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良：中国的公益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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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众对公益慈善的理解基本停留在捐钱帮助困难的人群层面，而且做公益慈善是不能赚钱的。如果公益组织不赚钱，他的钱从哪儿来？一般都是别人捐的。他自己没有造血功能，捐款用掉之后又要找人捐。但有些公益慈善组织像国外的学校基金会，他就会去投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美国高校基金会受到的损失非常大，投资回报率低了很多。因此，很多私立学校后来就采取多招留学生，降低奖学金额度，减少奖学金数量，缩减工作人员来弥补损失。
实际上，目前的法律没有规定公益组织不能进入哪些投资领域。公益组织是独立的法人，法人只要能够自己承担风险就可以投资。我们基金会条例里面有一个规定就是保值增值，只要做到保值增值就可以投资。我们投资的是股票，其他的基金会也有股票投入。期货的风险很大，目前的基金会可能没人进入，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
社会企业与公众认知的公益组织有所不同，他是运用企业的运营方式实现公益的目标和使命。企业最早是从欧洲社会经济的概念衍生过来的。后来英国大使馆在中国创导了社会企业家培训，2009年时，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每年有上百人接受培训，这对推动整个社会企业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且，社会企业的发展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刚好可以衔接起来。有些社会问题是政府解决了，有些社会问题是一般的社会组织、公益组织解决的，一些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正好可以用社会企业的方式来解决，效果肯定更好。
目前，中国的社会企业越来越多，虽然与其他的社会组织相比，数量上可能会少一点，但与前几年相比已有了很大的增长。
社会企业或者公益组织与商业企业之间虽然有边界，但并不是很清晰，也不应该清晰。我一般用圆圈来比喻他们的关系，比如说企业是个圆圈，社会组织也是个圆圈，这两个圆圈原来是独立的，没有交集。但是，在大量的过程当中，这两个圆圈就有了交集，连成了一块。比如说社会组织有一些活动需要企业捐赠，这就有交集了。现在，社会企业之间的交集是：有的是企业有捐赠，有的用企业的运作方式去赚钱，然后来解决社会问题。在原来的计划经济时期，公益慈善基本上就是花钱的，不是赚钱的。现在，情况不同了，公益或者慈善领域有不同的类别，有些组织确实是靠捐赠，自己不赚钱也是可以的；有些则不靠捐赠，而是通过自己的造血功能赚钱，然后用在公益慈善领域。社会组织的不同方式对整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很有帮助的。
现在，中国引入了一些国外的公益模式，这些模式，有的发展得很好，有的可能要稍微调整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
2007年，我到台湾去，看到有一个基金会投标了台北市政府手里的几个加油站。基金会投标可能比一般的商业企业价格要低一点，但有一个条件是他雇佣的人群是残障人士。其实这个模式非常好，增加了残障人士的就业渠道。残障人士没有工作，一是会增加家里的负担，二是对他自己来说没有与社会接触的机会。而台湾的这种模式给了残障人士工作的机会，同时也能够为社会、为公众带来很多好的效果。国外慈善公益的模式，能够为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提供更丰富的社会组织的形态，更多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
在借鉴国外模式方面，海归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实际上，从海外回来的一些人，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也都在做这一块。例如在环保方面做的比较早的就是梁从诫，最初他到国外去开会，接触到环保组织，之后在九十年代就与别人联合创立了自然之友。廖晓义也是到北卡罗来纳州留学归来后，办了地球村，拍了很多环保的电视纪录片。当时，海归人员基本上是在做环保宣传，但后来慢慢就变成了践行者。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廖晓义是环保使者，四川地震之后，她又到彭州地震灾区去搞乐和家园，把环保、节能和人们的美好生活连在了一起。廖晓义在彭州选了两个村做乐和家园，把环保、生态的理念带了进去，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对当地的管理体制也产生了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原来我们是比较宽泛的环保宣传，现在则是将环保聚焦到了某个地方。
对我们的整个社会来说，环保是比较欠缺的一块。一批人到国外去，意识到了环保的重要性，学到了国外的经验，回来也开始做环保。但当时的社会对他们的行为是不理解的，响应者也比较少，因为整个经济发展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还没有显示出来。后来，响应的人慢慢多起来，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老百姓的观念也改变了，经济发展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显示出来了。社会对环保组织、环保人士的认同度也在提高，原来感觉他们很另类，饭都没吃饱，还要环保。现在饭是吃饱了，环保却严重透支了，要去补。
环保虽已成为社会共识，大家都知道经济发展对环境产生了影响，但对影响的程度却没有概念。汪永晨搞了两个活动，江河十年行和黄河十年行。他每年去考察，要连续考察十年，去了解黄河和长江流域环境的变化。2010年，我参加了江河十年行，考察长江。2011年，我又参加了黄河十年行去考察黄河，到黄河源头去看过之后感触非常大。黄河源头的环境比较脆弱，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工业污染也很厉害。有些事情，人们看过之后，才会有更直观的印象，也会慢慢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
文章选自《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