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育改革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
胡锦涛主席在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就指出：“建设若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是建设人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举措。”国家对大学发展非常重视，但是，就目前来说国内高等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研究型大学，国家在科学研究经费上的投入已经比较充分，现在主要问题集中在科研经费分配制度、高校管理、人才培养以及科研成果产业化应用上，不能只是产出论文，不产出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科研成果和人才；就教育型大学来说，培养拔尖的高层次人才更是严峻的挑战。
一、当前高校教育存在一些不足
1、计划型的人才培养方式
2010年8月，作为相关国际评估委员会主席，我主持参加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和医学院的国际评估，就发现尽管30年来大学里建了许多新楼，引进了许多新的教授，使用英文教材或用英文讲学，但人才的培养模式从根本上还是延续当初计划经济的方式，研究生教育基本处于“放羊”状态，没有考虑同时和社会需求相结合以及如何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兴趣爱好特长。清华、北大这些中国最好的大学都有这个问题，可想而之全国的高等教育状态。
实际上，18、19岁的中学生到上了大学后，开始慢慢发现自己真正喜欢什么、能做好什么，而我们的教育体制没有给他们发挥的余地，反而在许多方面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在与国内大学的学生座谈中，我就发现有不少学生知道自己并不适合所学的专业，却被局限于其中，没有办法或很难转换专业，被动地学了许多专业课，想学的东西却没机会学，觉得自己的大学四年白上了。
一些高校虽然设有按大类招生、淡化专业的院系，比如北大的元培学院，学生在低年级学习通识课程，原则上可以在全校范围内选择专业。然而，当学生选专业时，却经常面临着繁重的专业必修课的压力，从而导致他们不能真正自由的选择专业。另一方面，尽管北大、清华等学校目前允许学生转专业，但学生们在转专业之后，以前修的很多学分不算数，被迫需要赶修新专业要求的课程，压力很大。结果造成有的学生虽然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实在不想学，但也只能将错就错、硬着头皮学下去，否则不能如期毕业。这种计划经济模式的培养方式，在管理上可能容易一些，但对学生的发展、创造力的培养都有严重问题。
像美国，高级人才主要来自于研究生院，大学本科教育是以通才教育为主、专业教育为辅的模式。对于社会需求的高层次人才培养，通识教育为主的本科教育要与专业教育为主的研究生教育相结合。以杜克大学为例，学生们进大学后，基本上是在第二学年的下半年才确定专业，也就是说进大学一年多，修了各方面的课，对自己的爱好、发展方向有了一定的认识，才开始选择。学校还要求有30%的学分必须在专业以外四个不同领域获得，这是强制性要求学生进入不同的知识领域，拓展他们的视野，为将来往其它领域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另外，在杜克大学，除了课程选择比较灵活，对于特殊人才的培养，学校还允许学生自己创建一个全新的专业，如果学生对某个跨学科的方向感兴趣而学校却没有设立相对应的专业，学生仍可以按照个人兴趣选修不同专业的课程，同时和教授委员会的教授们积极交流，经过委员会审核通过便可以授予新专业的学位。
2、灌输式的大课教学
在我的研究小组里，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博士生说：“在北大上学时大课太多，很多都是按着教材讲，我们就死记硬背，很多大课上完后多半忘光了，跟没学过差不多。” 谈到两国教育的最大差别，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表示：“在杜克的考试是提出一个问题，要求设计出解决问题的实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在国内上大学时，考试基本是基于教材回答问题，能背就会答，没有受过这种训练。另一方面，确实感到自己做研究、写作和口头交流能力都远远不够。”
与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相比，即使清华生物学专业的学生上必修大课和实验课的时间过多，学生们基本上没有时间根据自己的兴趣探索新的知识领域；考虑到清华招收的是全中国最优秀的学生，必须改革这种以灌输式授课和以记忆为基础的考试为主的教学，以确保清华的教学能真正激发年青学生探索科学新前沿的热情、挑战目前已有的或盛行的教育模式，大规模培养未来的科学和其它领域的领袖。我在国际评估委员会工作期间，还发现除了被动型、传授型的大课外，还存在另一个严重问题：课程重复设置、内容重复教学、教授互不通气，比如四个不同的大课都在讲“基因转录”问题；许多生物学课程都带有学习方法实验大课。
3、模糊的人才培养目标
在国内顶尖的大学里，对于学生的培养目标往往是很模糊的。虽然一些学校在文件中明确提到了人才培养的目标，但并没有真正有效的措施方法去实现。一个例子发生在对清华大学医学院的教学评估中。在评估中，一个现象让国际评价委员会的成员们吃惊又失望：学生在网上对每位授课老师进行评估，所有老师的评分都在90分以上。这种评价结果即不合理也不真实，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出现这种评价结果，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杜克大学等，不可能所有的学生对教授都满意，不可能所有的课程都是好的。
没有批判性的思考，对自己的专业就不会有贡献。如果一个大学希望培养的是各行各业的领军人才，就应该着力培养同学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培养同学负责任、有担当的工作态度，就不会出现所有学生都没有标准地说好这样的情况。这个问题更严重的存在于我国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中，目前，国内研究生培养仍处于“放羊”状态，学生招进以后直到最后毕业时才请了教授委员会答辩，这中间基本上完全靠导师，如果导师有时间就管，没时间就不管。这样的结果是本应系统培养逻辑思辨、分析推理能力的研究生阶段被浪费了，很多中国的博士生直到毕业也没有得到这方面的系统训练。
要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大学教育，必须要有清晰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有有效的措施来引导、鼓励、帮助每一个同学的成长。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建立起导师指导制度。事实上，一些高校已经尝试过试验性质的导师制，在本科和研究生低年级阶段指派一个教授给一个或几个同学，但受限于教授的时间和本身限制很多的课程设置，导师制在很多地方都没有起到很大作用。在杜克和美国其它大学，每个本科生入校时都会有一个指导老师，对他学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咨询、进行指导。在研究生阶段，除了有指导导师外，每个学生还有一个3–5人的教授委员会，教授委员会每年听取学生的进展报告，全面跟踪和培养学生，这样避免导师的不负责任。现在人才培养需要改变这种放羊形式，要把学生当作一个未来的科学家来培养，而不只是实验室的劳动力。这个概念一定要改。
二、具体建议
以目前状况看，国家对一些研究型重点大学的投入，已经为这些学校创造了可以在教育方面进行试点性深化改革的基本条件。比如清华、浙大已经进行了人事制度上的改革，将在校教授的评价、提升分为不同渠道系统，对这些教授们在研究、教学、育人等方面均提出相应要求和考核标准。从研究经费来讲，许多以研究为主的教授们已不再需要为得到充足的经费而耗费大量精力，从而可以静下心来在自己的科研、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本科生上下功夫。要事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建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模式，需要有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1. 教育管理部门和大学学院应在本科生和研究生学制及本科专业学位的要求上加大灵活性。一方面，本科生可以进校一年半至两年后再选定专业方向，或者允许学生们较自由地转专业。另一方面，对专业课和其它必修课的要求应只占学分的60%左右。另外40%的课程应以自由选择为主，鼓励有思想有建树的学生按照自己的爱好、能力和社会需求来塑造自己。在专业课部分，除了一些基础性的大课定为必修课（如占专业课学分的50%－60%），也应有40%－50％的专业选修课。这样可以使转换专业、院系的学生不至于为了满足新专业的课程、学分要求而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2. 课程设置要进行改革，在研究型大学中应该增设小型专业课。例如对生物学来讲，要首先压缩课时，避免重复性内容，削减大实验课的数量。一些大基础课的讲授由于内容变化不多，可以由热心于本科教学，受学生欢迎但没有繁重科研任务的教授为主。同时，在三、四年级可以增设小型专业课程，学生与教授的比例一般不超过20:1。在这些小型课程中，学生根据教授所提题目方向，自己做相应的学习研究并在课上进行汇报。通过这样以讨论为主的学习方式，可以使学生与教授有充分的交流。这些小课应主要由科研一线的教授们讲授，以传授最新的知识，在思考方式、表达方法上指导学生。
3. 本科同学应该有指定教授进行学业指导的权利，每学期要定期与导师交流，从而帮助学生在满足专业课程要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发展自己的兴趣，做到因材施教。课程改革后，一部分教授可以从原本繁重的教学任务中得到解放，他们可以成为导师制度的中坚力量，一个教授负责联系几个同学，从教授的角度对学生业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指导。
4. 在研究经费较充足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单位，博士研究生的教育要实行由至少三人组成的教授委员会。每年至少一次会议来指导论文和学生能力培养，从而防止目前直接由导师一人指导学生直到毕业的情况。教学改革要完成一个教授、管理部门和学生共同参与的工程。以人为本的教育，应使得学生能够有机会主动参与评价和教学改革，而不是被动的学习。
5.要完善网上评价课程的制度。学院应定期对课程的内容、教授方式和效果进行评估、总结和改善。另外，在课程有较大变动时，学生代表可以主动参与，与教授共同讨论制定授课方案。
结语
改变目前大学教育相对落后的状况，我们现在需要从根本上找出问题，确定具体的做法，需要将高校人事制度和评价体系的改革结合起来。一方面不能单纯要求教授增加小课的数量，因为教授们压力已经够大，另一方面要通过评价体制的改革，让优秀的教学和杰出的研究受到同等的认可、奖赏和尊重，让擅长教学的教授将精力放在教学特别是大课教学上，让研究活跃的教授多开小课，将最新的成果和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样结合起来，在不会给教授造成过重负担的情况下，解决目前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