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冬，张振江：非洲人在广州的现状研究
2018年9月6日作者简介
牛冬：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博士后；
张振江：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教授
文章来源 | 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一、引言
二战以来，随着全球政治局势趋于整体稳定和现代交通信息技术日臻发展，全球人口流动明显加速。欧洲和北美作为国际移民的目的地，日益面对复杂且强大的移民治理压力。与移民潮涌动相伴随着的是国际移民研究在欧洲和北美的兴起，对移民的治理成为学术研究和政治领域的重要交集。亚洲诸多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曾先后创造经济腾飞，但是这并未改变亚洲各国作为移民输出国的整体局面，全球人口的流向依然是从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到中心国家，从全球南方国家到全球北方国家。这意味着，国际移民研究的成果主要诞生于作为移民输入国的西方世界。对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外来移民的类型、规模及其与东道国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观察和分析，是国际移民研究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中国疆域的确立、中华民族的形成、地区开发、文化、城市、人口再生产等方面与中国历代移民类型和特点有密切联系；然而，1949年以后，中国逐渐确立了由56个民族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蓝图，基本上关闭了外国人入籍的大门，并为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设置了极高门槛，这意味着无论从法律旨向，还是从外籍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事实比例来看，中国都是一个典型的非移民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中，中国一直都不是国际移民的目的地国家，从而从根本上缺乏劳工移民、定居移民和难民（也被称为被动移民）等国际移民主要研究对象。
“在华非洲人”作为中国融入世界的产物之一，近年来迅速进入全球媒体和地方治理的话语体系。与之伴随着的是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掘金式的学术热情和由此衍生的横跨全球的“非洲华人/在华非洲人”学术研究网络。时至今年，“在华非洲人”研究已经开展10年，这些研究大体围绕非洲人的地理分布、迁移原因、人口特征、群体规模、聚集区性质、社会网络、中非关系、地方响应及社会融入等9个核心问题展开，并趋近对在华非洲人的整体理解。本文通过归纳“在华非洲人”学术研究成果来回答上述核心问题，从而向中国学界及公众呈现“在华非洲人”的基本面貌，进而做出研究评述。
二、在华非洲人的定义及在中国的分布
在中国文化场域中，“何为在华非洲人”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非常明了浅显，即“非洲人是从非洲国家来的外国人”或者“非洲人就是黑人”。然而笔者认为，这一认识存在诸多误区。首先，在华非洲人不一定来自非洲国家。由于历史上的奴隶贸易和近代以来的自发移民，很多黑皮肤的外国人已经成为欧洲国家、加勒比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公民。其次，非洲人也不一定都是黑皮肤的。一些亚洲人和白人移民到非洲国家使得这些国家的人并不都是黑人，如南非共和国的公民就有白人和华人，而来自埃及、利比亚等北非国家的非洲人中就有白种人。第三，一些黑皮肤的非洲人与中国人结婚后子女领取了中国户口，持中国护照，虽然他们肤色和一般中国人有明显差异，但是这时他们已经不是所谓的“在华非洲人”，而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事实上，本领域只有少数学者曾给出“在华非洲人”的定义，比如博多莫（Bodomo）所认为的“在华非洲人”是指“那些非洲国家的或者自认为（或自认为其祖先）来自非洲，并且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居住或者旅行的公民。”
正如其他在华外国人一样，绝大多数在华非洲人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及佛山、东莞、义乌、杭州、天津、武汉、九江等经济发达、风景秀美的城市。笔者认为，不同城市的非洲人有不同的特点。北京的非洲人多为留学生、外交官员、旅行者；上海的非洲人多为留学生、跨国公司员工、金融从业人员；广州、佛山、义乌等地的非洲人多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而其他城市的非洲人则多为留学生及一般企业员工。就目前而言，本领域学者们达成的共识是：中国是非洲人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新的聚集地；而广州是非洲人在中国的中心，拥有中国最大的非洲人社群。
三、广州非洲人的内涵
根据博多莫2008年的问卷调查，广州非洲人主要是指住在广州环市中路和广元西路的肤色为黑色或者棕色的非洲人。这其中，95%的非洲人自称是“生意人”或者“商人”，其他5%的非洲人依附于上述大多数人，或者是家庭主妇，或者从事非洲音乐、理发和餐饮等服务。非洲人的国籍呈现多样性特征，笔者在调研期间曾认识来自尼日利亚、马里、安哥拉、加纳、刚果（金）和刚果（布）、塞内加尔、冈比亚、几内亚、乍得、布隆迪、肯尼亚、喀麦隆、贝宁、苏丹、利比亚、赞比亚、利比里亚、尼日尔、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索马里、索马里兰、埃及等国非洲人，以及少量来自美国、法国、比利时、挪威、泰国的非洲人。非洲人国籍的多样性特征决定了其语言也具有多样性特征。众多非洲本地语言如豪萨语（Hausa）、伊博语(Igbo)、富拉语(Fula)、约鲁巴语(Yoruba)、林加拉语(Lingala)、多威语(Twi)、卢干达语（Luganda）、斯瓦西里语(Swahili)、苏苏语(Susu)等都较为常见。除此以外，英语、法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是广州非洲人较为通行的语言；而非洲人在与中国人贸易过程中常用的语言是英语和中文（包括广东话）。
在早期的广州非洲人研究文献中，学者们还普遍用“跨国移民”或者“国际移民”来指代非洲人，并用国际移民理论中的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入等理论来解释广州非洲人的日常体验。但是从近年发表的学术成果来看，这种倾向已经不再明显，学者们开始直接使用“非洲人”或者“非洲商人”这样的字眼来进行描述。这里实际指向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广州非洲人是国际移民或者中国的外来移民吗？已经有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修斯（Mathews）认为“这种就是在低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移民’。这种移民不是在社会科学文献中出现的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即大规模永久性的过程：第一代移民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二代移民在新旧交替中在新地方长大，第三代移民随着年龄的增长或多或少地被同化。正如大部分广州的非洲商人所实践的，这种新型类型的临时移民是在航空运输的新技术以及更加便捷的移动电话通讯技术支撑下实现的。回顾历史上的商人，不管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还是航海家，都属于这样的临时移民。”卡斯特罗 （Castillo）委婉地批评了将非洲人视作移民这一学术现状。他指出，“我想澄清我并不是要反对‘移民’这个概念，或者反对移民研究几十年的传统。我也不打算断言我们现在处于‘后移民时代’。但是，我要尽力说明传统移民研究中的主流假设的确有问题。主流假设是倾向于将那些在国外和熟悉的地方之间移动的所有人装入移民、同化和定居的箱子，这是对移民研究传统的实践。将广州（或中国）的非洲人假设为移民……更多地是对陈旧研究方法的继承。这种方法假设定居是正常的，将距离、变化、不稳定性和居无定所视作不正常。”笔者也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研究说明了广州非洲人并不是以 “一去不复返”、“拔根而起”移居目标国为特征的传统意义上的移民，而是从亲属关系、居住方式和社会组织角度说明广州非洲人是在中非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不断发展背景下来中国从事国际贸易的“过客”。因而，相对“非洲移民”这一概念，将广州非洲人整体上称作“非洲商人”显得直接明了，且更能减少混乱与分歧。
四、非洲人到广州原由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移民输出国之一，考虑到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中国对几十个非洲国家公民的吸引能力似乎应该远不及欧美移民国家，那么几十个非洲国家的非洲人来到中国广州这一现象就显得令人困惑。这个问题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张力认为，非洲人在广州的集聚过程并不是文化偏好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商业机会、贸易模式和生活成本。非洲人社群和广州的商品批发市场相互作用制造了商业机会、打造了广州的国际品牌并生成了针对非洲人的特定服务，从而使得广州成为特定非洲采购商的贸易目的地，并进一步促使非洲人来到广州。非洲人需要频繁地和中国商人洽谈业务，为了控制成本，他们很难接受那些远离批发市场的居住地点。
李志刚等分析了非洲人的“商业迁移链”，较为完整地解释了非洲人的迁移过程：“从本国出发，非洲客商最先围绕非洲大陆国家进行资本积累，随后转向欧美如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原殖民宗主国进行商品贸易。20世纪80年代后，亚洲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主要区域，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崛起，非裔商人的贸易区域随之转战亚洲，最先进入迪拜、马来西亚、泰国、印度等地，另一部分到日本，如喀麦隆商人在日本购买汽车零件、二手车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成为贸易转移的新契机，东南亚各国经济严重受挫，中国的强势崛起以及深度开放使得沿海发达地区如珠三角等地迅速成为世界生产与外贸的核心地带，‘中国制造’的产品占据非洲市场相当份额，使得广州成为非裔商人贸易转移的首选区域。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非裔商人开始大量在广州小北与三元里一带集聚。2004年以前，非裔商人在广州主要商业形式是以行商为主，个人或受公司委托做广非贸易的中间人，来往于广州与非洲之间，赚取中间利润的差额。为数不多的公司设立驻广州商业代理点，极少数直接开商铺。这时期的批发市场除了站西服装城之外，三元里的壹心大厦、蒙福大厦和迦南外贸服装城（2003年开业），小北的天秀大厦（1994年开业）、登峰大旅店（1980年开业）、国龙大厦（1998年开业），东圃的天河广场等纷纷开业，非裔商人辗转于广州各大批发市场，逐渐形成以小北为中心的商贸片区。”
许涛认为宗教在非洲人来到广州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说：“由于（广州）环市西路附近的小北和登峰这一带早在上世纪90年代已有大量的国内西北穆斯林在此聚集，而最初进入广州的大部分非洲人是穆斯林，由于宗教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倾向于在此区域居住和活动，所以最早的针对非洲商人的贸易就在环市路上的某个区域……”他进一步指出，“非洲商人大量迁移至中国广州这一行为并非是盲目的，而是理性计算的结果；而且，网络关系在他们（指非洲人）的整个迁移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迁移前的决策阶段，信息等弱关系资源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论他们在广州是否有亲戚和朋友，只要足够的有关广州的生活和经商信息，他们就决定迁移，信息的作用比关系网络本身更加重要。”
总之，非洲人来到广州的原因是为了从事中非贸易。广州不仅仅是中国沟通世界尤其非洲各国的重要的港口，而且是中国南方重要的交通、物流、货物、信息等资源的集散地，这里能够为那些富有创业精神的非洲人提供白手起家的商机，也成为那些在这里停留而去往中东、欧洲和北美的非洲人的中转地。可以发现，在众多广州非洲人中，有相当比例的非洲女性商人的身影，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非洲国家的社会关系正在转变，那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开始促使女性进入全球劳动市场或另谋新型职业，而传统的非正规经济现在也已经不在限于地方或者区域性的跨境市场，这使得在广州参与世界经济的非洲女性商人可以被观察到。除此以外，笔者认为，促使非洲人来到广州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州毗邻香港、澳门，而那些持短期签证，尤其是持“M”字签证（也即贸易签证）的非洲人一般每隔30天就要离境一次，居住在广州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更新签证的交通成本。
五、在广州的非洲人数量
评估目标研究对象的人口规模是国际移民研究的重要前置工作之一，因此本领域内很多学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博多莫曾在其论著中写道：“非洲有200万中国人，而中国只有40万到50万非洲人；其中单广州有10万非洲人，剩下的则散布在香港、澳门等南方沿海城市和义乌、上海、北京和其他中部和北方城市”。他进而给出自己的计算办法：“确定在中国人生活的非洲人的人数是困难的。连我调查的几个城市的政府都没有非洲人的统计数字，更不要说分类统计非洲专家和非洲商人的数字了。因此我在这里呈现的数字部分是基于学术推断（educated deductions）得出的。下面就是在华非洲人不同群体的大致数字：第一个群体是商人，其中包括所有在中国淘金的30万到40万非洲人。第二个群体是留学生和专家，其中包括受中非合作论坛（FOCAC）基金资助和受其他项目资助或者资费前来学习的3万到4万留学生，以及包括非洲教师、教授、足球运动员、政府官员在内的4千到5千专家。第三个群体是游客，包括从非洲国家和其他国家来的1万到10万非洲人。在2010年，中国有93000位非洲游客，其中79000人是南非人。第四个群体是临时商旅客，包括为中、大型公司工作的1万到2万非洲人。这样，在华非洲人的总人数在任意时间内都在40万到50万。”再有如李志刚和杜枫也曾通过比较广州市政府发布的数据和统计年鉴的数据特征而推断2014年从广州出入境的非洲籍人士大约是68万人次。
这里涉及人口统计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人数”和“人次”。“人数”容易理解，而“人次”是指单位时间内某项活动中包括重复出现的人在内的总人数。“人次”区别于“人数”的最大特征是允许对单位时间内出现的同一人进行重复统计。笔者这里举一例进行说明，一个持“M”字签证（也即贸易签证）的非洲人一般每隔30天就要离境一次，如果其签证有效期是一年，那么他一个人的“人次”统计值就至少是24。混肴统计学上的“人次”和“人数”概念是社会舆论质疑广州非洲人人口规模过于庞大的关键所在。正如笔者曾访谈的非洲社团领袖所做出的解释：“有很多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不是警察，我怎么会知道？中国政府一定是知道的，因为非洲人不可能藏在一个行李箱里偷渡到中国，所有非洲人出入中国都会有出入境记录，因此只要比较一个时间段的入境人数和出境人数，就可以知道中国有多少滞留者。那些说非洲人很多的人，也许他们不知道非洲人要不停地出去和进来”。在非洲人高速流动的情况下，除了强力的国家机关，任何组织及个人皆不具有对在华非洲人或者广州非洲人进行统计的能力，而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不定期公布的辖区内非洲人人口数字是唯一可供信赖的参考值。“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蔡巍13日介绍……截至2017年2月25日,在广州的实有非洲国家人员为10344人，占13.3%，前三位国家是：尼日利亚1145人，埃及852人，马里752人”；但是，“这样的数字源于广州公安机关盘查签证和住宿登记所得。但是无证件非洲人、来到广州但未进行登记的非洲人和离开广州但未注销登记的非洲人等三类人的存在，使得上述时间节点的广州非洲人数不是‘最精确’的”。
六、对非洲人在广州聚集区的认识
如何认识非洲人在广州形成的聚集区成为本领域学者讨论的主要焦点，不同学者从自身的学科背景出发甚至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围绕这一问题产生的研究也成为在华非洲人研究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部分。学术界部分重要的观点如下：
第一，非洲人在广州的聚集区是中非关系桥。博多莫认为广州非洲人社区连接了非洲源社区和中国社区，它既未完全孤立也未完全整合于广州社会，是一座促进中国与非洲语言、文化和经济关系的桥梁。
第二，非洲人在广州的聚集区是族裔飞地。李志刚等发现广州小北是一个非洲人艰难谋生却没有学习中文、实现地方融入和同化的寄居（sojourn）之地，而非长时间的定居之地；非洲人和本地居民之间存在着一堵无形之墙，非洲人并没有成为“中非关系桥梁”；小北是非洲人在中国形成的具有高流动性和社会经济多样性的族裔飞地。张力在检视族裔集聚理论的背景中支持了小北是族裔飞地的观点，并认为非洲人集聚并不是文化亲和的必然结果，而是被商业机会、贸易模式和居住成本共同决定的。
第三，非洲人在广州的聚集区是贸易站。波德鲁认为广州的非洲人聚集区有着逐渐增长的多样的人口构成和高比例的中国居民，因此从性质来说，它并不是一个族裔飞地；相反，它是连接非洲和中国的市场地（market place），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商人逐渐定居和临时居住的“贸易站（trading post）”。
第四，非洲人在广州的聚集区是“巧克力城”或者“非洲城”。由媒体和公共舆论生成的话语也曾进入学术领域，如“巧克力城”和“非洲城”这两个概念就被学者直接引用以指代非洲人在广州的聚集区。
其实，对非洲人在广州聚集区认识的关键是要确定非洲人的居住空间是否脱离广州地方政府管控并处于自治之下。研究显示，广州地方政府采取激烈的手段使非洲人散居在城市中，以防止小北族裔飞地的形成；同时，又建立法规阻止非洲人社区扩展到党政机关所在区域，将非洲人隔离在小北地区；而且，不同城市地方政府执法措施的不同推动了非洲人从广州迁移到佛山南海。可见，广州地方政府在非洲人聚集区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况且，这样的聚集区围绕广州市内主要国际贸易商城并毗邻广东省公安厅，它绝不可能成为法外之地。由媒体和公共舆论生成的“巧克力城”或者“非洲城”概念强调了对特定族裔的隔离，从而遮蔽了这些区域内除非洲人以外的其他外国人的存在，也遮蔽了占绝对多数的中国人的存在；恰恰相反，广州的非洲人聚集区既没有族裔化，也没有封闭化。
七、非洲人的社会网络
广州非洲人的国籍、语言、宗教、职业、社会阶层等均具有多样性特征，这意味着非洲人的社会网络并不是能够一言以蔽之的。许涛认为，“广州地区非洲人的社会网络和关系可以划分为因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而形成的家庭血缘、亲缘网络，因来自同一个国家或同来自非洲大陆的地缘关系网络，通过社会交往而形成的朋友关系网络，以及因为贸易关系而形成的业缘关系。这些网络中，那些互动频繁、关系亲密的属于强关系的范畴，反之则属于弱冠系的范畴……社会关系网络对于非洲商人在广州的生活和工作适应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关系比较广，且关系网络中有强关系，最有利于他们在广州的适应；如果关系网不广，但是关系网中有较强的关系，且这种强关系来自广州本地居民，同样也利于他们在广州的适应；反之，尽管关系网比较广，但其中缺少强关系，则只能对其生活和生意提供一般性的帮助，不能提供最核心的帮助，但仍然可以维持他们在广州的适应；如果关系缺乏，同时也缺少强关系，则对其在广州的适应非常不利，甚至会导致其在广州不能适应和融入。”他进一步指出，广州非洲人经历了分化式类聚和类聚式分化两个不同的过程。分化式类聚包括宗教型和职业型两种，前者表示信仰伊斯兰教的非洲商人在小北地区集聚，而信仰基督教的非洲商人在三元里地区集聚；后者则表示因采购范围不同，围绕广州主要商贸城聚集了不同采购类型的商人。类聚式分化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经济基础和生意好坏导致的社会地位的分化，在聚集区内，经济地位高收入好的多半居住在聚集内的高档社区，经济地位低收入差的则主要聚集于城中村的出租屋内。另一方面则是地域和国别的分化，尽管聚集区相对于黄皮肤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整体，但在其内部则划分为许多区块，每个区块内的住户基本上来自同一个国家，这样在聚集区内形成了大大小小多个次一级的区块。
李志刚等人提出了广州非洲人社会网络的圈层概念。他们认为广州非洲人社会网络可以分3个层次，由核心向外分别是非裔商人之间(非洲朋友，亲戚，商业伙伴等)；社团组织(经济、社会、文化及其他)；非裔商人与中国人(朋友、婚姻)等3个圈层。核心的非裔商人可以分为坐贾和行商。坐贾是在广州拥有商铺或者办公室的商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广非贸易中间人，以非洲行商者、非洲客户为主要的销售对象，包括批发商店、物流公司；二是以在广州的非裔商人为主要服务对象，包括理发店、光碟店等。行商则没自己的商铺或者办公室，而是大多数一年来广州2-4次，每次停留1个月时间，每次购买2-3万美元商品的商人。进一步，学者们强调了非洲中介商人在非洲人社会网络中的角色，比如，有学者就给出这样的论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中，非洲商人作为非正规独立商人，甚少携带金融资本就建立了跨国商业网络，并且抓住了持续发展的非洲经济关系中呈现给他们的新机遇。然而，作为低端全球化的实践者，非洲商人必须亲身到广州从商，这导致非洲人作为中介商的出现。非洲中介商建立了一个非族群、非民族的横跨中国和非洲大陆的多地点经济关系。尽管这种经济关系是脆弱和不稳定的，但是通过观察那些已经在广州立足的成功的非洲商人，可以说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稳定的中介商经济关系已经形成。
笔者也从非洲人在广州的亲属关系、住居关系和社会组织的角度分析了非洲人的社会网络。按照非洲人在广州的家庭完整程度可以将非洲人分为独身型非洲人、非独身不完整家庭型非洲人和完整家庭型非洲人。非洲人较低的在华家庭完整程度和签证稳定程度使得他们整体上呈现个体化和高流动性特征。非洲人将找到住所视作在广州生活开始的标志，而酒店和出租屋成为非洲人常见的住所。较出租屋而言，酒店居住不利于非洲人实现货物存储、结交朋友、拓展社会网络，因此绝大多数非洲人居住在出租屋中。租屋中形成了亲戚朋友共租、家庭旅店、单租、借住等不同的居住方式。尤其就亲戚朋友共租的出租屋和家庭旅店而言，非洲人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以相对简单的家具、有限空间中堆积的货物、缺乏亲属关系连接且女性缺位的家户成员为要素的家户类型。非洲人在广州也形成了以共同国籍为基础，以领袖为中心，对内向成员提供互助与指引，对外代表本国人群与其他组织或人群互动的社团组织，但是这些社会组织具有发育的单层次性、运作的非正式性、功能的不完善性和规模的不稳定性等特征，对那些高速流动的非洲人影响有限。
就目前来说，尽管学界已经对非洲人在广州的社会网络有了基本认识，但是对其他一些具有组织特征的活动的研究还有待推进，比如非洲人在广州组织的以国家队名义参赛的足球比赛（即媒体报道中的“小非洲杯”）、设立的非注册的基督教会和穆斯林祷告室等,这些活动试图在域外促成非洲人内部的团结与形成共识。
八、广州非洲人和中非关系的关系
从国际关系角度研究广州非洲人的角度并不多，这很大程度上和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研究对象的范畴相关。一般认为，除了民族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拥有强大权利的政治家才能主导国际政治，那些以个人或者家庭为单位进行跨国流动的国际移民并不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更何况绝大多数非洲人根本无法取得在中国稳定的居留权利，也就谈不上通过参与中国政治而影响中非关系。已有的研究如下：
如上文提到的，博多莫认为广州非洲人是一座促进中国与非洲语言、文化和经济关系的桥梁。但是他也承认非洲人的桥梁作用只是学者的建构：“香港和广州的加纳人并没有明确的想要扮演加纳和中国建立和改善关系的桥梁和接触点的角色。他们在与中国人的互动过程中逐渐了解彼此的状况。同样，那些到中国的加纳人通过居住在中国的加纳同胞以逐渐了解中国。”
蓝珊珊（Shanshan Lan）认为，尽管中国捍卫中非友谊，但是中国主要是将非洲当作战略性政治伙伴，而不是一个平等的经济伙伴；中国的国家宣传机构也仅仅聚焦于中国对非援助，而不是非洲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的“打击非法非洲移民的执法运动（anti-African immigrant campaign）”和中国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宣称的“非洲优先（Pro-African）”政治意识形态相冲突，她进一步指出，“一些非洲移民以非正规经济的方式从事跨国贸易，他们对中非贸易关系的贡献不能完全反应在官方统计数字上。他们的贸易行为具有草根属性，因此非洲移民能够为中国的边缘和弱势群体如进城务工人员和小个体户提供生意和工作机会。不像西方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人对中国的外来移民政策没有什么影响。”梁锶淼也表达了相似观点，她认为，中非交流的官方背景是南南合作，南南合作假定中非关系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的蓝本，基于双赢、不干涉别国内政、彼此尊重的原则，但是广州的中非日常地缘政治偏离了这一官方立场。
笔者认可非洲人贸易对广东经济有贡献的观点，但是，对非洲人不能影响中国对非政策的观点则有不同看法。通过研究从广州进口手机的非洲人，笔者发现非洲商人在过去十几年间已经逐步主导了中非之间的手机贸易；手机贸易在没有冲击非洲本地产业（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不存在手机制造产业）的情况下促进了非洲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发展。正因为如此，那些已经在广州取得经济成功的非洲人能够通过组织化的活动，例如派遣社团领袖接受本国领导人访华时的接见而对本国政治产生影响，进而通过本国政府影响中国对非政策。
九、非洲人在中国面临的困境及中国人对非洲人负面看法的原因
非洲人在中国的困境及中国人负面看待非洲人原因这一问题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非洲人在中国的困境是方方面面的，但是总体上体现为三个方面：种族困境，非洲人遭遇来自中国人的种族歧视；签证困境，签证过期和非洲人作为一个整体被地方执法严格对待；生意困境，非洲人与中国人之间相互不信任并时有相互欺诈发生。
关于在华非洲人种族困境的成因，梁锶淼做出了有代表性的论述。她认为，在中国，“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从清代满族宫廷到欧洲的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再到解放战争，‘种族’的动员作用逐渐被‘意识形态’和‘阶级’所取代……在日常生活的维度上，在中国生活的非洲人一直都能感受到种族主义的持续影响……在‘巧克力城’，中国人和非洲人之间的种族界限依然存在，各种微妙的种族化的互动在日常层面不断发生。”她进而批判道：“对广州黑人的种族对立源于两类种族化的表述：传统以中国为中心的有关野蛮人的论述，以及西方式的种族等级划分。在实践中，通过物质生活经验的重复，非洲移民被呈现为一个种族他者。通过视觉、嗅觉和味觉的接触和性生活等接触，非洲人的特异性被再生产和调整，同时中国民族性得到凝聚和强化。通过与非洲人的上述日常实际接触，一些当地人相信非洲是一个机遇与混乱、荒诞和苦难相混杂的地方，所有在非洲投资的努力，由于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民族低劣的天性而蒸发不见。”
关于种族困境，邹逸杰避免了使用“种族主义”一词，而使用“污名化”一词替代之。他整理了广州本地舆论中针对非洲人的污名化类型：（1）肤色、体味、疾病和服饰头型造型文化符号。（2）非洲籍人士的社会交往表现，具体包括街头及其他地方聚集行为、饮酒（酗酒）、约定与信用、男女关系。（3）非洲籍人士‘犯罪’的名声。（4）非洲籍认识的商业消费符号以及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和非洲人之间的真实情况缺乏认知而彼此想象，正是造成非洲人被污名化的原因。具体原因他解释为：“中国对于外籍人士期待的标准停留在对西方欧美国家的文化话语上，很多人的外交辞令都是为了和西方（欧美）人士打交道的。我们批判他人的时候，会将一个整体的‘西方的标准’作为判断的知识储备带入，然后再实践中进行建构，把西方围绕现代性产生的一系列符号视为文明的标志。这种代入感正是世界体系的一种强制延伸。同时，改革开放后，‘经济优先’的现代发展极大影响了中国人。应该说，即使在现在所谓的一个‘世界是平的’的世界中这种体系的历史惯性在后期国家的人们心中冲刷出了不可消磨的河床。作为这种历史惯性的结果的一个不幸表象是，后起国家的人有这样的一种期望：各自认为自己这个现代性等级当中是下一个晋升者，在自己的政治主权内急切地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批判向现代性靠拢，同时将对遥远的同样的一批人的批判向现代性疏远。这一点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反过来，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非洲。某种程度上，非洲人对于在非洲的中国人的评判同样也将‘西方现代性’代入进去，批判中国人的一些关于信仰、关于素质的问题–对比非洲人在中国的状况，这似乎是一种关于现代性的等级竞争关系中日常生活符号方面的表达。只是，非洲人运用的是殖民主义代来的对现象性的想象，而中国人运用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物质增长代来的对现象性的想象。”
关于签证困境，豪根（Haugen）对广州的尼日利亚人做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她认为强烈的移民意愿和贸易机会的趋势使得尼日利亚人在对中国了解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来到中国，而中国的国家法律和严格的地方政策使得那些签证过期的尼日利亚人东躲西藏，导致尼日利亚人在中国的形象恶化。而蓝珊珊认为，面对签证困境，中国的“移民法”并不能完全发挥作用，“通过来自中国欠发展地区的移民的帮助，非洲商人能够绕过中国移民法设置的一些约束，非洲人也因而可以从广州流动到中国其他城市”。
笔者认为，近年来相关学者、地方媒体和网络舆论一直将广州非洲人的人口数字作为讨论热点，形成了一种地方政府“外国人管理失控”的舆论氛围。这种舆论氛围必然给相关管理部门的带来压力并促使其产生对非洲人严格执法的决心。以2013年7月和9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为契机，广州非洲人在华签证续签难度提高，在涉及违法犯罪时所面临的处罚力度增加，承受了似乎比以往更加严厉的管理、规训与惩罚。执法过程提高了非洲人与外国人管理人员之间的不信任程度，同时也不断破坏了非洲人在广州形成的自身支持系统，非洲人陷入困境。非洲人不能适应中国的人才结构，挑战了中国城市的流动人口管理，自身贸易方式消隐了对广州经济的贡献是非洲人成为“困境之民”的原因。
十、对广州非洲人的融入程度及其未来的评估
在国际移民研究中，外来移民的融入程度和其在目的地国家的未来密切相关。一个移民群体只有在保留自身特点的同时获得目的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接纳，才能实现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存的整合状态，才能看到其持续发展的未来。在本研究中，广州非洲人的融入程度及其未来也成为学者们不能避而不谈的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具体呈现如下：
邹逸杰发现，“作为一个短暂的漂泊者，非洲籍人士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公开地告诉我们他们的文化……小北社区或者三元里社区在地理意义上虽然面积不能以巨大来形容，但是社区在功能上却五脏俱全，非洲籍人士的吃喝住以及一些日常生意问题都可以在社区内解决。在这样一个各种行为都可以内部消化的社区内，占大多数的短暂停留的非洲籍人士可能会把自己及自己产生的社会影响封闭其中。”
梁锶淼认为，“在金融危机和移民法规收紧的影响下，非洲人口已经有所减少。鉴于小北的几个主要市场永久关闭的事实，巧克力城的未来发展难以确定……虽然现实情况是，在这些危机重重的交易市场中销售大量的纺织品，但仿冒品行业却已经被容忍了三十多年。中央政府最近下达了打击和取缔假冒伪劣产品的命令，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偏重对‘巧克力城’的检查，但是在广州中心商务区内也有同样举措。很不幸，检查的结果使得‘巧克力城’内居住的非洲移民进一步蒙羞。随着其经济内核受到打击，‘巧克力城’和非洲移民们的发展前景晦暗不明。”
李志刚等认为，尽管非洲人在广州的出现并没有导致任何严重的种族或者社会冲突，但是非洲商人和中国本地人，包括本地警察之间的商业和社会关系并不是和谐的。广州警察的执法行动和广州高涨的地租驱使广州非洲人迁移到周边城市，如佛山。非洲人来中国的最初原因就是做生意，并没有长期定居的打算，加之非洲人来广州也是近20年的新近现象，因此很难推断非洲人在广州的未来。从非洲人获得签证和签证续签的体验来看，非洲人滞留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或者变得更加严重。影响广州非洲人未来的因素还包括非洲人和中国人之间文化理解、相关宽容理解的程度，以及中国商品是否能够持续保持在非洲的竞争力。中国商品竞争力的衰退将意味着非洲商人不再来中国。
博多莫认为，非洲人在中国的遭遇会必然会影响中国人在非洲人的待遇，并最终会影响更加宏大的中非关系。现在，在华非洲人已经能够感受到，中国义乌的执法者比广州的执法者更加高效、专业、清廉和种族宽容，其结果是，在义乌的非洲社群和中国本地人相处得更加和谐。
波尔克-胡佛尔（Bork-hüffer）等则分析了非洲人从广州前往佛山的原因。广州严格的证件核查与佛山松懈的惩罚力度造成了“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移民”大量迁往佛山，削弱了国家一名管控和地方实施的效力。同时，由于租金差异，低收入移民大量迁往佛山，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对移民经济状况造成了巨大影响，移民开始迁向“更为廉价的”佛山。有移民社区形成的种族和社会支撑网络以及由影响力的个体参与者在移民获取住房的过程中具有只管重要的作用，尽管市政府出台各项政策，但迁居佛山仍然成为可能。
蓝珊珊认为，从长远看，珠三角地区从劳动密集型经济转向知识经济可能会对广东的非洲人产生负面效应；但是，这些政策也可能导致他们从广东省迁移到中国内陆劳动密集型工厂聚集的身份。
根据上述观点，广州非洲人的融入程度及其未来整体上取决于中非贸易发展水平及广州地方执法严格程度。那么，那些几乎不受中非贸易发展水平及广州地方执法严格程度影响的非洲人就能取得较高的融入程度吗？答案是否定的。比如，广州非洲人的一个小众群体–那些和中国人合法结婚、取得合法居留手续的非洲人及其中国籍子女的融入程度就不高。周阳等人对广州的中非跨国婚姻家庭进行了研究，发现“中非家庭成员，大部分属于移民，无法被广州主流社会接纳，经过多次碰壁之后，中非家庭往往得不到满意的认同，选择放弃融入广州主流社会，而更倾向于同其他中非家庭、宗教团体或者同乡群体一起社交，形成特定社群。在新的群体中，他们常常通过参加宗教活动、家庭联谊或者集体郊游的方式，增加特殊社群成员之间的互动，并积极区分与主流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同，在自己所属群体中获得新的社会认同。这种具有选择性和策略性的社会认同使得社群中不论是‘双重边缘人’、跨国移民，还是混血儿童都能找到‘同道人’。在小社群范围内成员之间相互尊重、积极认同，成员个人的自我评价也会得到提升，在这样的社群中能够获得满意的群体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归属感也越强。由此形成的小社群便拥有了较强的自尊感、凝聚力和互动力，一次次对抗主流社会和更大群体对其施加的压力，也保持了中非家庭的完整性”。
综观广州非洲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广州非洲人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从事中非贸易，融入中国社会的愿望并不强，即使是那些已经取得了稳定居留地位的中非家庭成员，其融入程度也非常低。因此，总体而言，广州非洲人在中国的融入程度是极为有限的；加之目前中国非移民国家的总体环境，广州非洲人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笔者认为，广州非洲人的未来可能有衰落、发展和保持现有水平等几种可能：
第一、衰落：随着中国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和中非贸易水平整体回落而转移到其他适合经商的新型发展中国家，广州非洲人的人口规模逐渐萎缩，其聚集区范围逐渐萎缩；或者非洲人分流并转移到内地省份的劳动密集型工厂附近。当然，后者可能性不是很大，毕竟非洲人需要频繁出境更新签证或是从广州中转过境。
第二、发展：随着中国老龄化的研究和经济水平的提高，生成庞大的低价劳动力就业市场，国家从而开放对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在华就业，包括广州非洲人在内的所有外国人可以取得稳定居留地位。
第三、保持现有水平：既要保证中国崛起过程中中非关系良好稳定发展的大局，同时又要妥善处理国内舆论不认同非洲人的压力，保持目前广州非洲人规模和融入程度不变，并随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的改变对非洲人的存在做出政策调整。
十一、评述
在华非洲人的出现及其研究有着引人注目的意义：
第一、在华非洲人的出现说明中国在全球人口流动大潮中的角色正在由单一的人口流出国变成兼具人口流出和流入的国家。按照中国现行相关法律，中国并没有被赋予法律地位的“外来移民”，因此笔者在这里避免使用“中国成为移民目的地国家”这样的话语。尽管全球化进程在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接连受挫，但是在现代交通信息技术不断推动下，全球人口跨国速率依然在继续提高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角度判断，如果中国保持和平稳定、大国崛起的势头不变，即使在华非洲人规模整体上衰落，其他大洲和国家的人也会前来。在研究层面，对在华非洲人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镜面以观察传统的国际移民研究。正如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的，全球人口流向依然是从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到中心国家，从全球南方国家到全球北方国家；但是非洲人的到来是否说明全球人口流向彻底转变了呢？其实不然。笔者认为，国家边界束缚了我们观察人口流动的视野，非洲人正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来务工人员一样，只是从一个欠发展的城镇或者乡村迁移到一个更发达的都市。从这个意义来说，全球人口流动的本质未变，它依然是一个逐步的、基于具体情境的、理性的过程，而以国家边界为理论基石的传统的国际移民研究亟需革新。
第二、在华非洲人的出现激发了中国人参与全球化的国际意识，积累了地方政府应对跨国人口流动的本土经验。“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农耕社会时代，有着安土重迁的历史背景，1949年以后实行的户籍制度也使得人口整体上缺乏大规模国内流动(直到改革开放)或跨国流动的取向。地方文化孕育下的地方中心主义使中国人易对文化差异者产生偏见，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同省份，甚至同一省份不同地区之间普遍存在。” “在中国人走出去，外国人走进来的形势下，中国人对世界不同种族和文化知识的匮乏易被贴上‘种族主义者’和‘文化中心主义者’的标签。在西方国家‘政治正确’的影响下，中外民间交往的不畅可能会催生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压力。”而外国人在中国的不良体验也可能会给出国求学、旅行、公派的普通中国公民和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带来负面影响。“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外国人来到中国说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是国家综合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如何提高中国社会对世界种族和文化多样性的整体认知水平，开阔中国人民的国际视野值得中国人民及政府深思。对社会治理角度来说，中国地方政府在面对在华非洲人时既暴露了中国缺乏相关管理工具的短板，但也开拓了一条无前人经验借鉴的道路，探索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对中国政府未来推进相关改革以应对更加复杂的跨国人口流动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在华非洲人的出现推动了中国学者参与国际移民的前沿研究。来自各国的学者对从不同角度趋近对非洲人整体的理解，并突破广州这一地域界线，迅速拓展至对中国其他城市的非洲商人和学生的研究，这些现象意味着中国这块国际移民研究的处女地已经被开垦。就目前来说，本领域的学者绝大多数是西方人；尽管本报告引用了相当数量的中文文献，但是这些文献的作者绝大多数受训于西方，本土出身而参与这一前沿研究的学者并不多。“不同于欧美国家，我国一直是国际移民的重要输出国之一，缺乏国际移民研究与发展的土壤。不同学科的学者一直以来关注的是欧美国家的移民状况。由于国情不同，基于欧美国家移民状况得出了政策建议往往不能‘接地气’，从而对我国地方外国人管理和服务工作做出实质性推进。这样，对国内外国人的管理和服务未能成为我国学术界和政治领域的重要交集，绝大多数从事‘国际移民研究’的学者对国内外国人状况缺乏了解，因此也缺乏在政策领域的影响。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统计，最近五年外国人出入境人才一直在5200万到5400万之间；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及内陆省会级城市现在都可以见到外国人的身影；中国一些边境线附近城镇也能轻易发现‘三非’外国人的足迹。也就是说，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已经存在。”更多中国本土学者基于本土经验参与国际移民的前沿研究从而发表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是笔者的些许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