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凡：西方100年霸权体系的合理性，能和2000年的亚洲文明体系相比吗？

专家简介 丁一凡：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亚洲文明论坛是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上第一次提出来的，说我们应该搞一个亚洲民主论坛。另一方面他在2015年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一个讲座的时候，也重新讲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准备起来的。 在搞亚洲文明对话的时候，展现出来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亚洲人更自信了。我们总结了一下，突然发现原来亚洲文明就是人类文明。因为我们讲的人类四大古文明都是在亚洲发生的，无论是古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两河文明还是埃及文明，都是亚洲这个地区成长起来的，所以说整个人类文明就是在亚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2019年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 人类文明在亚洲诞生之后向外扩张，才转移到外面去的。而且我们如果把时间拉到更久以前，而不是只看眼前那一两个世纪，就会发现几千年来亚洲一直是世界舞台的中心，当时世界主要的生产力都在亚洲，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亚洲，世界的贸易中心在亚洲，所有事情都围绕着亚洲这个地方实现的。 欧洲国家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有了工业革命的生产力，然后才开始向外扩张，要占领市场。他们在扩张的过程中间，把亚洲国家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之后他们才有能力从亚洲殖民地攫取资源，同时又把殖民地当做他们的市场，然后慢慢这个关系就反过来了。 过去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亚洲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比如说纺织品，在很大一段时间里，英国虽然发明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纺织机，但英国的纺织品仍然竞争不过印度土织机生产出来纺织品。所以后来英国只能用武力占领了印度，然后强迫印度接受英国的那些工业纺织品。 中国也是一样，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有英国的商人把中国土制的纺织品、丝织品拿到英国，问英国那些工业革命以后的用蒸汽机生产纺织品的一些老板说，你能不能拿同样的价格提供同样的商品？英国的工业纺织的老板说做不到，达不到这个水平。 这些都是在英国的书里有记录的，所以当时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它还打不过整个东方的手工业，亚洲的手工业比它的工业还强。后来它靠武力把印度变成了殖民地，把中国搞发四分五裂，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租界，差一点把中国也变成了它的殖民地，从那以后他们才真正打败了东方的手工业，然后慢慢的建立起来他们的东西。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大大搜刮了一笔。因为当时整个亚洲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所以财富在亚洲，他们大大瓜分了一下亚洲的财富，包括印度的财富、中国的财富等。在搜刮了整个亚洲财富的基础上，他们才建立起了他们的现代货币体系和现代金融体系，然后才有了他们的资本市场，才有了他们后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市场。 当然欧洲发达了以后，19世纪是他们编造自己文明历史的一个过程，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了世界的中心，把自己打扮成是一种优越文明的代表，从中诞生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人文科学，人力学、人种学、社会学等等。 这些学问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把其他的文明都形容成是比他们落后、比他们低级的一种东西。他们造了一堆社会科学，包括考古学之后，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证明它是一种真正优秀文明的代表，其他地方的文明就慢慢被遗忘了。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其他的文明也可以学习工业化。等到亚洲成功地工业化了之后，这个事情慢慢就又反转过来了。亚洲人民意识到原来事情不是这样的，原来他们（西欧）所谓的“高档”文明是要把他们的文明价值输出给别人，改造别人。 但其实世界历史不是这么发展的，在他们把亚洲奴役殖民化之前，亚洲一直是最大的文明区和最大的经济体。这就把之前的那些东西和神话都给颠覆了，所以现在的亚洲变得越来越有自信心，又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 在这一次亚洲文明对话里有很多实际的东西产生出来，包括文化产品、文化交流等。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要通过这种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慢慢地把亚洲传统的东西都开发出来，那么约瑟夫·奈讲的那种软实力就体现出来了。那个时候无论是印度文化、中国文化，还是亚洲的古文化，都会通过这种软实力慢慢展现自己的力量和声音。  文章选自观察者网 2019-08-05 | 作者：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丁一凡

刘世锦：我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三个特点

专家简介 刘世锦：全球化智库（CCG）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9-2028）》，刘世锦主编，中信出版社出版 《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已经持续出版了七年。我们从2013年开始做预测，判断当时的基本情况和未来经济走势。今年是《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的第七辑，主题是“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这个主题的提出有其背景。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和以前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现在讲中国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认为，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是我们最需要办好的一件事情。01 为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可挖掘六大增长源泉 我认为，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2020年应该能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应该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另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从国际经验看，只有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方能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 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角度看，有六个方面的增长来源。 一是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都市圈加快发展。这涉及另外一个主题，即乡村振兴。讲乡村振兴并不意味着所有乡村都能振兴。到农村去看看，不少村庄路通了、电通了，甚至自来水都有了，但人没有多少了。但一定会有一批乡村能够振兴的，关键看位置。处在大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最有条件和可能实现振兴。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一个交汇点，就是大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地区。在这个范围内，大都市圈发展与乡村振兴基本上是一回事。从空间上看，大都市圈就是在已有的核心城市之外的50-100公里范围，在现有乡村基础上发展起一批小镇或小城市。城镇之间通过现代化的交通、信息体系连接，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土地成本较低的小镇发展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高端服务业集中于核心城市。形成这种新的城市和产业格局，需要人员、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也就是说，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然而，回到现实，农民进城依然面临不少难题，城里人下乡似乎更为不易。应将改革重点放在大都市圈的乡村地区。在这一范围内，农民可以进城，城里人也可以下乡，城乡居民宜城则城，宜乡则乡；在小城镇建设中，允许、鼓励城乡居民和投资者置业创业、共建共享。 第二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最重要的是扩大市场准入，鼓励竞争。近几年我们强调降成本，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基础性成本过高。有研究表明，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等基础性成本要超出美国一倍以上。除了资源禀赋等原因外，主要是因为相关行业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垄断。所以，下一步的改革还是要完善产权保护，对各类企业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要从过剩产业、低效领域、其他资本更适合发挥作用的地方退出，集中到社会保障、公共产品领域中“卡脖子”的技术和产品、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 第三是着力提升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加快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的进程，农村进城人员对城市发展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并非“施舍”，而是他们的“城市权利”。重点要解决好农民进城人员的住房问题，不仅对他们安居和融入城市至关重要，同时也能带动大量消费需求。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更大力度把更大份额国有资本转入社保体系。特别重要的是促进机会公平，改变有些城市把低收入劳动者挡在城市之外，甚至加以驱离的做法。在再就业、升学、晋升等方面，给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可能性。 第四是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这方面有两个重点，一是服务性消费，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另一个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金融、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它们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紧密相关。这两个部分共同构成了我称之为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正在成为拉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性新产业。 第五是加快前沿性创新。以往长时间内，中国的创新主要是外来技术本地化的适应性创新。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全球创新前沿“无人区”的创新增加。美国打击华为的主要理由，就是因为华为已经走到前面了。中国的优势还体现在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等，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由商业模式创新拉动技术创新。但我们最大的短板是基础研究滞后。如果没有一大批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形成的土壤，在前沿性创新上将缺乏后劲。尤为重要的是，要形成有利于新思想脱颖而出的自由探索环境。能否补上这块短板，将是中国力图建成创新型国家无法回避的重大挑战。 最后一点是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我们强调应该对绿色发展形成新共识。第一，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环境保护，它有更宽的范围，包括绿色制造、绿色流通、绿色融资、绿色创新，一个完整的绿色经济体系逐步形成。第二，绿色发展不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修补，而是与之相竞争并可能获胜的、更具优越性的一种新发展模式。最后，不能把绿色发展看成经济增长的代价，甚至认为拖累增长速度。如果我们从绿色经济体系的角度看，绿色发展既在做减法，更重要的是在做加法和乘法。做减法，就是我们讲的治理污染，而做加法和乘法则是说形成消费新动能、创新新动能和增长新动能。02 把增长潜能发挥出来，就要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以上这些增长新动能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们对制度质量的要求相当高，不完善的或者说半拉子的市场经济是无法适应的。我们现在讲的“卡脖子”问题，往往谈的是技术上的“卡脖子”，其实更多是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上的“卡脖子”。 第二，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以普惠式方式呈现。 第三，增长大多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大的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对耐性、韧劲、战略定力的要求明显提高。 把这些增长潜能发挥出来，就要确定双高目标，即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什么是高标准的市场经济？就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以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国际谈判中涉及到的一些难点和焦点问题，比如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国资国企改革、产业政策转型、改革补贴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与我们已定的改革有契合之处。我们要从长计议、战略谋划，从中国国情出发做出主动选择。 中国是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我们加入市场经济体系较晚，但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已经给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创造了很多新的很有价值的元素。下一步，中国应该也完全可以对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完全有理由把发展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旗帜举得比西方国家更高，走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和发展的前列。这方面，一定要汲取以往的一些教训，不能把体现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共同规律的好东西让到别人手里，而使自己处在被动地位。 从国际上看，中美贸易摩擦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WTO改革势在必行，国际经贸、投资、金融规则可能出现深度调整，主要经济体之间有可能走向自贸区零关税。面对这种局面，如果我们确定了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就能够在新一轮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博弈中占据制高点，不仅不会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成为“出局者”，而是要成为引领全球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领局者。 当务之急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关于改革开放的要求。把这些要求落实到位了，在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上就能迈出很大步伐。 文章选自人民论坛网 2019-08-05

CCG研究 | 国际移民是全球化未来发展的趋势

从货物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再到人才全球化，世界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而在这一进程中，人员的跨国流动趋势已不可逆转。当前，世界经济又走到一个关键当口，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压力，致使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措施，吸引国际人才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活力，“人才战争”愈演愈烈。根据联合国最新报告，2015年，全世界约有2. 44亿人在出生国以外生活与工作，占世界总人口的3.3%，其中71%流向高收入国家；72% 处于20岁至64岁工作年龄区间。　　国际移民已经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客观事实，也是未来发展趋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国际移民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绕不开的话题。2016年7月25日，联大当天通过决议，批准了《联合国同国际移民组织间关系协定》的决议草案，同意国际移民组织成为联合国系统的相关机构。2016年9月19日，联合国大会在纽约总部召开解决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问题高级别会议，成为联合国在移民和难民问题方面举行的最高级别会议，国际移民管理成为联合国的重要议题。中国作为重要的移民输出国，截至2015 年，在海外居住的中国公民达954万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度也不断加大。截至2015年，共有97. 8万外籍人员在中国发展。英国汇丰集团2017年《移居国外工作者全球报告》显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目前处于汇丰全球职业发展排行的世界第二，27500名外籍受访者中认为中国大陆提供强有力就业前景的人高达70%。　　随着国际形势快速变化，欧洲难民危机带来的困境加剧，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禁穆令”，意将改革H-1B签证制度和移民制度，国际形势的变化，或将促动大量国际高端人才涌向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而这些人才无论是作为中国应对老龄化的“人口红利”，还是作为中国创新发展的“人才红利”，都是宝贵的财富。内外因素的推动下，中国将成为重要的国际移民输入国，国际移民总数将保持持续快速发展。　　面对新时代下的新形势，中国积极借鉴国际优秀经验，主动参与国际移民管理。2016年6月，中国正式加入国际移民组织（IOM），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国，与其他成员国共同参与移民问题的全球治理，推动移民领域的国际合作。之后不久，笔者递交的《关于成立国家移民局的建议》受到习近平、李克强、张高丽、栗战书、王沪宁等中央领导批示，加快了国家移民局建立的进程。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交了机构改革方案，正式提出拟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3月17日，全国人大正式通过提案，国家移民管理局进入组建程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应该如何通过移民局更好地管理移民？应该怎样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移民管理与服务体系？　　事实上，2015年开始，我国已经开始搭建移民管理制度框架。中央层面，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2015年6月9日，公安部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同年9月1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和创新。2016年11月17日国家外专局印发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试点实施方案》将“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和“外国人入境就业许可”将整合为“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外国人来华工作由原申办外国专家证、外国人就业证改为统一申办外国人工作许可证。2017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审议通过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方案》，指出“要围绕服务国家人才发展战略，回应社会关切，在优化证件设计、改造信息系统等方面推进改革，着力解决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可识验和便利化问题，推动永久居留外国人在华资格待遇落实”。　　地方政府层面，自2015年以来，公安部在上海、北京、福建、广东等重点地区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涉及外国人签证、停留居留证件、永久居留证签发等突破性的出入境政策措施。推出了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出入境政策措施；2015年7月，上海发布了《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2016年年底推出了公安部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出入境政策“新十条”。2016年1月份，公安部发布“支持北京创新发展20 项出入境政策”，在为外籍高层次人才开设“绿卡”直通车、外籍华人申请“绿卡”、外籍华人申请5年长期居留、允许境外学生来华实习、简化申办材料、缩短审批流程等方面实现了突破。不管是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如推动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呼吁建立国家移民局等，还是地方层面的政策创新，笔者与全球化智库（CCG）的同事们，都有深入参与，尤其是北京、广东相关政策的出台，我们几乎全程参与。这为我们开展本书的研究工作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与此同时，近10年来，我们在国际移民管理研究领域不断深耕。2008年成立伊始，全球化智库（CCG）就开始关注国际移民相关问题的研究，协助相关部委开展完善“绿卡”制度、签证制度等方面的课题研究，为推动中国“绿卡”制度的完善、“绿卡”待遇的提升做了大量的工作，也直接推动了“人才签证”的出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断积累，相继出版了《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等蓝皮书，翻译出版了《世界移民报告2013》《世界移民报告2015》，出版了《移民潮　中国怎样留住人才》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China Status, Policy and Social Responses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Migration等书籍，对国际移民现状、问题等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关于国际移民管理的政策都有突破，但是，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国际移民管理体系的系统研究。随着对国际人才引进力度的加大，国内对国际移民的关注度急剧上升，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移民管理也越来越重视。作为中国建立移民局、移民管理体系的倡导者，也作为国际移民管理政策的研究者和推动者，顺应国家发展需要，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对国际移民管理经验进行系统的梳理，同时把前期的研究积淀和实践推动结合起来，系统分析中国国际移民管理的基础和现状，提出中国构建国家移民局的总体思路和框架，为中国国家移民局的建设提供参考。　　本书可以说是第一本系统梳理国际移民管理经验的书籍，也是第一本全面系统地论述如何构建中国国家移民局的图书。在翔实的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本书第一部分介绍了国际移民的定义、国际移民的动因、国际移民涌动的态势，引导读者思考国际移民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如带来人力资源、技术、创业和就业等方面的作用，也带来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等影响。第二部分阐述了移民管理体系的总体内容，介绍了四大洲的七个主要代表性国家（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的移民管理体系及移民局的架构，总结不同类型国家移民管理体系的特点及其可借鉴之处。第三部分总结了中国国际移民的现状及其对中国发展的作用，梳理了现有的针对国际移民管理的相关政策体系，分析未来中国吸引国际移民的形势和面临的挑战，最后从法律设计、机构设计、制度设计、配套政策环境等方面考虑如何建设国家移民局，搭建中国国家移民管理体系。希望本书能为国家领导层提供决策参考，也能为国际人才、国际移民领域的政府工作人员、研究人员、从业者和将移民中国的人才群体提供宏观视角。　　过去10 多年，笔者一直致力于国际人才研究。看到我国在推进移民制度完善、建设国家移民局等方面的实质性进展，真的非常欣慰。移民跨国流动、国际人才共享，将是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全球化智库（CCG）对移民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对中国制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保护中国海外移民权益、提升国际移民治理的话语权等方面将有帮助和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编写此书的根本出发点。　　在开发“移民红利”方面，推进得最快的无疑是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结合我国的国情，德国的经验值得借鉴—德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历史上非常注重日耳曼血统，对外国人入境和工作的控制十分严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移民还只占人口总量的1% 左右。20 世纪末，德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出生率负增长、高科技人才短缺的现象。政府不得不考虑长远社会和经济发展利益，开始有条件地引进高科技人才，并在移民问题上有所松动。2013 年，按照联合国的统计，居住在德国的移民已高达984. 5 万，占到了德国总人口的11.9%，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俄罗斯的第三大移民接收国，移民对于德国的经济增长和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德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加剧，引入专业人才保持经济竞争力已经成为德国社会共识。　　改革开放40 年来，我国破除国内人口流动的户籍、身份等障碍，带来了国内人口流动的红利；未来的30 年，中国要从依靠“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转向依靠“人才红利”的发展模式，充分释放“人才红利”。笔者在2009 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中提出，人才的红利，不单单是13 亿中国人的人才红利，而是需要把目光从国内转向世界，从70 亿人口中寻找我们需要的人才，让全世界的高端人才和我们一同共筑“中国梦”，要让世界每一个人都知道：“中国梦”不单单是“中国人的梦想”，也是吸引全世界人才来中国的“中国梦”，是让全球人才愿意也能够来到中国发展，愿意也能够到中国安家的梦想；是一个让全球有才之士能在中国发挥才能、获得机会、奋斗致富的梦想。　　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外国专家座谈会上指出，“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国家对外开放，必须首先推进人的对外开放……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更加积极主动地引进国外人才……”此后，习近平主席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国际人才的重要性。如今，国家移民局建立，将加快制定能让国外人才来华发展、安家、成为“新中国人”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移民制度，推动“有志于来华发展的外国人才来得了、待得住、用得好、流得动”，促进他们主动参与中国的发展。这对中国和平崛起、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是为序。 王辉耀 苗绿　　2018 年3 月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国家移民局：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移民管理与服务》， 王辉耀、苗绿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世锦：贸易战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导致两败俱伤

沈建光：从大数据看中国都市圈人口迁移

专家简介 沈建光，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前瑞穗证劵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城镇化道路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集聚效应，以中心城市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构成都市圈悄然形成。这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之路不谋而合。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情况，提振内需在支持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促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对于拉动消费增长、促进消费升级、提高投资边际收益，带动就业市场增长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镇化方向的改变：从“小城镇”到“都市圈”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截止2018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8.3亿人，较1978年末增加6.6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比1978年末提高41.6个百分点。但和世界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城镇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一般认为,城镇化率达到70%之后才会进入缓慢增长期，中国城镇化尚且孕育着巨大的潜力。　　在中国城镇化道路方面，过去十几年一直存在争议，以往中国的城镇化战略长期重视以中小城镇核心，控制大城市人口。而在今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文件中，新型城镇化战略更加强调以大城市引领的城市集群模式，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城市群发展，培育现代化都市圈，探索建立中心城市牵头的都市圈发展协调推进机制”，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方向的重大改变。　　同时，《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亦从人口、土地、社会公共服务等多个层面给出新型城镇化的政策配套，支持城市集群的发展。例如，在户籍制度方面，提及全面放开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在公共服务方面，提出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涉及子女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住房等诸多方面；在土地政策方面，提出深化“人地钱挂钩”等配套政策，并强调落实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中更多考虑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指标。　　在笔者看来，这一战略方向上的改变，既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趋势相一致，也与中国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相符，是中国城镇化战略市场化选择的结果，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将供给侧改革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为中国经济增长释放新的活力。　　从大数据看中心城市的“逆城市化”　　当然，尽管人口迁移以及城镇化研究对于宏观经济决策十分关键，但传统的人口迁移情况分析主要是依靠全国人口普查以及各大城市和地区的流动人口报告中获取人口流动数据，上述数据虽然样本覆盖面较广，但在数据时效性、统计准确性方面存在缺陷，亦难以对人口流动人群基本特征进行描述，继而对于政策指导意义受到限制。　　随着社交媒体以及互联网平台、4G手机的兴起和快速发展，近年来基于社交网络大数据、人口实时迁移的位置数据、以及移动通讯总量数据就人口迁移进行的大数据分析日益丰富，为精细和准确掌握人口流动基础信息提供了很好的支持。笔者基于京东大数据运算方法，深入分析了城市之间收货信息与身份信息的匹配情况，得到了一些中国城市人口流动的新发现，以下以中国城市群情况为例共享一些观察，以期对现有人口迁移与城镇化分析框架提供一个新视角和补充。　　根据总量来看，笔者发现，基于大数据观察到的一线城市人口迁移情况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变化在2018年有所差异。2018年国家统计局显示，一线城市中，仅有北京是人口净流出，上海、深圳、广州均为人口净流入有所区别，而基于大数据观察到的情况，2018年一线城市的人口迁移均呈现净流出态势。　　在笔者看来，造成上述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两类数据的统计对象与统计方法有所区别。统计局数据大多基于对城镇住户的抽样调查，抽样以本地户籍人口为主，对流动人口的覆盖面有限，导致抽样存在偏差，这使得即便是同样是官方数据，但各地也经常报出基于社会保障部门与统计部门得出的城市人口流动信息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同时，官方调查结果相对周期较长，对即时性的变化不如大数据反应的灵敏。　　从趋势来看，不难发现，相似之处，即统计局数据亦显示出当前中国一线城市人口增长已然放缓，甚至净流出的事实。例如，2018年上海虽然人口净流入5.45万人，但近年来常住人口的变化已经非常小，2017年已出现了小幅人口净流出。同时，广州与深圳的人口净流入规模亦在2018年有所下降。这说明一线城市除北京2018年常住人口减少16.5万以外，其他城市虽然人口净流入，但增速已经减缓。　　而基于京东大数据，这种中心城市逆城市化现象体现的更为突出。例如，2018年一线城市人口均已经出现了流出的现象，笔者发现，一线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线城市流出比例已经达到1.13%、0.95%、1.05%和2.56%。　　从大数据看中国都市圈的形成　　即便一线城市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但在笔者看来，这一现象也并不值得过于担忧，不意味着中国城镇化红利的消失。相反，在观察到一线城市人口流出的同时，中国城市都市圈已经悄然形成，特别体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说明中国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承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增长极。　　例如，上海方面，根据京东大数据，无论是人口迁入还是人口迁出，排在前五名的城市，除了北京以外，均是长三角周边的城市，即从迁入的城市来看，2018年迁入上海的城市中，苏州、杭州、南通、南京分别列第二、三、四、五位；而从上海人口迁出的城市中，苏州、杭州、南通分别列第二、三、四位，南京、无锡也位列前十，说明虽然上海人口有所减少，但主要迁往长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城市集群已经形成。　　这一现象在珠三角的城市集群方面也体现的同样明显。例如，广州方面，从迁入情况来看，除了北京以外，深圳、佛山、东莞、湛江、茂名、清远、惠州、肇庆、中山都是周边城市，广州迁出城市亦在周边。而从深圳来看，广州、东莞、惠州、茂名、佛山这些珠三角城市均是深圳方面人口流动的主要城市。特别是从深圳的迁出城市来看，人口流出最多的区域是东莞，在笔者看来，这或与近年来东莞大量承接了深圳外溢的制造业密切相关，说明城市一体化加速发展，城市集群在珠三角已然出现。　　当然，相比来讲，京津冀的城市集群效应弱于长三角与珠三角，但基于京东大数据，笔者发现，北京的人才迁出地并不仅集中在北京周围，形成城市集群，而是对全国具有辐射效应。具体体现在，北京的主要迁出城市前十名中，除了廊坊、天津、保定属于京津冀都市圈以外，上海、深圳、广州、成都、武汉、西安、重庆都是北京人口迁出的主要城市，占据七席。而从迁入城市来看，上海、广州、深圳迁入来源最多的城市是北京，这说明四大一线城市中，北京对全国的辐射能力最强，这或与北京重点大学云集、“总部经济”突出等因素有关。　　综上，基于大数据，笔者观察到中国城镇化道路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集聚效应，以中心城市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构成都市圈悄然形成。而这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之路不谋而合，也是中国城镇化道路自然选择的结果。从历史规律看来，尽管有基于大都市病的担忧，但都市圈的形成将有助于优化资源的分配，促进产业的聚集，带动就业机会的增加，不少国家在经历过探索之后也都回归到发展大都市圈的道路上。　　而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城市群一体化报告》，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12个城市群依靠不到五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聚集了中国人口总量的六成，贡献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八成。说明伴随着中国经济集聚趋势的日益明显，承载人口、产业、经济的主要载体——城市群与都市圈或将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新路径，为中国经济增长激发新动力。 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9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