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勤：创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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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开放将中国带入了新时代。邓小平恢复高考这一具有跨时代的远见、勇气和魄力的举措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当时，12岁的我成为中国科技大学当届最年轻的大学生。78级是个特殊的群体，年龄分布较广，从12岁到二十多岁都有。我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大动荡后，对于知识和整个世界的心态都变得不一样了。科大于我是个特殊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我看到了世界的发展，满足了自己的求知欲，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
少年班的好处在于可以随便选专业。我选择计算机和电子工程，实际上是通讯专业，因为我听老师说：未来的世界是控制论、信息论、机器人。直到现在，我都很庆幸选择了一个自己喜欢并带来无限可能的专业。科大教授传递给我理想主义的精神，让我相信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这为我后来去美国和回国都奠定了基础。
1985年，我毕业时考虑在国内读博或出国的问题。那时，我们的理想是成为科学家，这就必须搞科研。从事研究的话，出国就是一个自然的选择。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因此选择留美也是自然的。当时科大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都选择出国深造。
初到美国，很震撼。当时，中美间在文化和物质方面存在很大差异。面对全新的世界，有很多东西不适应。但我年纪较小，没过多久就克服了语言问题，较快地融入到美国社会当中。我不仅和中国同学保持良好关系，也交到一些外国朋友，特别是美国朋友。
在国外留学的经历，让我充分体会到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举两个例子：
其一，取得博士资格后要定研究课题，我和导师互看了五分钟，我等他布置任务，而他希望我来提研究课题方案。这是一种思维反差，国内写论文，导师会提供课题，并在各阶段进行指导。而在美国，导师要求学生自己来决定课题，因为这是你的文章。
其二，读博士期间，我在国际卫星组织实习。在一个大项目中做卫星五、六的编码、密码、预算和设计方案。有一天，我从电视中得知，我所参与设计的卫星丢了。我很担心这是否与我有关。虽然结果证明没关系，但此事对我影响很大。这让我明白，不论事大事小，所做之事对用户、政府、企业可能都有大影响。
我第一次见到比尔?盖茨是1994年，在亚特兰大的展销会上，他做了Windows 95马上要进入市场的主题演讲。当时，他询问了我在展销会上展示的项目：超低数码的数据压缩或视频压缩。多年后再次谈起，他依然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的项目。1999年，微软决定在中国成立研究院，做与产业有关的技术研究，李开复博士给我打电话谈了他的想法，我也觉得在中国成立一个世界级的基础研究机构是很好的创业机会。
我决定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因为它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第一，研究院是做基础研究的；第二，它在中国；第三，这是第一次在中国打造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研究机构，是一件创造历史的事情。当时，原来的老板认为我回国做互联网公司可能还可以，但做研究会很辛苦，被边缘化，可能看不到资料，并脱离研究主流。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当时中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有潜力。我相信中国不论基础研究还是产业，最终会赶上美国。而我作为中国人，有很深的中国情结，希望能回国出份力。
在美国工作，需要专注于一件事，一定阶段后希望有更多精力做其他。而在中国工作是多维的，希望对社会、周围人群更有影响力。所以即便在美国生活几十年，生活和工作空间依然较受限制，很难深层地融入到他们的社会中。而在中国，众多家人、朋友都关心，自己对社区、社会、政府都会有影响力。再者，中国创业创新机会多于美国，国外的经验和对国内文化的适应，使我们拥有更多发展机会。
互联网是中国最有活力、发展最快的行业。互联网在中国二十年，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商业模式。前二十年，互联网更倾向规模创新、用户创新、市场创新，而技术创新偏少。接下来的二十年，技术创新的需求将大大提高。如今，企业竞争愈发激烈，技术创新变得尤为重要。
互联网产业发展到今天，已经经历了几次大变革：从PC、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云计算，互联网产业的每次大变革都不仅在技术上影响其他行业，也在商业模式和思维方式上冲击传统行业，带来巨大的变革。
云计算带来互联网产业的新变革，它具有提供几近无限的计算、存储、通讯和数据能力。因此，目前微软的新战略是“移动为先，云为先”，通过云提供智能、设备或通过移动提供终端。
IT产业不断发展，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因此计算机、工程、无线电专业至今依然长盛不衰，影响着其他行业。不论是云计算还是大数据，互联网改变着传统行业，扩大其边界，渗透其影响。我们生活、工作的每个侧面都被计算机所影响。云计算可以用来存储数据，这为中国市场和用户提供了基础设施。另外，云计算可以帮不同企业开展业务，云的架构、技术、服务在全球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服务可以很快走向全球。微软是全球唯一可以提供混合云的，而且公有云和私有云之间可以无缝架构链接和迁移。
文章选自《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主编：王辉耀/苗绿，中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