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新泉：特朗普成不了全球化的终结者
由于世界经济复苏迟缓，各国面临发展压力越来越倾向于“自扫门前雪”，在美国大选期间便力主实行严惩海外设厂、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两位数关税等反全球化政策的特朗普在2016年12月21日宣布成立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并提名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担任该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是一名对全球化持批评态度，对中国立场强硬的经济学家，也是特朗普竞选期间强硬经贸路线的设计者之一。对纳瓦罗的任命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形成他的贸易战略，而且要践行买美国产品、雇佣美国工人的诺言。一时间，人们不由担心特朗普会不会真的成为“全球化的终结者”。
全球化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波浪型地前进与上升。如今，虽然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会遭遇很多特朗普等反全球化的负面因素，其发展速度放缓，框架发生变化，开始自我修复、自我调整，但并不意味着全球化时代将会终结。它已经深入到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及生态等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世界相互依存，以一国一人之力并不能使这一趋势发生逆转。
■ 全球化为人类发展创造了巨大利益
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个通过把更多的经济体组合到一个一体化体系中以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从整体来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降低地区的物价差异，打破地区文化偏见，实现全球经济、文化、社会融合。
具体而言，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经典增长理论说明增长来自于要素投入总量的变化，而要素流动则改变了各国的要素结构并进而改变了增长结构。参与全球化经济的各个国家可以通过发挥自身优势而在经济交流过程中获利，由于发达国家在资本和现代科技技术上具有先发优势，因此全球化使发达国家成功实现了以制造业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移，摆脱了环境破坏困扰之余，依旧在国际分工中保留核心价值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经济全球化各种形式的溢出效应，结合自身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接受国际产业的转移，并通过“干中学”迅速实现产业演进和制度创新，实现经济增长。通过先进国家和后进国家之间的这种阶梯式增长，世界经济整体在全球化拓展的过程中迅猛前进。
其次，它为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全球性市场。在以最有利的条件来组织生产的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可以实现以最有利的市场来进行销售，使商品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匹配消费者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各国被纳入到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超越国界的全球化生产刺激技术的创新和研发，实现了在全球化范围内的科技研究和开发，并使现代科学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迅速传播，这种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科学技术的世界性流动使得科技成果更好、更快速地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再次，经济全球化通过提供新的分工和贸易机会，促进了企业内与产业规模经济的形成，国家间贸易和投资壁垒的消减，使得国际贸易投资更加自由化，使得全球价值链形式的国际分工体系得以确立。由于经济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国际间的投资以及技术交流也日益密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因此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更加高效且更具世界性，工业生产更趋现代化。
■ 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
全球化已经安然渡过许多危机的冲击，随着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而在上世纪90年代加速发展的商品、服务和资本市场一体化已被唱衰多次，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然而，全球化的趋势不曾被逆转且一直在继续。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因为人类对价廉质优产品的需求不会改变，资本逐利的本性不会改变，作为经济全球化内生机制的世界经济结构也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为追求要素组合最优，跨国公司是全球要素流动的组织者与推动者，是全球化经济运行的主角，其全球战略决定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特点。即便特朗普扬言要实现制造业回流，将产业留在本国,跨国企业也并未停止全球并购的步伐,反而增加了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因为成本收益分析是权衡国际投资与贸易的不变法则，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向低成本国家流动是必然选择。无论从区域格局,还是从产业、行业发展的视角来分析,面对互联互通的国际大市场,没有哪家公司的最高决策者会轻言放弃。虽然国家政策是影响企业决策的因素之一，但是凭借作为重要利益集团的影响力，跨国公司也是影响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政策的重要考量。并且倘若特朗普一意孤行地施行保护主义，在当前发达国家市场饱和、经济增长乏力的环境下，为谋求生存与发展，不仅跨国公司要求发达国家投资规则向发展中国家延伸的利益诉求在短期内不会改变，而且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垄断资本仍然有切实的经济金融实力继续推进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
尽管有美国主导的因素在，但全球化本身是各个国家共同努力、一致选择的结果。经由全球化，已经形成了一个世界各国利益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已经无法退回到原先的孤立主义状态。虽然在过去的一年里，世界贸易相对全球经济扩张的疲弱增长，先前备受关注的贸易协定停滞，特别是刚刚当选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和官员任免上所表现出的保守主义倾向，上述种种现象都使得唱衰全球化的人有了比平时更多的素材，认为全球化会就此陷入倒退，甚至遭遇“灭顶之灾”。
但人们往往夸大了反对全球化的基本力量。近期上述所谓逆全球化的主要现象背后或有体制等具体原因或根本站不住脚，并不能作为全球化将要逆转的依据。贸易相对于GDP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原本分散的生产线集中到了如中国等单一经济体内部，是由供应链结构变化而非保护主义所致。TTIP和TPP等由于在谈判之初就困难重重，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搁浅有其必然性，但作为高标准协定仍存在转化为其他形式推行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欧盟更接近与日本达成协议，这两大贸易体仍在朝全球化默默努力。
■ 全球化的问题需要解决，但并不是通过反全球化
特朗普等发达国家的政治决策者捕捉到民众由于担心失业、移民、难民问题并进而对全球化所产生的疑惧，并且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政治决策方面出现了这样一种机制–政客们更多的考虑选民的情绪，并对选民的反应做出更多的反应。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基于事实来做决策机制。首先，反全球化运动人士并不反对作为客观趋势和自然历史进程的全球化，而是反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经济总量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再分配，西方发达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则有所上升，这是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更有效配置的结果，符合经济规律。但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所鼓励的自由竞争确实无法解决国家内部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相反更容易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这也是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多次发生的内部社会动荡乃至世界大战的经济原因。但历史已经表明，试图将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归咎于外国只会导致排外主义甚至纳粹主义，各国政府和社会应当首先致力于寻求国内社会政策与经济变迁的匹配，补偿和照顾经济竞争中的弱者和失败者，缓解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所带来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在这一点上，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如日本、加拿大、新西兰、北欧、西欧等一些注重福利制度建设和合理化的国家，并未出现由于融入全球化而导致严重社会分裂的现象。再者，政客们对于反全球化问题的描述与事实存在差距，他们回应选民情绪，将问题归结为全球化的弊端，并即刻抛出自己站在全球化对面的不容置疑的政治立场，进而将国内交织的各种矛盾巧妙地引向反全球化思潮。因此，反全球化不过是政客们借民意捞取政治资本的短暂借口。就在特朗普扬言要驱逐墨西哥非法移民时,得克萨斯州正面临“用工荒”,当地一家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如果条件允许,我将马上雇佣60名屋顶工,这是我从业以来从未遇到过的糟糕状况。”
反全球化不仅在立场上具有主观性，而且反全球化并不能解决全球化的问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些人的利益的确受到了损失，但是受益群体的收益也不可忽视，包括穷人也从与拥有廉价商品的中国的自由贸易中获利。反全球化极有可能不仅损害现有的收益格局，破坏既有的全球化成果，而且使先前受害者的生活雪上加霜。比如大危机时期以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为特征的反全球化致使全球经济更陷泥淖，在这一点上，曾经颁布过《斯穆特霍利法》的美国应该更是深有体会。
全球化的问题部分在于相关全球治理机制并没有及时适应全球化。危机是由于经济迅速全球化，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由于缺乏监管的体系和力度，在全球化管理中没有跟上。在处于后危机时代的今天，受制于各种复杂的现实因素，全球化的协调治理虽然仍然滞后，仍然没有按照全球化来进行治理。但从经济全球化的动向看，全球性治理依然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延续。国际社会应加强全球治理合作，寻求全球范围内资本、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权力平衡，避免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的外溢和扩散。
■ 特朗普当选并不意味着“反全球化”是美国的主流民意
在美国50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选票最终开票结果显示，希拉里在普选选票上大胜特朗普280万张，不过在选举人票方面，希拉里仅仅拿下232张，不及特朗普的306张而在选举中落败。
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团制度，根据各州选举人的投票选出总统，而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总统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选举人票即可当选总统。选举人团制度设计之初是为了争取人口较少的小州加入联邦，因此该制度在选举中给了小州更大的权重，这便会导致今年大选的“少数票总统”状况。希拉里的普选选票结果说明尽管美国社会存在反全球化情绪，并且最终帮助特朗普当选，但他并非代表美国的主流民意。更何况在真正的执政过程中，他要推行的政策必须既符合美国法律，又符合国际规则，还要具有可行性。
尽管美国总统作为权力中心，可以对贸易政策施加重要影响。但美国是一个政治权力分散的国家，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相互分立制衡，总统在美国政治理论和实践中并不是一个单一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心。美国国内社会拥有对外贸易政策影响的行为者包括总统和国会、政府行政机构、各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以及各州选民等。上述行为者彼此竞争，又不得不为实现目标进行妥协，因此美国贸易政策决策机制实质上是一个充满冲突、妥协和渐进主义的政治过程。
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决策机制的制衡，主要表现为国会与总统、总统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虽然相比起在国内政策上的裁量权，美国宪法在外交上赋予总统更大权力。如总统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但总统对政策的把握必须符合贸易立法中所确定的指导方针。否则，国会只要有2/3的多数坚持原法案，就能推翻总统的否决而成为正式的法律，而且国会还可以通过立法要求总统去执行某一项政策，或通过授权扩大另一部门的权力来牵制总统的行动。例如，《1988年综合贸易法》将对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调查、判定和报复权由总统移至贸易代表；同时将对倾销与补贴调查的事实认定与确定损害的权力，分别分配给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此外，签订条约，任命内阁成员和外交官员都需要经过参议院的批准。而联邦预算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意味着国会也可以通过拒绝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买单来从根本上抵制特朗普的决策。总之，美国的国家体制对总统行动的种种牵制，大大降低了总统一人滥用保护主义工具的可能性，使得贸易政策可以摆脱个人意愿，更好体现美国利益。
此外，作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需求者，凭借卓越的活动力和重要的影响力，利益集团对于美国总统等其他贸易政策制定主体同样不可忽视。美国提倡各利益集团代表以及其它相关组织机构等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积极介入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这种多方参与的机制畅通了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渠道，使得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必须综合考虑与某一贸易问题相关的各种观点。近年来，主张贸易扩张的跨国公司利益集团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利润，而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对劳工、传统产业的利益集团却造成了负面影响，但这种现象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全球化发展日趋纵深的同时在上述一些敏感领域中，贸易争端时有发生却仍在理性范围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现有的贸易政策在目前的利益集团格局中实现了微妙的平衡。而假如特朗普要一改往日的贸易政策取向，转向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一决策过程中伴随的多方博弈压力以及由激变所带来的调整成本将是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虽然美国的贸易政策在制定机制上可以依据美国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适时进行灵活调整，但政策制定者必须努力达成一种美国国内与国际经济政治目标的平衡，这意味着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各行为主体还必须考虑国际影响，遵守国际准则。虽然特朗普声称秉持“美国优先”，有使美国目光转向国内、从全球化中进行战略收缩的意图，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国际义务的豁免和相关国际监督的失效。例如，在国际贸易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通过数轮国际贸易谈判，已经形成一套制约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规范全球贸易交易的规则，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敢贸然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 中国将联合其他国家坚决反对“反全球化”
中国将继续高举全球化发展的大旗。全球化体现了人类的需要，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规律，符合人类长远利益，仍然是人类发展的方向，是大势所趋，从长远来看，会有波折但不可逆转。尽管作为历史产物的全球化存在一定缺陷，但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并结合自身的经济贸易地位，中国有责任并且有能力扛起全球化这面大旗。中国将继续坚持全球化立场，与其他支持全球化的国家一道，坚决反对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全球化浪潮。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化已经使世界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全球贸易投资交错纵横，使得全球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并不能颠覆这样的利益格局。经济全球化日趋精细化使得国家间利益融合既表现在经济领域，又包含其他领域；除国家利益外，共同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也显著增多，因此一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依赖性增强，俱荣俱损局面开始形成。
驾驭上述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的关键将是在坚持自由化的基础上，谋求共同的准则，中国希望坚持开放市场的导向，遵守既有的国际规则，同时又希望在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时能够寻找与各个国家的利益交汇点，从而吸引各国的广泛参与，让新的规则更加具有包容性，更加能够使所有参与国家以及各国国内的所有阶层受益。这些准则既不同于依据自身利益制定规则后的强行推广，也有别于特朗普意欲实施的收缩性质的保护主义，不仅需要超越多极世界中各代际、各利益相关方群体和地域的差异，更要促成包容性增长。比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治理的创新型设想，它以“共同发展”为核心，同时兼顾中国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只有把更多的国家、更多的人口纳入全球化发展的轨道，才能实现更好的利益创造和共享。虽然一些人对全球化的恐惧和愤怒制造出特朗普这样的人物，但过去数十年全球化所积累的全球性利益和智慧将有效阻止其利用人们的恐惧和愤怒，维护人类共同发展的方向和未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博士生娄承蓉）
引用本文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著的《全球化VS 逆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