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范围内新的迁移目的地的出现，移民流动的地域正在发生着改变。除了传统上从发展中国家到北美和欧洲（Münz，2014）等经济发达的国家之外，东亚、南非、巴西和印度等快速发展的新经济中心也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移民。地图1标示出传统的和新兴的移民目的地。发展中国家作为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也正在成为移民接收国，因此，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人口迁移，即南—南迁移，越来越具有重要性。例如，中国在接收尼日利亚移民的同时也已成为向中东地区的移民输出国。在这些国家，国内移民的数量也在增长，使得城市迅速扩张（联合国经社部，2014）。随着移民转移到规模较小的二级城市，在国家内部也出现了新的移民目的地（Walton- Roberts，2011）。

　　从大力发展中心城区到以逆城市化措施促进边远和周边地区的发展，大规模的国内和国际移民正在塑造着城市化的类型。城市化本是可以被系统规划的，但是，现实中城市的发展却是快速而混乱的，给现有的基础设施和城市资源带来巨大压力。以下部分描述了从全球城市到城市边缘地区、再到棚户区等不同的城市居住地，也显示出地方政府通常对移民的到来缺乏有效应对的政策、基础设施和专业知识等。

　　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伦敦、纽约和东京等。他们对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核心。然而，这些城市应对国际移民问题的能力有很大差异。

　　类似伦敦、纽约、东京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这样的全球城市居于国际经济体系的核心地位（Sassen，1991）。由于与国际金融市场和跨国公司的密切联系，这些城市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节点。人们根据融入全球经济的不同程度对城市进行了划分。根据2014年排名，全世界前20位的全球城市均匀分布在欧洲（伦敦、巴黎、布鲁塞尔、马德里、维也纳、莫斯科和柏林），亚太地区（东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北京、新加坡、首尔、悉尼和上海）和美洲（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华盛顿、多伦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全球城市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地：约占19%的全世界外国出生人口居住在这里（Calar,2014）。图1显示了世界主要城市的外国出生人口规模；一些拥有高流动性劳动人口的城市，其外国出生人口比重较高，例如迪拜（83％）和欧盟委员会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62％）。来自不同国家的数量众多的移民，在文化和社会方面为这些城市增添了国际化色彩，尽管这些因素尚未被纳入常用的全球城市分类体系中。

　　由于全球城市的存在，移民往往倾向于迁移到这些地方，而对其他城市较少考虑。比如，在加拿大的680万国外出生人口（加通社，2013）中，有46%的人居住在多伦多（加拿大统计局，2011）。来自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有超过40%的外国出生人口居住在纽约、洛杉矶、迈阿密、芝加哥和旧金山（Singer，2013年）。此外，在这类城市中，外国出生人口数量有时还可能超过本地人口数量。比如，澳大利亚的660万外国出生人口（澳大利亚统计局，2015）主要集中在悉尼（140万）和墨尔本（120万）（澳大利亚统计局，2014年）。

　　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城市的人口构成已经发生改变。来自美国的数据显示，作为接收国际移民的五大“门户”城市纽约、洛杉矶、迈阿密、芝加哥和旧金山，在2000年到2009年间，国内移民的迁出高于迁入，从而改变了这些城市的外国出生人口和本地人口的比例。相比于美国，欧洲的外国出生人口数量增加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从1993年到2013年间，英国的外国出生人口数量增长了两倍，从380万增加到780万。其中38%的外国出生人口居住在伦敦，这一数字已从1995年的160万增加到了目前的近300万（Rienzo与Vargas-Silva，2014）。

　　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国家政策将吸引移民，尤其是高技能移民，作为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一项发展战略。然而，这些城市在处理移民问题上所具备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在美国，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吸收移民已有百年的历史，它们拥有强大的体制以服务各种移民群体，包括应对非法移民问题（Price，2014）。当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NGO）保持密切合作，一些论坛还提供了城市之间的学习与交流机会，例如“公民的城市”（Cites for Citizenship）和“新美国经济合作伙伴”（Partnership for a New American Economy）等为市长和企业领袖提供了交流机会。相比之下，华盛顿和亚特兰大虽然自1980年以来经历了移民人口的快速增长，但仍缺乏明确的战略以吸引和留住新移民。这些城市正在面临着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尤其在应对非法移民问题方面（同上）。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国际移民组织（IOM）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