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流放自我，收获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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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八八级毕业生，也是最后一届公费生，毕业后要服从国家分配，分配到哪儿去哪儿。当时，每班留京名额只有两个，大多数人都被分配到其他省的城市，也有人被分配到边远地区。争取留京名额付出的代价并不比出国小，而且国内外差距明显，所以大家都特别想出去。后来，国家颁布了一个严格的文件，要求公费生为国家做出五年贡献后才能申领护照，有直系华侨亲属或者旁系华侨亲属的除外。直系华侨亲属可以直接出国，旁系华侨亲属要交国家培养费，差不多一年2500元，清华本科是五年，总计交12500元。而毕业后做公务员，每月才赚72元，12500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没有直系或旁系华侨亲属的人想出国就更没有希望了。

　　那时候出国赚钱很容易，学生刷盘子或做服务员，每年差不多能挣一万美元，当时汇率为八点以上，相当于八万元人民币，而国内的公务员每年才赚八百元。面对这样巨大的差距，大家都拼命想出国，大批的大三学生退学出国。没有直系或旁系华侨亲属背景的人想出国就必须大三退学，因为只要完成学业就必须依照国家规定服务五年才能拿到护照出国。但学校为办理退学的学生保留学籍一年，以确保万一拿不到签证或奖学金可以继续上学。我母亲在德国出生，所以我是直系侨属，不用服务国家五年，而选择退学是随大流，也实在是不想上学了。退学后父母给我办了自费留德，并保留学籍一年。本来就不想读了，结果退学就会使原来五年的本科又变成了六年，那就更不想读了。

　　出国时，想法很简单，只想学个手艺，赚钱养家。我在清华读的是无线电系，录取分数是最高的，但毕业分配是最惨的，因为当时IT行业还没有兴起。当年我们系的同学毕业后，很少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我读的是雷达专业，更不好找工作了，所以决定转行。其实家人把我的一辈子安排好了，就是完成清华学业，然后出国留学，而我觉得与家人走一样的路，没有一点意思，所以自费留德一直是个备选。我在心里决定不留学，做一些家人不懂的事情，所以才选择不会跟家人沾上半点关系的电影和音乐。

　　后来决定出国读书，是各方面影响的结果。当时我们全班总共34人，出过国的人数最多时高达17人，缴纳班费时大家都交美元。我一直在国内学习生活，而家里所有人都走留学这条路，自己好像一个土鳖，心里总觉得缺失一块儿。1996年，我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举行了自己的作品音乐会，事业发展得很好，但家里没有人到现场看，对他们也没有什么触动。再有就是曾经在清华有一个关于读书无用论的讨论会，家人也参与了，现场有位教授提出：高晓松就是读书无用论的典型代表。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后来决定把这一课补上。

　　每个人年轻时都会很激进，不仅是思想方面，情感上也激进，觉得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大事。即使音乐流派之争，都觉得很严重，睡不着觉。但走出去看一看，会让自己变得更平和，每到一个地方先去看海，坐在海边，自己慢慢就会辽阔起来。我还把小时候所有音乐里写过的、读书过程中发现的以及画中的地方都看了一遍。有趣的是，到了巴黎圣母院，我先围着墙转了一圈找字母，寻找小说里描写的刻在墙上的字。看了才发现，其实对这些地方挺熟悉，因为如果没有一首歌、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提到他们，那他们不是那个样子。当时看了一本书《流放回来的人们》，讲聚集在巴黎的各国艺术家，互相熏陶、碰撞，过着流放的生活，之后带起整个世界的故事。为了这个目的，我觉得自己应该流放一下，到处走一走。

　　目前，我还没有真正回国，在洛杉矶有很多工作，正在做一部英文的音乐剧，在电影方面也是中美两边都涉猎。美国还是有很多人才，尤其在我们这个行业，经历几十年积累，大量人才活跃在百老汇、好莱坞、拉斯维加斯等的舞台上。而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有一天超过美国，但中国的电影、舞台剧、流行音乐是不会超过美国的，周围的人还是热衷于美国的流行音乐、电影大片、音乐剧。好莱坞、百老汇欢迎全世界的人参加，美国通过绿卡吸引全世界其他国家艺术学院毕业的人，为他们提供融合交流的平台。科技和文化都需要不断沟通融合，而且文化交流与国家富有与否没有根本联系，比美国富有的国家很多，比如沙特阿拉伯或者科威特，但世界各国导演很少去这些地区。所以，这个行业在中国的发展还需很长时间。

　　选择中美两边工作，对我来说最重要。一个人一生做了多少选择或者选择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有权利选择。也许我没做别的选择，就唱一首歌，爱一个人，但是我要有权利选择。就像一个国家，不能不允许离婚，每个人都要到一个有选择权利的地方。自由被很多人提倡，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辽阔。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多一种语言，多一种文化，多一个圈子，多一个行业，多一个国家，就会多一分辽阔。

文章选自《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