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同学会建会100周年建言献策座谈会

2014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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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21日下午两点，来自海内外的知名高层次欧美同学会会员及留学人员代表，在聆听了上午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后，相聚在欧美同学会会馆第四会议室，参加了由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办的一场专题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欧美同学会韩启德会长亲自莅临座谈会，为今后继续做好建言献策工作提出了工作重点与工作目标。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原中联部副部长马文普副部长，中组部人才局二处的曹世文处长，人社部专业人才技术和留学人员司李金生司长，中组部五处武修琼女士，还有中组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胡建华。座谈会上特别邀请了来自海内外的15位知名欧美同学会会员及中国留学人员，一起座谈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欧美同学会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座谈会由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主持。

    一、韩启德会长做重要讲话：把我们的建言献策推出去

全国政协副主席、欧美同学会会长韩启德亲自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一）、要让大家都能看到“建言献策”

在谈到建言献策时，韩启德会长表示：我们的建言献策还要做得更有效，要把我们的建言献策的结果落实到实处。韩启德会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今天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很具体。要完善我们的机构，配强我们的力量，为我们的发挥创造条件，我们要认真研究，怎么能把我们的成果真正发挥好。

（二）、提升“建言献策”的水平，强调前瞻性、可操作性与建立好平台

韩启德会长强调：我们要有水平，这个水平一定要有前瞻性，如果大家都一样的认识，那意义就不大了。还要有战略性和可操作性。韩启德会长提出建言献策的新策略，学会用“三步逐”，具体化去实施。

他说：“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缺乏一个平台，今后要多组织像这样的座谈会活动，现在国家求贤若渴，跟往年不同了，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政府对海外留学的重视”。最后，韩启德会长感谢来自海内外知名的欧美同学会会员及留学人员献言献策，希望座谈会的内容整理出来后，再从里面集中若干个问题，就一个问题，大家再来深度研讨。他说“我们要建言献策，我们要有人才，要我们自己的人才”。

    二、欧美同学会副会长马文普：建言献策是欧美同学会的历史责任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原中联部副部长马文普副部长指出：欧美同学会100周年纪念活动和习总书记的讲话，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应该载入欧美同学会发展的史册；是一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把未来欧美同学会的新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推动欧美同学会暨中国留学人员的事业继续前进。

    三、座谈会主持人王辉耀： 做好建言献策工作  做好人才引进事业

由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主持座谈会，并谈到了两方面的座谈要点：（一）、是结合庆祝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尤其是习总书记提到“四个历史不能忘记”，把欧美同学会的历史从最初期的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到周恩来、邓小平，到李四光，钱学森一直到当代留学人员推动国家建设和开放所做的贡献。与会嘉宾感同身受，备受鼓舞。

二是结合人才方面的问题，将目前全球整体呈现的人才竞争战略，提高到了综合国力的竞争层面——综合国力竞争是靠人才的竞争，留学人员是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留学政策有了新的阐述，原来是“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现在把政策提升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新方针。同时习总书记对欧美同学会也提处新的要求，希望欧美同学会能够成为留学人才库，成为建言献策的智囊团，还有开展民间外交的生力军，成为“桥梁、纽带、留学人员之家”。座谈会上，大家认为习总书记的讲话将中国留学人员的作用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将欧美同学会的“中国梦”提升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感的新高度。

    四、来自海内外知名留学人员  纷纷发表建言献策  发挥“智囊团”作用

随后，来自海内外的知名留学人员代表纷纷发言，对欧美同学会及目前中国留学人员的政策、方针和现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来自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顾学武与大家交流了有关海外人才引进、培养的心得与体会；来自美国安永波士顿的张晓青提出了对如何利用好中国海外人才库、中资机构海外并购领域的建议与想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长江学者刘宏结合新加坡人才战略课题，如何与中国合作共赢，如何从制度上保障高端人才的引进与交流等，提出了良好的建议；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陶景洲就如何在法律上健全留学人员回国服务权益等话题进行了论述与展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谈到了“海归”的回归方向、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留学人员作用问题及鼓励年轻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从教育入手深化人才培养等政策问题；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阎焱畅谈了留学人员政策从制定到影响的现状及期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发言，强调了人才载体、人才制度与资源分配、人才系统创新等重要性问题；神华研究院副院长、NICE CTO刘科谈到了“千人计划”、综合全球研究资源、大力推进宣传改革开放中海归的贡献、留学生民间外交等问题：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汪潮涌阐述了“真正的人才是自己找回来的”等有关留学人才引进中的心态、政策与为国服务真正目的和人才类别等问题：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李山结合自己回国服务的经历，针对未来中国留学人员引进与使用等实际现状，进行了重点论述，指出“全球化人才就是海归人才”的新提法，并就发展中国智库、民间外交等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英国爱丁堡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教授侯文轩在现场谈到了中国金融研究的巨大潜力，国外研究中国的智库、研究中心，如何更好地在国内交流、发展等问题。英国牛津大学商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金李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希望“得到国内的帮助，打造咱们国家在金融学和管理学方面的学术最高端的平台”，并就打造“全球12所高校组成的公司治理平台——全球公司治理论坛”，与韩启德会长进行了互动交流与畅谈。

本次欧美同学会建会100周年建言献策座谈会主持人、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最后对各位从海内外回到祖国，参加欧美同学会100周年活动表示感谢，并表示座谈会后一定认真梳理大家的建言献策观点，真正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发挥中国留学人员建言献策的好传统，建好人才库，建好智囊团，切实落实并发挥留学人员“民间外交生力军”的作用。

附：参加座谈会的领导及嘉宾名单：

    有关方面参会领导：

韩启德 全国政协副主席、欧美同学会会长
马文普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中组部  代表中组部人才局二处的曹世文处长，中组部五处武修琼女士，
人社部  代表人社部专业人才技术和留学人员司李金生司长
胡建华  中组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
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主持人：

王辉耀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建言献策委员会主任

    海内外高层次留学人员代表：（按姓氏拼音排序）

辜学武  德国波恩大学国际关系终身讲座教授
侯文轩  英国爱丁堡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教授
黄亚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副院长
金  李  英国牛津大学商学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李  山  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
刘  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刘  科  神华研究院副院长、NICE CTO
陶景洲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
汪潮涌  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
徐  鹰  美国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
阎  焱  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
张晓青  美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高级主管合伙人
赵穗生  美国丹佛大学教授、美中合作中心主任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宗馥莉  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

    建言献策委员会秘书处人员：

苗  绿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郑金连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马  林  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欧美同学会建会100周年建言献策座谈会实录

    地点：欧美同学会会所第四会议室
时间：2013年10月21日下午14：00

全国政协副主席、欧美同学会会长韩启德

    韩启德：要让大家都能看到“建言献策”

欧美同学会的建言献策还要做得更有效，应该把建言献策的结果落实到实处。习近平总书记今天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很具体。要完善我们的机构，配强我们的力量，为我们的发挥创造条件，我们要认真研究，怎么能把我们的成果真正发挥好。

下一步，需要提升“建言献策”的水平，强调前瞻性、可操作性与建立好平台。同时，建言献策还要有战略性和可操作性。要把建言献策的结果要摆到人大的会议桌上，要让领导和媒体上看到。建言献策要能够给中央，国务院各部门看到，需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建言献策一定有前瞻性。第二、有战略性。第三、有可操作性。

今后，欧美同学会要多组织座谈会活动，现在国家求贤若渴，跟往年不同了，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政府对海外留学的重视”。座谈会的内容整理出来后，再从里面集中若干个问题，就一个问题，大家再来深度研讨。我们要建言献策，我们要有人才，要我们自己的人才。

    王辉耀：进一步发挥留学人才的作用

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刚刚举行了庆祝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的庆祝大会，主席对国家留学政策有了新的阐述，从原来的“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策提升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并希望欧美同学会能够成为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和开展民间外交的生力军，同时还是桥梁、纽带、留学人员之家。

当前，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而留学人员是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留学政策有了新的阐述，原来是“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现在把政策提升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新方针。同时习总书记对欧美同学会也提处新的要求，希望欧美同学会能够成为留学人才库，成为建言献策的智囊团，还有开展民间外交的生力军，成为“桥梁、纽带、留学人员之家”。座谈会上，大家认为习总书记的讲话将中国留学人员的作用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将欧美同学会的“中国梦”提升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感的新高度。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马文普

    马文普：继承百年优良传统  服务中华民族振兴

习总书记的讲话确实是特别让人温暖，鼓舞人心，给人增加力量。首先，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和习总书记的讲话，这是历史性的事件，一百年，大浪淘沙，欧美同学会作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团体通过奋斗生存下来。它不但走过了艰难历程，也经历了辉煌。习总书记从历史角度讲了欧美同学会的历史厚重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欧美同学会的历史作用既包括它作为一个组织的作用，包括欧美同学会这些领袖人物所做的个人贡献。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有欧美同学会有80周年、90周年和100周年三次重大的庆祝大会：80周年是江主席出席大会并讲话，90周年是胡锦涛主席，习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上的讲话具有里程碑意义。

另外，我们需要深刻体会习总书记的讲话。习近平主席从历史讲到现实，从理念上、政策上、方向上指出了欧美同学会的使命和任务。对各级党委和政府如何关心、支持欧美同学会做了具体指示。习主席的讲话有很多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定位和新的任务，同时，他的讲话对我们的工作具有纲领性和方向性作用。今天的座谈，要把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学习好，落实好，把欧美同学会的事业紧紧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联系在一起，把我们的事业继续往前推进。

    辜学武：建立多样性的人才使用机制，推动海外华人为国服务

今天听完习总的讲话之后，觉得非常地令人鼓舞，像我们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群体，觉得可能会有新的机遇。

第一、习总书记清楚地提到一个概念，欧美同学会在未来要打造成有亲和力、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实体。我在德国多年，对欧美同学会当然不陌生，也知道它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组织。如果要增加欧美同学会在海外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不是可以考虑让欧美同学会走出去。因为王辉耀会长经常和我交流，我知道欧美同学会有一个北京论坛，如果有这种可能性，欧美同学会可不可以举办欧洲论坛、美洲论坛。通过这种走出去的论坛，使许多在海外的华人可以参加欧美同学会在海外举办的活动，从而更好地提高它的亲和力、号召力和凝聚力。

第二、习主席的报告中提到“要让在海外的华人虽然没有回国，但是要报国有门。”截止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派出去的留学生达到了264万，但是回国的人目前为止只有109万，也就是有60%人出去还没有回来。许多留在海外的华人也想报国，我们也许要是这一批人报国有门。千人计划他引进的人才可以回国报效祖国，包括长江学者计划在内的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通过全职的形式引进人才，这样做得非常棒。但是有很多海外华人因为某种原因回不来，或者不愿回来，也想报国。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在国外做政治学的教授，经过多年的学术训练后，可能觉得很难融入国内的体制之后，不愿意回来。不过，我同样可以在同济大学兼任他们的院长，以这种方式来为国家服务。然而，不是说每个在海外的学者都有机会兼国内一个大学的院长，这种可能性很小。如果要实现报国有门，能让这些没有彻底回来的优秀学者通过多样化的形式服务祖国建设。现在，很多在国外的教授，每次回国都比较困难，签证的办理比较繁琐。虽然国家的政策不断简化办理程序，但是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希望中组部、外交部和其他各部委可以一起合作，出台相关措施，方便海外华人进出国门。我作为同济大学的兼职院长，国家已经给了很好的回国政策，每两年送一次签证，免费办理相关手续，这个给我自己报国有门一个途径。但是很多的我认识的朋友和同事，他们非常想为国家做点事，但是进出国门不方便。希望政府可以扩大签证的发放或者简化签证审批，或者引进一些有利于海外华人能够方便回来的机制。

第三、欧美同学会发挥智库的作用。中国现在发展到现在，大家在谈改革面临的困难时，经常会提到利益博弈，认为利益既得者不愿放弃。我认为改革的困难主要是观念的问题。人们的观念发生转变之后，即使是既得利益者也愿意推动改革。而那种将人们愿不愿意改革归结于经济利益的得失的观点是片面一点。当年毛泽东、周恩来闹革命的时候，他们的家庭基本上都不是贫苦的，当人们接受了共产主义理念之后，自然就会行动起来。

下一步，欧美同学会可以发挥智库的作用，让海外有思想的学者和国内的学者交流一下，从而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一些启发。

    张晓青：以人才全球化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

我在美国波士顿待了21年，原来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现在是在美国安永的合伙人，负责中资企业在美洲的投资业务。

海归对中国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怎么利用海外的人才库发挥海外华人的作用，是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到海外留学，特别是数理化领域的留学生全留在了美国，这批人已经成家立业，而且很多人在美国科研机关工作。仅以波士顿为例，它就有七八万海外华人如何才能真正地发挥这批人的作用。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科技大国，中国要充分融入全球化进程，首先要实现人才的全球化。海外华人可以帮助中国的企业走向国外，实现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例如，波士顿是一座生物高科技城市，也是一个大学城。在利用海外人才方面，建议商务部牵头在波士顿当地建立生物产业园，发挥其产业孵化器的作用，带动国内生物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与波士顿海外华人的无缝对接。

中资企业在海外的并购大踏步地前进，美国特别欢迎中国的投资。在10月底，奥巴马将会在华盛顿召开峰会，吸引世界各国的项目投资，特别邀请了70个中国的一流企业董事长参会。中资企业走出去面临很多的挑战，特别是人才的挑战。海外并购以后，需要将海外企业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实现从中国第一到世界第一的全球化过程。过去中国企业有很多成功的并购，但是后面的整合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今后，企业在海外并购案的整合过程，可以发挥海外人才库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

    刘宏：建立明晰的人才制度，确保人才引进的科学性

我目前是担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的院长，也是国内的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我自己上午听了习总书记的报告以后，有两点对我的感触特别深，

第一点，人才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的竞争力其实是人才的竞争力。欧美同学会在中国人才强国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我与王会长在合作做一个关于新加坡人才战略的课题，希望国外的人才战略可以对国内的人才战略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我国在人才引进、人才培育和人才管理等方面，需要建立明晰的制度，从而保证人才引进工作的高效性、持续性和透明性，从而保证我们引进来的人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人才，是第一流的人才。

人才引进之后，很重要一点是对人才的培育和管理。现在人才是一个一把手的工程，领导对人才在引进过程中很重视。但是，人才引进来之后，如何发挥人才的作用？如何使引进的人才在新的环境下面与现有的人才进行磨合？如何使引进人才扮演领军人物的作用？上述这些问题需要各级领导给予同样的支持。

第二、欧美同学会和海外人才可以在民间外交里面扮演重要角色。很多海外民众是通过欧美同学会这样的组织或者海外华人的移民群体来了解中国。而海外华人的移民群体，特别是高端人才，对中国和国外都十分了解，能够扮演很积极的桥梁作用。今后，我们需要在制度上、在程序上将这种桥梁的作用具体化。例如，欧美同学会可以到海外举办活动，或者进一步，欧美同学会可以在海外创立分会，可以跟当地的使领馆、留学生组织、华人学者组织保持密切的接触和交流，这样就能够及时地把欧美同学会的信息、关注点通过海外分会传播给海外华人。

欧美同学会可以进步一步提升建言献策的层次。建国之初，海外华人可以作为全国政协的正式代表，后来这一制度没有延续下来。希望政府可以吸纳海外的人才，特别是居住在海外但能保留中国国籍的海外华人，成为全国政协或者全国人大的正式的代表。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为国家建言献策。

    陶景洲：建议放宽签证制度，便捷海外华人回国服务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出国留学生有200多万，政府需要增加对留学人员政策上的信任，政府在业务上对海外华人的信任有很大提高，然而在政治上的信任还需要做一些提高。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为留学精英团体有一个制度上的安排。

另外，我国对社会科学的海外人才缺乏重视。我国对科技进步和实务性的社会科学比较重视，然而对于一般的社会科学人才缺乏重视。政府宣传部分不能用外国人能够懂的语言去讲中国的现状。许多中文翻译成英语之后，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中国在对外宣传时，总感觉和外国政府在说两种不同的语言，只是双方都不能明白对方的思想。习总书记提出发挥欧美同学会的桥梁作用，就是使外国人能听懂中国人的讲话，中国人也能听懂外国人的作用。这个中间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讲一下我的本行，法律制度建设。一个国家可以通过科技力量做很多的科学发明，但是如果法律上的保障，没有合同上的保障，最后这些创造发明可能变成别人。我国对社会科学的重视上可能还不太够，还需要增加。

对于大家提到的来去自由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已经加入外国籍的华人。中国新的签证条例可能反而要求更加严格，不是向着更加来去自由的方向发展，而是增加了某些障碍。这对于那些在中国长大的并持有外国护照的人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

还有一个关于《国籍法》的修改问题，到底是不是应该承认双重国籍，大家也在呼吁应该允许双重国籍。在世界上众多的国家都允许双重国籍，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加快进程，以便使这些在海外长大和海外留学的中国人纳入到祖国的怀抱，把他们排除在国门之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黄亚生：加大教育改革，大力吸引海外年轻学者

以后再讲海归的时候，可能要问一下他是回归中国还是回归美国。现在有一种趋向是相当一部分海归辞去了在中国的工作而回到美国，他们大多90年代回来的海归。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主要是他们缺乏法律上的保护和政治上的安全。这个现象应该作为一个课题去研究，去发现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

讲到中国经济的转型，中国的经济肯定是需要转型。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有70%靠投资和劳动力的推动，有30%是靠生产力的推动。而这30%里有差不多60%是我国工业化的结果。

    加大对学术人才的引进

讲到千人政策，我注意到一个现象。第一、千人计划引进的人才大多是企业界的创业人才，学术界的相当少一些。另外，学术界回来的人才，是那些已经在海外取得成功的人才。用投资领域的专业术语来讲，可能千人计划是PE，而不是VC，不是早期的投资，只是晚期的投资，这样的筛选本身成本是非常高的。

我国的人才引进过多的倾向于企业和商业人才，我认为还是要重视学术界人才的吸引。我是MIT（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现在从事广告业。MIT最近的研究显示，将MIT的教授和校友创办的公司都加起来的话，它的销售额在2010年是相当于世界第11大经济体韩国的GDP。而斯坦福以同样的研究方式的话，得出的结论斯坦福的教授和校友创办的公司的销售额相当于世界的第十大经济体。如果把大学搞好的话，它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可能远远超过纯粹吸引10000个的企业人士。

从长远发展来讲，我国的人才政策是不是应该考虑更多的面向年轻的海外人才？首先他的发展空间更大。在科技领域，科学家一般在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时最有才干。而之后会因为年龄或者因为各种应酬，他的创新意识会大大衰退。

我建议在今后的人才引进中，可以适当选择一批具有成长潜力的年轻学者。就像创业公司一样，很多会有很多案例可能是失败的，但是有几家成功的话，就很可能为中国拿诺贝尔奖。如果将有潜力的年轻学者排斥在引进计划之外的话，他们在海外取得成绩后，结婚生子，很难回来。

    加大教育改革

讲到人才政策，我们需要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如果国内有能够充分有学术的自由，教授可以有选择研究课题的自由，自然会有许多海外学者选择回国。体制的改革本身就是人才吸引，这个作用比千人计划要大很多。

我跟国内学校交流时发现，中国高校要进行课程改革特别难，大学生要换专业也特别难，欧美同学会可以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做一些呼吁。人才的是很宏观，涉及很多领域，有些表面上跟海外人才吸引没有关系，而它对人才引进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阎焱：增加海外华人的参政议政权

我做过千人计划的评选导师，个人认为千人计划很是带有一定的功利主义，大量引进搞工程和搞金融的人才，而对基础科研人才不感兴趣。跟50年前相比，今天的欧美学会的重要性下降了。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中国政协会给偷渡到香港的中国人一个名额，每年在香港会有很多人去竞争政协委员。而现在许多留学生回国后已经有二三十年了，他也不会去竞争政协委员。

    郑永年：海外人才引进缺乏相应的人才载体

知识经济没有人才什么都没有，有了人才，资本也不成问题。我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人才没有载体，所以人才制度的改革要跟行政体制，尤其是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尽管我们有千人计划等各种人才引进计划，然而还是有很多高端人才流向海外。海外的人才往外流，国内培养的人才往外流，包括清华、北大毕业的高端人才都往外跑。从全球的人才流动趋势来看，总体上是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培养人才。

为什么有些海外华人回国以后又选择离开？我认为还是缺乏人才载体。现在海外人才回国以后，国家会给你一个行政级别，因为中国的资源分配是跟行政级别挂钩的，没有行政级别就拿不到资源。中国的科研基金、项目基金的评审都是这样，背后都有政治操作，而不是单靠学术研究的水平。而另一个方面，一旦你拿到行政级别的话，它同样会害了你，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学术研究。因此，很多人回国以后又选择离开。

新加坡为什么留住人才？新加坡有四所公立大学，其中三所大学的校长都是外国人。许多大学中研究所的所长都是外国人，医院和国有企业的高层领导有很多外国人，这些职位都是人才载体。中国的人才回国后去哪里？没地方去。一个教授职位穷得要死，什么都没有。海外人才只能担任由行政级别的领导，这样才能有相应的资源。

中国的下一步的人才制度改革重点是体制改革，一定要把事业体制都改革去行政化。第一步，企业、医院、大学、研究院和研究所都要去行政级别。目前你做一个课题项目，如果没有一个行政级别，就不能报销。而我在新加坡东亚所当所长，我什么行政级别都没有，我同样可以做。在政府领域需要行政级别，而如果其他机构不去行政级别的话，如果大家还是一味去追求行政级别的话，中国的人才制度改革就搞不好，人力资源市场不会有公平竞争，也就不会实现人才的真正回流。

下一步，如果中国能把事业单位去行政化，单位的领导实行公平竞争，谁都可以来当。这样的话，国企、研究所、大学等部门的各种职位就会成为人才的载体，就可以真正的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如果没有人才的载体，人才进来以后，照样会流出去。

    刘科：建立中国工业研究院，推动海外研究型人才的吸纳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内对国际化人才需求不断增加，像联想和百度这样的企业，需要大批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帮助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拓展国际市场。另外，中国的科研机构可以考虑引进一批在跨国公司人才的资深研究员。例如，微软研究院院长张亚勤，被比尔盖茨认为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将来中科院是不是可以聘任他从事相关科学研究。我现在回来办NICE也是因为千人计划而回国创办的，NICE建立之初的研究团队有25名海归人才，现在已经扩大到60个。

    建立中国工业研究院

台湾在经济起飞期，为了充分发挥在美国的数万留学生的智力资源，建立了台湾工业研究院，从而为海外人才回国搭建了一个平台。台湾工业研究院建立之后，许多台湾在美留学生选择回国，其中有些在海外企业做到集团副总裁的人带领着创业团队回台湾。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台湾工业院的模式和美国硅谷的模式，把这些模式结合起来的话，就极有可能发现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才吸引模式。如果可以的话，今后中国可以建立自己的工业研究院

    大力宣传中国近现代中国海归的贡献

尽管我们很尊重老一代海归，他们对中华民族做了很大的贡献。同时，我认为当前中国也要适当宣传改革开放来这些海归对中国的贡献。例如，中国的高技术、互联网、通信、金融业、风险投资、股市、期货等的发展都离不开近代海归的贡献。

今天早上习总讲话的最大核心就是讲人才，一个国家、民族和企业的进步，最终是靠人才，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企业要想真正走向国际化，不是缺少资金，而是缺少国际化的人才，特别是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

人才研究不是一个独立的课题，它是系统的工程，需要政府各个部门的配合和支持。中国有264万海外留学生，有100多万留学生还在海外，如何有效利用这批人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爱国情操，只要提供机会，这些人都是愿意为祖国做事。他们是我国最宝贵的资源，发挥这批人的作用将会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振兴。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从孙中山建国民党，到陈独秀建共产党，到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沿着历史的长河回顾了海归对祖国和人民的重大贡献。海归在每个关键时刻都站在了历史前沿，今后我国在人才引进中可以充分发挥海归人才的主人翁精神，使中国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从而推动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屹立于世界之地。

关于双重国籍，大家最担心的是东南亚这些华侨，我一直提议用“出生地主义”来解决这个问题，欧美许多国家都使用“出生地主义”来处理国籍问题。你只要生在中国大陆的，自然就可以获得中国国籍，这样等于把改革开放出国的这批人自然融到里面，从而将问题简化。

习总书记还谈到了民间外交，鼓励海归和广大留学生做中外友好交流的民间大使。海归熟悉中西方文化，知道怎样跟国内外的群体进行沟通。海归作为世界公民，可以在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道路上，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

    改变中国驻海外机构的官僚体制

中国在美国的领事馆下午2点关门，他们把国内的官僚作风带到美国。2点钟之前赶不到领事馆，就必须第2天再到大使馆办签证，美国只有中国的领事馆在2点钟关门。许多华人从家到领事馆开车开好几个小时，早上6点出发，开到领事馆如果不能保证2点之前进门，必须第二天再来。希望这一点可以进行改革。

    汪潮涌：打破人才的行政级别，拓宽人才引进的类别

第一、人才的引进，我是1985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公派的研究生，1995年回国，1998年在国家开发银行拿一块钱工资，免费替国家打了两年工。后来开始创业。当时回国的时候，没有背景和优惠政策，我们主要是看重中国的发展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事业召唤着我们回来。真正的人才不是靠引进才回来的，哪里有机会，他就往哪里去，这才是真正的人才。靠待遇吸引回来的人才，不一定是真正的人才，他在国内待不久的。如果他的事业心不在中国，你给他再好的

第二、人才不需要行政级别来定义。在美国，真正的人才对行政级别嗤之以鼻。只要你在自己的领域里证明你的价值，根本不需要靠行政级别定位自己的价值。例如，美国的前副总统切尼，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从卸任国防部长后，到摩根担任董事，到北京与江主席、朱总理会面时，我陪同他。他完全将自己当做企业家，完全不去考虑行政级别。

第三、拓宽吸引人才引进的类别。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不光需要科技人才和金融人才，未来的中国需要更多的社科类人才。例如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的人才。当时我女儿考牛津的政治、哲学、经济学专业，我很支持她的选择。

同时，还需要窄众人才，比如像设计、艺术、音乐、体育、文化传媒等领域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影响力和价值非常大，姚明在美国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力，超过几十个科技人才和企业家的价值，推动力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下一阶段，中国需要进行产业升级和创造世界品牌，让世界了解中国，提升中国的品牌形象，窄众人才不可或缺。过去十年，我带领中国帆船队参加世界最高级别的美洲杯帆船赛，还有最近我在做中国汽车拉力赛，这些都是推广中国品牌的有效渠道。

    阎焱：打造宽容环境，吸引一流人才

因为参加了6年的千人计划的评比，我担心我们人才计划可能最后选出来的都是一些中等水平的人才，而不会是最好的人才。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政府的人才选择指导思想。过去几年，中组部、人事部对于千人计划是非常重视，真心地想在海外找一些好的人才回国，然而千人计划面临两个最根本性的问题，从而导致最后选出来的只是中等水平的人才。

我国的人才引进的指导思想上是希望找一些工具型的人才。比如说理工科的创业人才和金融领域的人才。海归人才在中国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行政级别。海外人才一旦落脚，就会面临待遇和级别的问题。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一些海归人才回来以后会被等级制度和官本位所同化。像北大这种学校，如果你要当北大校长，就必须是党员。

在科学创业领域，真正的一流人才是不需要行政级别的，而是需要宽容的人才环境。我国当前的环境具有行政色彩，而这种人才发展环境吸引不到一流的创造型人才，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中不溜的人。

真正能够吸引人才的有两个东西：宽容的环境和方便的商业模式。中国是世界上交易费用最高的国家，交易费用主要花在宴请上面。另外，中国的交易程序繁琐。我注册一个公司，投资几十亿元，都是合法打进来的钱，投资后赚的钱都不能即时回到海外，最快的两个星期，最慢的需要两年。

只有宽容的环境才能把真正的一流人才吸引进来。并且真正一流的人才是自己愿意进来。同时，政府要减少他们交易的费用，并简化申请护照的程序。

    李山：改变海归人才的边缘化，实现海外华人的“报国有门”

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人才，中国的全球化需要全球化人尤其是海归人才。海归人才虽然处在边缘化的位置，他们拥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两个领域取得很大的成功：一个是经商，又很多创业的海归做得很成功。第二、做学问，他们留在海外一流学府做学问，在许多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如果把两个资源结合起来，可以实现习总书记对欧美同学会的智库和民间外交的期望。

在我们这个时代，简单说留学生总体来讲还是被边缘化。举一个我孩子的例子，我女儿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国际关系，她希望回国到外交部实习，但是这件事经过多方的努力还是没有成功。根本的原因是按照国家现行的政策，自费留学生不能进入外交部门工作和实习。我们需要加快人事体制改革，从而使更多的留学生可以“报国有门”。

我的回国经历是三进三出回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第五代留学生在中国遇到的环境问题。第一次是进入国家开发银行，干了一两年没拿工资就走了。朱镕基总理提出要建立中国的高盛，我和汪潮涌分别从高盛和摩根辞职回到中国，但是当时中国的环境大致我们没有做成，也没事情可以让你做，所以我们走了。第二次是中银国际做总裁，这个时候中国在发展，留学报国的环境在不断地改善。我担任了中银国际CEO的5年间将国外的模式搬到了中国，使中银国际成为中国的小高盛。这次的离开和留学生政策有关：当时中国银行要上市，而我作为中国银行投行的一把手，却因为不在体制内，而被排斥在干部提拔的考虑范围之外。第三次是千人计划专家，担任国家开发银行首席业务顾问，享受高管的待遇。

中国社会本质上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也是我国的千人计划和人才体制的指导思想。就像今天的会场，欧美同学会的会议室，挂的是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而进入我的母校清华大学，第一眼看到的是“行胜于言”这种现代化气息浓厚的文化。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而思想观念的改变需要很长的时间。

    提升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的智库作用

总书记讲了中国的五代留学生，他们创立国民党，创立共产党，创立新中国，成就了两弹一星的辉煌历史。他充分肯定了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发展历史贡献，对大家给予厚望。习总书记指出，欧美同学会下一步要做智库，要做民间外交。

欧美同学会所积聚的国内外资源是任何组织没法比的，今后欧美同学会可以发扬我们建言献策的传统，成立一个欧美同学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主要研究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律、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广大留学生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从资金和智力两个方面群策群力。在研究模式上可以借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模式，每年定期举办研讨会。

中国在人才领域中呈现的问题更多是表面现象，而问题的根本是思想观念的问题。欧美同学会作为独立的思想平台，有着体制内的智库所不具备的优势，可以成为中国社会思想观念改变进程中的一个撬动点。

留学生的领袖孙中山先生有一句话“知难行易”，改变中国的idea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最近有一部电影《活着只为改变世界》，留学生活着只为改变中国，改变中国的思想观念。

    侯文轩：以学术的全球化带动中国的全球化

我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金融学教授侯文轩，在英国成立了一个中国发展研究中心，致力于研究中国金融方面的改革，促进中国金融学专业人士的了解世界。英国对中国的研究主要是侧重社会学，对金融学方面的研究相对少一些。

中国金融是世界第二大金融市场，但是如果仅从学术角度看，可能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和美国金融市场的论文数量只比小于1：100，这导致大学生在学习金融理论的时，他学的全是美国市场的理论。这给他造成了他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好的。在他将来的投资中，可能会以批判的眼光看中国。

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顶级学术期刊联合举办了学术会议，呼吁全球知名学者从事中国金融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反映中国市场需求的独特金融体制的研究。前几届在英国和加拿大举行，最近两年，我们在中国的深圳、北京和平遥举办了学术会议，让国外知名金融学教授到中国，从而对中国有一个更感性的认识。

我们在向教育部申请学术会议时，发现国家对于支持海外会议的政策慢慢收紧，报批程序更加严格，希望政府可以更多地支持有益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学术会议的举办。

    金李：吸引海外留学生，培养跨学科的国际复合型人才

我是牛津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金李，麻省理工大学的金融学博士，曾在哈佛大学任教十几年。2012年通过国家的千人计划，半职在北大光华金融系担任系主任。希望借助我在全球的很多最顶级的学术机关的工作经历，在中国打造金融学和管理学方面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

我的任职是牛津大学特批的，牛津大学没有正教授在海外大学兼职的先例。我是有半年时间在北大全职投入工作。我想在北大、牛津和哈佛之间打造最学术的研究和交流平台，为中国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现在，我们已经联合北大、牛津和哈佛等12所大学建立了一个全球化的公司治理平台，主要从事各国的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其间，我们做过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银行的国际化案例。2014年，夏天会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第一届全球公司治理论坛。

我们针对开发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案例，上半年跟北大两个同事一起开发了工商银行的公司治理案例，我们写过国开行的案例，也是跟他的公司治理和国际化有关的，我们也写过农业银行国际化他在纽约和上海上市的案例。不光是北美的学校，像哈佛和麻省，牛津大学，一个星期以前，刚刚陪同牛津商学院院长在中国几所高校进行访问，也希望在这方面加深合作。

上个月，我陪同北大的王恩哥校长去美国的麻省、哈佛、耶鲁、斯坦福等世界名校做考察。北大希望与国际顶级大学共同合作，培养具有跨学科知识的国际复合型人才。

借鉴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的培养模式，最近清华大学开始创建苏世民书院。计划于2016年招生，其面向全球顶尖大学选拔优秀本科毕业生到清华进行研究生学习。“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推动学生深入认识中国社会，理解中国文化，以培养具有宽广国际视野、优秀综合素质和跨文化领导力的未来领导者。

北大也提出类似一个打造国际化平台——燕京学院，吸引全球最优秀的学生到北大学习。燕京学院不局限于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的教育，也可以扩展到对国内优秀企业家的培养。这些企业家可以利用这个平台与国外的企业精英进行交流，推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