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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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裘蒂：美国凭什么夺回全球竞争力第一？
在特朗普支持者猛爆香槟庆祝“让美国再度伟大”的绩效之前，我们要问：这和特朗普的政策有直接关系吗？ 文 | 刘裘蒂，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 不久前世界经济论坛《2018全球竞争力报告》出炉，美国夺冠，这是自2008年以来美国首次拿回第一。在挺特朗普的媒体猛爆香槟庆祝“让美国再度伟大”的绩效之前，我们要问的是：美国凭什么拿回第一？这和特朗普的政策有直接关系吗？ 中国排名28，比去年下滑一名，2008年时名列30，过去10年间在26名和30名之间徘徊。在贸易战火下，这份报告对于中美竞争力、创新技术及开放程度有何启示？ 《全球竞争力报告》是世界经济论坛自2004年以来发布的年度报告，根据“全球竞争力指数”，对大约140个经济实体进行排名。这个报告结合宏观经济和微观商业的两个维度，用来评估各经济体为其公民提供高度发展的能力，以及如何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因此“全球竞争力指数”衡量的是一系列制度、政策、以及维持当前和中期经济繁荣水平的可持续性因素。 美国在140个国家的排名中从去年攀升一位，整体竞争力得分为85.6，距离100满分还差14分，这意味着即使是领先其他139个经济体的领跑者也有改善的空间，其他排名前十的是新加坡（83.5）、德国（82.8）、瑞士（82.6）、日本（82.5）、荷兰（82.4）、香港特区（82.3）、英国（82.0）、瑞典（81.7）和丹麦（80.6） 。 从地域性来看，亚太地区在所有地区中获得最高的中位数（72.6），领先于欧洲和北美（70.8）。除了占了前十名中的三个东亚经济体，另外在前30名的有台湾地区（79.3，第13名）、澳大利亚（78.9，第14名），韩国（78.8，第15名）、纽西兰（77.5，第18名）、马来西亚（74.4，第25名）和中国（72.6，第28名）。 长达671页的报告显示，竞争力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事实上高收入经济体构成整个前20强，前40强中只有三个非高收入经济体：马来西亚，中国和泰国（第38名）。因此报告指出，为了维持未来的增长和收入，所有经济体今天都必须投资于更广泛的竞争力衡量标准层面。 “全球竞争力指数”衡量些什么？比起过往的标准，今年引进的新模式更试图捕捉一个新的现实：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加紧步伐，人力资本、创新、抗压力和敏捷性等因素将相形重要，因此新的指数强调一系列新的概念，例如企业文化、拥抱颠覆性思想的企业、多重利益方之间的协作、批判性思维、贤能政治、社会信任等等，来补充更传统指标如通信信息和实体的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产权、学校教育的长短。 指数采用了98个指标，基于国际组织的数据以及世界经济论坛的执行意见调查，再将它们归纳为12类核心素质，反映了生产力和竞争力生态系统驱动因素的程度和复杂性，包括：体制、基础设施、通信信息的采用、宏观经济稳定、健康、技能、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系统、市场规模、商业活力、和创新能力。 为什么全球竞争力很重要？报告指出，因为它有助于提高生活水平，并产生更广泛的社会目标所需的资源。报告的作者写道：“经济进步的各个方面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紧张关系。然而，它们之间并没有固有的权衡关系。我们认为，竞争力的议程不仅具有兼容性，而且是追求其他发展目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当今动荡的大环境下，因为世界各地存在各种各样的脆弱性、技术变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潜在的挑战，提高竞争力的基础将提高抵御冲击的能力，通过竞争力建立经济复原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报告的结果显示，在竞争力指数的表现优良的国家对各种冲击的抵御能力也更强。同样地，更具竞争力的国家也更有能力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 谁能为美国的排名邀功？ 美国在代表着全球成就顶峰的国际经济指数中置顶，是否可以归功于任何一位领导人或政府的政策？ 有些报道认为，美国的领先是由于今年“全球竞争力指数”正式采用新方法来衡量竞争力，为了更加体现一个国家未来竞争力的本质，使用的指标中有66％是新的，涵盖了企业对裂变性创意的开放性、人口中的数字技能水平、及企业层级结构如何扁平化等领域。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创新强国之一，在这个新的竞争标杆中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它在十二个评鉴核心素质中的三项排名世界第一：商业运作活力、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它在另外两个指标中排名第二：创新（仅次于德国）和市场规模（仅次于中国）。 在2008年后，金融危机导致的不确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成为过去十年阻碍美国称霸的因素之一。新的指标固然凸显了美国的竞争优势，但即使按照往昔的方法，美国已经走上了几年的上升之路；到了去年，它已经在排名中回到了第二位。 这支持了一个论点：许多有助于提高竞争力的条件不能简单地在一夜之间获得或建立。虽然2018年是报告第一次正式采用新的评鉴模式，但研究者也以2018年的方法凭据重新调整了2017年的数据，以了解各国的表现在年与年之间的变化，结果显示美国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证明了美国在提升竞争力的顶峰背后有长期的力量，今年的表现并非一次性的例外，也并不是评鉴模式改变所促成。 另外值得考虑的是数据的来源，140个经济体中每个经济体的得分指数中约70％的权重（略低于指标的实际数量）来自联合国、世界银行或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在这些数据的测量和发布之间通常存在2-3年的滞后期。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崛起只能归功于前任政府的高瞻远瞩的结构改革和创新？报告的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确定：美国目前的一些优势甚至超过了上个政权时期，同样也不能忽视当前政府的努力，因为虽然70％的报告权重来自硬数据，剩下的30％代表美国商界领袖的观点，他们对美国的竞争力持积极态度大多基于当下即刻的感受。 然而报告也指出，美国经济也受到社会结构疲软、安全性恶化和通信信息技术采用不足的负面影响。有迹象表明美国的社会结构有所减弱，“社会资本”得分为63.3，低于去年的65.5，而且由于凶杀率是其他发达经济体平均值的五倍，安全状况恶化。它在健康方面也落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美国的预期寿命比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低三年。 另外，今年的数据显示金融体系仍然是一些经济体的弱点。今年的新指数引入了一种新的金融稳定性衡量标准。在借鉴全球金融危机的基础上，这个综合指标利用银行稳健性、不良贷款、信贷供给与趋势之间的差异、以及银行的监管资本比率等措施，来反映银行业的稳健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芬兰、香港特别行政区、瑞士、卢森堡和挪威拥有最稳定的金融市场（所有得分均高于95）。 G20经济体在金融体系中存在特定的脆弱性包括印度、中国、俄罗斯和意大利， 得分均为84或更低：印度的金融体系稳定性（83.2分）主要受到银行稳健性和监管资本比率相对较低的影响，而中国的稳定性（80.1分,第113名）受到私人信贷快速增长的威胁。 科技创新和第四次工业革命 从宏观的角度而言，今年的指数标准翻新主要是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量身定制。随着经济跨越的机遇，跨国界创新思想的传播和新形式的价值创造，第四次工业革命可以为所有经济体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但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强调：技术本身并不是一颗无往不利的银质子弹。各国必须投资于人才和制度，以实现技术的愿景。 以创新为基础的跨越式发展仍然难以捉摸，利用技术促进经济跨越的承诺基本上没有实现。全球目前使用的智能手机至少有45亿部，但是仍然有超过一半的人类从未上过网络。虽然信息通信技术对提高生产率的承诺很高，显然可以成为其他生产力驱动因素的催化剂，例如创新和商业运作活力，但仅依靠技术来解决教育、健康、治理、运输的基础建设等所有问题是错误的导向。对于许多竞争力最低的经济体而言，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仍然是体制、基础设施和技能等“旧的”发展问题。 创新不但已成为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当务之急，也是越来越多新兴国家的优先事项。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成为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了解创新转型的国家和那些不了解创新转型的国家之间，呈现了新的全球性鸿沟。《2018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结论认为，全球经济尚未为数字技术的崛起所驱动的第四度工业革命做好准备，指数的140个经济体中有103个创新能力的得分低于 50％。世界上只有少数真正的创新强国，包括德国、美国和瑞士。 这其中的例外是，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中国和印度在科技创新方面正赶上甚至超越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值。中国投资在研发的经费已经高出普通的高收入经济体，而印度虽然不甘落后，但是官僚制度降低了创业和破产重组的效率。中印的赶超过程反映在中国和印度公司的技术密集型的领域。2017年全球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 “独角兽”有33％来自中国，高于2014年的12％。中国在今年的创新能力指数中排行24，商业运作活力排行43。 《2018全球竞争力报告》一再强调，对于认识到创新重要性的国家领导人更需要明白，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必须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上，在一个领域的强劲表现无法弥补另一个领域的弱势表现，这在创新方面尤其如此：虽然对技术的强烈关注确实可以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跨越式的蛙跳发展机会，但政府绝不能忽视治理、基础设施和技能等“旧式”发展问题。 也就是说，技术的进步不是提升竞争力的万灵丹，体制薄弱将阻碍竞争力。体制的定义包括安全、产权、社会资本、制衡、透明度和道德、公共部门绩效和公司治理。 尽管关系着许多国家的竞争力和发展，整体而言体制在所有指数的12核心素质中得分倒数第二，仅次于创新能力，中位数为53。在研究的140个经济体中，117个由于制度的低分表现拖累了其整体竞争力的得分。 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者认为，为了促进生产力，政府必须关注加强制度环境的传统知识和新兴知识。比方说“社会资本”是一种捕捉个人和社会关系的质量、社会规范的力量、和公民参与社会的水平的广泛概念，在社会中创造更多的凝聚力，在人们之间创造更多的信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澳大利亚（66.2分）和新西兰（66.0分）社会资本水平最高，中国（41.0分,排行第125）和俄罗斯（43.9分,排行第117）社会资本水平较低，布隆迪（35.2）和也门（37.8）位居最后。 开放程度和全球化 如果说一个经济实体的竞争力与其开放程度成正比，这是否认证了一个拥抱全球化的国家一定对它的经济会有正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虽然开放有利于增长，但政府必须支持那些在全球化中失势的人。在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和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对之际，报告揭示了开放竞争力的重要性：更开放的经济体更具创新性，市场更具竞争力。然而，虽然开放在各国之间是“双赢”，但有时在某些国家内部是却造就了输家。 即便如此，试图通过扭转全球化的趋势来解决不平等的问题，只会对经济持续增长起反作用。因此政策应侧重于改善受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人的状况，而不是偏向于保护主义。提高竞争力和兼顾国内利益兼顾不必是零和博弈，通过再分配政策、社保安全网、人力资本投资、以及更加累进的税收可以帮助减少不平等，而不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水平。 此外，报告也指出，开放性的定义必须关注贸易以外的概念，如人口流动和思想交流的自由。根据这样的定义，新加坡、德国、荷兰、瑞典、芬兰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而伊朗和埃塞俄比亚是最不开放的国家之一。巴西和印度也相对“封闭”。 实现平等、可持续性和共同成长并不会阻碍经济发展，但需要积极主动和具有远见的政府领导。人们普遍认为需要一种更全面的经济进步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尊重地球界限，并且不会对后代产生不利影响。《报告》认为平等与增长之间没有固有的权衡：正如几个北欧国家在竞争力和包容性方面的强劲表现，显示有可能同时“支持增长”和“支持公平”。 虽然竞争力指数的成绩与环境措施之间的关系不太确定，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拥有最大的生态足迹，但它们效率最高（其单元GDP的足迹最低）。因此领导者有责任确定长期优先事项和积极努力，以在平等、可持续性和增长之间创造良性循环。 在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和对全球化的强烈抵制之际，开放性对竞争力更为重要。那么报告的作者对于美国的优势是否持续抱着乐观的态度？2018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对特朗普政府所倡导的保护主义进行了质疑，因为在关税低、雇用外国劳工的便利性、和专利申请合作等措施上排名靠前的国家，往往在创新和市场效率方面达到更好的成效。 竞争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扎根，但它可以相对较快地被淘汰。《全球竞争力报告》认为如果关于美国的一些警告信号变得更加恶化，例如贸易关税的提高，对司法独立性的信心下降，收入不平等加剧、或雇佣技术人员的环境更加困难，那么2019年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可能会出现很大的翻转。“过去和现在的美国领导人都可以为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感到自豪，但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明天保持这一地位。” 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8年11月27日
2018年11月28日 -
Zamir Ahmed Awan: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 container is loaded on to the first Chinese container ship to depart after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China 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port in Gwadar, Pakistan, on Nov 13, 2016. [Photo/Agencies] By Zamir Ahmed Awan, a senior fellow with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 is under execution smoothly fo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and most of the early harvest projects have been completed or are at an advanced stage of completion. The fruits of CPEC projects will be enjoyed by Pakistan in the form of sufficient amount of electricity available almost to everyone, an improved network of roads in almost all parts of Pakistan, the growth of GDP and the country’s economic progress as compared to pre-CPEC time. However, there are some challenges. I may categorize them in largely two groups; the internals and the externals. Just like any project, there might be some deficiencies in design, planning or execution; CPEC is also not absolutely free of such possible shortcomings. Pakistan does not have any experience of undertaking such mega projects. In the history of Pakistan the tot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as only around $40 billion, while just under CPEC, it reached to more than $20 billion within only three years. Pakistan was not prepared for such a large investment and lacked the capacity to digest it. This was a major challenge for Pakistan. Although China-Pakistan friendship is higher than mountains and deeper than Oceans, there is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Chinese systems, politics, culture, traditions, work ethics. To understand CPEC, it is absolutel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China. There is dire need to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s, politics, system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practices. It can be achieved by increased people-to-people contact and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past, the China-Pakistan relations were focused in the diplomatic and political arena only. But under CPEC, the nature of this relation has turned into "business and economic". This change may not have been realized by the Pakistani decision-makers yet. Business relations are profit driven and everybody wants to make it as much profit as possible. I believe, China-Pakistan relations are just like one family, and all differences can be resolved within the family easily. There is no threat of any mishandling at all. I can see the roots of our friendship are so deep, that any minor issue may not be an irritant to move forward. We are all-weather, time-tested, all-dimensions friends and stood with each other at all difficult moments with each other. The future is bright and secure for both nations. However, there are some external challenges, which are rather serious and need mor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BRI is China’s mega initiative and recognized by around 100 count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t some of the countries which are not happy with Chinese leading the globalization trend worldwide feel it a threat and try to sabotage CPEC through India and Afghanistan. Pakistan is a smaller country and economically not strong enough and may not be able to protect CPEC alone. We need to join hands with China and formulate a joint policy to protect CPEC. Although China has always stood with Pakistan at all difficult time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our relations of seven decades, at this moment, while CPEC is under challenge, we need to cooperate even closer and may take up a stronger and tougher stand. We need to make this "flagship" project a success story and to show the rest of world CPEC as a "role model". The success of CPEC will guarantee the success of all other five economic corridors planned under BRI. People of Pakistan and government of Pakistan are fully committed to making CPEC a success story, we are committed to overcoming any challenges, which might come across during its execution. We need support from our Chin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stand with us at this critical moment. We share a common destiny and work together in complete harmony. About Author Zamir Ahmed Awan is a senior fellow with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nd a sinologist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2018年11月28日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改革发展的目标是使所有人从中受益
凤凰网财经讯（杨越欣）2018年11月16日-17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和三亚市政府共同主办，中国美国商会和中国欧盟商会协办，联合国工业与发展组织作为支持单位的第五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在三亚海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举行。会后联合国驻华协调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罗世礼，就中国与世界技术引进与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等话题，接受了凤凰网财经的独家专访。 罗世礼向凤凰网财经介绍称，在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扮演的的一个重要角色，是通过引入国际经验和技术援助，促进技术转移，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如今，中国也开始举办自身的高科技生产能力，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需要了解中国在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技术经验。因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角色也发生了改变。“现在我们的使命是，除了给中国提供国际发展经验，也帮助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的技术。” 对于中国在今后的发展中面临的挑战，罗世礼认为，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国都是受益者。虽然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尽相同，也有一些国家的某些群体没有从全球化中受益，但普遍来讲全球化不仅使中国，也包括其他国家实现了贸易和投资的爆发增长。 罗世礼表示，目前中国面临的新形势在于，所谓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增长，更要使所有人真正从中受益，包括为更多人提供就业，为公民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他特别提到了2016年国务院印发并实施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中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是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履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承诺的重大举措。” 另一个挑战则是全球气候变化。2015年12月，中国参与签订了全球首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协定《巴黎协定》，承诺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 罗世礼对凤凰网财经说道，“如果我们不能有效控制气候变暖问题，世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将变得非常糟糕。”他表示，目前中国在低碳经济方面已经采取许多措施，但是看到实际效果的产生还需要时间。中国今后还需要不断发展相关技术，持续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领域进行投入，并且推动整个供应链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消费。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领域对全球都具有巨大影响力。罗世礼认为，在当前国际形势较为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应该继续创设新的平台促进全球贸易增长，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我们今天在论坛上也在探讨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罗世礼表示，中国应当加强国际规则的制定，鼓励本土企业工业融入海外市场，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以提升其供应链和制造业质量。 文章选自凤凰网，2018年11月17日
2018年11月27日 -
Zamir Ahmed Awan: Currency swap deals good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Zamir Ahmed Awan, a senior fellow with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The global trade is dependent on US dollar and whenever the US wants to punish any country, it easily imposes sanctions and freezes its accounts. An overall vulnerability has long been felt, but no country was able to challenge the dollar as an internationally acceptable currency for global trade. In the past, few countries dared to challenge the dollar trade but eventually, they faced severe consequences like Iraq and Libya. Now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of the opinion to promote “currency swap” on the bilateral basis which may resolve some of their issues. China’s growing global economic clout is out of the necessity to make the yuan a stronger international medium of exchange. China launched a pilot project back in July 2009 to use yuan for cross-border settlements. As China i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t does trade with almost all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nd enjoys a trade surplus in its favor. China is promoting more bilateral trade among its trade partners and according to estimates, it ha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diverse currency reserves in the world. There are more than 60 countries which trade with China in its currency, RMB. In 2016, there were around 30 countries which had already signed currency swap agreements with China. The latest addition is Japan which entered into a currency swap with China recently amounting to 200 billion yuan (29 billion US dollars). Pakistan signed a currency swap agreement with China in December 2011. Initially the agreement was for three years, subsequently renewed, and up to 10 billion yuan (1.4 billion US dollars) were available to Pakistan to swap against rupees. In fact, the State Bank of Pakistan allows settling payments in US dollar, euro, Japanese yen, in addition to RMB. After the yuan attained the status of a global reserve currency – the third one after the US dollar and the euro – on November 30, 2016, China accelerated its efforts for greater use of its own currency for settling transactions with other nations. Pakistan has a trade deficit of around 30 billion US dollars and needs a huge amount of dollars to maintain smooth day-to-day transactions. Out of this amount, around 46 percent is due to the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After having a currency swap agreement, dollar pressure on Pakistan may largely be reduced. It is a great relief to the fragile economy of Pakistan. In the current geopolitical scenario, it is visible that the US is moving towards confrontation using all its elements of power, especially the economic power. This pressure can be released to some extent by having a currency swap among the trading partners on a bilateral basis. It will support the stability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may rescue small and fragile economies. Trading in local currencies will also weaken the unilateral sanctions of global powers,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Iran, where the US unilaterally withdrew from the JCPOA. The JCPOA was a hard-earned agreement signed by th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namely China, France, Russia, the UK and the US plus Germany (P5+1). If the US doesn’t want to trade with Iran anymore, then there should be other mechanisms in place for the bilateral trade to continue. Furthermore, it is strongly suggested to establish an Asian Monetary Fund or something similar to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with the aim to support small and weak economies, especially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nd South America. The fund should help countries irrespective of their regional alliances and should purely be given on need basis. The present IMF regime has a clear bias towards countries not in conformity with US foreign policy. The setup of an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is a great step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AIIB establishment is a positive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has been producing the desired results. The AIIB is a Chinese initiative but it has provided funds f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sia as well as in Africa. Even India is a beneficiary of AIIB, and this is a perfect example of Asian cooperation beyond political differences. China has developed to a stage where it can play a leading role in global “peac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The developing world should joi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achieve this endeavor. About Author Zamir Ahmed Awan is a senior fellow with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nd a sinologist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2018年11月27日 -
CCG发布《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告》，为建设湾区国际人才特区建言献策
CCG报告 点击下载 2018年11月21日，全球化智库（CCG）在广州南沙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人才50人论坛”圆桌会议上发布《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告》。该报告是首个对粤港澳大湾区人才进行系统研究的分析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大湾区人才发展基础及面临的机遇、挑战，在此基础上为粤港澳三地合理打造一体化的人才发展优质环境、建设湾区国际人才特区提出对策建议。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王辉耀发布了报告。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整合优化三地优势，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机遇，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今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广东调研时也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至今，国家为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已推出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表明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视角认识大湾区建设，用改革开放的新举措成就大湾区建设，推进大湾区建设。 在此背景下， CCG发布《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告》，旨在为粤港澳三地合理打造一体化的人才发展优质环境、建设湾区国际人才特区提出对策建议。报告共分为四个部分：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的优势及机遇、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面临的挑战、著名湾区的对比借鉴和分析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的政策与建议。 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2017GDP表现 来源：2017年广东省统计年鉴 报告首先根据目前最新的GDP数据，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2017年GDP表现进行了分析，并通过预测模型计算对2022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及增长率进行了预测。报告指出，依托世界级海港群和空港群，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的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机场旅客量、进出口贸易总额等在全球湾区中独占鳌头， 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将超过东京湾区和纽约湾区，在世界四大湾区中GDP总量排名第一。经济基础与完备的产业链为人才发展提供了基础。其次，报告发现湾区内产业优势互补，第三产业比重正逐步增加。报告还指出，粤港澳三地丰富的高校资、粤港澳大湾区集聚的一大批高水平的重点实验室与科研机构、以广深港澳科技走廊为核心形成的产学研合作区等高端创新资源的汇聚为大湾区人才创新、创业创造了环境。此外，大湾区交通规模可观、港口群能力领先、湾区内地医疗机构的“量多质优”以及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的专业化、优渥的文化教育资源等宜居宜业宜游的特性为人才安居提供了保障。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面临的挑战，报告指出，目前大湾区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较低，据统计，受高等教育人才占常住人口的比例香港是26.18%，深圳是25.19%，而东莞只有15.74%。其次，大湾区当前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较低，具体体现为大湾区创新人才对产业发展贡献支持相对不足以及技术的输出与吸纳能力均存在明显不足。此外，报告表明，粤港澳三地合作不够紧密，抑制了人才流动的积极性。问题包括，一、税制冲突明显，影响湾区人才集聚。因为与港澳税制相比，内地仍属于高税区，这会影响港澳人才北上内地进行创新活动。二、出入境欠便利，影响湾区人才流动。三、公共服务衔接尚未建立，影响人才安居乐业。比如，湾区内地与港澳医疗保障体系和医药准入标准不同，难以长期留住人才。在社会保险方面，三地居民在就业过程中未能享受同等待遇，造成人才在湾区内相互流动不畅。第四、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不紧密，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企业的联系并不够紧密，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待加强。最后，报告还总结，新一、二线城市“抢人大战”，给湾区人才引育留带来了挑战，尤其是先进省市超越历史力度的引才新政以及各地自由贸易港规划陆续推出，都削弱了湾区人才竞争优势。 报告分析指出，与著名的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人才聚集力相对较弱，大湾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仅为17.47%。而旧金山湾区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劳动力占全体劳动力的比重达到46%，纽约湾区也达到42%；东京湾区的东京都、神奈川县及琦玉县的大学和研究生院的学生数量在2010年就超过106万人，占全国的比重高达36.7%。其次，大湾区人才国际化程度偏低。根据联合国数据，2014年国际人才占常住人口比重的全球平均水平为3.3%，发达国家高达10%左右。当前深圳作为湾区内地创新及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广州作为湾区发展的核心枢纽城市，其外籍人才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仅为0.2%和0.36%。此外，大湾区科技创新投入强度偏低。无论从研发经费投入还是从每万人口PCT国际专利受理数来看，大湾区都落后于世界三大湾区。报告显示，大湾区第三产业占比和高端产业数量都相对较低，并且在全球城市人才竞争力中，广东对全球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还相对较弱。根据数据，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航空市场规模领先全球，但对比发现，大湾区发达的航空交通系统并没有吸引到大批海外人才往来。 最后，报告为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基于对大湾区人才发展的分析，提出了以下建议：建立大湾区人才一体化运行机制；借鉴香港人才社会化、市场化的行业协会认证模式，实行“三地”人才执业资格互认制度；建立粤港澳三地9+2政府组成的大湾区建设发展协调委员会；打造大湾区国际人才自由港，建设人才保税区；建立人才保税区；实施粤港澳三地人才流动计划，增强三地人才资源的交流合作；推动粤港澳三地人才的“社保+医疗+教育”互认互通；.取消“粤港澳”人才三地来往的通行证，实现三地人才来往“无证化“；允许在港澳外籍高层次人才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借鉴香港的税收政策，降低在大湾区工作的港澳及外籍人才的税负水平；试行30天免签政策；放宽外国留学生在大湾区实习就业限制；放开大湾区大学毕业生在港澳就业的限制，实现人才流动自由化；实施假期工作签证；设立海外华侨华人交流中心，试点对海外华人发放华裔卡；制定和试行大湾区外籍人入籍归化的政策；粤港澳三方合作，共同建设湾区大学；实施全球英才招聘计划（或工程）；打造大湾区全球人才大会品牌，建设“全球人才大会”永久会址；打造大湾区国际金融服务中心；构建高端智库集群促区域软实力建设。 全球化智库（CCG）是中组部人才理论研究基地，长期致力于人才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连续多年出版《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士报告》等多部有影响力的蓝皮书和数十部人才研究著作，奠定了在人才研究领域的领先定位。 近期发布的《人才战争2.0》一书全面分析了各国人才新政和世界各国人才吸引模式，书中还就如何将国外人才和即将流失的人才留在中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公安部2016年初出台的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新政，CCG全程参与了该项课题的研究，所提出的多项建议被采纳。CCG还常年积极开展多种人才相关活动，包括中国人才50人系列圆桌论坛、2018全球人才流动、移民与移民法研讨会、新时代国家中心城市人才发展论坛、“人才争夺战”座谈会、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论坛、中国海归创新创业成果发布会暨海归创新创业论坛、大湾区人才发展战略（南沙）峰会、海外华人政策研讨会以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等。 中国人才50人圆桌论坛”是集国内人才理论研究专家，政府人才工作政策制定者和中国企业界精英人才而搭建的国内高层次跨界交流平台。“中国人才50人圆桌论坛”坚持深入探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聚焦中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为提升中国人才理论发展、推动中国人才学的建设，为人才强国战略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建言献策。该系列论坛自2015年首次举办以来，已在北京、四川和上海成功举办四届。第五届“中国人才50人论坛” 由广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南沙区委区政府、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支持，CCG、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等共同主办，政、产、学、研、商精英就“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发展优势和愿景——建设广州国际人才港和南沙国际人才特区的机遇和调整”进行了探讨。
2018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