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研讨会“人才回归将改变中国”现场实录
2009年7月1日主持人：各位欧美同学会的学长、各位来宾、朋友，非常感谢大家在炎炎夏日、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由中信出版社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联合举行的“人才回归将改变中国”研讨会，同时也是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先生的新著《人才战争》一书的发布会！
今天主持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CCTV英语频道时事访谈节目《对话》主持人和制片人杨锐先生，现在我们把这个舞台交给他。
CCTV英语频道时事访谈节目《对话》主持人和制片人杨锐
杨锐：谢谢中信出版社漂亮的女主持人对我的溢美之词。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出席今天的发布会并且担任司仪。
推荐阅读这两天，我们首都北京的气温都40度左右，今天出席研讨会和新书发布会有将近五十家首都的媒体代表，首先特别感谢媒体同行的大力支持。今天还有以下嘉宾参加这个研讨会。
请允许我介绍今天参会的嘉宾，他们是：
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人才战争》一书的作者。
蒋蕾——中信出版社主编，中信出版社是国内知名的出版社，也是今天研讨会的主办方之一。
吴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是国内人才研究方面的权威和资深专家，谢谢吴院到来。
还有这位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也是人才和人生策划方面的专家，徐小平——新东方教育集团文化研究院院长。
陶景洲——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合伙人，著名国际律师。
还有陶庆华——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侨联副主席。
另外，我本人也是2004年央视十佳主持人，我也是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副主任，也很高兴参加我们今天的论坛的主持。
除了今天这些要上台研讨的嘉宾外，我们其实今天还来了多位前来参加研讨的嘉宾，他们包括：
李雷，美国欧文斯科宁公司大中国区前总经理，现在中石化负责并购项目。
张鸿勋，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总导演。
李罗莎，商务部WTO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林永青，价值中国网的CEO。
然后，还有其他的嘉宾，在这里限于时间的原因，就不一一介绍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光临！
接下来，我想首先请我们中信出版社的蒋蕾女士就我们《人才战争》这本书做一简单的介绍。两年前，有一本书轰动了国内，这就是《货币战争》，也是由我们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所以在一场又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当中，我们感觉到扁平的世界实际上并不太平，虽然没有达到鸡犬不宁，但是我们外持内张的世界里，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决定着国家的未来。最关键的是我们如何要用新的思维去探讨人才，以及如何引进人才和管理人才。更多的发言权我想留给下面的嘉宾。首先有请蒋蕾女士。
蒋蕾：首先感谢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关注关于人才战争的这么一个话题。关于全球资源争夺的这些图书，确实市场上非常之多。因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这几年来也是越来越高，另外中国企业一个一个都在走向世界，所以各方面的资源争夺非常激烈。在此之前，我们会关注一些自然资源，比如粮食战争、石油战争可能都挺多，另外也关注资本、关注技术，但是对于人才这个资源，可能我们关注相对来说会非常薄弱。但是实际上可能人才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实力的根本。基于这个原因，当时我们知道王辉耀先生对人才这个问题有长期的关注，也有非常的深入研究，当时我们一拍即合，大家都觉得这是需要全社会来关注的这么一个话题。所以就有了这本书的合作。
中国是一个人口的大国，但是离一个人才的强国还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人才的外围现象是十分严重的。王先生在新书当中提到，比如说清华和北大，它每年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有百分之七八十都会流向美国，而且绝大多数都会留在美国工作。中国其实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花费那么多的人才和人力培养人，最后把教育成果奉献给别的国家。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我们一些人才战争和可用人的机制。所以这也正是我们集全社之力来打造《人才战争》这本书的原因之一。
王先生多年以来的研究和思考可以说确实非常有价值，他在书中分析了比如说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还有像日本这样的自然资源非常匮乏的国家，包括像亚洲四小龙这些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在人才战略方面的一些举措和得失，王先生的书都有非常深刻的剖析。另外，中国如何才能从一个人口的大国成为一个人才的强国，如何能够把外流的人才回流，包括用不拘一格的手段吸引人才，留住他们。我想这个在王辉耀的书中，大家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建议。我们希望通过作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能够使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话题，来关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最后我们能够在世界上战胜它，打胜这场战争。
接下来我们更多的时间还是交给作者王辉耀先生，还有在场的各位关于人才问题的专家吧！相信大家可以得到更多的精彩内容的分享。谢谢大家！
杨锐：接下来有请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先生上台讲话。
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人才战争》一书的作者
王辉耀：我今天非常感动，这么热的天，还有这么多的学长赶来参加我们这个研讨会。实际上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首先，我认为人才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所以，我很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的一些研究和我的一些体会，也希望待会儿能听到嘉宾们更精彩的观点，包括我们在座的各界人士的互动，待会儿可以探讨这个话题。
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好。为什么说要研究这个人才战争？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重视人才战争，研究人才战争发展的趋势，包括人才回归在中国的发展，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来探讨的。
我可能讲三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为什么谈人才战争。
第二个人才发展的趋势。
第三个人才的回归。
大家都知道，人才战争在全球范围内，实际上是非常激烈的在发生。这个世界这么多年来发生过无数的战争，但是尽管大家为事业而战，为金钱而战，或者宗教信仰而战，为统一独立而战等等，实际上没有一场战争比人才的战争更为致命或者更为重要。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个时代。
人们常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产生是由人带来的，为人所掌握，不过是人的创新和创意而已。所以说，包括这个货币战争也很重要，但是掌握财富分配的金融都是人才在掌握，金融的分配呀，包括这些衍生器等等都是这些人才在掌握。所以说，人的重要性，我想大家都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因为这个武器或者手段功能都是人发明的，没有人才，一切都没有。这个重要性我不需要在这里多讲，因为大家都很清楚。
我想谈一下，当前世界对人才的争夺战实际上是非常的激烈，我们可能意识不到。就像刚才大家主持人讲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些人才战所争夺的对象正是那些能够左右全世界经济、军事、金融、能源、科技等重要领域里的顶尖人才。知识经济实际上就是人才经济，而且世界大国首先要是一个人才大国。那么人才战争的成败实际上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走向世界的命运。
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认为全球人才战略几个新的趋势，这里有一些研究的数据。
第一个数据，全球人才竞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程度。
跟据联合国统计，截止到2005年发展中国家有33—55%的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已经去到了经合组织这样的发达国家工作。在有的发展中国家去发达国家工作的人才甚至超过了60%。在中国、印度、俄罗斯都有超过50万以上的这种科学家或者是工程师流失到发达国家。美国在1990年到2000年之间，就接受了415万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的移民。欧盟这十五个成员国，在同样的十年间也接受了200多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这个可以看出人才的流向非常的明显，争夺战非常的明显。
在今天的世界上，全世界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一半以上流到了美国，四分之一的留学生是去美国深造，大约有一半的留学博士最终都会留在美国工作，美国是全球第一的人才大国。我们经常知道诺贝尔奖，美国只培养了全球4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却拥有70%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美国工作。
第二个趋势，我觉得全球人才的流动开始加强加剧。根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目前在2005年实际上已经有了将近2亿人在他们出生国以外留驻。包括我在2005年提出了海鸥先生，我认为中国有十万个海鸥在来回跨洋之间的发展，这实际上也是流动的加强。那么各国争相吸引这种高层次人才，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
比如说美国大学37%的博士学位的获得者不是美国的公民。2006年美国专利申请案里面，外国发明者、合作者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4.2%，就是来自外籍人士。1995—2005年这10年间，在美国开办的工程及科技公司当中，有25%的创办人是来自于美国境外。在投身科技和工程行业的人口里面，外来移民占到了67%。根据美国考夫曼基金会的统计，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教授在哈佛大学和杜克大学参与的研究，比如说在加利福尼亚地区的硅谷，移民创办的公司高达了38.8%，而且这个是在加州，在硅谷就更高达到52.4%。而且在2005年全美各地移民创办的公司已经创造了45万个就业机会。所以看出来发达国家特别是像美国，吸引外来人士的流动在世界上已经成了很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
第三个趋势就是移民制度日渐为人才战争服务。现在我们知道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移民政策，像发达国家也有一些移民政策，这些政策实际上为很多人才战争服务。比如绿卡、入籍制度是各国引进顶尖人才并使其规划的一个根本的保障。像美国移民法优先考虑高等人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都纷纷效仿。欧洲这些传统性国家，也在进行改革。像2007年法国实施优秀人才拘留证，2008年英国正式实施记点记分制移民制度。可以看出来，通过移民大量国家在吸引国际上的人才。中国实际上2004年也出台了绿卡制度，但是至今还没有比较大的发展。
第四个趋势，我认为就是双重国籍成为国际人才竞争的有利武器。发展中国家承认双重国籍也成为一种趋势。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人员的流动，人员的国籍现在已经越来越呈现这种多元化。全世界目前大多数国家都承认双重国籍，特别是发达国家，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最新的一个趋势是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开始承认双重国籍，为了争夺人才，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承认双重国籍。比如说新兴的这种国家，像巴西在1995年开始承认双重国籍，墨西哥是在1998年，菲律宾在2003年，印度也在2003年，我们的近邻韩国2008年开始，就连越南我们最靠南边的邻居也在今年2009年宣布承认双重国籍。在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也都实际上是认可双重国籍，印度等国家为了避免和东南亚其他不愿意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发生矛盾，还采用了和发达国家对等承认双重国籍的做法，就是你承认，我也承认。所以说，这个双重国籍现在成为一个新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趋势，对于留住人才、挽回人才起到了很有效的作用。
第五个趋势就是招收外国留学生也成为人才竞争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发达国家招收留学生实际上最主要是为了吸引人才，美国为了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青年，把三分之一的科学和工程的博士学位都给了外国留学生，并提供丰厚的奖学金。实际上最终是为了挽留这些人才，这些留学生成为美国人才。
另一方面，留学其实可以创汇，可以创造价值。比如英国这个学费就是对这些非欧盟的学生实行一种产业化的政策。他们留学出口创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像一些文化媒体、酒精饮料、纺织和服装等行业。中国现在的情况，招收外国留学生非常少，既没有吸引到很多的人才，也没有创造什么留学外汇。但中国每年现在出国的20万留学生，估计每年为欧美提供留学外汇100亿美元。这是非常大的数字。
所以说人才的重要性，上面讲的这五个趋势，我认为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受到重视和在人才战争中普遍采用的一种趋势。实际上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非常重视这个人才，他曾经在2002年提到新加坡要以美国为榜样，他说在这个时代，所有发达国家为了增强竞争力，都必须依赖外来移民和人才，如果拥有两亿八千万人口的美国都需要吸引外国人才，只有三百万人口的新加坡更必须这么做。到目前为止，新加坡的外来人口已经接近四百万。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实际上是人才回归，包括外籍人才到中国来将改变中国，我觉得这个话题是非常恰到时机的，实际上现在也是我们留学的高潮。我这里有统计数字，到2008年，中国送出的留学生达到了140万，居世界第一。但是回国只有39万，回归比例只有26%左右。而博士回归的比例还不到两成，还不到20%。自1985年以来，清华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大这个比例是76%，是非常高的比例。所以说，清华和北大成为美国博士生来源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学校。由于很多人毕业以后都留在美国，比如我们将近90%的博士都会留在美国，美国科学杂志把清华北大称为最肥沃的美国国土博士培养基地。
还有一个数据，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博士学理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外国出生，其中这些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22%来自中国大陆，4%来自中国台湾，远高于排在第二的印度14%。中国实际上有大量的人才流失，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非常好，也是我在这个书里研究的问题，为了改变这个状况，我也在《人才战争》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些建议。比如，首先我们应该建立一个顶尖人才扎根中国的制度，就是我们应该开放中国的人才引进，包括开放外籍人才的移民到中国来。我们现在还没有吸引外国人到中国来。比如现在很多的CEO也好，包括这些高层管理，或者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家，他们实际上有的是没有国界的。像联想前段时间用了美国人做CEO，尼桑用的巴西人，索尼是美国人。随着中国的经济发达起飞的话，也会吸引很多人移民到中国来，成为中国国籍的这种外国人士。
我前天跟一个朋友交流，他是一家留学公司的老总，他去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开了交流的会议。在这个上面见了三个英国人，这三个英国人都是洋人，但是他们的国籍都不是英国的，一个拿的是韩国的、还有一个拿的泰国国籍的。所以我觉得中国也可以开放对外国人的移民或者对人才的引进。
第二个建议，我觉得中国也可以考虑承认或者默认这个双重国籍。我们可以参考香港的模式，印度的模式也是挺好的。
第三个建议，我认为应该放松绿卡，绿卡现在的门槛还很高，要达到工程师或者达到教授，或者达到高层次人才才能拿到多次往返签证获得绿卡，我觉得吸引人才可以稍微放宽。
那么对这些已经入了国外籍的中国留学生也好，或者外籍华人也好，可以考虑发放海外同胞制。比如香港同胞回来有回乡证，台湾同胞回来有台胞证。
第四个建议，应该扩大招收外国留学生。我们在留学生这个问题上有巨大的赤字，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海外有超过一百万的留学生，但是我们现在在中国，根据最新的统计，我们目前在华的外国留学生有多少呢？有二十万人出头。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和海外在中国留学生的比例差距五倍，这个赤字非常大，我们也可以尽量改善。因为把外国留学生招来，实际上也是吸收外国人才的一种方式，很多外国留学生实际上也会为中外交流作出贡献。
第五个建议，应该建立国际化的人才吸引机制，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回来，包括打破体制内、体制外的差距，包括体制内的经历跟体制外的经历怎么样衔接，比如在跨国公司做高管，是不是也能在国企做高管，我们有这样的例子。包括公务员，在国际机构担任的职务，能不能进入中国政府直接做一定的行政领导。
另外，我们对这些企业，特别对这些高层次人才的录用可以不限国籍，可以开放。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增强我们吸引人才回归，吸引人才回流的很主要的方式。
当然最后我要强调，其实我们可能还需要打造一个中国梦。因为这个中国梦的，一定是能够让全球的人才愿意来中国发展。我们不是说这些人到中国来一下，我们希望他们长期定居中国，来中国发展，来中国安家的梦想，能够在中国挣到钱，但是也能把挣的钱留在中国。这样，中国梦获得的不只是在中国获取财富的中国机会，同时也是留下财富和人才的中国归宿。所以，中国如果有了大批的海外归来的人才，能够广纳天下人才为我所用，那么中国才能在二十一世纪实现真正的崛起。
我的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杨锐：接下来我想请以下几位嘉宾到前台来。
请陶大律师、徐小平、陶庆华先生还有吴江院长一起到前台来。
我接下来就以下几个话题请我们的五位嘉宾探讨一下。如果说中国的头三十年以内耗葬送了很多宝贵的时光，也浪费了许多宝贵的人才。第二个三十年中国是腾飞，我们GDP产值几乎达到了两位数字。在第二个三十年结为的时候，许多经济学家，包括国际上的经济学家提出来叫包容式的、内涵式的发展，讲的是减少贫富悬殊这个差距。这实际上对人才战争来讲，其实也是吸纳内涵的包容的这样一个概念
在我们这个研讨会上，我想首先请陶大律师讲一下，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今天上午还在跟我们很有影响的投行的老总在办公室聊天、喝茶。他就讲，他们以往难得的吸引到的人才，这下子一网打尽，都是从华尔街跑来的。平常他们都是要价很高，但是在他们生存都成了问题的时候，他们毅然决定回归中国。这时候人才的回归到底是否能够改变国家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问一下陶律师，我们讲的这个人才，到底他能带来经济上的财富呢？还是带来无形的精神上的力量？是价值的东西多呢？还是有形的物质多？我们说改变这个民族，到底是提高怎样一种力量，怎样一种形象，才能谈得上是改变？
陶景洲——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合伙人，著名国际律师
陶景洲：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小平同志回答更好一点，但是我也想说一下。
现在是有一个新的回国的浪潮，特别是有些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希望回到中国，而是迫不得已吧！像你说的华尔街的这些人，据说在伦敦，可能到明年年底，律师的失业要达到十万人，十万人里边肯定免不了要有中国籍的律师，他们肯定要寻找这样一种到中国来发展的机会。但是，我有一个潜在的担心，就是现在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到时候万一经济再腾飞起来，是不是又有一个人家又回归了，就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回归。这倒是我现在就开始担心的问题了，就是制度性的设计，如果没有做到位的话，他们这样一种回到中国也是一个比较短暂的解决方案，而且从长期看，人才是不是真的能留得住，还是问题。
杨锐：过去三十年，我们不仅谈到改革，更多讲到开放。说到开放，就是人才的出走和回流。而新东方教育集团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前沿应该始终是革命军中的一名汉将，为人才的输出还是回流做了很多的贡献。请徐小平院长谈一下。
徐小平——新东方教育集团文化研究院院长
徐小平：我是88年出国的，96年回国的。88年出国的时候，叫胜利大逃亡，这是88年的出国情绪。到96年我回国的时候，很多优秀人才说我决不会留在美国，我一定会回国。但是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每个人都问我，有没有绿卡？怎么定居？怎么找到工作？但是，在大概03、04最近四五年来，我看到一个趋势，所有当年实现了留美梦的人，无论做到系主任，做到合伙人，做到大律师，总而言之，每个人都想回来，心里都失衡了。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发展的机会，导致了中国成了全球的人才中心，就是大家都想回国，乘上中国奇迹的这么一个快车。但是很多人很多原因不一定能回得来，这个原因很多了。工作很好，中国各种各样的条件，医疗、教育、住房等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在日益改善。所以我觉得从起源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留学浪潮在过去几年出现了一个拐点，就变成了人才的大规模回归，心理上的一种彻底的倾斜。但是，在这个时候，出版人才战争，因为我看辉耀这本书，我看题目都很激动了，因为这里面都是针对国家政策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方案。如果中国的人才政策，能够根据中国海外人才作出相应的调整，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赢得人才战争的。
杨锐：我想请吴江院长说一下，似乎听小平兄讲的中国第一批海外人才的输出始于中国改革开放从79年开始，但是据我的记忆当中，中国屈辱的闭关锁国政策，在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被打破之后，詹天佑这样的人才回国之后建立了第一个铁路。对比当年，今天的人才回来，从他们的贡献来讲，有哪些特色？
吴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
吴江：特色这里面，通过《人才战争》这本书，王教授已经讲了很多。今天的形势是在全球化这样的角度下谈人才的回归问题。所以，应该说我们回归的人才是在向西方学习，学习管理经验，学习先进技术，在学习怎么样在全球化这样一个条件下，怎么样更好的来强国。应该说回来以后，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有着强烈的冲击。无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
我们举一个例子，在无锡有一个叫530计划。我昨天刚从无锡回来，无锡连续这几年改变了无锡这种经济的传统发展模式，它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换代，以及新技术的提高。所以在这方面有一个强烈的反响。
杨锐：是不是回来的人能够改变祖国？留在国外的人就不能帮助改变祖国面貌了？
王辉耀：按照一般国家比例来讲，可能出去的留学生回归率一般达到50%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因为我们现在还在25%。如果达到50%，我觉得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因为我们现在出去的基数很大，每年都超过20万人。今年，肯定也是一个很大的数。所以这个会成为一个趋势。我在想，今后中国海外的华人有很大部分都会来自于留学生，但是这些留学生中间有一部分即使留在海外，也不一定是件坏事。像我们5000万的海外华侨引进了中国70%的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外资，所以我们有一批留学生在外面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目前这个比例还是过低，我们需要改进一些政策，所以我提出来人才这个环流，就是海鸥这个概念我们应该把它做起来。能够让这些人既能回来做一些事，也能够在海外保持一些联系。
杨锐：所以这里面几个关健词，人才、留学、移民，包括刚才提到了双重国籍，一会儿我们探讨这个问题。说到“滞留”海外这样的人才，是否不意味着对国家有贡献？我这些年搞访谈，做了一两千期访谈，采访了无数的政要和国际的顶级人才。我有一个切肤之痛，在联合国的关键机构，特别是高官的位置上很少有我们中国人的面孔或者东方人的面孔，有日本人，但是中国人的面孔相当少。相反，我们看到印度或者巴基斯坦在联合国副秘书长在这个位置。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中国人才是不是只能学习金融，而不能进入到这样的机构？我想问一下陶庆华先生，您是留英的博士，也在新加坡有过相当一段时期的工作经验。今天回到祖国来效力，当时促成您回国的，在得与失之间是怎么考虑的？从国家的发展来讲，以及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怎么看的？
陶庆华——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侨联副主席
陶庆华：我个人感觉像大部分留学生一样，在海外有三到五年的学习过程，拿到学位以后，有一部分人选择了直接回国服务，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在当地所在国去工作获得几年的经验。像我本人，当年就在新加坡，一去就待了十多年，也从大学、研究机构到上市公司，一段十多年的经历。最后，为什么选择了报效国家呢？直接采取回国的形式？因为当我们留学人员到人生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是最终返回故土还是在海外继续留住这样关键的时刻，我想很多人还是有家乡和为国服务的这种情结在里面起了很多作用。
比如最近中组部的千人计划，里面有很多物质方面的条件，但是我相信对很多海外人才而言，怎么样为国家服务，就是留学报国这么多年的梦想，一直在很多海外留学人的脑子里面有很深的印象，包括我本人也打下深深的烙印。
杨锐：是一种乡恋的情结。回到正题上讲这个人才战争。我看在书的背后提到了人才战争是残酷的，到底有这么残酷吗？中国我们在崛起过程当中是人才决定我们的命运，人才是竞争的核心价值、核心理念。现在出现大量的回流，对于中国来讲这是一种和平崛起、和平的手段，和平的回归，真的有那么残酷呢？残酷性在哪？难道仅仅是为了出版这本书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呢？还是您作为这本书的作者且副感觉到人才是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决定中国是否能够成为本世纪的另一个超级大国。
王辉耀：我觉得财经杂志的总编王波明说的这个评语说的，包括他说的爱才如命，挥金如土，包括杀人如马。但是我感觉确实是一场很残酷的战争，而且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对于人才的战争，你拿到了这个人才，你可能就是这个赢家，你损失了这个人才，你可能就是个输家。我感觉中国目前来讲，我们是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但我们还不是一个人才强国。我们现在每年有六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我们博士生数量全世界第一，但是我们是人才大量的流失。我感觉到中国还没有一个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我感觉缺的很残酷，而且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人才战争是悄悄的、每天在发生的看不见硝烟的这种战争。
杨锐：说到人才改变命运，我想起六十年前蒋介石逃离大陆的时候做了两件事，一个把上海国库里的黄金全部运走，还有网罗了所有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专家等等，所以台湾后来有了四小龙的崛起。还有，在冷战高峰期，我们争取了非常宝贵的人才，周恩来功不可没，还有钱学森。接下来，请吴院长谈一下我们中国应该怎么样应对国际人才的战争？是不是我们有了两万亿的外汇储备，中国已经成为第三大经济国家，我们有那么多可以值得骄傲的这些指标，就能够吸引人才回国？这些是不是意味着在赢得人才回归的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吴江：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确各类人才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场战争当中我们还是一个弱家，虽然我们是富国，但是我们在人才战争当中还是一个弱家。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所创造了世界奇迹还不能完全说是人才创造，我们还是打了一场人民战争，所以说人才战争和人民战争是有区别的。
所谓人民战争，我们现在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有一亿四千万的农民工，我们实际上在广东的中小企业靠的是我们低成本的这种劳动力。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大国，人力资源大国和人才大国的确差距很远，这个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在战略上的差距，也就是很多在领导观念上的差距。不是所有人都认为现在是人才战争，或者说我还有本可以拼，我还可以吃人口红利，所以还不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人力资本的投入。目前我们人力资本的投入大约占GDP的3%。
杨锐：在美国、日本、德国这样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人力资本占GDP的百分之多少？
吴江：美国十多年一直在6—7%，是我们的一倍。我们现在投资大约占GDP的40%，贡献度占60%，我们现在还是靠投资拉动的，不是靠人才拉动的。我们科技的对外依赖程度40%，美国5%，日本5%，欧洲这些发达国家都在5%左右，我们有40%的科技依赖度还是依赖国外。所以，这就是你贡献不上去，你在这场战争当中总是一个输家的。现在不是没有人才，是缺的人才战略。
杨锐：想请问一下陶律师，咱们众达律师事务所对海归人才的使用方面，有哪些本土化的政策和培养的机制？让他们感觉到宾至如归？
陶景洲：我们首先鼓励这些人能够出去学一下，能够在国外读一个学位，或者去到欧洲大陆国家去读。然后回来以后，可能在待遇方面至少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毕业以后可能从绝对数来说原来以人民币计价，现在是以美元计价的这种机制，给他们更多施展的空间，然后取消掉这种和外籍人士和中国人待遇上的差别。他们在纽约工作也好、北京工作也好、上海工作也好，使他们的基本待遇应该是差不多的，这样会比较好的解决他们能够在美国多拿钱的这种顾虑，从经济上消除这种障碍。
杨锐：小平学兄还有感而发.
徐小平：我觉得国外拿一个学历回来，在陶律师这里就能把人民币符号改成美元，谁不想留学？可见人才战争，刚才讲到人才战争残酷，实际上人才战争也有温馨的一面。像无锡，除了有祖国的呼唤，还有人民币的吸引。目前，中国不仅具备了一种发展的机会，国家确实拿出实际的东西来，从国家到陶律师都给人才有了一个物质上的保证。当然留学回来并不在乎那笔工资或者那笔安家费，更重要的是有了比较好的起点以后，他就有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更广阔的空间。
杨锐：接下来把发言的时间给我们台下的几位嘉宾。我想请李雷先生谈一下咱们企业在人力资本方面的管理，除了用人民币吸引人以外，什么样的人才在你们看来是具有高端价值的，你们是怎么样留住人才的？
李雷：首先我想祝贺辉耀学长写了这本书，因为人才战争是非常重要的话题，特别是战争这两个词显示出了紧迫感。
我们在座的凡是体会到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出国的那段艰辛的历程，都记得我们当初为了考托福，去换那点美金，26美金还是用硬币换的，身份证、户口本、注销等一系列的问题。到现在，我一直在外资企业工作，我们对人才的招募和人才的管理，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认为第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说真真正正是根据一个人的能力，根据他对公司能够创造的价值，以及他是否能跟公司团队密切合作，我们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人才。我们确确实实做到了，我这里替美资公司做一点宣传，我们确确实实做到了不看性别，不看年纪，不看你的背景。
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们是完完全全相信我们来就职的员工，我们看他的简历的时候，他说他是哪一个大学毕业的，我们从来不去看他的学位证书，因为我们相信他。你有这个勇气说你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们就相信你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刚才提到我们个人出国留学时经历的那些痛苦，即便是我们花了很多钱送我们一些员工到国外培训，或者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他离开公司的时候，我们从来不向他去索赔，因为我们认为这些投资都是为社会作出的贡献，而且我们希望他离开公司以后，能够在我们这里做得更好，能够更成功。所以，我想跨国公司对人才的理念，像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能够有所借鉴。
最后一点，因为在座有很多媒体朋友，我想提一个建议。我发现我们在谈论人才的时候，在思维方式有一点格式化。在谈到大学毕业生的时候，大家都用这个词就是“眼高手低”，在谈到海归回来的学生都情不自禁用一句话去讲“对国情不了解”，也是类似于眼高手低。杨先生因为是英文专家，英语里面说不要用同一把刷子去刷，也不要用同一片镜片去看。我们世界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也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树叶，所以面对这么多的人，应该说都是人才，不能用这样的简单的眼高手低，不了解国情来描写这么一个庞大的人才群。谢谢。
杨锐：谢谢李雷先生，从自己个人出国归去来兮的经历谈到对人才的态度，我们看到一种国际视野，英雄莫问出处，只要有知识、有不才华，一定不会在优秀的企业被埋没。下面请我的同行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总导演张鸿勋谈一下，您对于人才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今天具有哪些特征。
张鸿勋：刚才李雷学长讲得特别好，一种空旷的心态，不带任何成见的去接受每个人。我刚才被一个王学长的中国梦这三个字打动了。在05年的时候，作为美国国务院项目的访问学者，我去了美国。我觉得越是理想的东西，越是现实的，能触及每个人的心理。所以学长讲到的刚才中国梦这三个字，一会儿会探讨，我非常渴望去听。
对于人才，我们《对话》在做一系列的节目。大家都知道金融危机带来了很大层面的人才的就业问题。待会儿我对吴江院长有一个题目，因为您坐在这个位置，我非常想了解一些真实的数字，目前中国大学生就业或者海外人才回来，我02年在《对话》的时候，我的助理导演李宏当时是利智大学的MBA，是我的助理导演。但是他很幸运，因为他很多同学那时候找不到工作，但是我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更严重。我想知道到底有多严重，这是我们媒体很关心的。谢谢。
杨锐：谢谢我的同行张鸿勋强调了我的中国梦这个词。我想请下一位嘉宾林永青先生，是价值中国网的CEO。请您谈一下，如果说当年的克林顿与约翰肯尼迪总统握手的一刹那就诞生了他个人的美国梦，接下来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黑人，在五年的时间，居然荣登了白宫这个宝座，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政治家。其实美国梦给我们揭示了，通过公平竞争使人才脱颖而出。这里面，怎么样诞生下一代的领导人，下一代的优秀人才，这个竞争机制，从我们价值中国网怎么体现它的人才价值？
林永青：我非常乐意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因为可以很好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的理念，同时我可能也有几个问题给台上的嘉宾。
你刚才谈到说克林顿当他第一次见到肯尼迪总统，我个人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很荣幸肯尼迪是我的校友，伦敦经济学院，当然我没有见过肯尼迪，我上学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
今天这个主题叫人才回归，我相信很多海归人士，他们无论在欧洲、美国接受的教育，第一，你要有非常大的个人梦想，第二个就是你要有改变世界的梦想。我们价值中国网，就是如何尽个人能力最大可能的为社会谋福利。我们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价值中国网我们现在有几十万的会员，都是各个行业的专家人，我可以很肯定的说我们现在是中国最大的人才库，主要是偏向管理方面，包括政府官员，包括专家学者，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么做的。所以，我觉得价值观的激励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刚才杨锐学长你也提到了，我认为是很平等自由的竞争环境能够带来很好的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我个人实际上不太相信说完全依赖政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政府毕竟能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有限的。如果有更多的民间的组织、机构，共同来以一个特定的目标来激励或者来使用人才的话，我们会更快的提速中国的人才吸引的过程。
我讲一个个人的例子，来验证我的说法。
我当年在国外留学，我去了三个国家，英国、美国、法国，我拿了三个国家的签证。而且，我当时是以去学习EMBA这个学位，所以我不是学生签证，我是个商务人员。所以我回国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都说这个对海归人员有所谓的优惠政策。他说你这个也不是学生签证呀，但我没有办法跟相关人解释说，我们其实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管理者的签证。如果按照从对人才的使用上来讲，应该有更优惠的待遇才对，当然我不是希望说说服政府某个部门应该给多么优惠的政策，我不太看重这个。我更愿意说，其实应该更多人的基于自己的力量，基于民间的力量，来更多发挥人才的作用。单纯的大家在依赖说政府有什么样的政策，我觉得这个也只能是一部分，不能是完全来使用这个。
杨锐：请吴院长能否简单回答一下刚才价值中国网的林先生提出的海归留学人员回来，大学毕业生失业情况是什么情况？
吴江：我们现在有一种失业登记的统计，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低了。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些数字有些误导。我不大同意特别对大学生和咱们海外回归人员谈到失业问题，或者说解决就业问题。我们现在就业问题，看放在什么概念下？比如说解决温饱，没有太大的问题。包括对七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政府要解决他的温饱问题，他的饭碗问题，可以承诺80%，甚至可以承诺百分之百。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农村给大学生解决一个就业岗位，我们说功利性岗位，大学生村官等等这些岗位，加上政府的一些补贴，每个月能达到一千块钱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大学生是往农村转移，没有什么价值。包括我们现在政府社区创造很多岗位，大体上能解决12%。所以说，最重要的不是它，是解决创业问题，解决如何使我们大学生和留学生能够在我们的企业，特别在我们的中小企业创业。怎么解决创业的这个平台？在这个问题上，比如说我们现在创业。我们现在大学生创业率大体上我们国家就是1%左右，这和欧美国家大学生25—30%创业率差距非常之大。所以我想，现在要靠我们的环境，靠我们的政策，靠我们的企业鼓励我们的大学生和留学人员，鼓励他们创业，然后带动就业，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想，不要仅仅停留在政府只是一个救助，如果是救助来解决就业，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说，意义不是太大。
杨锐：实际上在过去三十年当中，异军突起的民营经济解决了中国就业的70%，或者70%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刚才林先生提到了不能只依靠政府，还应该用民间的资本、民间的力量，民间的智慧来给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这个条件。
接下来把时间留给在座的媒体朋友。说到民间的力量，我觉得新东方是非常优秀的典型的代表，像俞敏洪说他自己当年在北大谈不上是英语成绩在班上是最优秀的，连女朋友都找不到，找一个吹一个，只有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结果今天，他的身价几十亿、上百亿了。
我们就新东方的这个现象，它的人才组成的管理团队，让它在中国民营教育这块成为明显的分水岭。
徐小平：我先纠正一下你的说法，俞敏洪找对象找一个吹一个，我纠正一下，他从来没有找过。
钱平：我是79年出国的，我们是工农兵学员的教育部选了一百个人，把我们送到法国去了，那时候全是在小平同志、周恩来总理待的这些国家里面待了好多年，后来我到美国和加拿大去了。我想提一个问题，在国外暂时没有回来的留学人员对中国是不是有很大的贡献。我们看一下过去的历史，中国过去2000年的历史，中国在过去90%的时候都是世界领先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包括各个行业，我自己觉得在这段时间，因为特别在这个学术界，有些人在国外是好事情。我们现在中国好多的学风，国家的支持还是比较浮躁，所以在这里边，在国外待一段时间，更好的学习国外的东西，今后洋为中用，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我也很同意辉耀的观点，因为现在回来的比例还是少了一点。但是我们希望这些人不要毕业以后马上回来，应该在世界五百强工作两三年再回来，这样对国家的贡献可能会更大一点。
很高兴参加这个会，祝贺你这本书写得很好，我要让我的同事们都看一下这本书。
记者：我是腾讯出国的记者。现在新东方在培育人才方面有很多独到的措施，我想了解一下通过新东方留学，海归的这部分人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而且新东方在对现在中国的人才战争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徐小平：我们起到很好的作用，另外情况也很好，请放心，他们都挺好的。我想讲一个故事，1997年，在邓小平去世的那一天，我去拜访当时我在北大团委的一个领导，当时是一个中央领导，现在还是。他知道我在搞新东方，他就说你们搞新东方把人送出去我不反对，但是如果能够鼓励人回来那就更棒了。结果当天晚上我就跟老俞聊，后来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新东方出国深造的桥梁，回国创业的彩虹。在1999年、2000年、2001年，我们和团中央，包括欧美同学会，当时的副秘书长我们都去了美国，甚至几十座名校去做演讲，呼吁他们回国。新东方在自身吸引人才回国方面有独特的经验。
现在，除了国家政策，民间力量也是最重要的。比如当年新东方做得不错了，觉得一个人比较孤独，需要有人回来聊聊天、喝喝酒、吵吵架。去了美国待了四十天，结果那次回来十几个人，其中包括我和王强，对新东方后来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人才出国是历史的一个潮涌，但是现在人才回国我觉得确实需要像新东方这样的机构，像俞敏洪这样的本土的企业家，能够把那种个人力量的的、民间自发的触角升降到世界各地。这样仅仅比政策或者政府的一些号召，CCTV一些广播要更有说服力。这样中央的政策，民间的主导，就能够使整个人才进入到巨大良性循环中去。
当然民间力量很大。但是国家的政策，比如双重国籍问题、绿卡问题。他有绿卡、有护照还能够回来，说明他更爱国。所以这里面政策也很重要。那么我们的这个观念，民间观念的改变也是至关重要的。我有时候觉得，中国的国家人才战略是世界比较先进的，反而是民间的观念很土，它倒反而落后于中央。所以“三个代表”应该大力在民间推广，因为在这个时代，人才回不回国，说实话，我今年不回来，我明年回来，我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杨振宁那样，我也是一个人才，当然再带着一个人才。所以我想，在这个时代，重要的是我能不能为中国的建设作出贡献。
杨锐：我也是留学英国的，我当时记得我想去留学美国的时候，我的太太讲，要么你就去混蛋的美国，要么你就走出这个家庭，我想干嘛丢掉家庭呢？所以就留下来了。我们第一批国际新闻专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第一批国际新闻的双学士，当时提出要培养一批既懂新闻，又懂外语的人，要把他们撒向世界五大洲，让他们成为我们最优秀的驻外记者。结果三十个这样的双学士，真正成为在新闻一线工作的只有十个，这十个留在国内的又有三分之二去经商了，还剩下三分之一坚守在我们的对外宣传最前沿。我们非常自豪在中国经历了百年沧桑之后，在和平崛起的时候，由我们再重塑这个国家的形象，在重塑这个国家的和平崛起，它的大国复兴的形象。没有中国的声音，这个世界的声音是非常单调的，是非常充满了偏见的。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微薄之力去试图改变西强东弱的格局，我感觉到我的工作是非常高贵的，请以掌声给我鼓励。
我们再把有限的时间交给台下的媒体。
记者：各位专家好，我是人力资源部职业杂志的记者。我问的这个问题，是关于留学生中的这个特殊群体。我们现在注意到现在80后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他们也正处在一个成长的阶段。我想问一下，现在80后的留学生，看到我们之前的80前的留学生他们有什么特点？有什么不同？对于这部分特殊群体的留学生，对于他们留在国外发展还是回国发展，对于他们的职业选择和职业规划，各位专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忠告？谢谢。
王辉耀：我觉得80以后出国的学生，他们有很多的优点，他们对互联网非常的熟悉，而且中国的条件也非常的好，他们出国以后没有感觉到那么大的反差。不像我们这一波，80年代出国的这批人，出去之后感觉非常的震惊，像58年出国，要转五六趟飞机才到美国、到加拿大。我感觉到现在的学生有很多的优势。
当然，确实他们有一些不利的地方，比如他们是独生子女这一代，另外还有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诱惑太多，互联网，还有学习上有很多的学习，比我们那时候大得多。我觉得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他们可能还有很多的机会。80年代出去的时候，真是要有本事才能出得去，现在出国相对比较容易，所以我感觉各有各的优势。现在90后也进入了留学大军，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徐小平：从今年开始留学主流变成了90后，你的问题整整晚了十年。今年出去，其实大部分人去美国留学本科已经是90后了，90、80后，假如要说区别，和陶律师理解的80后出国的那些人，第一个核心的区别，就是我们太穷了，穷得惨不忍睹，穷得在国外丧失了人格。王强老师经常讲，他在养老院干过，帮老太太换尿布。那一代人都是大学教师，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却要出去干这种活，我认为没有必要。要学习西方文化，好地方多了，没有必要去这种地方，这是经济上的压迫，那是那代人永恒的创伤。但是我们有一个好处，更希望祖国富强起来，我们子女就不要再出去扫地了。这是第一个区别。
第二个是语音，由于有了包括新东方在内的这些英语机构，中国人出国语言能力强大了。但是80后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出去学语言，这些人构成了后来所说的留学垃圾，当然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在80年代出国，90年代早期出国很少有这些留学垃圾，因为是自我奋斗出去的。到了90年以后，因为在国内中文也没有学好，出国怎么能把英文学好呢？所以这构成了很多的创伤。
最后一点，80、90后出国，由于有因特网，海内若比邻。他们在国外比在国内跟父母交流的机会还多，都是24小时挂在网上。在海外24小时挂在网上，那万里情感一线牵，他们对中国更了解，对祖国更关怀。
杨锐：我的孩子也是80后出生的，现在在美国留学。这批孩子们对电脑知识特别的熟悉，还有他们对国情的知识非常的贫乏。当然我这个职业很有特点，新闻必须要解读国情，而他们在这块非常的苍白。
另外，现在富家子弟多了，也有我这种非常清廉的倾家荡产送孩子出去了。还有一个，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孩子出去之后，不像我们当年带着一种忧国忧民，要报效祖国这样的情怀出去的，我们还是比较高尚的。现在的孩子出去之后有攀比。
陶景洲：提到国情的问题，我比较同意杨先生的意见。最早79年出国的时候，是本科生出国，最后发现本科生，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二年级就出国，最后发现如果本科没毕业，高中就派出去的话，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太少了，所以才有82年，我是82年出国，大学毕业以后再出国，对中国的国情有更多的了解。现在，大学毕业以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也不是那么够，所以我觉得应该有几年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经验更好。
徐小平：我也不同意陶律师的意见。杨锐刚才讲到的媒体来说，最可怕的是什么人呢？没在中国上过大学，没在中国读过研究生，没在中国工作过，接受了美式的媒体教育，到中国来生搬硬套，他是头破血流，处处为难。所以有些领域需要该较多的中国经验，有些领域对中国经验要求较少，比如你纯搞技术、基因等等，生物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中国的因素，研究生物学。所以还是不太一样。假如想做律师、媒体、管理，还是需要较多的中国经验。
夏海宁：我再补充一下。我的孩子目前在南加州大学，就是LA的USC那个地方，我的家也不富裕，也是倾家荡产的送孩子出去。我刚刚从加州回来，看了孩子一下。我想我们的差别到底在哪？我们当时出去的时候，当时补贴五百块钱，叫置装费。当时拿到500块钱，兴奋得不得了，没有拿过那么多钱，当时500块钱那是十个月的工资。当时想，我将来一个月能拿这么多钱的话，那就满足了。后来，从国外回来，这五百块钱也很容易达到了，后来五千块钱也达到了，五万块钱也达到了，再高也达到了。问题是你是一路奋斗出来的，像刚才杨主持说，我们那代人出去的时候真的是有种激情，倒没有那么高的境界说报效祖国。但是想到一生中要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去比较。
我去了我儿子那个地方，我觉得他们就没有那种动力。他也很聪明，原来是免考，得了全国计算机竞赛一等奖，然后免考上海交大，后来出国。我觉得他比较的人，我肯定能找到工作，你不要担心，我将来的，你不用发愁，我会对自己负责。他基本上就把自己定位在这样的水平上。他对社会知识很贫乏。
我们在下乡的时候，读什么黑格尔、读康德，那时候也有点发疯。但他们是完全不读的，完全对社会是没有这种意识的。他们看F1方程赛，然后就是网上的这些网游什么的。我说你在美国这么两三年时间，你不能够有效利用这个时间的话，把自己能够提高得更高一点，能够做更有意思的事情，给自己定一定的计划。他完全没有这个东西。
至于是不是人才，我现在持怀疑态度。我是专门做人才的，是一家美国公司在中国专门做猎头的，但是我们只做律师，像陶大律师，这是我们的对象。我们做的大概是几十万人民币到两三千万人民的律师都有，我们每天都拿着放大镜到处去找人才。但是人才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人才其实挺难找的。我们有一个客户对我们的要求，说要找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体会，人才这个东西相对性非常强，在一个地方是人才，在一个时间是人才，再一个制度下是人才，但是你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个时间，换了一种制度，你就不是人才。
杨锐：我如果离开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我什么都不是，除非新东方雇我去教英语。
夏海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作为人才本身，我们自己也应该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不能觉得我读过书就是人才。你要有丰富的职业经验，这样，大家可能会认可你的价值。
杨锐：时间原因，我们在谈到人才脱颖而出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制度因素，如果我们不强调依法治国的话，那么真正的法律人才是没有他的土地，没有他的氛围和条件来施展他的才华。
记者：我叫吴斌，是中国科技贸易协会的中国总会的会长，也是辉耀的朋友。刚才听了几位的评论非常的精彩。
我是在英国待了十四年，也是很早出去了，在英国剑桥拿的博士，07年回国的，回来已经有两年了。我回来以后发觉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想各位专家老师能够给予点评。
现在回国的人士有一些倾向，就是觉得回来有些晚了，要是早回来了，房子也有了，什么什么都有了。另外一些回国之后，很难融入国内的氛围里面。他觉得周围留学的人员回来的还是少，你的行为处事都和别人不一样，使得你在业务事业上的发挥有些影响。另外，又有言论，是不是回来早了，应该等几年，等国内的环境氛围变化了以后，在再更适合于海外回归的人回来的时候再回来？所以我觉得这是挺有趣的现象。各位老师都有这方面的经历，也有这个人人脉关系，是不是能够在这方面发表一些看法？
杨锐：我非常理解你，也非常同情你。比如说在英国当了十年的司机，可能你回来一天都不敢在中国的马路上跑车。因为英国的司机是世界上最懂礼貌，最遵纪守法，最规矩的司机。还有，如果说你拿着英镑，十年前是1：13或者1：14，你十年代购，还有储备货币的这种实力的话，今天你的货币，当年能买一个三居室，今年只能买一个厕所。所以货币贬值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王辉耀：我觉得你这个现象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实际很多人回来都有这种感觉。我认为这个从两方面来讲。一个方面从海归本身来讲，可能要不断的调整心态。另外一方面，国内也在改变。我不赞成你说的要等几年再回来，而是要回来得早。因为国内也在不断完善这个情况，现在中国的环境也在国际化，也有很多国际化的企业。包括政府在出台千人计划，我觉得有很多新的思维的转变，包括重视。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是很有趣的话题，就是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人才流动、人才的频繁和中国海归群体不断扩大，比如说估计再过三年，出国人数达到两百万，再过五年可能达到三百万、四百万。中国也有很多的人口，比如我们现在一千万的考生一年才出去二十万，这还是很小的基数，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另外，现在是人才争夺战，必须把世界高端人才吸引到中国来。我很赞成吴院长刚才讲的，我们对GDP的贡献，不能只靠投资拉动，我们需要靠人才拉动。中国的服务行业，比如第三产业占GDP的30—40%，发达国家80%。所以我想，在今天的环境下，我们来谈论这个人才话题，谈论人才竞争的问题，谈人才战争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恰到时候。所以今天感谢所有的嘉宾和所有参会的朋友。谢谢。
杨锐：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一个时代结束了。中国劳动力密集型的，低劳动成本的时代结束了，我们将开启高端人才的时代。谢谢各位的光临，期待的人才战争在中国能够打赢，我们不仅能赢得战争，更能赢得这场不见硝烟的和平之战。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