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面临的新困境

　　随着中国留学生群体的日益扩大，中国留学生作弊和造假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相关话题备受各国媒体关注。具体作弊行为体现在SAT、托福等各大类型的留学考试中，也体现在入学材料中的申请短文代写以及成绩单造假等方面。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在2014年10月11日举行的美国SAT考试可能存在舞弊行为，因此推迟公布所有中国和韩国学生的成绩，并对中韩学生的SAT成绩进行为期四周的重审。事情起源于一个中国女生在考试期间通过手机接收来自留学机构发送的SAT答案。这一作弊行为，引起了一系列的“多股米诺效应”。几乎所有参加该次考试的14个地区的中韩学生均需要被重审成绩，并且很有可能面临着推迟入学、取消成绩甚至限制考试的风险，约1万余名中国学生直接受影响。

　　除了通过手机收集答案外，代考SAT和托福考试也成了近年来大量考生采取的作弊方式。一些考生为了申请好学校，从某些机构雇佣英语高手代考，以提高成功率。作弊行为也体现在申请文章找人代写，成绩单造假方面等等。据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招生官员表示，在申请美国高校的中国学生中，有多达10%的申请可能包括假论文和虚假高中成绩单等虚假材料。

　　作弊事件的盛行，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留学市场中存在相应的作弊需求。中国家长和中国学生盲目追求高分和名校，往往不会意识到制造假申请资料或作弊的严重性。为了让孩子考上满意的学校，有些家长甚至还会支付高昂的费用给此类造假中介公司。不少学校的老师为了让学生们考上好学校和有利于提升母校的形象以及教师的荣誉感，也加入其造假行为，帮助学生修改最终的成绩单；代考和代写之风盛行之下，很多考生甚至“被代写”文章，因为担心自己准备材料不比相关机构专业而被迫找相关代写机构，从而导致恶性循环。二是中国有大量的留学服务中介为了市场竞争和公司利润，公然违背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作弊风气推波助澜。由于在中国，进入大学的方式单一，主要以高考为主，因此中国学生并不熟悉国外学校复杂的招生程序，没有准备整套申请材料的文化和习惯，从而加大了对留学中介机构的依赖，也滋养了作弊造假的风气。虽然目前在国内有330多家留学中介机构取得相关教育部门的认证，但仍有大量中介机构没有取得相关认证，缺乏相应法律法规的监管和监督。部分留学中介机构针对中国学生和家长追求高分和名校的心理，推出了相应的代考和作弊等服务，为急功近利的学生提供了非法的捷径。

　　很多通过作弊或作假踏上留学旅程的留学生，在完成学校相关学术要求方面受阻，因而也产生了论文代写等灰色产业链。澳大利亚媒体曾多次报道过华人论文代写机构My master 为华人留学生提供论文代写的丑闻。经调查，有16所大学近1000名学生曾使用过My master 论文代写公司代写学术论文或代考在线测试。目前调查不仅涉及在校生，也涉及已毕业的学生，确认交钱雇用代写服务的70多名学生面临不同程度处罚，部分已毕业的学生如确认雇佣代写，将面临被取消毕业证的风险。

　　留学生入学考试的作弊，不仅仅会影响学生自身的学业问题，还关系到中国学生的整体入学率的问题。目前，海外主要高校学校也开始更加严谨查看中国留学生的申请资料，防止作弊造假等行为的发生。不少学校在收到高成绩的申请人选时，都必须仔细检查申请人的学术背景，有时学生甚至还要通过面试或发表个人声明来证明自己的学术能力。如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先生“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提及，在中国，抄袭现象严重，知识产权保护严重不足。很多学生考SAT考了2300多分，口语却无法正常交流；正因为抄袭严重，导致哈佛大学对中国学生无从评价，也导致了配额的大量减少。因此，作弊造假不但对作弊者不利，也对整体申请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造成了不良影响。

　　2015年6月，一份名为《2015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的报告再次引起了公众对于留学群体的关注。据该报告的发布机构美国厚仁(WholeRen)教育称，2014学年在全美范围内，约有8000名中国学生被美国高校开除。虽然该报告相关资料来源有待考证，但该报告的发布将之前鲜为人知的群体–被开除留学生带到了聚光灯下，也给即将踏上留学征程的学生敲响了警钟。

　　由于中外教育制度、观念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国人对于“被开除”一词的反应如此之大是可以理解的。和国内大学“严进宽出”的现状不同，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大学教育更多的奉行“宽进严出”甚至“严进严出”的宗旨。而对上文提到的学业过程中的“开除”，包括了除名、劝退、留校察看等多种不同情况。总体而言，中国学生在外遭遇的“退学危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原因：学业成绩差、学术不诚信、旷课过多、不当言行等。例如，部分学生由于种种原因成绩偏低，被学校多次警告直至清退；有学生因为作弊、协助作弊、论文抄袭等原因被校方开除。也有学生因为言行不当遭到开除，甚至有学生因为参与校园暴力案件最终被起诉等。这些极端案例无不提醒我们关注留学生在学业和人格的双重发展。

　　当下因种种问题引发的“退学危机”的原因较为复杂。一方面，部分留学生确实因为自身学习能力的原因无法在签证有效期内完成规定的学分，也就无法获得毕业证书和学位。另一方面，留学生群体对于中外文化的差异认识不足，部分留学生缺乏学术诚信意识，导致学术不诚信事件频发。此外，如上文所述，在申请阶段的作假导致入学之后东窗事发也是最终导致被开除的原因。

　　除了学业方面，触犯法律也是当前中国留学生的一大问题。《留美大陆学生现状白皮书》指出，在被调查的中国学生中，有5%是因为违反交通规则、非法持枪、使用别人的社安号(SSN)侵犯个人隐私等因素，违反法律或行为失当被学校开除。更有部分中国留学生涉及性侵等刑事犯罪。前段时间触目惊心的美国高中生虐待同胞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多名学生被告面临包括非法监禁、绑架和酷刑折磨等多项重罪指控，而其中仅折磨一项最高就可以判处终身监禁。这些高中留学生年龄尚小，部分甚至尚未成年，由于对当地法律的不了解以及漠视而酿成大错。

　　“退学危机”的出现并非偶然，留学海外的道路也并不平坦。“退学危机”给留学生群体敲响了警钟。学生在进行留学申请和入校学习之后，如何有效融入当地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如何避免出现学术不端问题，除了学生加强自我约束外，留学中介等服务机构也需严守诚信底线。而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学生和学生家长在开始留学前应对目的国的法律法规进行了解，对于中外法律法规的差异更是要格外注意。另外，国外院校往往实行教授治校，当学业出现问题时也有着严格的处理流程和申诉程序，在遭遇到可能影响自身学业的各类问题时，学会使用各类救济手段和申诉程序，能够有效的减轻对于自身学业的影响。

　　近年来，美国名校的录取率逐年降低，针对亚洲学生的“种族配额”问题成为了焦点话题。2015年5月15日，共有64个华裔、印度裔、韩裔和巴基斯坦裔的社团和组织参加了亚裔团体就哈佛招生歧视进行维权的联合行动。这是近20年来美国亚裔在追求平等教育权益方面最大的一次联合行动，引起了美国联邦议员、教育部的重视和相关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美国的亚裔团体表示，造成这种歧视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美国为了照顾教育落后的非裔和西班牙裔，在20世纪60年代实施“强制行动法案”，要求对这些种族在大学录取时进行照顾。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强制行动法案实施50多年来，没有实质性改善非裔和西班牙裔的教育，却造成种族之间在机会面前的不公平。第二是常春藤名校对亚裔在文化认同方面的不接受和歧视。在录取过程中，一些美国名校认为亚裔只懂数理化，不会交流，没有创新和领导能力，并常常给亚裔学生在交流和领导能力这些主观评估方面打低分。亚裔群体认为，这种偏见与亚裔在科技创新和创业方面的卓越成就早已大相径庭。

　　美国大学名校录取中是否存在对亚洲学生的偏见，这需要区分美国国籍的亚裔学生（Asian-American）和外国国籍的亚洲学生（International students），他们在录取中的待遇也不尽相同。通常意义上来说，美国国籍的亚裔学生在申请中遭遇“种族配额”的情况比较少，但并不排除校方在对所有美国公民申请者的考量中会有所谓“种族多元化”的平衡。2005年至2014年亚裔学生（不含国际学生）在常春藤大学的注册率数据显示，虽然注册率有升有降，但整体大体持平，并没有显著的降低。然而，参与上述抗议活动的亚裔群体表示，在过去20年亚裔学生增加了将近一倍，学生的素质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常春藤学校对亚裔学生的录取比例基本持平，停留在14%至18%的固定比例，反映了种族歧视和隐形的配额制。这说明种族配额很可能更多地反映在非美籍的亚洲国际学生身上，而非已取得美国国籍的亚裔学生。

　　事实上，美国名校对国际学生既有公开的限制，如部分优势特色专业不对国际学生开放，也有黑箱式的录取“歧视”，例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每年录取中国本科学生不超过1‰，从经验上看这并不与中国学生的优秀程度成正比。当然，录取委员会自有他们的逻辑和无奈。正因为亚洲学生普遍成绩优秀，如果全部公平的按照成绩高低排序，那么名校很可能面临亚洲学生以绝对优势将其他种族排斥在外的问题，这有损美国大学一直以来标榜和追求的“多元化”价值，也会引发其它族裔群体的不满。然而对亚洲学生而言，内部的激烈竞争和外加的有限配额，造成了高于正常录取标准的不公平现象。普利策奖得主丹尼尔·金在《大学潜规则：谁能优先进入美国顶尖大学》一书中说，哈佛等美国大多数精英大学在招生方面一直有“三重标准”：给亚裔学生定最高标准，其次为白人，最低的是黑人和拉美裔美国人。普林斯顿大学两名教授也在《不再隔离，未臻平等：种族与社会阶层对精英大学招生和校园生活的影响》一书中说，亚裔在任何一个SAT分数段的录取率都是最低的，在同样分数的情况下，录取率比白人低67%，比起其他族裔则更低，“亚裔进一流名校SAT要比白人高140分，比西裔高270分，比非裔高450分”。美国名校的录取委员会也因此面临“多元”与“公平”的权衡。并且就连公平也是相对而言的：对亚洲学生来讲，名额限制以及高录取标准，是不公平的竞争，但在其它美国公民看来，亚裔毕竟是作为少数族裔的存在。当亚裔陷入“代表过多”的情况时，也会因此被多数族裔认为有失公平，并且对美国的多元化社会的构成冲击。

　　除了价值的纠纷，让问题更加难以讨论的是相关数据的缺失。哈佛等学校一直竭力否认其存在“种族配额歧视”，但是由于录取的过程接近于不透明的黑箱，很难获得统计数据来印证这一说辞的可信度。虽然偏见难以测量，但从教育投资移民的增长却可以侧面看出问题的端倪。2013年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指出，约60%的高净值人士表示自己正在考虑或已经完成移民，而这个比例在超高净值人群中更是达到70%。而据新财富调查，76.7%的中国人移民首要原因就是子女教育。其他调查也有相似的发现，如《2014海外教育特别报告》显示，子女的国际教育是中国富豪想移民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80%的中国富豪计划将子女送至国外受教育，其子女出国留学的平均年龄大多为18岁以下。而与出国留学相比，家长之所以选择移民便是看重入籍后给子女带来的种种优势，其中就包括享受公民录取标准，免除国际学生限制等等。

　　在全球化背景下，非美籍的亚洲学生早已成为美国高校中国际学生的主要生源地。不仅是高等教育，当下亚洲初高中阶段的留学人数也在迅猛增加。以华裔为例，过去5年仅中国大陆赴美就读高中的人数就增长了60多倍，目前每年有3万中国学生赴美读高中，另外还有十余万中国高中生从大陆直接申请美国大学。录取限制的问题随着申请人数的增多无疑会愈发的凸显，而亚洲学生站起来呼吁取消“隐形配额制”也正当其时。虽然这个问题牵涉到各个族裔间错综复杂的教育权益问题，也存在多元和公平的较量，但也有合理解决的可能，华人群体也在这个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

本文选自《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王辉耀、苗绿著，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