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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中国发展AI最大好处是市场2017年11月3日
专家简介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2017年10月31日下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博士作客深圳市企业联合会作了一场主题演讲。朱民指出,阿尔法零的推出改变了人工智能的游戏规则。人工智能对现有的制造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等各行各业有着颠覆性的影响,这个变化将于3到5年内发生,届时将引起行业的大洗牌,部分公司会被淘汰。 人工智能初露锋芒是2016年3月。在那场举世瞩目的围棋赛上,代表着人工智能的阿尔法狗击败人类世界冠军李世石。 更“可怕”的事情在2017年发生,阿尔法零横空出世。阿尔法狗通过已经发生过的大量围棋赛来学习、总结和提升技巧;而阿尔法零是机器的自主学习,它只被告知围棋的规则,在自己的探索学习下,三天以内就打败了阿尔法狗。 朱民称,阿尔法零的胜出意味着人工智能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在这之前,人工智能往往和大数据联系在一起,海量的数据是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基础条件。但阿尔法零的胜出意味着,在没有数据的前提下,机器也可以根据最基本的规则来理解物理世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演绎和发展。 呈现在人类面前的结果是,在掌握了最基本的规则后,阿尔法零三天的学习成果已经“碾压”拥有人类海量制胜经验的阿尔法狗。令人深思的是,机器的学习深度已经超过了人类,而关于人工智能如何学习、是否会在学习中“变坏”的讨论也从来没有息止过。 以微软小英来说,它设计时从未被输入“种族歧视”的信息,却发表了典型的美国白人歧视黑人的言论;另外,微软小英从未被赋予性别特征,却在言论中表现了女性特征。研究者无从知道微软小英是在何时、如何“学习”到了种族歧视的理念,也无法知道微软小英为何会表现出女性向倾向。 马斯克、霍金、盖茨都曾表达出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提示人类警醒人工智能的崛起。 朱民亦指出,人工智能会给人类带来颠覆性、破坏性的改变。目前来看,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已经很广,大到GE公司生产的飞机发动机,小到普通家庭所用的智能冰箱,商贸、医疗、物流等各行各业,人工智能深入到了人的生活当中,在一些领域人工智能的表现已经超过了人类。 朱民称,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给包括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带来巨大影响,会引起相关公司的淘汰,这个改变3到5年内就会发生。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开始反超,国内公司开始在细分领域拔得头筹,如科大讯飞在语音识别领域,以及百度在安全处理领域。 一些硅谷的投资机构,也开始将投资重点转移到国内。成立于硅谷的七海资本董事长熊明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过去三年七海资本投资的公司多数位于硅谷,但这两年发现国内公司成长机会超过了美国的硅谷公司,投资关注点也因此转移到了国内。 朱民指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在产品和应用上,而美国技术和基础研究领先一筹。中美两国相比较的话,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弱势是算法、技术和芯片,优势是市场够大,“中国最大的好处是市场,如何通过我们的规模和市场来倒推技术发展,这是我们现在重点关注讨论的。”文章选自第一财经,2017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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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金融科技需要跨区域的功能监管2017年9月25日
专家简介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金融业正在面临科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变化,而这种冲击与变化也存在于金融监管和法律层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原副总裁朱民表示,面对金融科技,监管必须从机构监管走向功能监管,并从静态的区域性监管转向跨区域、跨境的监管。 “在金融科技的前提下,监管没有任何选择。我们以前的监管原则,包括机构监管、原则监管和规则监管,在金融科技的冲击下都显得如此无力。”朱民在9月17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金融科技大会”上表示。 他指出,机构监管已经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原则监管无法关注以科技为主导的金融科技,而规则监管则无法覆盖金融科技的发展。此外,由于所有科技金融都是跨区域、跨境的,因此以前静态的区域监管也应该有所改变。 朱民认为,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得金融体系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金融生态包括提供者——金融机构、需求端——消费者、市场的基础设施、监管者和法律,金融科技的出现不仅涉及监管,还涉及法律、个人、数据的问题。 金融机构层面,最大的冲击在于把金融机构的生产过程由内生变为外化。“金融机构以前产品的涉及、生产、分管、配置、销售完全是在一个机构内部产生和进行到,而金融科技的出现逼迫这个内生的环节外生化、社会化、商品化、产业链化。所以,今天的金融产品从设计、生产到配置销售,就变成了一个产业链、市场化的过程。” 消费者层面,金融科技让消费者由主动变为被动。传统的金融业链接的两端是资金和客户,然而现在这三者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朱民认为,客户如今已经不再属于机构,流动性也不再单纯地属于网点,相反,整个过程已经直接成一个个垂直的金融服务关系。 以前,消费者属于金融机构,“今天我们不再讨论消费者,而讨论的是消费者体验,这是个实质性的改变。”朱民表示,金融科技赋权消费者,消费者的地位得以提升,因为现在消费者可以面向无数供应商,从而其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平台,这是金融科技给金融生态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消费者本身变成平台的时候,对消费者的教育、保护以及消费者本身的定位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需要相应的法律框架。” 此外,金融科技改变了市场的基础设施。朱民以区块链为例指出,区块链的好处与弱点都很明显,它强调透明度和去中心化,但是规模受到能耗的限制。“归根到底都是开放平台的基础设施建设。让第三方可以加入,是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基础设施,还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基础设施?这些都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根本原则,而这一切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朱民表示,未来金融科技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会极其激烈与迅速。平台与传统金融企业的竞争,最终胜负并不明确,但是监管需要对未来方向作出指引。“所以今天的监管对未来极其敏感和重要,竞争和监管是会决定未来金融生态的格局,但是金融科技冲击、再塑未来的金融生态,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事情。”文章选自财新网,2017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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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石油–末日前最后的狂欢2017年7月25日
专家简介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多数专家现在认为,石油的未来并不光明。就在油价从2014年年中时的每桶逾110美元的高位下跌之前,这些专家的共同看法还是,油价将继续高位运行一段时间。但近3年后,油价仍然处于50美元左右的相对低位。油价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低位,因为美国的页岩生产商已适应这种环境。尽管中短期内油价可能会反弹,但长期而言(最早本世纪20年代末),油价将失去光彩。随着运输革命废黜石油作为主要燃料的地位(特别是在机动车领域),石油的最后时代将来临。能源革命正在我们眼前上演。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预测,随着煤炭和石油被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取代,全球能源消费中煤炭和石油的消费量将大幅减少。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和风能的成本大幅下滑。更为重要的是,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正迅速扩张。中国的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世界第一,中国也是2015年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新兴经济体正快速调整,以应对污染和拥堵挑战。电动汽车的到来颠覆了石油行业。全球约一半的石油市场用于道路运输(在美国大约为三分之二),而石油作为燃料的得天独厚的角色可能会消失。接下来,石油将成为一种容易获得的能源,用于发电,与煤炭、天然气、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竞争发电份额。很多观察人士表示,电动汽车要花费很长时间才会取代传统机动车。彭博新能源财经(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预测,到2040年,电动汽车比例将占到25%左右。去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简称:欧佩克)把到2040年电动汽车在全球的预测比例从6%上调至22%。碳追踪(Carbon Tracker)和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格兰瑟姆研究所(Grantham Institute)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40年,电动汽车将占到全球汽车保有量的一半以上。鉴于电动汽车普及率最近上升且电动汽车成本下降,电动汽车使用可能会加速增长,到2040年,电动汽车可能会主宰整个汽车行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份题为《驾驭能源转型》(Riding the Energy Transition)的工作报告援引如下事例——20世纪初,在美国,汽车用了大约25年的时间取代马车——说明,在这种快速普及的场景下,电动汽车的比例到2040年可能会达到90%。这或许有点牵强,但很多阻碍电动汽车普及的问题(例如高成本、基础设施缺乏和续航时间短)都在快速得到改善。根据国际能源署和其他机构的预测,新兴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将超额抵消石油在发达国家被取代。然而,尽管未来10年可能如此,但技术普及的规律表明,这些不那么发达的国家将很快跟上。一个例子是,价格高得多的智能手机就取代了功能机、在全球快速普及:电动汽车的未来也可能如此。在石油出口国,经济多元化要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为经济多元化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正如我在《破除石油魔咒》(Breaking the Oil Spell)一书中所提出的那样)。机动车被取代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有着值得期待的影响。鉴于多数石油用于交通运输,石油被快速取代将支撑《气候变化协议》,并让全球气温上升幅度不超过2摄氏度。这要求政府大力支持普及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这还要求在技术转让领域展开密切的国际合作,特别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现在可能是石油的最后时代,但这也可能是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合作发展时代的开始。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7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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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下一步改革要更多地发挥市场作用和激励机制2017年7月6日
经济改革的基础是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更多地发挥激励机制,把人的积极性广泛地调动起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方向和基础。我们30年改革,所有的东西归总起来,就是一个市场机制,充分竞争,发挥人的积极性。专家简介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我觉得中国现在整体的状态还是挺好的。国际来看,第一,外部的政治经济的环境在改善,主要是中美,我觉得这个还是主要的,因为中美关系对经济影响还是很大的,想象特朗普刚刚入住白宫的时候又是汇率操作、又是贸易战,其实引起经济波动还是有的。现在中美关系在缓和,中美关系的缓和,我觉得作为外部环境这是一个好事,因为从全世界来看,中美还得合作,现在还是合作。我觉得很有意思,大家都对特朗普这个事看得很重,现在回过头来看,美国新政府上台的时候对中美都是有摩擦的,大概要花18个月,这次特朗普上台,一上来冲击是最大的,上台就要搞汇率操纵,但是现在看来6个月之内就开始走向合作,当然特朗普不确定性还是很大的,现在来看这个发展还是很快地走上了一个好的轨道,外部环境稳定很重要。第二,全球经济,去年3.1,今年有望走得高一点,美国经济会走强一点,中国经济会走强一点,新兴经济国家,包括俄罗斯、巴西、印度,经济增长都走得不错,欧洲的经济稳住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贸易开始恢复,这对中国是有利的,6个月之前我们出口增长还是很强的,这个很好。第三,中国经济现在确实是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从今年1-6月份初步的数据来看,消费贡献增长的比重大大提高。主持人(王波明):总理说到60几了。朱民:超过60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比重,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业形势很好,因为创业的浪潮起来了,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投资还是稳健和强劲,所以有投资的稳健、有出口的恢复、有消费的强劲,中国经济就开始稳住了。如果这个环境继续的话,您刚刚讲的是明年,明年我对这个经济时代还是看好,投资稳住。主持人(王波明):您指看好什么意思,明年会比今年更好吗,还是跟今年持平?朱民:我们维持6.5左右的增长速度,今年是6.7左右,我觉得在这个左右波动区间走还是可以的,当然取决于全世界的环境,中国现在跟世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的结构变化,其实给中国的经济增长打下了一个好的比较宽泛的基础,这是很好的。因为明年还有一个有利的因素,从现在开始,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作为重大的战略,从总书记5月份的会议发言来看,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再是简单的产能出口,不再是简单的融资和投资。金融的全面开放,在“一带一路”这么大的试验区,建立金融网络,建立政策的沟通和交流,建立监管者的沟通,建立培训人员的沟通和交流,有了这些东西做基础,我看未来的投资和商贸会得到快速的提高。主持人(王波明):您指“一带一路”这些沿线国家吗?朱民:沿线国家。主持人(王波明):他们会倒过来对中国经济有一些拉升,特别是在贸易等等这些方面。朱民:我觉得从贸易、从投资、从服务、从人流,总体来说都会有拉动力。如果走单线的话,就是讲投资,这个可持续性比较弱。现在是全面的、多维的、立体的战略,你把制度建设、把人员培训、把政策沟通建立起来了,就把风险降下去了,风险降下去了,全世界的资金和人员一来,“一带一路”就会走得比较强,这也是有利的因素,因此,未来18个月的增长基础还是好的。主持人(王波明):我想问问各位,什么样的改革措施能够激发出最大的中国经济红利?朱民:经济改革的基础是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更多地发挥激励机制,把人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广泛地调动起来,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方向和基础。我们30年改革,所有的东西归总起来,就是市场机制、充分竞争、发挥人的积极性,所以对于下一步改革,我们要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往前走。主持人(王波明):在哪些地方得改,使它更加市场化呢?朱民:总理说的政府简政放权,这个很重要,但这个其实是几个方面,一个是简政放权,减少进入的门槛,让企业、资本、人流动起来,但该监管的还是要监管,向协调统一、信息沟通、更市场化方向发展。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面临人工智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动员大家创业、创新,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这还是要走市场的道路,不是说我们制定一个产业规划,大家朝那个方向走,而是说市场放开了大家积极努力保护知识产权很重要。公平进入市场,这个很重要,公平竞争,监管透明,这个很重要,适当的财政政策的支持,这个很重要,所以这方面也要用市场的政策来培育未来的创新。主持人(王波明):您用了“公平”两个字,具体指什么,怎么公平?哪儿不公平了?朱民:不公平就是说,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大企业、小企业、个人、公司,不同的地域大家都有公平的,凭着技术、凭着想法进入这个市场来竞争,一搏天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不是按你的背景、按你的所有制、按你的大小等等来看这个事。第三点,我觉得按照市场方向走的话,现在我们面临着很大的事情,就是去产能和去杠杆,我们杠杆还是很高,我们的债务现在达到了238%、239%,现在增长速度在下降,但是风险杠杆还是很高,产能我们去年减掉了3亿多的煤、减掉了8千万的钢,但是产能过剩,因为我们的产能利用率水平还是很低,在70%左右。去产能、去杠杆有不同的方式,行政的方法可做,也需要,但是更多地要用市场的方法,兼并、破产、重组,把资产盘活,让所有的资金流进去,能够产生更大的效益。所以去产能、去杠杆要走市场化的道路。文章选自财新网,2017年6月30日
专家观点 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