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杰森·福尔曼、陈志武：各国需要真正重新加强合作，建立全球化经济“联盟”
2022年3月26日在中美新型大国竞合关系的背景下，中美间的经济合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贸易战硝烟未散，而新冠疫情又给全球经济带来了重创。在纷繁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中美两国如何保持公平和持续的贸易关系以及如何能创造更多的合作共赢机会成为了中美双方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中文】
【English】
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论坛邀请全球化智库创始人王辉耀博士，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第28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及奥巴马政府首席经济学家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与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陈志武一同探讨未来中美经济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王辉耀
振兴全球经济和实现长久的繁荣敦促我们采取及时的行动，这也是避免大型战争的有效办法。各国需要真正重新加强合作，建立一个全球化经济“联盟”。
杰森·福尔曼
中美应该利用“不可避免”的交流机会做出更多有利于两国关系的事情。这需要双方共同迈出步伐，一起向前，而不是被地缘政治所左右。
陈志武
世界不仅在进入一个充满挑战性的历史阶段，而是正处于其中。各国都有权利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每个国家也有责任和义务与其他国家进行充满建设性的合作。
主持人 薛阳：大家好，欢迎来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2022中国论坛的经济分论坛。今年的中国论坛将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全球化智库（CCG）与中美交流基金会联合举办。首先让我来对今天的嘉宾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是杰森·福尔曼教授，他在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在2013至2017年间担任第28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也曾担任奥巴马政府的首席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是香港大学环球研究所所长及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教授，在1999至2017年他曾在耶鲁大学担任金融经济学教授长达18年。王辉耀博士是全球化智库的创始人兼理事长，他也曾经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高级研究员。欢迎各位！让我们先从贸易战这一话题开始，自从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发动贸易战以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已从2018年的4180亿美元降至2021年的3650亿美元，降幅约为15%。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却飙升了60%，从4600亿美元飙升至7200亿美元。就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而言，中国购买了协议规定的总购买量的57%左右。综合考虑各类因素，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贸易战是失败的。让我们从杰森·福尔曼教授开始，您怎样看待这一结果呢？
贸易战分散了解决中美贸易间最核心问题的注意力
杰森·福尔曼：谢谢邀请我参与这次研讨。我认为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着一系列真实、基础并且重要的问题。但从整体上来说，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分散了人们对于真正重要问题的注意力。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们，当一个国家开始出现贸易逆差的时候，这一定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内部政策开始出现变动而非受到任何外部国家行为的左右。就美国来说，贸易逆差是长期以来的国内低储蓄、政府高财政预算，并混合着私人在经济投资中的高水平共同导致的结果。当这些因素都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国家势必与其他国家产生贸易逆差。美国的财政赤字远高于其他任何地方，而这就无可避免地导向了贸易逆差。我还告诉我的学生，不要把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作为衡量这个国家的标准，因为这可能导致任意地“贴标签”行为的出现。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将公共政策的重点放在双边贸易平衡上，并且单方面地实施政策。中美的经济关系应该更多地以规则为导向，并在多边主义的框架内进行。美国真正需要的不仅仅是试图让中国从美国购买更多东西。
主持人 薛阳：谢谢！那么陈教授您对此有何看法呢？
陈志武：我很赞同福尔曼教授关于贸易的有效性和关税部分的观点。从实践经验的角度出发，我认为新冠疫情“帮”了中国，就在2019年的时候，特朗普的贸易战真正开始显示出一些“效果”了，包括软件制造等很多制造业部门逐渐转移到了越南、印度和墨西哥等国家。但新冠疫情的暴发按下了产业转移的停止键，也减少了其对中国的影响。因此，我认为要是没有新冠疫情，贸易战可能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总而言之，我赞同福尔曼教授的观点，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由中美的国内政策共同导致的。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由贸易战开启的这种新贸易模式可能还会继续，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结束后。
主持人 薛阳：好的，王教授您认为呢？
王辉耀：谢谢！我很赞同杰森·福尔曼教授和陈志武教授的许多观点。但实际上，我认为中美贸易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例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7.5%。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值，自从80年代以来的很长时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基本是维持在2%至3%的，而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源源不断地供应着物美价廉的产品。对于目前的中美贸易情况来看，或许美国可以降低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但是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贸易逆差完全可能上升。自贸易战以来，亚洲国家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特朗普的贸易战的确使不少制造业向其他亚洲国家如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转移，所以亚洲整个区域成为了对美国最大的出口地。至于为什么特朗普的贸易战没有奏效，其中一个原因自然是少不了疫情带来的影响。目前的情况还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对美国本土服务业的贡献非常巨大但却没有被计算在其中。现在仍有大批的中国学生在美求学，这对于美国大学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项资金来源。在疫情之前，每年都有将近400万中国游客前往美国旅游，这对地方服务业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体量。这也是为什么我赞同福尔曼教授的观点，我们需要多角度地去理解中美贸易战这一个复杂的状况。
主持人 薛阳：谢谢您！我想所有与会者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即贸易战并非中美贸易能够达到平衡的最终解决方法。那么福尔曼教授，如果您还在白宫中，您会建议拜登政府与中国国建立一种怎样的贸易关系？您认为现在是时候逐步放宽之前的贸易壁垒吗？其中的政治可能性都有哪些？
杰森·福尔曼：我认为现在美国是时候逐步破除贸易壁垒了，哪怕仅仅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我们现在正在面对诸如“高通胀”和供应链短缺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我不认为降低关税会对美国的高通货膨胀率产生巨大影响，但它多少会有一些帮助。我想说的是，中美贸易现在遇到的许多问题并非美国独有，而是全世界很多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都会遇到的。有很多外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时候都会遇到挫折，比如中国的市场监管缺乏透明度、反垄断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该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我不认为中国多买一些大豆或波音飞机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我认为真正的解决方法是中美应该共同努力去实现一系列国际认可的规章制度和准则。中国也在持续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改革的进行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主持人 薛阳：由此我也想继续问王辉耀博士一个问题，中国如何看待“公平贸易”？以及中国将采取哪些行动以打消外国公司在知识产权保护和产业补贴等方面的顾虑？
王辉耀：福尔曼教授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年里，中国已经在处理应对这些挑战的路上走了很远，比如中国现在有21个自贸试验区，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也一再缩短。此外，中国也颁布了新的《外商投资法》，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严加打击。现在很多中国公司也更加注重专利申请并开始关注知识产权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公司甚至可能不亚于美国公司，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利申请国。所以，我相信中国有意愿攻克这些难题。但我也能够理解现在来自很多合资企业的抱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出现了很多合资企业，但这是世贸组织允许的。在世贸组织评估中国在世贸组织义务上履约时，中国履约其实还是相当不错，所以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大问题。目前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持续加强和完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目前，中国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专门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有统计数据表明，在所有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诉讼中，近80% 是跨国公司胜诉。中国其实已经在这方案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当然也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空间。就产业补贴这一问题而言，则是另一回事了。我认为，中国的混合制经济体制非常好，其中私营部门大约占比 60%，国有企业占比 20%，另有跨国企业占比20%。在这个经济组合当中，政府依靠国有企业完成了很多事情，比如让8亿人口实现脱贫，这在很多方面上是依靠国企提供的补贴，其中很多甚至是不计利润的。所以，这完全可能是中国发展出的新模式，并且中国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公司想要要走向世界，那么他们就需要遵循国际惯例，中国在国内也应该对所有类型的国内和外国公司都开放竞争。但是现在中国公司依然获取了一些补贴，尤其是一些不以盈利为目的、关系着国计民生的产业和部门。这其中有利也有弊，我们需要做出更加准确的评估。从目标结果来看，中国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如果没有这种模式，中国就不可能拥有全球三分之二的高速铁路，就无法建成 500 万个 4G 、 5G 基站以及完成所有惊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是一种新趋势，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国有公司发挥了很大作用。就业、税收、创新、企业发展的大部分工作则主要由私营部门完成，我认为中国可能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案。跨国公司在中国有大量的雇佣劳动力，也贡献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出口。因此，如何制定正确的方案非常重要，中国正在进行大量的实验。
主持人 薛阳：谢谢王辉耀博士。陈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陈志武：我想补充一点。在过去的20年里，特别是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在加强知识产权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必须说,为了真正解决知识产权和产业补贴的问题,中国还需要进行更多改革。长期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都缺乏动力去落实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因为地方政府需要更加关注当地的商业利益及需求。执行中央政府通过的各种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很可能会伤及当地的就业率和财政营收。在过去的20年里，我与不少地方政府的市长和党委书记交谈过，他们总是指出当地的实际收入和就业来源都是需要为当地社区服务的，这也是他们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视而不见并且对某些产业进行大量补贴的原因。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应该进行更多改革，落实九年前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60项改革任务，尤其是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了市场的决定作用。但事实是这60项改革任务中只有很少的部分得到了落实。我想如果知识产权法如果能够真正交由独立的司法机构执行，那么来自欧美国家的抱怨就会停止。但中国司法机构的独立性还不够，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持续这种探讨，即便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同样，对于产业的相关政策和补贴也可以用相似的逻辑来思考。但总的来说，党在各项事务中的话语权还很大，影响力大于市场和法律。或许王博士和更多专家学者可以共同推动60项改革任务的进一步落实。
中美在政治与经济间出现割裂现象，但无法真正“脱钩”
主持人 薛阳：可以看到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我想把视线转向金融市场。在过去的五年中，“脱钩”成为了中美间的新话题。但事实上，美国的对华投资在过去的5年中其实是逐渐增加的。一些美国投资银行，比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甚至被获批全资持有在华证券业务。那么，您如何看待中美在政治与经济之间出现的这种割裂，以及从长远来看，中美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投资环境？我想先从福尔曼教授开始。
杰森·福尔曼：既然你提到了地缘政治，那我想我们应该先探讨一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毕竟这公然违背了过去70年来确保世界和平稳定的国际法则。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分量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即便俄罗斯占据着一些非常重要的自然资源。对于中国这样自然资源储量不够丰富但对资源需求又极大的国家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如果中国决定与俄罗斯结盟，而不是与美国、欧洲、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以及全球经济体系中比俄罗斯体量更大、创新力更强的国家交好，那么中国会为此承担风险。逆全球化的思潮在暗流涌动，与之相伴的还有向邻国的军事扩张，从俄罗斯的行动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扩张的形态。我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但我还是感到很困惑这一切是否正在加速逆全球化的进程。和平、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拒绝武力冲突一直是过去几十年来被广泛遵循的国际准则，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得益于此。我非常期待看到中美能够深化经济联系，而不会受到类似俄乌那样的战争冲突的威胁。
主持人 薛阳：所以您怎么看待中美在政治与经济之间出现的割裂？
杰森·福尔曼：这两者之间确实有一些割裂。我与许多美国的商界领袖交谈过，他们表示现在跟中国做生意好像没有过去五到十年那么顺畅。我其实不认为有哪家企业会希望和中国脱钩，我也不认为有哪个家中国企业会希望自身只局限在中国的内部市场。中国是庞大的、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经济体，也是全球经济中具有创新力的一分子，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思潮不再是像几十年前那样单向流动，其中交织着更多不满和期待的情绪。这也是我在政府和企业界听闻的一些关于全球化的想法。
主持人 薛阳：王博士，您对此有何看法？
王辉耀：当今世界有逆全球化的趋势。俄罗斯在乌开展的军事行动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我认为中国已经表示了相当明确的立场，中国不赞同这种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也反对冲突和战争。习主席也敦促国际社会采取措施推动停火。但同时中国也对于西方国家倡导的大规模制裁有不同见解。中国认为制裁措施可能不但不会奏效，反而会拖垮世界经济进而引发全球经济的衰退。中国不支持俄罗斯，也没有像一些美国官员认为的那样对俄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我想眼下正在发生的逆全球化过程中不仅包括俄罗斯在乌克兰推进战线这件事，还包括美国构建的安全防御联盟，比如北约、五眼联盟，“澳美英联盟”（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等。与之截然不同的是，中国致力于追求的是建立经济联盟，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同时，中国也主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并且与欧洲国家签署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努力与非洲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就像二战结束时成立了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各国或许应该致力于加强经济联系，而不是组建军事联盟，这会带来危险。为了解决逆全球化的问题，每个国家都需要专注解决自身面临的挑战。例如在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坐拥国民财富的40%到50%，而在过去的30年里中产阶级的收入几乎没有任何增长。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选票肯定会投给偏向美国中西部和铁锈带的政客，把中国当作替罪羊。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必须解决这样的国内问题，而不是将其归咎于其他国家。拜登总统在G7和G20峰会上提出要设立全球最低企业税，这是项非常好的举措，如此一来跨国公司在海外赚取的收益就无法在海外避税，而是会回流到美国从而促进中西部铁锈带的经济发展。美国人也不再需要把中国当作发泄愤怒的对象，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中国。当然，中国也有一些问题，但解决问题是需要时间的，可能是5年也可能是15年，中美才能对彼此有新的认识，平息两国间的负面情绪。
主持人 薛阳：谢谢王辉耀博士。陈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陈志武：我认为辉耀很好地总结了中国的立场态度，我就不再赘述了。我想强调的是俄罗斯的战争行动为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所带来的挑战。多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实行政治优先而不是经济优先的策略，美国人和德国人实行了经济优先的策略。而现在双方或多或少地趋同于中国模式，即将政治置于一切之上。至少在过去十年里，政治考量一直是中国决策体系中的重中之重。但许多美国人不这么认为，他们会想你怎么会不把经济和利润放在第一位呢？但现在中美双方已经趋同了。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将产生长期影响。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在过去一个月里，全球的金融基础已经完全动摇了。作为一名金融学教授，我总是说，其他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应该被视为最安全的资产，这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依赖的。但现在，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等机构冻结了俄罗斯的资产，作为制裁手段的一部分。当然我同意这一点，我认为无论制裁的有效性如何，这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采取的制裁行动。但现在一个国家央行的资产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央行存放在一起，而这些资产被用作制裁的工具。因此，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印度国家银行和所有其他中央银行都必须重新审视今后该如何管理外汇储备。当然，一些国家可能会购买更多的黄金，但实际上不管他们做了什么，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拥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中国能把这些钱放在哪里？中国没有办法把贵金属作为主要储备，尤其是贵金属的流动性较差。因此可以说，全球金融基础完全动摇了。那么全球化的新金融基础是什么？我没有明确的答案，每个国家都在努力寻找新常态。或许大多数国家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必须支持为全球化并建立和维护一个可行的国际秩序，而不是试图扮演一个破坏性的角色。扮演破坏性角色对任何经济体都无益，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如此依赖国际贸易的经济体来说。因此，我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与其试图破坏国际秩序，不如采取相反的做法，即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第二个例子是，正如福尔曼教授刚才提到的，中美之间有很多交叉投资和资金管理。两周前，像阿里巴巴这样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它们的估值减少了50%都80%，甚至90%。这恰恰表明，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在向美国和中国的企业高管和投资者发出非常强烈的信号，即任何依赖外贸的大国都不可能通过入侵他国的方式在国际舞台上存续下去，这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不幸的是，脱钩和去全球化是一种没有人能够真正扭转的趋势。鉴于此，我认为全球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将面临许多挑战，我不知道中国的领导人将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回到“60项改革”或许是中国政府可以进行努力的着力点。其次，中国领导人可以与国际领导人密切合作，努力使这些跨国组织更加有效，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有很多利害关系，如果我们能找回邓小平、朱镕基当时的观念模式或许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朱镕基总理曾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如果我们能重新从当时的思路中进行借鉴，中国或许就能继续保持过去40年来的增长势头。
主持人 薛阳：感谢您，陈教授。福尔曼教授，您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杰森·福尔曼：我同意陈教授的许多观点。我认为亚投行很棒，我认为它可以在很多国家发挥建设性作用。但在某些情况下，一些贷款的条款对这些国家来说并不那么理想，这些都是需要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增加不同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有一些问题也是需要各国自己来解决的，比如美国的不平等问题被提了出来，拜登总统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方式也很积极，令人鼓舞，我很高兴听到这一点。
主持人 薛阳：非常感谢。有位观众提到了一个关于中国概念股在美国退市风险的问题。我曾在金融市场工作过，我总是和朋友开玩笑说，过去一年最危险的工作可能是负责管理美国境内中国概念股投资组合的基金经理。本月早些时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五家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列入退市风险清单，宣布了它们如果在2024年前不遵守美国审计规则的话将面临的风险。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两国监管机构可能怎样来合作解决这个问题？其中真正的风险是什么？我想先从王辉耀博士开始。
王辉耀：谢谢提问。我认为这是中国越来越担心也越来越恼火的事情，几乎每周都有消息说又有新的中国公司出现在制裁名单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目前总共有近700家中国公司在美国的实体名单上。中国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但中国并没有主动对美国公司实施过任何制裁。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约7万家美国公司在中国成立，它们在中国的收入达到近7000亿美元，中国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制裁措施。或许有一些案例是对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的制裁，主要是因为它们向台湾出售武器。我认为经济制裁方式不是一个健康的经济迹象。在21世纪，在后疫情时代和后乌克兰战争时期我们需要新的经济项目，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马歇尔计划”以真正重振全球经济。我们需要美国和中国共同努力，这非常重要。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考问题的视角，中国目前在全世界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现在美国也开始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拜登总统也提出了“重建美好世界”（B3W），欧洲斥资3000亿欧元打造“全球门户”计划。在我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的谈话中，他也非常同意中美应该加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观点，比如应该加强世界银行、亚投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开发银行的合作，而不是互相制裁，尤其是针对中国的制裁引起了很多地缘政治问题。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不想走俄罗斯的道路，但如果中国被更用力地推向俄罗斯，美国需要承担责任。中美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有责任把世界变得更好，而不是放任世界经济的衰退。这就是我的想法，非常感谢。
主持人 薛阳：谢谢王教授。陈教授，我知道您是金融市场领域十分权威的专家，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概股在美交所上市的风险呢？
陈志武：我想这其中的主要顾虑来源是审计准则和对金融数据的获取和使用。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或多或少得到了解决。在这个方面中国政府要做出妥协，因为有很多中国领先的公司从准入中获益颇丰，中国无法承受中国公司从美国资本市场全面退市。另一方面，我对目前在美中国公司的未来前景并不乐观。因为只要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矛盾没有化解，矛盾就会不断升级。一些美国政客也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十天前我看到的消息，中国证监会与美国证监会希望能在会计准则方面达成合作。我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不会让中国公司就此走人，但是今后在美国实体名单上的中国公司肯定会有很多困难。中美不是华沙条约和北约之间的关系，因为华约和北约之间不存在任何经贸投资往来。现在对中国来说，进入美国资本市场还是很重要的。在过去的十年里，尽管我不希望看到两国之间发生真正的“脱钩”，但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出现了。很多人都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着一场激烈的科技战。作为金融学教授，我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市场准入和技术创新之间的联系。如果美国想打赢这场战争，那很容易，通过完全切断中国科技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机会就能够做到，但切断准入也会带走中国科技行业的很多创新力量。长话短说，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哪些行业是最具创新性和活力的，以及哪些行业有资格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并且吸引大量风险投资。再者，为什么风险投资对那些容易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行业更感兴趣？因为风险投资经理们知道那些容易获得国际资本的初创公司是会选择退出的。遵循这个逻辑，选择退出后的公司就会因为无法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而消失，之后的风险投资也不会再有兴趣为这些公司提供资金。所以，良好的国际秩序可以保护贸易和投资的良好发展，尤其是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都依赖于资本和商业的跨境自由流动。因此，如果任何国家试图破坏这种国际秩序都将会导致创新创业力量的中断。总而言之，与其他国家合作更符合中国的利益。
主持人 薛阳：谢谢陈教授。福尔曼教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杰森·福尔曼：实际上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不如另外两个朋友那么密切，所以我没有太多要补充的内容，我期待更多他们对资本国际化和投资重要性的分享。
主持人 薛阳：我想我们已经到了这次讨论的尾声。我想用一个来自我们观众的问题结束这次的讨论。所以，你对美中经济有什么期望、希望和担忧？未来的中美合作会是怎样的状态？请每位教授用几句话作为今天的总结，先从福尔曼教授开始。
杰森·福尔曼：我对中美经济的前景还是抱有很大期待，虽然我知道或许还是有人对“脱钩”和去全球化持支持态度。但是中美经济对两国发展的好处如此之大，我认为“脱钩”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正确的态度是如何利用“不可避免”的交流机会做出更多有利于两国关系的事情。这需要双方共同迈出步伐、一起向前，而不是被我们最初提到的地缘政治所左右。
主持人 薛阳：谢谢福尔曼教授，请王博士做一个总结。
王辉耀：我认为，正如陈志武教授说的那样，中美之间不会有冷战，因为它们两者间的贸易联系太紧密了，就像连体双胞胎。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中产阶级，大约有5亿。中美其实在很多事情上都可以进行合作，而当下对于中美来说最关键的就是要达成共识。在过去的两年中，全世界都受困于肆虐全球的疫情，目前的俄乌危机也在影响着世界经济。在大流行和危机后，世界也将发生巨大的基础设施转型，美欧已经都意识到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中国在这一领域则处于领先地位。我们为什么不能进行一场全球基础设施革命，制定一个新的全球计划，以达成共识来应对全球性危机？我们至少应该找到相互合作的大方向，寻找到共同合作的兴趣点和利益点，而非陷入地缘政治的纷争之中。振兴全球经济和实现长久的繁荣敦促我们采取及时的行动，这也是避免大型战争的有效办法。总而言之，各国需要真正重新加强合作，建立一个全球化“联盟”。
主持人 薛阳：谢谢王博士。陈教授请您做一个总结。
陈志武：我认为福尔曼教授和王辉耀博士都在他们的领域充分发挥着他们的特长，并且也贡献了自身的外交力量。他们对中美关系还是持一种乐观的态度，但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不希望看到这个世界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而是希望整个世界能够更加紧密地合作起来，贸易也能更繁荣地发展。在过去40年里，我每年都在中美之间往返四五次，其实人们在共同合作以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时候是可以忽略政治和价值观念因素的。但不幸的是全球疫情大流行和乌克兰危机都改变了这一状况。这也是当下世界的独特之处，没有一个国家和商人能真正忽视地缘政治的因素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疫情大流行下各个国家都在努力在经济领域自力更生。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或者愿意，一些国家会试图与一些其他国家“脱钩”，“脱钩”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对中国进口的依赖程度和对美国资本的依赖程度。世界不仅在进入一个充满挑战性的历史阶段，而是正处于其中。虽然各国都有权利尽最大可能维护自身的利益，但同时每个国家也有责任和义务与其他国家进行充满建设性的合作，以维护良好的国际秩序和贸易准则。这也是目前解决各种各样世界性问题的切入点，否则，我们将会回到混乱的世界中。谢谢！
主持人 薛阳：谢谢陈教授，同时也感谢其他两位教授。今天的讨论非常精彩。我很希望我们还有更多时间来深入探讨这些话题。今天，我们从理解中美贸易的新方式、地缘政治矛盾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全球化挑战等方面进行了非常全面详尽的讨论，希望我们的听众也能从中受到启发。再次感谢大家，再见！
（本文根据CCG全球对话系列之“中美新型竞合关系下经济合作的机遇与挑战”的发言录音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