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的未来前景如何?他们这样说

2021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周年。5月14日,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报告厅举办了以“世贸组织的改革前景与中国角色”为主题的研讨会,与会嘉宾围绕主题回顾了中国入世的20年,探讨了WTO改革的发展及中国在其中发挥的角色,并探索了WTO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未来,以期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会上,国务院参事、CCG主任王辉耀致欢迎辞,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和WTO前副总干事、商务部原副部长易小准发表主旨演讲。本次会议由CCG秘书长苗绿主持。

 


国务院参事、CCG
主任王辉耀在致辞中表示,2021年是中国入世2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以及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几十年来,中国不断深入参与全球化、维护多边主义并积极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中国加入WTO是中国对外开放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入世20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为推动全球贸易发展、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将会在WTO改革和发展中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在值中国入世20周年之际,CCG举办该会议显得十分重要和有意义,CCG希望未来能在推动中国全球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多智库作用。

 

 

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在主旨演讲中指出,纪念入世20周年的活动应该被当作学习党的100周年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其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他指出,回顾这段历史一定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十六字方针”,即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入世20年,中国有很多道理、经验值得总结,很多精神值得发扬,还有很多行动需要去实践。龙永图提出,入世对中国改革开放来说有两个重大突破,其一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开始发展市场经济。1992年10月份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开放的目标,自此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其二是承诺向全球开放市场。中国的市场开放须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发展阶段、承受能力来进行。龙永图认为,中国成功入世,是一个双赢、多赢,对世界都有利的结果既然中国入世改变了全球多边贸易的格局,改变了全球贸易的重大方向,应该说其结果有利于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于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美国也是中国入世很大的受益者之一,所以只有研究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够全面地总结中国入世20年来的成果。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为“新常态”下的绿色、公平发展提供了很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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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前副总干事、商务部原副部长易小准在主旨演讲中以多边的视角回顾了中国入世的20年。他提出,WTO的数据告诉我们在过去20年里,世界货物贸易总额将近翻了一番,中国货物出口增长了7倍多。与此同时,中国进口总额也增长了近6倍。中国的进口2020年已占到世界货物贸易进口总额的12%,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的出口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例,从2005年的3%增至2020年的6%,翻了一番;而进口的增长更加迅猛,从2005年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3.3%增加到2020年的8%,这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重大贡献。但世界在讨论中国加入WTO时,往往是惊叹于中国的出口增长,忽视了进口增长。当然,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作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对自己过去20年里面取得的成绩也不能自满。关于当前WTO改革面临的挑战,易小准表示,改革开放永远是进行时,不能停步。改革开放仍是我们化解在国际上面临很多矛盾的不二选择。在WTO改革进程中,中国有能力发挥更加进取的、独特的作用。中方牵头发起创新的讨论和谈判的方式,比如主动提出在WTO中开启投资便利化议题的“诸边讨论”模式,该倡议已有105个成员做了联署方,而且可能还会增长。现在很多其他国家也都效仿这个模式,开启了电子商务谈判、服务贸易的国内规制谈判、中小微企业的谈判等。这就是我们中国在WTO里面所发挥的作用之一,也是中国为加强多边贸易体制所做出的贡献。他表示,中国如何才能建设性地利用好自身在WTO里面的地位和分量,来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沿着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轨道上往前走,而不是滑向贸易保护主义,是政府、企业和学界都共同面临的全新课题。

本次会议共设置三项议题,包括“中国入世20周年回顾”、“WTO改革与中国的角色”以及“WTO与区域自贸协定如何共同发挥作用”,与会嘉宾围绕议题展开研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薛荣久表示,入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对中国跨越式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由于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中国改革开放走回头路不行了,所以必须坚持走下去。”他表示,中美作为WTO的主要成员,这两大成员之间如何解决他们之间在WTO里的问题,涉及到WTO改革前景,也涉及到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对此,他从主观意志、客观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来看待中美之间的地位变化的问题。他表示,中国入世以后按照WTO的规则、恪守承诺,不仅发展自己,同时也促进全球经济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的发展,中国的主观意志和客观规律是吻合的,但美国则是背道而驰的:违背WTO的发展规律,违背全球化,违背中国的发展规律。两国政府需要很好地研究中美间的问题,共同应对WTO改革的难题。针对WTO改革前景与中国角色,他建议,一、反对不符合世贸组织的贸易保护主义;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适当主动提出不享受WTO中发展中国家的待遇,“这样的话我们中国就超脱了,我们可能成为发达国家成员和发展中国家成员谈判的中介”;三、针对贸易中遇到的反制问题,应将政府和国会放在第一位,并针对这些问题加深对规律的认识,推动WTO的发展。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原司长洪晓东
表示,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对全球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入世20年,在经济和贸易上取得的快速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但世界经济格局正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贸易受到冲击。在这种挑战下,一方面我们要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另一方面要加强多边贸易的有效性,“世贸组织要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建立新规则上要做事,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做成事。”洪晓东认为,第12届部长级会议(MC12)是否成功将是一个试金石,将证明新任的WTO总干事是否能够带领WTO走出多年的低迷,重振WTO。对于WTO的成员和全世界的产业界来说,MC12上能够达成新的规则,能做成事,也将证明WTO是否能够继续引领全球贸易和自由化、便利化,事关WTO的性质。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成员来说,MC12将能够成为WTO是否能够恢复争端解决功能,“重新擦亮皇冠上的明珠”。MC12也是多边贸易组织战胜单边贸易组织非常重要的会议,因此,他提出希望最终提交给MC12部长议题的单子是应该能够形成共识的单子,这样才能取得切实的成果,展现WTO的重要作用和相关性,恢复各届对WTO的信心。


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前主任柴海涛
从中国的角度提出了三点体会。第一,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要坚持全球化。他表示,现在中国对外经贸格局影响最大的、直接的外部环境就是——中美关系的走向以及全球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高涨。对此,中国提出全球化的中国方案是有自洽的逻辑的,它的理论基础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取向是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它的战略举措是扩大区域经济合作的广度和宽度,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举。第二,坚持全球化要高水平地对外开放。柴海涛认为近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举措非常大,如实施《外商投资法》、缩表《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开放金融业和服务业、签署RCEP协定、如期结束《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要积极主动地加入CPTPP、宣布中国碳中和、碳达峰的时间表等,这些举措非常鲜明地勾勒出了未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架构。中国的经济跟世界的经济通过高水平的开放是在不断地融合,而不是剥离。第三,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从要素流动性的开放转向制度性的开放。他提出,从中国入世的20年来看,事实证明这个规则的对接和开放对中国来说是成功的,所以未来通过制度性的开放来构建一个更加系统的、全局性的、制度性的新开放格局,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
提出了三点。第一、只有了解入世给中国、世界带来的变化才能进一步推动WTO改革以及理清中国该发挥的作用。他表示,中国入世以来,中国成为最大的工业强国,国家现代性增强,更加开放,治理体系也逐渐完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很大变化:一是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发生了变化,二是他们对自己的制度产生了不自信,三是民粹主义、保护主义逐渐兴起。第二、WTO本身的有效性、效率等都有问题。戴长征提到,随着中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逐渐崛起,其在WTO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WTO内部的利益过去以西方为主导,现在利益的纠纷更加复杂。第三、关于WTO的改革以及中国的角色,首先,需要把多边贸易体制放在全球经济治理的高度看待;其次,要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双循环”角度来看WTO改革,即要更高程度的开放、更深层次的开放、更大范围的开放、更宽领域的开放,制度性的开放;最后,未来若要在WTO框架下进行经济竞争,那就需维护和改革WTO,包括维护WTO的权威性、有效性和规则,并增加它的透明度。对此,中国既要与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又要平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以便在WTO框架下更好地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发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的框架之下来推动它。

 

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原局长杨益结合其在外经贸部、商务部工作的领域谈了三点感受和启示。他表示,回顾中国入世,从一开始的“狼来了”到把“狼”给征服了,中国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包括:第一、领导高度重视,全中国形成共识。入世之前的谈判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入世之后党中央、国务院也是高度重视各项工作,通过各种工作使全社会形成一个共识,了解加入WTO的必要性,还有基本的常识。第二、建立了WTO的专门人才队伍。通过培训,从上到下组建了支持队伍,这些工作为保证入世之后各项应对工作以及有序地推进工作是一个重大的组织保证和基础。第三、入世20年,中国不仅注重开放,同时也重视运用贸易救济措施来维护国内产业的合法利益,维护国内产业的安全。杨益提出,中国要善于运用合乎WTO规则的一些贸易救济措施或这方面的措施来维护国内产业的安全。对此,他建议,首先,要在新形势下重视WTO知识的宣讲,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共识;其次,我们不应受外界或民粹主义的影响,要按照中央确定的方针,坚定地维护多边贸易主义,坚定地更大程度、更高领域、更大范围的开放改革,这才是下一步行稳致远的重要保证。

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前副司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前研究员李罗莎表示,当前WTO的改革从具体的规则完善到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等都没有落实,她表示,自成立开始,WTO的功能就是多边贸易的实施、管理,也是成员之间进行多边贸易谈判的场所,是一个全球贸易治理的机构,以维护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最大化为唯一标准。然而,尽管贸易自由加快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但也导致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要应对这些挑战,就要从根本上改革WTO。李罗莎建议,WTO改革应该把“发展“写进宗旨里,即WTO的核心应从全球贸易治理转变为关于人类发展的全球治理,把今后贸易规则在各个国家里最能充分地体现人类发展的目标作为衡量的最高标准,而不是市场准入。此外,李罗莎提出,在过去,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贸易协定在诸多方面都存在冲突,但目前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样的区域贸易协定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因此,WTO的改革也应顺利历史潮流,将区域贸易协定的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吸纳到改革中,慢慢比较一致化。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李永
首先阐释了“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要自信,但是不能自满”。他表示要理解这句话就需要澄清三个问题,包括:一、在制定规则方面,中国没有围绕自己的利益制定过规则;二、关于话语权,中国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营造有利于自己的世界贸易秩序;三、中国没有占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便宜,而是用14亿市场的规模惠及了世界。关于MC12,李永认为,阶段性的成果可能会有,但是共识难聚,这里面有几个挑战:一、政治化扭曲了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学逻辑;二、单边主义滥用安全威胁概念,挑战WTO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三、关于未来,现在只看到了数字贸易,碳排放有可能被工具化。他建议亟需开展碳排放有关的贸易政策以及和贸易有关的碳排放政策研究。关于WTO的改革,他认为需要关注三个问题,包括:一、未来的改革能不能用打破规则来改革规则?二、新规则能不能实现真正的非歧视?三、改革目标是满足某些国家的要求还是兼顾所有成员的要求,体现包容性、有效性和权威性?此外,李永提出,中国积极考虑加入CPTPP,是认同其追求的高标准和中国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且在标准的关联性和差距上有过现实性、可行性、前瞻性等角度的考量。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卢进勇提出,正值壮年的WTO“生病了”,具体表现在多哈回合贸易谈受阻、近年来未取得大的成果以及上诉机构停摆等。卢进勇解释其原因包括,一、决策机制需要完善,当前的决策机制特别不好达成一致;二、WTO因其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以及受到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挑战,导致其权威受到挑战。对此,中国要做一个“好医生”,即中国要发挥好角色,在推动WTO改革和多边贸易规则的完善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例如,在谈判中大方向要坚持,有时候也要妥协,双方的利益都考虑,这将有利于谈判的进行。其次,中国也可积极地利用这个机会,推动WTO往前发展,推动多边规则进一步地完善,这也是中国参与多边规则制定的良好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WTO遇到的危机,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机遇。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分享了三点。第一、全球化要能够持续地发展,依赖于政治信任关系的重塑。他表示,世界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中国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不仅因为入世抓住了历史性机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中外合作,同样重要的还有中国和其他国家保持政治互信的关系。如今全球化退潮,这与国家间特别是中美间政治和战略的互信度下降有很大关系。他认为,中美间的分歧不仅由于战略性竞争,还由于在意识形态价值观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王勇建议要更多地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美国和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之间的共通、共融之处。第二,尽管拜登政府在中美竞争上很大程度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但本质上与特朗普政府有区别,且拜登更重视中美共同的利益。“中美当前最重要的不是斗嘴,不是出气,更重要的是要有智慧地来相互探讨现实的对双方有利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第三、中美间仍然可以合作,在重新确认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可以避免新冷战,这将是利益的连接。在全球治理改革,尤其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上,有很大的相互理解和合作空间。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徐秀军围绕中国和WTO的关系分享了三点。第一、中国受益于加入WTO。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另一方面,通过对比中国入世20年的贸易成就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到加入WTO这一段时间的贸易成就来看,自加入WTO以来,中国的货物贸易增幅大概(贸发会议的数据)是8倍多,但是中国在2001年之前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贸易增长倍数是20多倍,如果和1981年,同样的20年比,增长是10倍多。因此,中国贸易在入世前就处在较高的增长速度进程中。第二、世界受益于中国入世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其中改革开放红利的持续释放,是世界受益于中国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基础。三、中国在WTO改革中发挥了维护者和建设者两个角色,但维护者的角色更重要。徐秀军表示,WTO改革要维护好公正合理的多边规则,特别是处理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同时也要推动更高层次的中国与世界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对接。

 

戴尔大中华区政府事务副总裁周兵表示,跨国公司也是全球化和中国入世的最大受益者,在下一步WTO改革过程中,戴尔这样的跨国公司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认为,跨国公司可以更多地参加中国WTO研究会的工作,包括CCG的工作,在下一步全球化过程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长江商学院助理院长周立表示,长江商学院是中国加入WTO时成立的,成立一年后,把中国企业带向全球,把全球的东西带到中国。他希望长江商学院能够跟CCG进一步合作,为推动全球化发挥积极作用。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通过书面参与研讨。他表示,当前WTO面临的历史挑战仍然是捍卫多边贸易体制。拜登政府号称回归的“多边主义”,并不是多边主义,而是在世贸组织内挑起内斗,拉拢一部分成员,攻击另一部分成员特别是中国;把只代表少数成员的小圈子“规则”自称为“国际规则”,并冠以“世贸组织改革”美名。它们的“改革”,只是为了确立符合美国和少数发达国家利益,不顾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小圈子“规则体系”。而它们最多只代表30多个成员,占世贸组织164个成员总数20%左右。因此,当前世贸组织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恢复谈判,启动改革,而是捍卫并在改革中确保其精髓–非歧视原则、差别待遇原则和协商一致原则。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改革才有意义。同时尽快恢复上诉机构,这是检验美国是否支持世贸组织,多边贸易机制有无执行力的试金石。

 

会上还分享了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的新著《艰难时刻:世贸组织与中国2018-2019》,本书从亲历者的视角,以白描的手法对处于危机中的多边贸易体制以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加以叙述,让读者了解世贸组织危机的来龙去脉以及各项议题谈判的大致经过和未来走向。

 

本次会议在中国入世20周年之际,是国内首次举办的相关主题高规格研讨,中国入世谈判亲历者、资深研究者、跨国公司和国际化企业代表,就WTO改革中国的角色、多边贸易体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对于推动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推动WTO改革,以及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出席研讨会的还有来自澳大利亚、法国、美国、新加坡、英国等各国驻华使馆的代表,和来自戴尔、戴姆勒、高通、富爱达、威特集团、光明、北京亿高等各跨国公司以及中国企业代表,以及来自国内外50余家主流媒体代表。

 

作为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CCG一直致力于全球化、全球治理、多边贸易等领域的研究,长期关注WTO改革话题,积极推动多边国际经济体系的发展,并积极为促进各界人士就相关领域的交流探讨提供对话平台。在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关键时期,也适逢中国入世20周年,CCG举办本次研讨会旨在为推动WTO改革、促进多边经贸合作、促进全球经贸治理贡献了智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