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澜：吸纳更多海归人才进入公共管理领域

    我1985年出国，1996年回来的。当时也是比较简单的想法，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强的，公共治理的规律是什么？怎么样系统地进行研究，能够去把知识理念跟中国自己摸索的一套理念和方法结合起来，能够改善中国公共治理，希望可以在中国国内开展MBA教育和公共治理研究。

    如果说原来中国的海外学子和全世界华人是如涓涓溪流的人才，那么现在的海外人才已经变成滚滚洪流。我想借这个机会说几点自己的想法：

    第一，我们当时出去的时候信息不对称，我们对海外的学校的情况以及我们回国后能做什么都不了解。当时有一点比较客观，那就是我们的梦想，我们敢于探索，即使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也敢于憧憬未来，我们有着“敢于去闯”的精神。

    现在留学人员的信息是非常对称的，坦率讲生活条件有很大的差别。很多来找我咨询，我感觉他们对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更强，他们更多的是风险规避性。但是梦想跟不确定性是密切结合，怎么样让我们新一代留学人员能够继续保持这种敢于梦想，敢于去面对不确定性，敢于去冒一定的风险，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海外留学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正常的学习方式，或者学习的一个选项。在回国服务的领域上，各个时期的留学回国人员则有着很大的差别。早期的留学生在学术界比较多，而现在的留学生更多的是进入商界。但是请大家关注公共领域，我们这一代在海外学习公共管理的留学生，回国后有很多进入公共领域。我在高校工作跟海外公共管理的院校联系很多，我们现在有很多在国外学习公共管理的留学生，回国以后有志于在政府部门从事公共管理，但是他进不去，因为他要参加公务员考试以及层层的考核和筛选。当年容闳在出国留学8年后回国，他原来也是想可以在政府部门发挥更大作用，但是由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他更多是从事商业的，后来李鸿章给他了一个五品官。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学了公共管理的学子，他们希望能回来改善中国公共治理做出贡献，但是他们目前渠道不通。我希望社会各方面能够一起来推动这件事情，来使我们在海外的留学生可以更多地参与到政府领域的工作。

    我们不但要在科技创造方面向西方学习，在观念、理论和思想领域，中国也需要努力向他们学习。在治理模式方面，刚才陈启宗先生特别提到美国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我想中国有没有可能在吸取各国的治理模式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创立适合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治理模式。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发挥学术上的独立性、严谨性，同时也需要理性思维和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