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平：信念的力量
2016年1月25日
我们那代人是在精神食粮相对匮乏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对知识和文明有强烈的求知欲。改革开放前，我只能从有限的资源，如《唐诗三百首》《离骚》等中汲取知识。那时，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回乡，其中有我的音乐启蒙老师何冰和其他一些中学老师，虽然书籍匮乏，他们仍给我们讲述了不少的名著和典故。残缺不全的教育和强烈的求知欲构成了我们那代人独特的人格–对知识、文明、外部世界、新鲜事物都充满渴望。1978年恢复高考，我们欣喜若狂，压抑了多年的求知欲似井喷海啸般迸发。我如愿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
五年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大学艺术教研室当了一名教师。在北大期间，我和俞敏洪、王强关系最密切。一起吃饭，一起过节，相互照顾。我们渴望留学并付诸行动，王强学过英文写作，帮我打国际长途，但那个学校并没录取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文化部曾有公派出国名额，但我没得到机会。
有两年时间，我日夜想着出国，做梦都跟出国有关，曾梦见在国外泳池游泳。我赴美之路充满艰辛，不仅有护照签证问题，也有政府间的人为隔阂，阻力很大。因此当克服重重困难，来到美国的一瞬间，我非常激动，犹如发现新大陆一般。出国实属不易，耗尽精力、时间、金钱和家人的期待，但这种经历为我日后在新东方做留学项目提供了经验。
说起来，我在美国从未真正立足过。那时，留学生梦想拿到学位，找到工作，买房买车，接父母出国，而这在当时是奢侈的。我太太硕士毕业得到一份年薪六万美元的工作，而我却屡屡受挫，压力很大。我曾到加拿大找过机会，也尝试回国发展，但都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曾有人建议我做房产经纪或者考执照，找份工作，但我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之所以未在北美立足，我总结出了三个原因。一、专业问题。我是学音乐教育的，本就很难就业。二、我的梦想。太太曾建议我读法律，但我不感兴趣，我还是想读文学，读艺术。三、心存祖国。我觉得中国的机会多，我可以施展才能的天地也大，我想创建公司，想做电视节目，想做娱乐界的大腕，所以我才在1992年回国探索创业。
美国星河灿烂，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但我并未为之所动，而是追求自己最喜欢、最擅长、市场需求最大之事。这个方向从未改变。比如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我被分到上海文化局，离家虽近，但我婉拒了。因为我被北大吸引，要矢志不渝追求喜欢之事。村上春树曾说：“作家写作时身上有毒素，排出毒素，小说才能成形。”于我，这不是毒素，而是灵魂中最甜蜜的东西。于是，我1992年回国，1993年创业。如今，我在创作《中国合伙人2》，表达三个人创业成功的过程，这让我很快乐，找到了生活的理由。我从未放弃自己，一直想回国，改变中国文化，希望成为启蒙式人物。不论一无所有还是腰缠万贯，无论是处于令人羡慕的留学生之位还是经历创业的惨败。即使众叛亲离，也未曾忘记自己的梦想。我相信每个人都要怀疑自己究竟是谁，这能时刻提醒自己该朝着哪个方向发展。
1994年创业失败后，我回到加拿大，写剧本、传记，在所谓的文化界鬼混。准备回国前，俞敏洪到北美考察，他的到来为我回国提供了最完美的平台。他曾说，“这么多年，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如今想想二十年前的俞敏洪与现今相比，天差地别。1995年，他是个体户，如今新东方代表着中国民营企业万紫千红的春天。他接纳了我，在新东方，我的喜怒哀乐、挫折、渴望都得到了完美的释放。
在新东方，俞敏洪上课讲他的苦闷，王强上课讲他的成功–北大校园领袖和美国实验室，我讲学生的悲惨以及咨询我之后成功的过程。由于在国外多年，了解出国流程，我为新东方的学生提供留学服务，做得很精彩。其实，俞敏洪、王强和我三人就完美地构成了一个人奋斗的精神链条：首先要学好新概念、大学四六级等基础英语，再考托福、GRE出国。而我们三人，王强负责讲基础英语，俞敏洪教托福、GRE，我则提供出国服务。所以我们在产业链上也配合得很完美。
做留学要与众不同。我不会问对方是否能出国，而是考虑他该不该出国，出国将给他带来怎样的人生价值。有时，甚至有点刻意避开生意的目的，打造他的个人潜能。人生的选择和设计是新东方的精神，这奠定了新东方品牌里极其闪光的一部分。我们既做牌坊，也立牌坊。我的如是举措在于新东方给了我信任，我要对得起俞敏洪。
后来,新东方上市了。它变得和其他企业不一样，这让我们充满了精神上的愉悦。正如松下说的：“要电器像自来水一样大批量生产”，松下每生产一个电吹风、一台电视机，便实现了一次突破。新东方的学生从一个到一百个也是一种突破。新东方上市后，突然闲下来，使我很有挫折感。我常批评俞敏洪，三驾马车本可以继续奔驰在祖国大地上，但上市后我们的工作转变了。如今，我每天谈项目，把所创造的财富打出去时，依然在播撒新东方的种子和梦想。我们并未摆脱从前的心态，充满好奇心、渴望、参与欲，希望证明自己，从未变过。
随着新东方等留学机构雨后春笋般得在中华大地上萌芽，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的留学生数量呈几何倍数上升。留学生带来了普罗米修斯之火，他们用西方文明之光，照亮了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文明中某些未被现代文明照亮的角落。中华文明若能恢复当年的恢弘与辉煌，就能与世界最强的国家，在硬实力、软实力、吸引力上抗衡媲美甚至实现超越。
2009年，我首次到哈佛论坛做演讲，其中提到生长在中国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回中国寻找人生，但要认清怎样实现自我，你的能力在哪里能最大限度地放光。当时，我并没说这个地方是中国。但每年去做演讲，主题就一个：回到彼岸，寻找你的家。这个家毫无疑问是中国，即使雾霾笼罩着北京，但有远见的人能看到一个晴朗的明天。
文章选自《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主编：王辉耀/苗绿，中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