上从未涉足过的房地产行业。　　1987年，深圳市政府划出一块面积为8588平方米的土地进行有偿出让拍卖，使用年限为50年，这是建国以后，土地首次作为商品拍卖。王石敏感地注意到，这将意味着房地产业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事业。然而此时进入房地产市场，已经算不得占据先机。何况，非房地产公司只能靠投标竞价来拿到土地。王石却没有因为重重阻碍而退缩半分，在首次投标中，万科这个“初生牛犊”以高出市场价10倍以上的价格拿到第一块地。当时深圳市规划局局长都不禁感慨：“你们怎么出这么高的价格，简直是瞎胡闹，不过，还是祝贺你们。”万科职工对此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当年万科就像个野孩子，别的孩子有饭吃，万科却得自个找饭吃，甚至是去抢饭吃。　　正是这次“猛打猛杀”让王石“杀”进房地产行业。高于25%的利润不做　　　1992年，随着经济发展，房地产市场开始升温，一度出现房价虚高的泡沫。此时，国内的地产商都陶醉于眼前的“大好时光”，不断圈地圈钱，将业内“低于40%的利润不做”的说法奉为圭臬。此时王石却没有沉迷于当下的泡沫，他破天荒地提出，对万科来讲，“高于25%的利润不做”。　　舆论一片哗然，房地产商们也纷纷质疑。王石却坚持自己的观点，“万科不是不想赚钱，而是从长远来看，市场必然向平均利润率回归。”　　事实证明，王石的选择是正确的，虽然利润率不及同行公司，万科却在大家囤地来增长利润的时候，坚持快速开发，这也让万科躲过了危机，以至于在之后一路稳健，挺过了金融整顿之后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居有万科　　　1995年，王石已经为万科树立了明确的企业架构，在很多企业都在搞“多元化”的时候，王石果断卖掉万科蒸馏水公司、零售公司、电影公司、广告公司，一门心思将万科打造成一个专业房地产公司。1998年，在金融风暴影响下，为了释放消费能力，朱镕基决定催热房地产，还由此询问了王石对网地产市场走势的看法。　　万科开始了攻城略地，步步发展。2000年，万科投资深圳、上海及北京的住宅项目和零售业务，公司实力增强；两年后，万科进入了广州、中山、大连、鞍山的房地产市场，初步形成了“3+X”的区域发展模式；2005年，万科进入了江浙市场，实现了十年前的期望。　　2008年，万科实现了31个城市，超过15万户家庭的居住梦想。“放养”万科　　　在万科高速发展的同时，王石逐渐和管理层拉开距离，开始采取“放养”的方法管理万科。1999年，他辞去总经理职务，转任董事长。　　2001年，万科再次对旗下公司进行股份转让，全面完成战略化转型，成为单一业务的房地产集团。此时，王石通过锻炼已达到“健将”的身体水平。　　2003年，52岁的王石成功登顶珠峰。紧接着，铺天盖地的质疑砸来，“你登珠峰的做法令人佩服，但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这样做对股东负责吗？”王石的回答非常洒脱：“我认为，不能因为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就没有个人生活。我的行为会尽量透明，让广大中小股东在我登山之前了解情况。有的人认为王石登山可能遇难，应该在他登山之前把万科的股票卖掉；另一种判断是，即使万科董事长遇难，公司也会正常运转，否则他不会去登山，这正说明公司运行良好。”　　这番自信的言论真的料中了万科一路向好的走势。随着王石不断“攀登”，万科业绩也一路向上。　　2010年，万科回款突破千亿。　　2014年，万科回款突破2000亿。“+互联网”与绿色建筑　　　敢对企业“大胆放手”的王石，丝毫没有放松对万科未来走向的把握。作为行业领跑者，他要求万科率先结合互联网进行发展。在他看来，既然身处传统行业，面对互联网的挑战，万科应该考虑怎样利用好互联网，不是“互联网+”，而是“＋互联网”。“传统行业要把这个工具用上，否则就会被淘汰掉。”　　2015年，万科推出了“万科云”，这是基于“跨界聚集”和“行业重构”的“不动产+服务”的产品，目的在于打造“+互联网”的线下工作云平台，通过产业聚集和专业产业服务来帮助小微企业的发展，用资源共享的方式来降低创新企业合作的成本。　　同时，王石也督促万科要加大在环保产业方面的关注。“万科规模已经这么大了，等到未来政府说你必须搞绿色建筑的时候再动手，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打提前量，冒一些风险。”万科在绿色建筑领域不断探索，2013年，根据国家绿色建筑认证标准，2013年万科绿色建筑的认证面积为596.4万平方米，其中绿色三星住宅为141万平方米，占全国34%。本文选自《那些年，我们怎样创业》，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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