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张亚勤”共搜索到54条结果
-
张亚勤:从“少年班”到微软2014年5月30日
人物简介:张亚勤,1978年12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997年,31岁时被授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成为该协会100年历史上获得这一荣誉最年轻的科学家。现任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负责微软在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科研及产品开发的整体布局,推进微软在这一地区的业务发展、市场策略及本土自主创新。此前,张亚勤博士在美国总部掌管微软全球移动及嵌入式产品平台,担纲微软进入PC之外市场的领军者。张亚勤博士是通讯和软件领域世界级的科学家。 从“少年班”到微软 2013年2月9日,农历除夕。身边的同事都已休假回家,只我一个人在偌大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写邮件、清理之前堆积的繁琐事务、上微博看网友们对蛇年新春的憧憬与祝福……没有演讲,没有干扰,周围没有一个人,难得的清净与平和。我的本心从未改变,和多年前独自行走在山路上的那个少年并无不同。在内心深处,仍是那个信奉“人沉静时智慧升起”的思想者。 我希望生活有一点不确定性,有一点挑战,这样才有乐趣。从中科大少年班的神童,到微软全球副总裁,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对于我们这些少年班的小孩来说,童年似乎都结束得太早了。我们过早地承受了成年人的期许和异样的眼光,长大后却始终无法进入正常的社会秩序。在我们的背影里,有100多年前对少年中国的呼唤,有30年前对中国少年的期待,有如今对未来的沉思。 回忆起30年前的那场考试,我觉得1978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是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一年,也是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一年。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视野、远见、魄力和勇气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发展需要人才,高考就是培养人才,所以要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高考还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那些在过去丧失了机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教育。 与中科大偶然结缘 正当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时,却得知了一个重新激起我信心的消息——1978年3月,在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等著名科学家的倡导下,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后来,我如愿以偿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还是那届学生中唯一一个数学得满分的。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整个太原轰动了。我去学校的时候,看到墙上写着大幅的标语:“向张亚勤同学学习”、“掀起向张亚勤同学学习的新高潮”。 以当年中国最年轻的少年大学生的身份,12岁的我在这一年的秋季,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安徽合肥。戴着校徽坐公共汽车,别人看我个子小,就问我是不是少年班的。我美滋滋地点点头,售票员就说不要票了。人们对中科大、对少年班都特别友好,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精神,代表了一种新的转型,1978年的时候大学生是很受尊重的。整个社会氛围就是尊重知识和人才。 少年班的同学一般不超过15岁,大部分的孩子都是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自理能力相对比较差,学校为此专门想了一些办法。由于我年龄最小,学校就专门找了班上一个年纪最大的孩子和我一起住,其实那个同学比我也大不了几岁。 当时中科大是全国最好的学校,每个省的状元第一选择都是中科大。这里的环境特别开放,学生比较自由,老师和同学的关系也融洽,像朋友一样。中科大是中国第一批送学生出国的,所以和国外有很多的交流,有很多大师级的人物来做客座教授、讲学。这种开放的氛围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培养了我学习的能力、求知的欲望和创新的能力。 当时中科大实行的是五年制,一般的大学生进校选一个专业读五年,而少年班有一个特殊的待遇,第一年在少年班,第二年可以选择一个专业。到1979年我选专业时,我选择了电子工程专业。那时中国的数学、物理、工程研究水平和世界水平差得很远,但是中科大一些老师已经和国外学术界有了交流,能够掌握外界的最新研究动态。我记得,当时无线电系的主任和学生交谈时,谈论的都是我刚刚听到或读到的,在我眼里那些都很神奇。当时我看过一部电影《未来世界》,讲的是未来机器人怎么去控制世界。当然我没有想到去控制世界,我只是觉得自动控制、智能、计算机有这么大的能量,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其实当时的我对计算机、无线电到底能做什么也不是很清楚,对就业前景怎么样也不知道,完全是一种兴趣。 在中科大的八年学习生涯,自己收获了很多:第一点是开拓了眼界,学了很多的东西;第二点是增强了自信;第三点是培养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希望为科学和理想献身。 加入神童班,起初是因为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个故事,一个神童的故事。看完之后我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这个神童叫宁铂,两岁半时就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三岁时能数100个数,四岁学会400多个汉字,五岁上学,六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八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 1978年3月,宁铂来到中国科技大学。随后的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两个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的事件之间充满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结束,百业待举。人们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对宁铂的赞美到达了最高峰。 中科大少年班的这些孩子,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有一天,一个作家要采访这群神童,看到我沉默寡言,便叫我一起去散步。作家说,知道吗?比起你的同伴,你的基础还很差。我争辩道,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来的。随后作家说,可是,你才刚刚开始,究竟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你以后的路怎么走。这促使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面临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我,整个科大少年班的同学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这仅仅只是这个特殊群体遇到的问题之一:自科大少年班创立之后,一直就争议不断,这群孩子也遇到了一些心理问题。宁铂自进入少年班后,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后来的发展也不顺利。2005年,他终于遁入空门,出家为僧。在此之前,他用高尔基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我的心眼,是皮肉上熬出来的。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 我不希望“天才”的说法误导大家,一个人的成功有很多因素,智商只占20%,情商占50%,心态(也可以说逆商,美文缩写AQ)占20%,运气占10%。绝大多数人智商的差别都不大,关键是怎样用好自己的聪明才智。身处这个时代的大学生面对不断加剧的就业压力,也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机会,我希望学生不仅要拥有对未知的好奇心,不断探索的激情,更要打好基础,并培养自己坚韧的品格。 即便比别人聪明,也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在我的记忆当中,我比很多孩子都懂事,但也有和大多数孩子一样爱做梦、朝三暮四的天性。今天喜欢下棋,明天爱上画画,每一次都是虎头蛇尾。成功需要坚持和专一。 华盛顿大学的橄榄枝 1985年,一封信从美国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来到中科大。那是一封来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邀请函,收信人是我。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有出国的打算,没有考托福、GRE,甚至都没申请过华盛顿大学。我考上本校电子工程硕士,继续深造。硕士即将毕业时,我正在做通信方面的硕士论文。 从山西太原到安徽合肥,再到美国华盛顿,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异国他乡接受教育,我还是感觉到了不适应。首先是语言问题。尽管我的英文算是不错的,但第一学期上课的时候,50%—60%都听不太懂。我买了一个录音机,把老师讲的录下来,再去复习,每次上课前都预习。刚去了两个星期,教授就拿来一堆文献,让我作一个评价,一个月内完成。我一看这些文章,很多知识国内没有学过,而且都是通信方面最新的技术研究。接到这个任务后,我直奔图书馆,借了六十多本书,反复阅读。耐着性子看了又看,做了很多笔记,慢慢弄清楚了思路。 当我把自己总结的论文内容、公式的推导过程、对论文的评价交给皮克·霍兹教授时,他很惊讶,他本来是希望我随便看看,没有想到我每篇文章都作了很仔细的评价。他说我现在已经可以做博士了。那时我才去了几个月,教授的这句话可能是开玩笑的,但对我却是很好的鼓励,我把它看作一种肯定,信心增强了不少。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第一学期考试的时候,我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同时也发现功课比国内要简单,特别是数学、物理,在基础学科方面,中国学生的培养深度比国外要强很多,基础比较牢。 在国内读硕士的时候,我的论文是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在美国,老师完全看你要做什么,他对你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了。而且,作研究、作科研的方式也完全不同。自己选课题的时候都是最用心的时候,也是最培养你独立研发能力的时候。 1999年1月,美国电子工程师荣誉学会将1998年唯一的“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授予了我,我是获得此奖的第一位中国人。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向我发来贺信:“祝贺您获得1998年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您领会了勤奋和承诺的真正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任何成功都离不开辛勤的工作,我对您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衷心的祝贺。您的成就对大家无疑也是一种巨大鼓舞。” 我觉得,在作研究的时候,好奇心很重要。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方向,要选择跨领域或者是新领域的,不要满足于在旧领域做一些小小的改进。选择一些新领域,这是最重要的。此外,选合作伙伴时,一定要和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最后,所做的东西要有前瞻性,要对产品和产业有影响力。 将微软中国推向世界前沿 在美国待了十几年,我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方式,习惯了每天对着大西洋彼岸的空气开始自己新一天的生活。1998年10月的一天,一个越洋电话让我和微软结缘,并将由此创造了我职业生涯的高峰期。 1998年11月,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回来后,和李开复见面了,谈得十分投机。我觉得开复不仅仅是在建立一个机构,而是在实现一个理想,希望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研究方面的机构。另外我对微软也是十分敬佩,我自己也是微软技术、PC产品的使用者,或者说是微软的Fans。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是研究。 自己在人生重要关头的抉择,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感觉,有时是根据自己的感情,而很少出于一种特别逻辑的思维或系统的考虑。作出加盟微软的决定,我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待遇如何,中国的空气如何,自己将有什么得失。这一决定就像是对一位朋友的承诺,要闯出一番事业。 2000年的8月2日,我正式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当时研究院的规模接近50人。在微软的五年,我们实现了比尔·盖茨的理想,把微软中国研究院变成亚洲研究院,并推向了世界最前沿。2004年,微软亚洲研究院被《麻省理工大学科技评论》(MITTechnologyReview)评为全球最顶级的计算机科学研究院之一。 由于工作关系,我跟全球最顶尖的500个公司的CEO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发现他们也很不一样。有的人热情、奔放,有的人内敛,甚至有点害羞;有的人口才很好,有的人结巴。但这些领袖拥有的共性中,有一点就是简化抽象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比尔?盖茨的身上也寻找到了。 2004年,我调回微软总部负责全球通信及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比尔·盖茨成了我的导师,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必要时,盖茨会找几个人一起,每个星期或每个月抽个时间去谈话,就像是大学的教授一样。我和盖茨的交流,很少准备,因为和盖茨谈话其实很轻松,但却是高智商的碰撞。 比尔·盖茨的知识面很广,知道很多种不同的产品,不但了解科技的前沿,而且有很强的商业洞察力。他能把所有的东西简单地列在一起,这是体现他高度的地方。此外,盖茨简化问题的能力很强,他可以把很难的事情,很简单地帮你描述出来,或者是整合起来,能够用一句精练的语言将问题的实质提炼出来。这主要是他对技术、产品及市场等综合因素的把握游刃有余。 盖茨多次来到中国,作为学生和朋友的我都随行陪同。盖茨有时问的问题很独特,思维异于常人,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说到中国很复杂的问题,我不由得佩服盖茨的智力。 新时代需要“中国智造”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前面的30年里我们用大量的人力、劳力从事制造,这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机遇,我们的经济可以说创造了全球人类历史的奇迹。但是在以后的30年,能不能保证同样的快速增长,能不能通过原来的第一劳动力,通过高成本的模式来发展经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只有通过研发、创新,通过中国“智”造,中国才能进一步地发展,保持快速的增长,继续领导世界高科技的潮流。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重要的创新源泉,我们希望依托于微软的平台,不断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大型项目管理经验的复合型软件精英,助力中国“智”造的不断升级。希望越来越多有智慧、有热情和富于创新精神的技术人才加入进来,共同实现这一创新愿景。 新的制造时代,不仅仅是制造,而且是“智造”,不仅仅是我们的劳动力,更多是我们的智商,是从原始的时代,怎么走向真正比特的时代。比如说在信息方面,大数据的平台,云计算的平台,包括互联网的技术,彻底改变了整个制造业的现状。 我在飞机上面碰到一对去西雅图的夫妻,他们是做巧克力的。他说几年前他基本上每年生产300多万箱的巧克力,但是需要100多人,现在只需要家里三个人,然后可以生产比原来多10倍的3000多万箱,但是他说3000多万箱不一定卖得出去,为什么呢?就是用了很多信息化的技术,包括数据的平台,接到互联网上,整个流程还有销售网络都可以自动化。所以,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是未来中国制造,全球制造的一个方向。我认为制造业还是整个经济的一个支柱。美国现在三分之二的经济还是制造业,以后中国制造业只会越来越强,但是需要一个转型,信息化就是其中的关键。 信息技术对整个产业的价值分配产生很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劳动力的成本,在整个制造业里面占的份额很高。像苹果90%以上的利润是非制造业的,是非人力的制造成本,这时候一个产业,包括制造业真正要发展,一定不是总靠节约成本。很多个性化的定制并不会增加成本,可能会变得更加便宜。个性化和大规模化并不矛盾,因为所改变的就是软件里面几行代码而已,或者设计里面的一个很小的改变,都是自动的。 重大的技术变革总是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云计算正是这样一种力量。期望处于变革世界中的亚洲和中国,能够把握这一趋势,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过去30多年,微软与业界同行、合作伙伴建立的创新生态,使我们能够正视变革时代中面临的全新挑战,引领未来云的愿景。放眼未来,我们将带着云实践的积累和经验,倾力支持中国顺利迈向云的征程。 77、78、79级这个群体似乎成了一种“现象”,被贴上“幸运”、“独特”、“特殊”等标签,更被视为一种“成功”和“不可复制”的标志。忝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个,我的身上也一直被冠以“神童”的符号,其实有时候反而是一种束缚。追思过往,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功既与那个年代的精神遗产和宝贵财富密切相关,更关乎新时代下的不断探索、反思与不断开拓、创新。如果说我取得了一定成功,那么也是建立在在不断否定身份、不断超越自我的基础上。于我来说,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
理事观点 张亚勤 -
张亚勤:如何在变革的临界点上自我颠覆2014年5月29日
Office出iPad版本跨越更多平台、Windows针对9英寸屏幕以下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面向开发者提供免费授权、“移动为先,云为先”,眼下微软CEO纳德拉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微软变革。种种颠覆之举,未来微软会是怎样的前途命运?正在经历巨变的IT产业未来将产生何种裂变?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将在这场转型中扮演何种角色?未来的研发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模式?企业在这场经济变革中如何重新定位选择?就这些问题,《中国电子报》记者日前在上海独家采访了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 微软现在的变革是一种必然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临界点上,所以微软必须变化,一种是被别人颠覆,被变化;另一种是自我颠覆,引领产业的变化。微软当然希望是第二种。 回应记者谈及的眼下微软巨变,张亚勤认为:“事实上微软的转型并不是随便发生的,而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包括此前微软所提的‘软件即服务’、‘云+端’、‘设备+服务’,以及最近的‘移动为先,云为先’战略,这一系列的战略演进,反映了整个产业的变化趋势。产业在快速变化,微软必须随之变化。” 张亚勤坦言,每隔15年、20年IT产业都将发生一个重大变化,每隔3~5年IT产业会发生一个小的变革,而眼下整个产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临界点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微软必须变化,而这样的变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被别人颠覆,被变化;另一种是认清形势,自己颠覆自己,引领变化,引导技术发展趋势。微软当然希望是第二种变化。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微软最近的许多变化似乎是“情急之下乱出牌”的无奈之举,不得已而为之。 在微软工作多年的张亚勤认为,微软的文化、微软的基因其实是颠覆者的基因。无论是开始做Windows,还是后来做Office;无论是从消费者走向企业市场,还是从办公室走向娱乐场景。这都体现了微软的变化。从软件的产品形态来看,每一个新版本都要颠覆旧版本,新版本必须比旧版本好很多,大家才愿意去购买。所以微软必须革新,这是微软的文化也是微软存在和发展的必然。 在他看来,“设备+服务”与“移动为先、云为先”都是同样的战略,只是表述方式不一样。他认为,纳德拉现在的决定很清晰,这是微软在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时代的必然选择。时代变了、技术变了、用户变了、商业模式变了,微软也必须变化,其实很多决定此前微软已经在做,只是在这个时间点公布出来。 IT话语权竞争其实是平台和入口的战争 从信息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看,IT话语权的竞争其实是关于平台和入口的战争,谁拥有更多的入口,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从PC到互联网再到今天的移动互联时代,IT产业经历诸多变迁,在其中拥有更多话语权的公司从微软、英特尔到雅虎、谷歌、苹果、facebook、亚马逊等,不断更替。在这些变化和竞争的背后,是什么左右了IT产业话语权的迁徙? 张亚勤认为,IT产业的话语权之争其实是围绕平台和入口的竞争,无论是PC、互联网还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所有的产品与服务都是为了抢占平台、抢占入口。在PC时代,PC的入口是操作系统,办公的入口是Office,互联网时代入口是浏览器、搜索。在PC时代入口很清晰,如果你掌握了操作系统基本就控制了整个生态系统。到了互联网时代,浏览器是入口、搜索是入口。到了移动互联、云时代,入口很多。云本身是入口,在端方面,操作系统是入口,浏览器是入口,搜索是入口,很多超级应用是入口。比如微信是入口,支付是入口,游戏是入口,位置是入口,设备也是入口。谁拿到的入口越多,谁的话语权就越大。 在他看来,无论是微软、谷歌还是苹果,所做的事情其实都是抢占入口。包括后来微软为什么要做云、要做设备、要买诺基亚、要做Surface,为什么要将Office放在iPad和安卓上,都是为了抢占入口。 面对现在的市场与竞争格局,张亚勤同样坦言:“现在的入口很多,也很分散。微软在Office方面是第一,而在其他有些领域可能排第二、第三。微软并不是在每一个地方都有绝对优势,因而在产业进行变革的时候,微软就有可能变成追随者,所以微软必须花大力气去改变。” 这就是大家看到这些年微软一直进行调整和变革的关键原因。而眼下微软的变化,张亚勤将它总结为几个关键词:跨平台、跨设备、充分拥抱开源。 谈及微软为什么要拥抱开源,他觉得关键原因如下,一是IT的边界变大了,渗透到每一产业,特别是在后端,开源十分重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拥抱开源,要去给开源作更多的贡献。二是提供服务与提供产品有很大的差别。产品时代,需要销售自己的产品,但服务时代,用户只在乎是否能得到最好的服务,并不在意服务里是销售自己的产品还是开源的东西,服务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三是生态系统的变化,过去开发者都主要集中在微软的生态系统中,现在他们不仅在微软的生态系统里,还在开源生态系统中,所以微软想要赢得开发者、构建新的生态系统,必须拥抱开源,拥抱开源生态系统。 互联网进入物理化时代 人类进入信息生活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50年到2010年是物理世界互联网化阶段;从2011年到未来的一段时间,是互联网世界物理化阶段。 今天云、大数据、移动互联的兴起,正在引爆整个社会的商业变革,在各行各业遭遇“互联网思维”冲击的背后,张亚勤有更多深层次的思考。 张亚勤认为,放大时间尺度来看,人类进入信息生活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50年到2010年是物理世界互联网化阶段;从2011年到未来的一段时间,是互联网世界物理化阶段。 他坦言,物理世界互联网化是一个小鱼吃大鱼的过程,经历了从巨型机-大型机-中型机-小型机-PC-手机/平板的演变,概括起来不外乎是把物理世界中的文档、数据、业务流程和人等对象,进行抽象化、计算机化、虚拟化和互联化的过程。 而演变到今天,互联网世界的技术创新、经济模式和人的行为模式,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物理世界。随着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和传感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商业模式和思维模式、互联网的消费心理和习惯,席卷了零售、物流、娱乐、制造、金融等行业,并将波及所有行业。虚实两个世界的界限会更加模糊,乃至交融。张亚勤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互联网物理化。 互联网物理化的技术前提,是近年来逐渐成熟并正在普及的传感器、更小也更低功耗的计算与存储、自然人机交互、机器学习、神经网络、IPv6、三维显示、三维打印、新材料等技术。这个阶段是希望在互联网上创建一个更逼真的世界,这个新世界的“物体”与“规律”会更加频繁与深刻地影响物理世界。典型的应用场景包括车联网、工业互联网、可穿戴设备互联网、智能家电等。 张亚勤说:“最近产业谈到的‘互联网思维’,可以看做是互联网物理化影响民生的通俗版,被频繁引用的微信、余额宝、嘀嘀打车、比特币、Tesla汽车等,也许很多只是在试错阶段,但正是在不同环节重构了经济生产要素。而‘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概念则是互联网物理化影响经济的产经版。” 基于模型的研发和迭代式开发同样重要 基础研究、基于模型的研发依然是必需的,很多颠覆性的核心技术需要用这样的方式进行研发,而与场景、应用结合的东西,可以采用迭代式的开发模式。 当越来越多的以快速迭代方式开发出来的应用与服务被市场热炒,当开发运营一体化、敏捷开发、迭代式开发、“众包”等研发模式越来越流行,传统的基础研究、基于模型、实验式研究似乎开始被人们淡忘。 张亚勤认为,事实上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这两种研发模式都将也必须同时存在。“基础研究、基于模型的研发依然是必需的。很多颠覆性的、根本性的核心技术也需要这种方式进行研发,而与场景、应用结合的东西,可以采用迭代式的开发模式。” 他说,科学与技术的研发模式经历许多的演进。包括最早靠观察、靠仪器去观天象,包括牛顿、爱因斯坦靠公式、靠理论、靠数学模型等进行研究,包括今天利用大数据来进行研发等。微软研究院的吉姆·格雷几年前写了一本书《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讲述的是在海量数据和无处不在的网络上发展起来的,与实验科学、理论推演、计算机仿真这三种科研范式相辅相成的科学研究模式。 “现在,我们靠数据、靠计算,很多时候不一定有物理模型便可以得出结果,或者有模型,在模型的基础上产生新的东西、新的预测、新的结果。”张亚勤说,“在某种情况下,因果关系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而相关性变得更加重要。我们依据数据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但是用户就是这么想的,数据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于是我们马上做,快速迭代。”这是现在很流行也是很重要的研发模式。 但张亚勤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模型和理论就不重要、过时了,很多重要的研发、重要的突破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他谈及微软在语音识别方面这几年的研发突破,坦言这些成果实际上结合了深度学习、人工网络、神经元、算法和模型、大数据,最终获得突破。“如果每天只是看用户需要什么,就去做什么,要想获得根本突破是很难做到的。”张亚勤说,理论+数据迭代+用户回馈,这种研发模式会更有效、更科学。 应该说从产品化向服务化转型、向云迁徙,研发模式、研发方法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张亚勤透露微软在研发Microsoft Azure、Office 365等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变化。他说:“过去微软的基本研发流程是,先进行全球用户需求调查,开发团队的PM(产品经理)进行用户需求调研,发现用户需要什么东西,这些需求、功能、优先级如何,并将这些信息交给研发。研发团队进行任务分解,反馈完成所需的时间,设定功能的优先级,然后推向市场,收集反馈,两三年之后,在下一版本修改添加新功能。” 张亚勤坦言,公司转向服务化与云化之后研发模式会有很大的变化。比如“开发运维一体化”,即工程师既要做产品开发又要做服务运维,只要出现问题,无论是功能问题、体验问题还是服务运维问题,研发人员都会第一时间获知,并立刻修改。比如“修改与测试方式”,过去是以离线方式进行测试现在改变为在线测试。比如“产品与服务的更新周期”也变了,他举了微软SQL数据库的更新例子,原来是两年推出一个版本,之后变成半年一个版本,再后来是一个月更新一个版本,最近开始的更新周期是一周一个版本。 他强调,现在微软的研发模式体现了很强的整合性,即开发与运维深度结合,基础研究、产品开发、运营与科学理论、理论建模、大数据分析等是连在一起、整合在一起的。 希望成为推动微软转型“再快一点”的“极客” 我希望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在未来8年或者未来15年,不仅仅是扮演公司的人才中心、工程开发中心的角色,更希望能够成为推动公司加速自我颠覆的“极客”。 至今年,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成立8周年,如果从亚洲研究院建立算起,已经拥有15年的历史,并成为微软公司在美国之外规模最大、职能最完备的研发基地。应该说过去这些年,尽管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创造了许多奇迹,也承担了非常多的核心研发,但基本上还是在全球的大格局下去做研发,“跟随性”较多。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有没有可能释放更大的能量,真正成为推手、成为引擎去驱动微软公司加速转型? 张亚勤透露,这是他正在积极推动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即将开启新征程的重要部分。在过去,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更多扮演的是公司人才中心、研发工程中心的角色,尽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纳德拉说微软是饥饿的新公司。下一步,我们希望能够在驱动公司转型、推动公司创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创新极客”。当一个公司比较大的时候,有时候转型会需要时间,我们希望推动它加速,希望把更多的信息、文化、创新传递到美国,对公司转型形成更多正面的影响。 张亚勤说,现在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很多东西在美国是看不到的。例如,这里的需求、这里的应用、这里的规模,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非常多的信息都是美国看不到的,无法理解的。我们希望做更多颠覆性的东西,做更多的尝试。一是我们的工程师、研发人员都很年轻,有非常多的创新激情和智慧。二是这个市场有非常大、非常鲜活的需求。三是有很多事情都可以最先在中国尝试,再拿到美国去,过去我们都是在美国尝试然后拿到中国来做本地化。 文章选自《中国电子报》
理事观点 张亚勤 -
张亚勤:回国创业时海归人员的心态要做调整2014年5月29日
国际化竞争从物质、贸易转向金融,现在已走向人才的竞争。在人才竞争的全新时代里,留学人员归国创业心态“接地气”很重要。中国创业环境跟海外是不同的,许多人在创业时心并没有落地,不能适应环境,因此在回国创业时海归人员的心态要做调整。
理事观点 张亚勤 -
张亚勤:回国创业时海归人员的心态要做调整2013年9月19日
国际化竞争从物质、贸易转向金融,现在已走向人才的竞争。在人才竞争的全新时代里,留学人员归国创业心态“接地气”很重要。中国创业环境跟海外是不同的,许多人在创业时心并没有落地,不能适应环境,因此在回国创业时海归人员的心态要做调整。 科技研发方面,我国研发在硬件方面已经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在重点项目方面上的科研经费已经超过了欧美。我国的科技研发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机制问题。1. 科研经费如何使用?科技部长万钢对科技经费的使用的腐败问题感到震惊和心痛,这个问题需要得到重视。2. 人才的使用机制。海归人才在国企和公共服务领域,除了几个向李山一样成为国企的CEO以外,基本上是全军覆没。而海归在创业、外企和高校等领域,则相对比 较成功。 第二、海归人才的心态。很多海归虽然人回来了,但是他的心并没有落地,没有接地气。他们认为自己是留学回来的,应该受到特殊的待遇,应该做一些和别人不同的事。 第三、宽松的人才环境。企业只有尊重海外人才,为他们提供好的发展环境,才能够使人才发挥他们的潜力。微软研发集团成立15年,由于微软开放和自由的人才使用环境,积聚了世界上大批顶级人才。阿里巴巴和小米的研发团队中许多人都是从微软研发集团出去的。 另外,还有一点我比较担忧。中国的高房价和环境污染使得许多30多岁的国内精英选择移民海外。真正富人出去几个也没关系,留学生出国最终可能也会回来,而作为社会基础的精英移民后,会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
理事观点 张亚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