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如何重寻想象力与勇气
曾经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你想想你自己的经历，从个人创业到后来进入国有体制，这个阶段的大背景是国有企业改革和互联网革命，后来你又从国有体制中离开，当 你离开时，相对的大环境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这样看来，你个人的经历跟时代的变化有着很大的关联。时代变迁的同时，个人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他说，你们 这些人应当好好总结一下，因为你们这些被命运或者时代挑选出来的人的经历，都在有意无意中同时代发生关联，同整个社会产生互动。今天我刚好有机会可以就他 的要求对过去的八年做一个粗浅的梳理和回顾。
互联网与我这八年
如果仅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整个中国社会过去八年的变迁，我会把技术作为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从我、丁健和其他伙伴一起开始做亚信时，我就一直认为互联网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互联网让信息能够为所有人共享。从亚信进入网通，当时一个非常 重要的动机就是，带宽不够，互联网很难普及。如果想要承载更多的信息，就需要增加带宽，当时大家使用的拨号入网方法也要相应变成永久接入。要实现这个目标 就需要铺设更多的光纤，需要建立所谓的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这个过程发生的同时，也是全球化和世界进一步变得扁平的过程，在中国则伴随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 革进程、建设新型国有企业方案的提出和股份化呼声的出现。这时候我来到了网通，参与了它的创立。那时候电信行业中的企业，想要做到我们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带 宽的建设，它至少需要是一家具备很强的国有色彩，而且要有很强的政府部门支持的企业。当时我们有四个部委作为我们的投资者，如果没有那个平台，这种理想要 想实现是非常困难的。
到了我离开网通的时候，“宽带”已经成为大家的一种共识，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 国也成为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离开网通之后，我更多的是在想，带宽足够了之后，怎么样能够把应用放进带宽里？我们现在的应用大部分是IT行业本身 的各种各样跟信息相关的应用。但是我们需要有进一步的应用，由于有了今天这样无所不在的宽带，下一步重要的应用是在各个行业的基础设施方面，比如我们今天 修建的公路、铺设的电网，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没有真正“网络化”的网络，没有把信息放进去，比如你用了多少电，电的使用效率怎么样，实际上没有很好的记 录。高速公路网络也没有一个中央信息处理系统。在有线和无线的环境中，把各个传统行业尽量信息化、网络化，这会是推动中国进一步现代化的重要的力量。
由此，我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我觉得到了使用投资手段来进行应用推动的时候了，这也是比较成熟的想法。因为你在做应用 的推动时，使用什么方法最有效？最有效的方式还是使用资本加上股权以及你所能带来的技术。这种情况下，有一种方法是你去创办一家公司，另一种方法是你通过 投资去做一系列的企业，然后你投资的这些公司彼此能互相支撑。
只是我倒没有像外部很多人所想的那样去思考问题：是不是田溯宁从 一个从企业家进入了政府的企业，成为一个庞大机构的一员，然后由于各种政策环境的变迁和对这种庞大机构的不适应，又离开了政府公司？我倒是觉得，我是很实 际地一步一步走过来，而且每走一步，起点好像都不一样，就好像走完了一圈又从头开始。但我认为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应该有这样的考虑：你是在为你这个 行业的不断发展，从不同的角度去推动它的前进。在推动这个行业发展时，你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是通过创办一家公司，可以是通过担任不同的职位，可以是通过从 企业家变成了政策制定者，也可以通过在不同的阶段踏上不同的平台来这样做。
我个人的经历和平台变迁，是从网络的建设者到网络的运营者，再到现在的网络应用的推动者，通过我所投资的公司的组合来促进宽带网络进一步的变革。这是我八年的变化。
在我迈出的三步和我角色的三次变化里，开始都面临困惑与疑问。但我觉得可能每个阶段——如果你想做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的话——都应该具备一种属于你自己的坚定的信念和理想，能够以一种非常的勇气，不断从头做起。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始终在不断反省自己。
走出历史假期
至于中国在过去八年的繁荣，是由什么因素驱动而成，我个人的思考很有限，而且完全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思考。过去八年的繁荣，于中国是一个特别的机会促成的，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受益于三个现象。
第一是全球化，全球化使世界头一次有了这么明显的分工，有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国家之间的分离。中国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使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 展，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准也得到很快提高。在冷战之后，“全球化”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铺垫和演进，到今天突然发现真的是“全球化”了。可口可乐可以卖到莫 斯科，可以卖到北京；中国的衣服可以卖到纽约，也可以卖到非洲很偏远的国家。这样的全球化突然造就了全球市场，而这个全球市场需要中国制造的又便宜又好的 产品。宏观上考虑，等于在经过全球化历程的几十年的积累之后，我们开始收获全球化的红利。
第二点，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因素是 IT技术。一个国家的发展赶上这样一个技术变革的年代，这在人类历史上也不是一个经常现象。我们赶上了IT技术从发明到真正应用的年代——实际上IBM主 机是1950年代开始出现的，但是全球无线通讯技术、互联网通讯技术是在1990年代末才真正被用起来的，也就是过去的八年时间。全世界大部分人，发展中 国家也好、发达国家也好，都从中受益，尤其是中国。中国可能是它的最大的受益者，我们再不用信件、传真，而是用E-Mail，我们再不需要为一个电话而排 队，而是用手机。无所不在的便捷通讯，这让中国的整个生产效率极大提高。
第三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美国的很便宜的信贷。这让这个国家的消费能力不断地吃进中国的生产能力，让它可以提供很便宜的资本。
这三个因素是重要的发动机。当然这里面也有中国制度的开放、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出现等因素，但是我觉得这三个因素从很多角度来讲，让我们在历史的进程中处 于一个特别的时期，而不是一个历史演进中的常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少次这样的历史机遇：人类投资三十年的技术就被你赶上而且正好应用得上；有多少次 能够赶上全球的政治结构铁幕消失，全球市场形成了对产品的空前大量的需求；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中又有这么便宜的资本，一个超级大国在不断地印钱，让中国成 为最大的受益者。所以我觉得，过去八年是我们发展的过程正好碰上历史的一个尤其特殊的时期，未来我相信不会再有这样的特殊时期。将来我们也许要过苦日子， 可能真正需要自己承担起责任，因为不可能再有过去八年的特殊机遇，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做出更大的制度的改变，就像过去的全球化的推动力一样，把内需和 外需都巨大地释放出来，这种想象力需要企业家和政治家共同的努力。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八年来的成果是难以复制的。有人讲历史也有假期，我们的历史可能就放了一个长假期，现在这个假期完了，我们要想想怎么去好好补课，别把自 己给放散了。中国的社会、企业和企业家都像一个小孩子，你看小孩放完暑假回来上课，心收不回来了，本来是好学生，也会状态散漫。
人生模式上的创新
这八年的变化伴随着很多中国企业家的成功，包括像《经济观察报》在内的市场媒体的成功。企业家的成功是出人意料的。我们早期创业的时候没有想到，作为一 个创业者，我们能够有今天所谓的社会地位、权力、财富和影响力。对一大批个人而言，这种空前的成功同中国这八年戏剧性的变化是相关的。今天，无论是在互联 网领域，像百度、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也好，还是在其他领域——可以说几乎在各个行业都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企业家和杰出的公司，比如像招商银行 (16.11,-0.24,-1.47%)，包括网通也是这些成功故事中的一部分。在这八年的时间中——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作为企业家这样一个新兴的 阶层，取得了如此引人瞩目的成功，中国经济的增长大势，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但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提出的一个问 题，取得所谓的成功以后做什么？成功之后是小富即安，对今天的财富和地位非常满足，还是垂头丧气，陷于对制度的抱怨和对未来的不可确定性的恐惧之中，还是 考虑能否利用今天的成功、影响力和资源，去做更多的事情，去拥有更大的梦想？这是我一直思考的东西。
仔细看我们这代人的发展， 非常有趣。如果把眼光向前看，从几个八年来看，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是完成了人生模式的很大的创新。有一次，我跟泰康人寿的陈东升聊起这个话题。早期的时 候，我们这代人的目标都是想当政府的官员或者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中很多人在二十岁之前为自己选择的人生模式。后来你否定了自己——我自己在三十岁之前的人 生目标就是要当科学家。你把这个目标给否定了，这等于是一种人生模式的巨大变迁，在那个时候，这种变迁要求你拥有非常之大的想象力和勇气——而且，除此之 外，你几乎什么都没有。你没有资本，没有平台，没有任何影响力，只有一个让所有人听起来都像是天方夜谭的东西。还是以我自己为例子，那时候我在美国学的是 草原专业，你跟人说你要做一家公司，而且还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或者你跟人说若干年后你要去做一个投资者，这在当时别人听来，简直是狂想。其他人也是这样， 张朝阳当时读的是物理学的博士；陈东升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后来去了外经贸部做公务员……你要对自己所有的想法进行否定，这种否定在当时看来是天翻地覆的做 法。在那个时候，这代人身上具备什么？勇气、想象力和对梦想的寻找。实际上仅仅依靠勇气和想象力，我们完成了所谓人生模式的转变，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 个人对企业、对社会的价值。
但是现在我感觉到我们这代人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遇到了很多挑战，大家会说改革遇到了问题，会说我们碰到了经济危机，在世界经济周期性调 整的过程中遇到很大挑战。但是我跟周围的朋友交流之后，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很多人丧失了勇气和持续的梦想寻找，这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重 新唤起我们那个时候的梦想和勇气？八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怎样继续保持自己的理想，有勇气去探寻未来可能仍存在的飞跃时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价值观和持续发展的动力
另外，最近一段时间，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也开始重新认识，到底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到底自己的爱是什么，是简单的财富还是权力、还是地位、还是其他东西。 我想，如果最后你发现给你带来所谓满足感的，是一种为理想的奋斗及其过程，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给你带来的符号——无论这些符号是权力也好、财富也好、地位 也好——如果你发现了这点，这时你可能就会找到持续奋斗的价值观和力量源泉。这个发掘过程特别重要。
我近几年来的经历，主要是 花很多时间去同各种人交往，我也有意选择参加不同公司的董事会，想了解一下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人怎么样持续不断地发展，怎么样能够获得持续不断的动力。我 去跟李嘉诚老先生交流——那是我的投资人，或是从我参加的几种公司的董事会学习——比如像万事达卡，它是完全西方化的跨国企业，在143个国家有分公司， 但是没有主要的股东，它是靠什么动力来持续地发展；我也做像联想这种公司的董事会董事，它已经开始全球化，它的发展动力是什么；我也参加泰康人寿的董事 会，泰康人寿拥有很典型的中国公司的成长过程，有很强的家族色彩；也包括亚信，我回归到亚信，重新去看自己参与创立的企业。我做了很多的思考、总结和比 较，也看到像 李嘉诚 先生、默多克先生这样的长辈们是如何去做的，也会去和他们交流这些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无论是唤醒身上的企业家精神也好，或 者去寻找一种让你持续不断的动力也好，我觉得这样的总结和思考，对你重新确定价值观、重新唤醒自己的理想和勇气来说，非常重要。
像李嘉诚、默多克这些人身上持续的动力从哪里而来？我思考的结果是，虽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但我个人觉得其中根本的价值观是 一致的。而且，很多价值观跟童年时期的经历有关系。童年成长的经历塑造了你最基本的一些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规则。你的怕、你的爱、你要逃避什么、你要追求什 么，这往往都跟早期的一些经历有关。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但我觉得至少有一些基本共通的东西。中国梦想和西方梦想或者说美国梦 想，看起来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在想，尽管如此，它们也有很多共通的东西。我们这些人小时候受到过很多价值观教育。首先是英雄主义，要 “时刻准备着”， 这是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身上非常强烈的精神气质，我们幼时的楷模是邱少云、董存瑞，要勇于为国家牺牲，要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相结合；到了粉碎 四人帮和改革开放之后，科学主义变成了很重要的精神追求，我们要成为杨振宁、李政道、陈景润这样的人物，我们要追求科学真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口 号。我们曾受到的影响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的楷模曾是保尔·柯察金：“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 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样 的价值观有意无意地成为你精神和思想的组成部分。再后来等到科学的时代，当时所有的口号都是 “在科学的崎岖山道上攀登”等等，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价值 观。
我以前听过营养学的课，教授说，人的味觉基本是在7岁以前形成的，所以很多在国外出生的孩子就喜欢汉堡包，我女儿就是这 样，而我自己可能喜欢吃炒米饭、饺子。人生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让你年轻的时候形成了你的爱、恨、怕，并将影响着你成年后的经历，这种东西，你很难逃避， 也很难改变。我在考虑，这些东西最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嘉诚 先生跟我讲，他小时候总是在逃避日本人飞机的轰炸，身上有极端强烈的不安全感。他身上有 一种恨，在殖民地环境下要为自己博得一份尊严。还有一些企业家像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他们的理想就是有一天要做出 改变世界的东西，当他第一天做出个人计算机的时候，他不会说这就是一个机器，他会说这是一个改变世界的工具。默多克先生曾经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在自己 的房间里挂着列宁的画像。这是很奇怪的一种精神交流，一个澳大利亚报业大亨的儿子和一个共产主义思想的创始人。我们年轻时候大家接受的英雄主义教育是董存 瑞堵枪眼，我相信这些东西之间有很多共通的东西，牺牲精神或者献身精神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所必须要具备的——你的事业要大于你自己。否则你到了一定时候一 定阶段为什么还要做公司呢，既然你的财富欲望已经被满足。
而且，我觉得后来我们追求科学的精神与西方一些企业家对产品的追求也 有很多相像之处。我记得我见史蒂夫·乔布斯的时候——后来我跟他专门见了一次，谈了很长时间，他看到我的手机，就拿过去，不断把玩。我当时就在想，他这种 对设计的敏感是一种什么样的追求？后来我认识苹果公司一个做设计的人，他对我说乔布斯对设计的精益求精是超过任何人的。我觉得这种精神就是跟科学精神有 关。我在逐渐挖掘我们这些精神上的价值观，以及寻找这些价值观能够跟现代关联的地方。把这些价值观理顺之后，你也就逐渐能发现你到底是什么，从何而来。当 然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可能还再需要八年，但是这种思考我觉得非常重要。
如果回顾过去的八年，甚至将时间线拉到更长，我们回顾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从那里走到今天——在政治家中，有邓小平，有很多这样的开明改革派要改革开放；那对于企业家呢？无论是那时候年广久做 “傻子瓜子”，还是早期我们要把互联网带到中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当时的精神价值，应该逐渐反思，并且在今天重新唤起，而且要更加坚定。因为这个阶层 今天的影响力、财富和地位比以前都有长足进步。你要把自己的影响力、财富和地位的进步用在什么地方？是买大房子，买飞机或者是奢侈品，还是要把它用于更大 的目标，让自己处于不断追求的过程中，不断去自我实现？如果选择后者，那么当你年老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是碌碌无为，可以说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这样一个 事业——这并不是为了一个更了不起的目标，而是让我们晚年能够得到安宁，能够觉得自己过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生。我自己也在经历这样的思想过程，我为什么还 要再去做事情，为什么生活可以有很多选择的时候，你还是选择继续做现在的事情？我认为这可能就跟价值观有关系，跟责任感也有关系。人实际上需要这样一种回 归，需要这样一种思考，需要一种对自己的批判。这样一个过程就是重塑价值观和重塑你的信念的过程。
同时，人们也需要一个团体的 互相鼓励，人是一个群体的动物，如果没有一个主流的东西，使大家可以互相支撑、互相欣赏、互相促进，大环境也会出现问题。今天如果享乐的文化成为主体—— 当然享乐没有坏处，你创造的一部分财富是需要用来享乐的，但是不能成为一个365天的事情——而不是以创造和创意为核心，这个社会也就会出问题。比如世界 TED年会——我的一个朋友推荐给我，这个会议是“创意的节日（IdeaFestival）”，那里有很多成功者，他们花三四天的时间在一起共同创造各种 疯狂的思想，诸如如何释放大脑的潜力、私人的航空航天飞行、如何生活在一个没有汽油的世界等——参加者都已经足够成功，或者有了足够的权力，是什么让他还 能够不断追求，我觉得原因就是一种创造的欲望和对未来的追求。
从过去很多科学精神，包括探险精神中，也能够看到这种追求。我前两天去菲律宾开会，我就在想，那个时候麦哲伦是怎么到这个岛上的，却被土著人给杀掉。我还 曾经在新西兰看到一条船，他们专门有个实践项目，你可以像哥伦布那时一样，花两个星期时间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模仿哥伦布当时的生活。人类如果没有这种 精神，新大陆就发现不了。当然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目的，商人和探险家有追求财富的目的，科学家有满足好奇心的目的。但是我觉得一些基本的东西很重要，要有一 些根本的好奇心，根本的创造精神，根本的对财富的需求——比如洛克菲勒，他认为是上帝让他追求财富，然后通过他把财富更加有效、更加公平地用于公众和社 会。而中国很重要的动力还是对民族的责任心方面，这是儒家的重要传统。
商业需要理想主义和创造力
有时候“理想”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很不好。因为“理想”在汉语的词汇里往往是跟空洞和悲剧相关联的。但是，在一个国家的商业化的过程中，积极的和持续向上 的精神力量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有一种所谓的楷模的力量：什么样的人在这个时代成功，被社会所尊敬，能够持续地完善自我，不断给予社会一种积极的 价值观，不断传递出乐观向上的信息。我觉得这特别重要。尽管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要素，但是理想和楷模始终被需要。
我们这代人的世界观，被幼时接受的英雄主义教育，以及后来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所塑造。而我们的下一代，包括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世界观将会由我们塑造，或者至少我们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这个不断的、越来越彻底的商业化过程中，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怎样的影响?
积极的心态非常重要，我们要不断考虑企业的创造力和企业对中国社会进步的责任，考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考虑到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将会遇到的 问题——目前而言，在经济危机状态下，如何摆脱危机。这不是人类第一次面临周期性的危机。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解决方案，无论是通过实行凯恩斯主义还是其他途 径，但是作为企业家，用什么来帮助人类面对危机和挑战呢？大部分的途径还是革命性的创新和发明。1929年大萧条之后航空业开始发展，无线电工业也开始出 现，人们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可以通过无线电交流。贝尔实验室就是那个时候创立起来的。经济大萧条时，企业家和创新者们仍然是充满着想象力的。1970年代， 因为越战和石油危机，全球同样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美国的基本利率在1980年曾经达到过20%以上，商业活动基本上没办法进行下去，货币也在脱离金本 位，这时候发生了硅谷的计算机革命。
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我们要考虑到，这场危机可能还会持续很久；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比我 们每个人想象的都要大。而我们作为企业家，或者是过去八年中国社会变革最大的受益者，现在也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和能力，我们该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认为 特别重要的一块是要有根本的革命性的发明和创造，无论是商业模式的发明和创造，还是基本的行业或产品的发明和创造。如果作为企业家不把这些东西思考得很清 楚，你就没有明确的目标，就很难为下一代树立起他们的楷模，很难影响他们的价值观，而且，不用说 为下一代，你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现在中国的企业家中，外界很难感觉到其中某个人或者这个群体拥有特别积极的力量。我们大部分人都深陷于过程之中，为社会进程所吞没，甚至变成绊脚石或者 牺牲品，我们这些企业家，今天这个出问题，明天那个出问题，我们什么时候能形成一种所谓的精神力量和能够影响社会的积极价值观？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形成这 种精神力量和积极的价值观，对于政府而言，对于整个公众而言，企业家这个群体的价值自然就存在下来。如果你的价值只是简单的财富创造、个人名誉和地位的追 求，我觉得你早晚会面临非常复杂的问题。
怎么能够积极地扮演这样的角色，这是非常重要的思考。我十分赞同《经济观察报》所提出 的“理性、建设性”。在整个社会商业化的过程中，坚持谈论责任、理想、远见、创造，我认为这些非常之重要。成为财富拥有者之后，接下来的过程同样重要：你 怎么用你今天的资本，运用你今天的影响力，运用你今天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坚持你的理想和远见，激发你的进一步的创造力。
观察中 国社会这些年的变革，有人会觉得企业家这个阶层很奇怪，他们不是很敢承担责任，特别容易跟既有的权力达成共谋，让人怀疑大家以前对他们寄予的希望太高。这 也有可能，因为商业本身是跟利益相关联的，利益和权力总有要结合的冲动。但是我自己在想，更加重要的力量还是创新和科技的力量，而不是利益和权力结合产生 的力量。
回头去看美国的镀金时代，确实有很多不公平的东西，有马克思说的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那个时代也有爱迪生，也有亨利· 福特，有现代铁路网络的形成，有现代金融制度的雏形。福特或者洛克菲勒这样的人跟政府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他们的企业不断成长，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也至 少奠定了很大基础。我觉得目前我们正处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很多问题不能够“理想化”，有一种理想主义会形成一种比较激进的解决方法，这样反而不好。社会 的发展最后都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是在达成妥协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很好的平衡。
硅谷的这些企业家，包括不在硅谷的比尔·盖茨， 还是树立了不错的典范。比如比尔·盖茨没有把财富留给自己和后代，而是捐给全人类；还包括史蒂夫·乔布斯所代表的创新精神。还有硅谷的期权方式，让员工分 享企业成长收益。这些是一些比较正面的精神价值的源泉。遗憾的是这些正面的精神价值源泉似乎都来自西方。中国的企业家们创造出了财富，但是却还没有创造出 与财富相应的形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可能很多人认为自己的财富本身和公司本身规模都还不够大。形成人们真正认可的理想主义的力量，还需要很长时 间。积极的信号是，很多人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也许未来二三十年，我们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财富创造，但是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应该把对这些东西的 思考放进去。中国还没有真正产生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还没有贡献出能够影响世界的根本性的发明。我们还有很多的理想没有实现。我们需要一大批不断思考、 不断反省的企业家和创业家。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和远见，或者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往往能团结很多优秀的人，尤其是认真创造的人。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未来什么东西能够真正创造价值。你需要特别自由地去思考，未来的产品不再是简单地盖一个厂房、修一条公路，而是真正需要丰富想象 力的东西。比如互联网搜索，这个东西谁能想象出来？比如把计算机连成网，刚开始所有人都认为不会有什么大的价值。爱迪生这些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理想主义精 神，没有这种想象力，他们就很难做出创造性的产品和创造性的商业变革。就我本身而言，我不觉得做一个有一定理想主义的投资者会与“投资”的概念不相称。对 我的过去，很多人也在评价我是不是太过理想主义了。对一个企业家来说，理想主义不是一个特别褒义的词，但是我自己经常说，你看我给股东的回报，无论是亚信 还是网通，基本上股东都能得到不错的回报。我认为在我身上，理想和商业是不矛盾的。最重要的因素，一是你自己要有比较坚定的信念。第二，这个信念要能团结 一批优秀的人，这些优秀的人要比你更聪明。你被他们所激励，他们也被你所鼓舞。
媒体的商业和社会作用
媒 体和商业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过去报纸、杂志、书籍在人的价值观塑造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今天这个事情可能会更加复杂，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开始变得 特别商业化、特别功利和迅速，而思想是需要沉淀的。如果媒体都是麦当劳，吃得快，消化得也快，最后结果全是有心脏病，有肥胖症。好的媒体需要更像一顿丰盛 的需要慢慢品尝的晚餐。你需要琢磨，有恰当的环境，需要慢慢地消化。
思想和价值观的形成需要时间。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可以迅速完成，做房地产，楼可以很快盖起来，但是有些东西必须需要时间，比如曹雪芹花了一辈子写就了一部伟大的著作。
我坚定不移的相信，虽然很多事情都非常迅速，但是社会需要真正优秀和有责任感的媒体。因为媒体这个产品跟很多产品不一样，它能塑造人的头脑。它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媒体需要耐心、需要坚持、需要在社会快速变迁的过程中拥有一种持久的力量。我们的问题是，在目前这样 一个以季度报表为单位的资本环境下，能不能支持严肃 的媒体。我必须承认这个问题我没有想明白。也许未来媒体应该是被非盈利基金会所支持？比如福特基金会。同时，这个社会需要真正有那么一群人，愿意为媒体上 的好思想、好文字和好内容付费，让优秀的媒体人能够有真正优良的生活品质，以继续生产思想和观念。我相信这个人群会出现，虽然作为投资者，我认为做到这一 点不太容易。我相信对内容付费的模式会出现，只是中间这个过程怎么完成需要我们去考虑。信息技术有两个问题特别重要，一个是版权保护，一个是小额收费。过 去也有人开玩笑似的批评我是“宽带救国论”，过于相信技术的力量。但是我对技术的变革还是保持很大的信心，我相信技术最终能解决媒体的内容付费问题。我觉 得媒体应该能够度过这样一个低潮。
过 去媒体的商业模式都是广告的模式，现在这个商业模式是不是过时了呢？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商 业模式？我认为现在可能处在媒体商业模式的转型过程中。将来可能是两个方向，一种是真正的小额付费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广告投放，好的文章我愿意付钱，为 这个作者、为这个编辑的劳动我愿意付费；另外一个方向，也许真正优秀的媒体就是要靠基金会来支撑，至少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把财富交给基 金会用于解决社会问题。
媒体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变动和变革。但是如果没有优秀的媒体，如果没有思想，没有思想的传播，人类就没有 未来。媒体的商业模式，媒体如何和商业发生互动，并没有确切的结论。但是我认为，对于商业而言，只有媒体才能挖掘出不可知的需求。因为很多需求是不被我们 知道的，需要媒体来介绍，然后才有时尚，才有影响力。这样看来，媒体的价值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重要了，只是说现在它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这个行业跟任 何行业一样在不断转型。几乎所有的媒体公司都从单纯的报纸、杂志媒体公司变成了相当于一个控股公司一样的媒体集团。所有的媒体公司都看到了新媒体的挑战。 但是新媒体，无论是雅虎也好、谷歌也好，也都没有解决信息的付费问题。所有人都在进行探索，我自己比较认同的是，将来进行数字化版权管理和按照阅读来收 费，按质量来收费。这在商业其他领域中都是很正常的东西，而媒体仍然停留在打包批发阶段。现在媒体的模式就好像是到餐厅付30块钱吃自助餐，随便享用，它 需要过渡到点餐阶段。我现在阅读一篇好文章和读乱七八糟的广告，付的价钱一样，这对思想的产品是不公平的。
媒体这种转型需要多长时间能做到没人知道，我自己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投资，也在探索。总的来讲，我觉得在需要呼唤一个新的价值观的时代，媒体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