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性中美贸易关系需要规则指导，而非仅靠中国“买买买”

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对中美贸易格局造成了深远影响，也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随后到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使地缘政治博弈格局越发错综复杂。中美贸易战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如何破除中美贸易屏障，构建公平透明的贸易环境？2022年3月26日，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论坛邀请全球化智库创始人王辉耀博士，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与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一同探讨未来中美经济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杰森·福尔曼：我认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确实存在着一系列重要的基础性问题。但总体来看，对于那些亟待切实解决的严肃问题而言，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我常告诉自己的学生，一个国家开始出现贸易逆差时，这一定是由于该国的内部政策变动，而非任何外部国家行为的影响。就美国而言，贸易逆差是长期以来的国内低储蓄、政府高财政预算以及在高水平私人投资共同作用的结果。当这些因素混杂在一起时，这个国家就势必与他国产生贸易逆差。美国的财政赤字远高于他国，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贸易逆差。我们犯下的一个基础性错误就是将公共政策制定的重点放在了双边贸易平衡上，并且单方面地实施政策。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中美的经济关系应该更多地以规则为导向，并在多边主义的框架内进行。美国真正需要做的不仅仅是让中国从美国购买更多东西。

陈志武：我很赞同福尔曼教授关于贸易的有效性和关税部分的观点。从实践经验的角度出发，我认为新冠疫情“帮”了中国。早在2019年的时候，特朗普的贸易战就开始真正显现出一些“效果”了，比如软件等很多制造业部门逐渐转移到了越南、印度和墨西哥等国家。然而新冠疫情的爆发给产业迁移的按下了停止键，也减少了中国由此受到的影响。因此，我认为要是没有新冠疫情，贸易战可能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由贸易战开启的这种新贸易模式可能还会继续，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结束后。

王辉耀：我很赞同杰森·福尔曼教授和陈志武教授的许多观点。我认为中美贸易是对双方都有利处。例如，如今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7.5%，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值，然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都能基本维持在2%至3%左右，而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源源不断地供应着物美价廉的产品。从当前的中美贸易格局来看，美国或许是可以降低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贸易逆差也完全可能会随之上升。特朗普的贸易战的确使不少制造业向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转移，使亚洲整个区域成为了最大的对美国出口方。但是为什么特朗普的贸易战没有完全奏效，其中自然是少不了疫情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赞同福尔曼教授的观点，我们需要多角度地去理解中美贸易战这一个复杂的状况。

杰森·福尔曼：我认为现在美国是时候逐步破除贸易壁垒了，哪怕仅仅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我们现在正面临“高通胀”和供应链短缺等一系列棘手难题，我不认为降低关税会对美国的高通胀产生多大影响，也许它多少会有些作用。我想说的是，中美贸易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并非美国独有，而是世界上许多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都会遇到的。有很多外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时候都会遇到挫折，比如中国的市场监管缺乏透明度、反垄断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关键是该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我不认为中国多买一些大豆或波音飞机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我认为真正的解决方法是中美应共同努力去落实一系列国际认可的规章制度和准则。中国也在持续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王辉耀：福尔曼教授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年里，中国已经在应对这些挑战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进步，比如中国现在有21个自贸试验区，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也一再缩短。此外，中国还颁布了新的《外商投资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现在很多中国公司也更加注重专利申请并开始关注知识产权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公司甚至可能不亚于美国公司。中国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利申请国。所以，我相信中国有意愿攻克这些难题。目前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持续加强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目前，中国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专门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有统计数据表明，在所有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诉讼中，近80%是跨国公司胜诉。当然也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空间，但中国其实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产业补贴问题则是另一回事了。我认为，中国的混合制经济体制非常好，其中私营部门大约占比 60%，国有企业占比 20%，另有跨国企业占比20%。在这个经济组合当中，政府依靠国有企业完成了很多事情，比如让8亿人口脱贫，这在很多方面是依靠国企提供的补贴，其中很多甚至是不计收益的。所以，这完全可能是中国发展出的新模式，并且中国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成功。但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公司想要走向世界，那么他们就需要遵循国际惯例，中国在国内应该对所有类型的国内和外国公司都开放竞争。但是现在中国公司依然获取了一些补贴，尤其是一些不以盈利为目的、关系着国计民生的产业部门。这有利也有弊，我们需要做出更加准确的评估。从结果来看，中国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如果没有这种模式，中国就不可能拥有全球三分之二的高速铁路，就无法建成500万个4G、5G基站以及完成各种惊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是一种新趋势，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国有企业发挥了巨大作用。就业、税收、创新、企业发展的大部分工作则主要由私营部门完成。我认为中国可能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案。跨国公司在中国有大量的雇佣劳动力，也贡献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出口。因此，如何制定正确的方案非常重要，中国正在进行大量的实验。

陈志武：我想补充一点。在过去的20年里，特别是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在加强知识产权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必须说,为了真正解决知识产权和产业补贴的问题,中国还需要进行更多改革。长期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都缺乏动力去落实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因为地方政府需要更加关注当地的商业利益及需求。执行中央政府通过的各种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很可能会伤及当地的就业率和财政营收。在过去的20年里，我与不少地方政府的市长和党委书记交谈过，他们总是指出当地的实际收入和就业来源都是需要为当地社区服务的，这也是他们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无动于衷并且对某些产业进行大量补贴的原因。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应该进行更多改革，落实九年前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60项改革任务，尤其是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了市场的决定作用。但事实是这60项改革任务中只有很少的部分得到了落实。我想如果知识产权法如果能够真正交由独立的司法机构执行，那么来自欧美国家的抱怨就会停止。但中国司法机构的独立性还不够，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持续这种探讨，即便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同样，对于产业的相关政策和补贴也可以用相似的逻辑来思考。或许王博士和更多专家学者可以共同推动60项改革任务的进一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