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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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建国:当前世界大变局的八大特点
专家简介 霍建国: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环境日益恶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正在严重威胁着世界经济贸易的复苏和发展;贸易摩擦和技术壁垒的升级破坏了全球市场的开放格局,导致劳动生产率大幅下降;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遭到破坏;发达国家内部发展理念的分化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短期内难以协调,给全球经济治理增加了新的难度。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明显进入了新一轮的动荡调整阶段。 以下八大现象可以从侧面看出当前世界大变局的主要特点: 一是全球经济艰难前行、新旧矛盾交织发酵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达10年之久,无论按短周期还是长周期理论,全球经济逐步走向复苏应是大概率事件。但根据目前主要经济体的表现看,全球经济正在面临新一轮衰退的严重威胁。危机后各国均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些政策还没有完成稳妥退出,就面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衰退,各国在高额债务和财政赤字的约束下,再次采取大规模的宏观刺激政策空间是受限的。此外由于各国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依然不足。随着新旧矛盾的交织发酵,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和调整是非常不清晰的,全球经济面临的衰退风险正在上升。 二是“美国优先”政策挑战全球、地缘政治矛盾复杂多变 特朗普坚持的“美国优先”政策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严重冲击。美国不断对外发起贸易摩擦和加征关税威胁,严重破坏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稳定性,不仅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严重倒退,美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正在产生着错综复杂的变化。随着全球经济发展长期面临下行压力,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矛盾也必将进一步复杂化,全球政治经济动荡和发生局部冲突的风险将是难以避免的。 三是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挑战、改革诉求难以协调 随着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上升,国际多边贸易体制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虽然G20 首脑峰会已对WTO改革提出了要求,但由于主要WTO成员针对改革提出的诉求和坚持的重点存在很大差异,短期内难以协调一致。估计改革将面临艰难的沟通和协调,这就表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在短期内难以继续发挥作用,同时也意味着世界经济贸易的不规范竞争将难以受到有效约束。 四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技术壁垒更趋严重 科技进步和经济技术合作是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推动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主要国家放弃掉冷战思维,共同创造一个有利于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的新局面,世界经济才有望重归繁荣发展。但在大国竞争的紧张格局下,主要国家正在不断地加强对技术的保护和封锁,导致全球经济技术合作全面受阻,严重影响了新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从而也导致全球经济的增长动能缺失,不利于全球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五是中美贸易冲突全球瞩目、矛盾纠纷短期难以解决 中美贸易冲突已持续一年多时间,由于美国不断采取极限施压的手段,三番五次出尔反尔,从而导致谈判一波三折,波及面不断扩大,冲突程度日益升级。中美贸易冲突实际上已超出对双方各自经济贸易的影响,可以说对全球经济复苏和贸易稳定发展将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对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及全球价值链合作产生潜在影响。国际社会对中美谈判高度关注,寄希望于双方能通过谈判解决,为全球经济贸易的稳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六是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春秋战国态势凸显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稳定性取决于三组关系,即中美俄、中美欧和中美日,这三组关系的微妙变化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稳定和失衡将产生严重影响。美国虽同欧盟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但也是打打停停,有打有拉,为的是保持同欧盟的松散关系,避免欧盟彻底同美国反目。在美日关系上,美国不惜放弃韩国,也要保住美日同盟,这恰恰反映了美国企图继续保持其全球主导地位的如意算盘。此外,当今世界存在的南北矛盾仍在不断发酵演变,更多新兴经济体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不负责任的自私行为心存疑虑,虽不便正面批评指责,实际上早已另做打算。 七是发达国家整体责任丧失、千年发展目标无人关注 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不仅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而且极具发展潜力和影响力,目前却只有中国在积极响应和推动,而欧美发达国家的精力和注意力根本没有投入,这充分暴露了发达国家的责任和担当的缺失。不仅如此,欧美国家正在把注意力转向质疑中国的崛起和国际担当,对中国的发展理念以及在发展中存在的不完美现象持过度挑剔和批评的态度,暴露了他们对中国崛起的嫉妒和不满,由此不免会引起国际社会新的对抗性矛盾和失衡。 八是全球治理严重滞后、大国合作难以突破 当今世界正面临严重的治理赤字,严格地讲全球经济治理离不开主要国家的协调合作,但目前的矛盾是大国之间的竞争正处于激烈上升阶段。由于主要发达国家缺少责任和担当,特别是特朗普这届政府过度强调“美国优先”的霸凌主义做法,使得世界发展的和谐性进一步遭到破坏。由于缺少包容和合作,致使全球经济治理的难度进一步上升,短期内难以就全球治理达成共识并形成合力。 世界政治经济存在的上述复杂矛盾交织发展,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处于频繁震荡和新的相互磨合之中,这种复杂局面超越了近代史上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也为中国崛起和复兴增添了新的矛盾和困难,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未雨绸缪,努力提高我国驾驭国际复杂形势的能力,在保持中国发展特色的前提下,持续推动我国的高水平开放进程,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努力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影响力。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9年9月4日
2019年9月5日 -
沈诗伟:警惕日本派遣债务管理专家加强对非深层布局
作者 | 沈诗伟,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
2019年9月4日 -
智库三大影响力 | CCG研究
人才与资金是智库运营必须的两大要素,其实,还有一个要素,对于智库的成功运营同样重要,那就是智库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智库能否获得人才的青睐、能否获得研究合同、能否获得社会捐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库的影响力。这里,我们把智库的影响力分为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以及政策影响力。
2019年9月4日 -
以色列:国小才多,能量惊世 | CCG研究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我们要求散居各地的犹大人团结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周围,完成移居和重建的任务,支持后者为实现世世代代的梦想--光复以色列而进行的伟大斗争。 —— 以色列《国家独立宣言》 以色列是一个创新国度,拥有约4000家高科技企业,科技企业密度全球最高,滨临东地中海的特拉维夫更被誉为“中东硅谷”。但因国家小,市场小,这里很难诞生本土大公司,科技成果却可以为别国所用。所以,世界500强公司中有250多家都在以色列建立了研发中心,包括英特尔、微软、IBM、谷歌和惠普等以及我国的海尔、海信。此外,当地还有40多家VC,20多家PE。 这里拥有大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学家 、工程师以及商业人才,在计算机硬软件开发、生物技术、医疗电子、航空航天、太阳能、农业科技和食品加工等领域处于科技最前沿。SAP公司前总裁孔翰宁(Henning Kagermann)在以色列买了一间公司,他说:“除了公司本身,我们购买的还是一个团队,一种以色列的精神状态,这对于我们的公司在全世界的威望是至关重要的。” 我在与顾克文(Edouard Cukierman) 、丹尼尔·罗雅区博士(Daniel Rouach) 合著的《以色列谷》(Israel Valley)一书中探讨了以色列的创新创业精神,认为可以从移民与文化多样性、追求知识和真理以及教育体制中找到一些答案,其中,移民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以色列是在废墟上建立起的国度。在这个连耕地和淡水资源都稀缺的国家,人才是拥有的唯一资源。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以色列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48年建国时仅为2亿美元,但在2015年已经跃至2961亿美元,翻了近1500倍,人均GDP达到32828美元。这里的国土大半是沙漠,但这里的人却因地制宜地研发了无土种植、温室蔬果、土壤改良和滴灌等一系列农业技术,不但奇迹般地解决了粮食问题,还成为世界农业强国。 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先后出现过5次移民高潮,60年间持续不断的移民为以色列增添了数百万犹太人的人口,也带来巨额的投资、先进的科技,进而改变了国家命运。以色列成为世界上合理使用海外人才推动科技创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最成功典范。 数十年来,以色列把吸引犹太人回归效力定为基本国策,给予世界上所有犹太人定居以色列和获得以色列公民权的权利,致力于打造“全球犹太人的家园”。Yoram Yahav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南加州大学,曾任财富500强企业总裁,回到以色列后成为一所科技管理学院的管理者,他深情地说:“以色列人一直梦想回来……真正做出决定是在以色列的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雅法的一个酒会上,享受美丽的地中海日落之后,妻子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不会回美国了!” 吸引犹太人回归给以色列带来巨大效益。20世纪50年代《回归法》的实施,使以色列的犹太人数量从1950年的137万人增长到1998 年的486万人。这些移民中包含大量科技人才,对以色列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48~1989年间,移居以色列犹太人中拥有教授、副教授职称和博士学位的至少有10万人;1990年前后的苏联移民潮又带来了大量高层次人才,1989~1999年约有45万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其中科学家9000名、工程师5万名,按政府培养1名大学生需要投资5万美元计算,这批人的培养投入都接近30亿美元!查看历年数据,还会发现:1922~1998年间以色列犹太人口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呈正相关——在人口增长的高峰阶段,GDP的增速也高于往年。再从行业看,以色列风险投资高度发达与在美国从事风投的犹太人息息相关。在美国上市的首家以色列公司Elscint,便由一位美国犹太裔弗雷德·阿德勒(Fred Adler)扶持。弗雷德在美国金融协会中地位举足轻重,他1985年建立了以色列第一支美式创投基金,并引领以色列风险投资的发展。还有调查显示,20世纪70~80年代到以色列建立研发中心的许多美国公司,最初选定赴以色列时,多数有来自公司内部以色列人的促成。 然而,自2002年以来以色列移民数量呈连年下降趋势。2006年,新移民数量只有1.9万多人,与2005年相比下降了9%,是198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07年,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数为1.44万,而离开以色列到外国定居的犹太人却多达2万人,出现20多年未遇的移民数量负增长现象。 犹太移民减少,不仅仅带来人才的短缺。以色列希伯莱大学人口统计学家塞尔吉奥·佩尔戈拉警告说,截至2005年底,以色列700多万人口中有五分之一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的生育率是2.8%,犹太人的生育率只有1.3%。如果犹太人长期不但不移民进来,还选择离开祖国,会对以色列的人口结构产生影响。未来可能出现拥有人口优势的阿拉伯人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方式,不战而胜地夺取政权 。当然,专家的忧虑只是说明,一旦不再能够吸引全球的犹太人,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军事、科技甚至人口结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以色列在加大力度吸引移民,2014年移民人数增加了10%,是200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15年移民人数首次超过3万,为十几年来首次,新移民中50%的人年龄在30岁以下,19岁以下人数比增长了20%,最年轻的移民只有一个半月大。2015年以色列接收的移民存量有201万人,占总居住人口的24.95%,其中,俄罗斯(11.5万)、美国(7.9万)均为来源大国;移出的约30万,相当于100位以色列人中有3个移民海外。 以色列也致力于提供完善的移民配套措施。点开“移民吸收部”的网站(www.moia.gov.il),可以发现“就业”“住房”“学生注册”等实用信息,方便快捷。以色列还为成年移民提供免费的语言培训,此外,针对不同移民人群制定专门方案,例如,给予移民科学家资金补助和就业帮助,包括初到安置费、前6个月的生活费、前12个月的租房费,并对其求职、工作和转职全程跟踪服务。 “移民吸收部”设立了四种奖学金,大力吸引留学生和科研人员,培养出的理工科人才集聚,吸引了许多大型高科技跨国公司来此建立分公司和研发中心,又进一步吸引犹太精英回国效力,由此形成良性循环。例如,一些原本服务于跨国公司的犹太裔科技精英被派至以色列管理公司事务,包括英特尔以色列研发中心创始人多夫·弗洛曼(Dov Frohman)、谷歌驻以色列研发负责人约勒·马瑞克(Yoelle Maarek)和思科公司的工程架构主管迈克尔·劳尔(MichaelLaor)等。 海外犹太人回以色列创业也是较佳选择。因为这里不仅有科技人才,还有良好的风投机制。1993年,以色列政府启动了著名的“首创计划”(Yozma) ,通过投入巨资设立基金并进行风险投资管理制度设计来扶持风险投资行业。政府成立公司独立管理基金运作,并规定每个首创基金必须联合一家外国机构、一家以色列当地金融机构共同运作,以促进更多的私人部门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自此,以色列的VC投资开始一路高歌猛进至今,成为高科技创业小公司不断涌现的支撑力量。 2016年,以色列移民吸收部(Israel Ministry of Immigrants Absorption)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未来每年移民人数突破5万人的目标。部长齐夫·埃尔金(Ze’ev Elkin)说:“我们有责任,尽一切努力,好好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促进移民吸收,鼓励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只要我们能做到,实现5万人的目标就不会太困难。” 早几个月,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拒绝了接收叙利亚难民的呼声,理由是“以色列是个小国,非常小,没有人口或地理深度”。再早些的2012年岁末,以色列教育电视台“真空”栏目组爆出,卫生部门有计划地胁迫来自非洲“黑色”犹太人——据《圣经·列王记》等典籍记载,为称雄北非—阿拉伯地区的示巴女王与犹太国王所罗门的后代——在前往及抵达以色列后接受避孕注射,“以确保以色列的黑人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些迹象表明,以色列的犹太种族意识极强,更欢迎海外犹太人中的人才回归。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人才战争 2.0》, 王辉耀、苗绿著,东方出版社。
2019年9月4日 -
日本:“再出发”的选择 | CCG研究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日本政府如果希望真正获得外籍顶尖人才,就需要为人才留下扎根提供方便,并允许外籍顶尖人才拥有双重国籍。 —— 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Reona Esaki) 日本二战后曾缔造出“经济奇迹”,至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最大贸易顺差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技术出口国、最大资本输出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是什么让日本变成今天相对“平庸”的国家? 正如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发起“杰出人才基金会”时的宣言所说,所谓的“经济奇迹”,如无后续的人才从基础上加以有效的支撑,终将落后于世界。而日本今天的相对“平庸”,症结也在于人才。 首先,随着全球生产基地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产业升级后的日本,不像美国那样拥有一半多的世界排名前五十位的大学,仅依靠本土人才和回流的日裔人才,不足以支撑其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上继续前进。 其次,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日本人是目前社会发展的主力,但普遍面临退休后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后继无人的情况。日本还面临着老龄化的危机。据日本总务省2016年6月公布的2015年人口普查的“1%抽样速报”显示,日本15岁以下人口所占比例已跌至历史最低水平12.7%,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则上升至历史最高水平26.7%。据其测算,到2055年,日本总人口将减少到8000万,65岁以上老龄人口约占41%,14岁以下人口占8%。 再者,与许多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日本是一个自身很国际化却并不欢迎国际移民的国家,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拒绝移民进入。由于移民和留学制度的严格和保守,日本并没有吸收多少移民作为补充。截至2015年末,在日外国人数达到223万余人,为历史最高,占总居住人口的不到2%,其中中国人(66.6万)、韩国人(约45万)数最多,菲律宾人数居第三位。 未来,日本的人口比例将呈“倒金字塔”结构,日本公司将面临日益增长的劳动力短缺和职位填补问题,不光生产和服务人员缺少,高素质人才也短缺。2014年经济萧条期间,日本雇主为每100个求职者提供了109个工作岗位。例如,一家东京的手机游戏开发商DeNA反映,当地只有10%的工程师能达到公司要求的水平。另一家公司,日本乐天(Rakuten),运营着本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其工程师80%都来自中国、印度、美国等地。 当前,日本移民部门实质上是在进行“人才准入”。一般来说,如果移民申请人所在公司是大公司,个人能力突出,申请程序会很快通过,如果在小公司结果就很难说。 2012年日本法务省制定了“高级人才积分制度”,吸引高级学术研究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三个领域类别的高级人才,以百分制从学历、工作经历、年收入等评价人才,如果满70分,5年就可以获得原本需要10年才能拿到的永久居住权并享受相关政策优惠待遇。 对于世界顶尖科学家,日本政府一向不吝啬重金和职位,并修改入境管理条例,为“具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外国科技人才提供就业和居住机会,除了没有为人才移民入籍开辟直接通道。但是,由于不承认双重国籍,日本也在逼迫本国科学家离开,2000年,46岁的中村修二(Shuji Nakamura)移居美国,他在日本出生、成长,在日本的大学完成学院和发明成果,201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仅有美国国籍。 在吸引外国优秀留学生方面,日本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起积极鼓励外国留学生来日本学习。2008年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Fukuda Yasuo)又提出“接收30万外国留学生计划”,希望5年内大量增加来日留学生,并计划将留学生在当地的就业率由30%提高到50%。计划实施还算成功,2011年尽管遭受地震影响,留学生依然达到13.8万人。该计划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提高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数量来弥合高技能职位缺口,但大多数学生毕业后依旧没能找到对口工作,许多人仍从事低技能终端服务工作,通常在日本中小公司中,通常这类公司更愿意找外国劳动力签署临时合同。可见教育培训与人才市场需求的落差。 为了进一步吸引人才,2014年6月12日,日本参议院通过新修正案,规定拥有符合资格高级技术的外国人,住满3年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高级技术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企业经营者和大学教授,只要符合一定学历、资历及收入要求,便可以取得居留资格,满3年后可永久居留,也允许其配偶在日本就业以及父母和家庭成员随行。几乎同一时间,日本政府宣布在“国家战略特区”新设窗口,为外国创业者提供创业时所需的行政和民间所规定的手续的统一办理渠道。日本已经先后在东京圈、关西圈、冲绳县、新潟市、兵库县及福冈市6地建设“国家战略特区”,在特区限定的地区内推行试点改革。日本实施这一政策后,外国创业者在日办理注册、税务、养老金等行政手续的时间被缩减到一周左右。该窗口还提供英语服务,构建有助于吸引海外企业的环境。 2009年,我首次出版著作《人才战争》时,曾提出“日本的国情是人多地少,不适合大规模引进外来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但面对着日本国内巨大的人才缺口、老龄化严重、年轻一代数量不足的现实--大和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认为,日本技术型与非技术型劳动力在2015年和2016年会有近一百万的缺口,将导致GDP下降2%或减少860亿美元--我现在认为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的话更有道理:“新加坡也同样面临着低生育率的问题,我们比日本好不到哪里去。但是这两个国家有个本质的区别:新加坡通过接收移民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的人才战争中,日本还等得起吗?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人才战争 2.0》, 王辉耀、苗绿著,东方出版社。
2019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