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蓝皮书：中国留学人员“再归海”及环流现象分析 | CCG研究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中国政府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吸引留学生回国，也取得较好的成绩。据教育部数据显示，自2008年以来海外归国人数迅速增长，有些定居海外的专业人士也通过种种途径为国服务；改革开放以来至2015年底 221.86万出国留学人员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79.87%。中国正由“人才流失国”逐渐扭转成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国”。推动这一人才流向的转变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综合国力的提升；同时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以及包括“千人计划”等在内的极具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的制定也成为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推力。

　　与此同时，现阶段中国留学人员回流仍停留在浅层表面，如何进一步吸引高层次留学人才回流，提高回流人才层次成为中国在人才工作中的重要挑战。从国际人才流动规律看，总体上呈现出人才外流、回流、环流、对流等阶段。中国留学人员不仅在进行外流、回流的阶段，也逐渐出现回流后再次外流（即再归海）或环流现象。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于2015年开展了对留学人员回国后再归海的意愿进行了调查，918个受访者中有68%的留学回国人员表示有再归海的意愿，但再归海后仍保持与国内的频繁联系，即处于环流状态。

　　“海归再归海”，即留学人员从母国前往留学目的国之后，回到母国发展，之后又再次去往原来的留学目的国或去向第三国；大部分再归海留学人员仍与国内保持密切联系，频繁往来于其他国家和母国，这种现象即为留学人员环流。“海归再归海”可以看作是留学人员环流的一个特殊阶段。但在“再归海”现象中，再归海人员是否会继续流动，或者最终回到母国，则是不能确定的问题。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而言，当务之急是如何通过优化回流人才发展环境在吸引人才回流的同时留住回流人才。优化回流人才发展环境包括政策制度的优化、宽松工作环境的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的塑造等，目前我国在这些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就人才发展需求而言，这一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大与深化。

　　据调查显示，留学人员再归海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国内环境污染严重（37.8%）、国内薪酬太低（28.5%）、找不到满意工作（26%）、有食品安全问题（24.5%）、不愿子女接受国内教育（24.5%）、买不起房（22.9%）、国内人与人诚信较低（21.2%）、难以适应人情关系（19.7%）、对海归不认同（16.2%）等。

　　根据对再归海人群的访谈发现，再归海人群具有一定的共同特质。从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来看，大部分的再归海人群来自于二三线城市或者中小城镇；从个人经历的角度而言，再次选择出国、往返于不同国家的人群，大多数人的语言能力较好，在国外有着一定的适应能力，并且在回国之前有过国外的工作经历；而从其选择再次出国的动因来看，大部分再归海人群是因为发现国外发展机会更好，或因为种种客观条件难以满足其发展需求而选择再次出国。根据对海归人员的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海归人员在决定是否再归海时考虑的限制因素集中于国内外工作环境的比较、生活成本与相关社会保障的比较、以及职业发展的未来空间等因素。归纳而言，“海归再归海”以及留学人员环流与工作发展机遇、国内生活环境恶化、子女教育以及体制机制障碍等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事业上面临更好的国际发展机遇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推进实施、丝路基金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筹备成立，中国企业和机构全球化迎来新纪元。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1-5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1个国家和地区的4136家境外企业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达4792.6亿元人民币(折合735.2亿美元），同比增长61.9%。这一增速远超2007年~2014年的年均增速30%，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3000亿美元以上。

　　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扩张，为满足自身多元化发展需求，其在海外布局也加速。复星集团、中国化工、中国石油天然气、联想、华为、中兴、TCL等企业频繁开展海外并购，不断拓展全球化版图。进军海外市场的大多数企业的产品研发均以海外市场为出发点，不断进行本地化。以华为为例，截至2015年华为在全球各地建立了16个研究所、28个联合创新中心以及40多个专业能力中心。在这些企业的海外布局中，需要与海外客户实时互动，以掌握随时可能出现的需求变化，需要熟悉海内外情况的国际人才，而留学人员正是符合相关要求的重要群体，因此部分留学人员回国后再出国或者在不同国家之间频繁流动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重要角色。

　　走出去更需要融入，需要留在当地的留学人员专业人士的支持，也需要对国内外都比较熟悉的环流型留学人员的大力支持。

　　另外，中国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游客出境游共计1.2亿人次，仅年春节假日期间，中国游客出境游人数高达518.2万人次，而中国游客的全球扫货之旅，也成为境外商家的“救世主”。根据《中国公民出境（城市）旅游消费市场调查报告》显示，购物花费成为我国境外游客花费的主要构成部分，约占比57.8%，人均境外总花费近2万元人民币。随着中国出境旅游、养生、医治等需求的快速增加，很多海归从中看到了商机从而重新归海。

　　（二）国内发展机会多但生活环境严峻成为留学人员环流的重要原因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国内环境污染严重（37.8%的受访者选择此项，排第一位）成为了促成海归再归海的最重要的原因。目前，中国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尤其让海归们担心。有海归人士这样描述北京的环境：“如今在国内吸着毒气，……喝着重污染水，真让人担心。尤其是我们家小孩在北京生活老是生病，……空气不好会咳嗽，北京每个月都有好几天雾霾，咱们大人也就算了，能躲在办公室，小孩子还是得在外面跑跑跳跳吧，打个球什么的吧。”这样的生活条件使得许多海归在因为经济优势选择在国内工作的同时，返回海外生活质量较好的地区休假或生活，也间接促成了留学人员的环流。另外，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24.5%的受访者选择此项，排第四位）也是海归们再归海的重要推动因素。由此可见，职业或事业发展机遇促成很多留学人员回国发展，但国内生活环境又成为其选择再次出国或者宁愿成为“空中飞人”的重要因素。

　　（三）追求更优质的子女教育资源

　　子女的教育一直是中国人所看重的问题。近年来不断提高的高中出国留学比例，以及留学低龄化趋势，都表现出国内家长对于国内教育的担忧以及对国际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取。尤其是孩子已经在国外上学的海归人士，对于孩子回国后的教育并不乐观。而尚没有孩子的海归人士，在考虑到以后的规划时，很多人也更希望孩子能在国外接受教育和发展。从调研的情况来看，受访者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较高，有24.5%（排第五位）表示再归海的原因为不愿子女在国内接受教育，有受访者表示，“工作差点不是特别要紧，反正已经过了事业上特别要强那个年纪，只要能让孩子生活得好一点就行了”。如有受访者对于国内教育中的各类补习班和升学压力表达了担忧，也有受访者对于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学术不端问题表达了意见，认为这种现象影响了海归家长对于国内教育的信心，也是促成他们再次出国或者把孩子送到海外上学而自己选择在不同国家之间往返环流的原因。

　　（四）对国内体制机制及工作环境的不适应

　　留学人员出国留学追求的就是个人更好的发展，希望学习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成熟的市场体系，希望回国后能发挥所长，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好的待遇。如果回国没有达到预期，那么再次回到海外的动机就会增大。比如，一位海归放弃国外高薪工作回国创业，但由于各种原因创业失败，而且这位海归返回国外能继续拥有高薪工作，那其返回海外的可能性加大。归来为更好的生活和发展，若目标没有达成则再次归海也是理性考虑。目前我国的体制机制和工作环境存在的一些问题导致难以融入国内，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部分海归再归海。

　　一是海归不受认可，被边缘化。国内目前加大力度引进海外人才是一个重大的利好，但是归国之后能否学有所用，避免被边缘化成为了海归再归海的重要因素。调研发现，16.2%的受访者认为“对海归不认同”是海归再归海的重要原因。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李山回国便经历了三进三出。他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留学生总体上来讲还是被边缘化。目前需要加快人事体制改革，从而使更多的留学生可以‘报国有门’。”

　　二是承载高层次人才的合适载体还比较少，工作环境比较复杂难以适应。部分海归因为在国内难以发挥专长，或者受到行政、体制或者“潜规则”的限制，难以得到稳定的职业发展空间，从而选择再次出国。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的人才回国后去哪里？没地方去。”尽管国家呼唤高层次人才，某些单位的领导并不见得真心实意地欢迎那些在学术上超过自己的人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海归学者已在国内科研单位任职，他们仍将面临研究以及人事环境的巨大改变。一方面，他们在组建研究团队、招收学生、申请研究经费、形成研究网络等方面疏于对中国规则的了解，而常面临困境。另一方面，圈养的培养模式使他们担忧将失去与国际科学界的紧密联系。这都造成了中国留学群体尤其是顶尖人才回国工作的机会成本过高，不愿全时回国或回国后又归海等问题。处于事业上升阶段的优秀青年海外人才如果在国内没有理想工作，更多愿意留在国外。

　　三是国内“关系”至上，让部分海归无法适应。调查发现，19.7%的受访者认为“难以适应人情关系”是再归海的重要原因，排在第八位。长时间的海外求学使得学者在原有在国内的关系淡化，而“关系”在中国社会非常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在回国后面临社会关系网络支撑薄弱的问题。相比国外工作经验，寻求与资源分配者的紧密关系更能为科学家在国内的生存乃至晋升带来有益帮助。

　　四是市场环境的不成熟。已经在海外工作之后回国的海归，在国内尚不成熟的市场环境和工作条件下创新创业，也会遭遇一些困难。国内目前的政商关系与国外相比透明度不高，民营企业过于依赖政府支持，缺乏像国外一样的营商环境；国内一线城市纷纷限制人口增长，留学归国人员落户难；国内的职场文化与国外企业存在明显差异，带薪休假等在国外常见的福利待遇在国内执行较难；部分行业的官僚气息严重、办公室政治复杂、效率低、工作创造的实际价值有限等问题都限制了海归在国内的发展，影响了海归继续留下来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一批人选择重返海外打拼。

　　一方面，留学人才大规模回流国值得欣喜；但另一方面，高端人才的“再流出”更值得关注。如何通过用人机制、文化环境等方面的不断优化，成为吸引海归人才扎根中国的关键所在。从再归海人群的特质出发，确保海归人才能够充分发挥其优势，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快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创造宽容的人才发展环境。目前，海归人才在国内由于受到编制、行政级别等原因的限制而影响其发挥作用的情况仍然较多。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表示，体制改革“去行政化”应成为中国下一步人才制度改革的重点，避免官本位成为阻碍海外人才发挥作用的障碍。他认为，行政级别成为中国人才制度改革的拦路虎，其与资源分配的高度结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力资源市场的不公平竞争，阻碍海外人才的真正回流，企业、医院、大学、研究院和研究所等都应去行政化，近一步推进人才制度改革力度。郑永年谈到中国科研基金及项目基金的评审不单看学术研究水平，更看申请者的行政级别。行政级别在一定程度上会分散学者的学术研究精力，这导致很多海归回国之后再次回到归海。

　　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阎焱建议，“在创业领域，真正的一流人才是不需要行政级别的，而是需要宽容的人才环境。真正能吸引人才的有两样东西：宽容的环境和方便的商业模式。”而目前中国亟须在这两方面加以改变。目前，国内行政级别与待遇密切联系，这成为海归人才回国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一些海归人才回来后容易被等级与官本位的制度环境同化。阎焱表示，“我国当前行政色彩浓重的环境成为吸引一流创造人才的阻碍。”

　　第二，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目前国内提出种种“工程”优待海归，部分非海归感觉受到歧视而导致海归工作环境恶化。尤其是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对于招聘和晋升改革要求有海外经验，使得海归在获取资源和晋升中占更大的优势，而非海归则处于不公平和不力的位置，这导致很多非海归不得不出国镀金。部分人采取伪造或拔高资历，以骗取海归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真正的海归群体，导致其工作环境的恶劣的同时也危及人才相关的诸多奖励和评价体系。

　　第三，加强人才的配套设施环境的建设，确保海归人才落地发展能够获得充分的制度保障。长期以来，海外人才的引进与管理缺乏系统性的制度支撑，部分地方政府在引进人才时一味追求短期的数量增长，而缺乏人才持续发展的各种配套制度，这成为了导致海归再归海的重要原因。人才管理的制度建设不应仅局限于引进人才，后期服务是决定人才留下并发挥作用多寡的关键因素。特别是海归人才关注的社会保险、落户、子女就学、医疗、养老问题等，都需要制定相应的法规加以标准化和规范化，使得进入不同领域的海归人才都能够便捷高效的享受制度保障。

　　针对那些因为不同原因长期往返于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留学人员，在发挥其作用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障碍，如出入境/居留证办理程序繁杂和不便利、永久居留证门槛过高，福利政策覆盖度低等。建议完善相关政策，进一步优化我国留学人员环流的环境，发挥环流型留学人员的作用。首先是简化出入境/居留签证手续，拓展中美、中加、中澳的商务、旅游、探亲活动十年多次往返有效等政策，探索中欧及其他发达国家商务、旅游、探亲等活动十年多次往返签证。其次是建立“海鸥”计划，加强实施留学人员短期人才回国服务项目。秉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观念，吸引世界著名创新创业中心的一批留学人员通过环流的方式回国开展创新创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开展高层次培训，促进我国主要创新创业中心和世界创新创业中心之间的理念、商业模式、人、信息、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的流动，发挥留学人员环流作用，汇聚国际科技创新要素。第三是试行给取得海外国籍、本科以上学历的留学人员颁发海外“侨胞证”或“华裔卡”，允许不限次出入境、不限期限在华居留，鼓励环流型留学人员回国学习、工作、生活和为国服务。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