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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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北极熊的复兴之举 | CCG研究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2013年1月5日，因主演电影《大鼻子情圣》走红全球的法国知名影星热拉尔·德帕尔迪厄（Gérard Depardieu）抵达索契，普京总统向他颁发了俄罗斯护照。入了俄籍的德帕尔迪厄心情大好，当场与普京相拥庆贺。 与这一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的人才流失很严重--尤其是科学家，甚至让美国人为之担心。 在苏联解体前，苏联人口中科学家所占比例全世界最高，合计超过100万。2002年，俄罗斯科学院公布数据：“在过去10年内，有50至80万名俄罗斯科学家出国从事长期项目研究，这些人几乎都没有回来。”科学家们去了美国和欧洲，甚至去了莫桑比克、墨西哥、印度、缅甸、秘鲁，研究所、实验室的仪器设备随之停止了工作。是什么把他们赶走了呢？ 维塔利·金茨堡（Vitaly Lazarevich Ginzburg）是公认的超导体理论之父，他获得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媒体问及几十万美元的奖金，他说：“对我来说，诺贝尔奖金同我每月2700卢布（100多元美金）的工资相比，确实是一笔大数目。同一般的足球、冰球运动员的薪水相比，（100多元美金）也只是一个小数字。但从某种程度上看，我们的价值比一般的足球、冰球运动员要高很多。”他的同事，阿布里科索夫（Alexei A.Abrikosov）同获当年的诺贝尔奖，其人已在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工作。 从中可窥见端倪：俄罗斯科学家的待遇太低，遏不住的人才流失，而且由于经济困难，政府只能“画饼充饥”，科研投入比例还出现下降趋势。耶鲁大学名誉教授迈伦·热内尔（Myron Genel）承认：“科学家是一个移动的专业阶层。哪里有支持，他们就会去哪里。”确实，人才大部分流向那些能够提供高收入、或经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 仅仅在1999年，俄罗斯政府就通过了30多个防止“智力流失”的法律文件，其中有联邦法、总统令、政府令和各部门的各类文件。 2002年，在一次讨论增加科研经费问题的会议上，普京总统表示在过去5年内，约有80万名年轻的科研人员离开了国家科研机构，到国外和私人企业供职，政府一定会采取积极的措施。但是，2003年，科学家们的回答是又一次示威。 2004年2月，俄罗斯召开“全国人才会议”，普京亲自主持总统科学和高技术委员会会议，他再次“老生常谈”，从1990年到2002年，俄罗斯科研人员的数量减少了55.2％，政府必须加大投入。 2005年6月30日，俄罗斯新大学校长弗拉基米尔·焦尔诺夫，在莫斯科新闻发布会上声称：俄罗斯人才流失现象严重，对国家造成的损失至少已超过1万亿美元。他警告政府必须尽快采取切实措施，避免人才进一步流失。 发展知识经济人才，吸引、留住以及使用高新技术人才是关键。普京总统意识到遏制人才流失的重要性，承诺加大科研投入，提高科学家待遇。俄罗斯政府预算收入的60%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2005至2006年，政府为青年学者、研究生、大学生和中学生提供了15.5亿卢布的奖励基金，并决定将联邦科技预算3％的资金用于支持年轻学者的研究，扩大青年科学家住宅建设规模，并提供重奖。俄罗斯国家科技奖、联邦政府科技奖和联邦政府青年学者科技奖奖金也从2004年起分别提高到500万卢布、100万卢布和50万卢布。政府计划在2008至2010年间，向科研领域投资约250亿美元，阻止人才外流，重塑俄罗斯在重要科研领域的竞争力。普京也承诺一年内将把科研人员的平均工资从每月2万卢布（约合848美元）提高到3万卢布（约合1272美元）。这对于5年前拿着2700卢布月薪的“诺奖”得主维塔利·金茨堡来说，已不斥天文数字。 在公共治理人才领域，2009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组建了“黄金100”人才库，人选将出任政府的关键职务，以结束公职任命中的用人惟亲、官僚体系腐败现象。此外，克里姆林宫还在建设一个由5000名候选人组成的人才库，他们将出任俄罗斯联邦政府的职位；另外一个由16000名候选人组成的人才库将出任地方政府的职位。 俄罗斯政府日渐重视人才，人才流失也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作为传统意义上奉行严格移民管理政策的非移民国家，光留住人才就够了吗？远远不够，俄罗斯选择“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全方位有针对性地吸引人才。 --针对苏联解体后的人才外流，俄罗斯实施“同胞召回”，吸引在俄获得学历认证的独联体公民来定居，包括教师、工程师和医生等。 --针对高层次人才，除制定海外引才政策和计划，2010年还修改了移民配额限制，将不受移民配额限制的外国公民职业扩大到30个，包括信息自动化生产和机械工程师，生物、物理和微生物专家、公司以及代表处的经理和主管等。 --针对低素质劳动力，大幅度提高准入门槛。 --针对一般性劳动力，普京总统2014年签署法案，规定必须通过俄语水平、历史和法律基础知识等综合测试。 --针对留学生，从2014年起对全日制大学生实行简化办理工作许可手续：雇主不需要获得吸引和使用劳动力的许可。 配套政策是修改《劳动法》，通过《俄罗斯外国人权利法案》修正，逐步简化或取消外国专家的工作配额、移民登记及劳动许可制度，简化移民手续，以便利高层次人才入俄。 这过程中的“大手笔”有2010年3月俄罗斯科教部宣布, 国家将拨款900 亿卢布（约30 亿美元）用以支持高校科研和吸引海外高水平科学家。到2010年7 月报名截止日期为止，科教部已经收到来自全俄罗斯179 所高校的512份引进海外专家的申请。 2014年乌克兰爆发危机，“新冷战”疑云笼罩大国，加之油价崩溃和经济制裁，俄罗斯面临着双重挤压，陷入20年来持续最久的经济衰退中，卢布大幅贬值，居民收入减少，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在2013～2015年也呈急剧下降趋势。 俄联邦移民署的数据显示，2014年共有1.86万俄罗斯人前往欧洲国家。有西方媒体报道称，在制裁下，俄罗斯公司无法获得外国资本，经济和金融领域陷入困境，因此许多企业家和投资者纷纷选择到国外寻找机会。移民署署长康斯坦丁·罗莫达诺夫赶紧出来辟谣，“俄罗斯并不存在大量高技术人才外流问题，数万人离开对俄罗斯来说规模并不大”，“世界各国间争夺科学家的斗争一直在进行，未来也将会持续下去，俄罗斯也参与到这场竞争中。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俄罗斯在国内为外国高技术专家创造了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在美国和欧盟国家也存在专家外流现象。去年来到俄罗斯工作的外国专家数量并不少于前往欧洲国家的俄罗斯人。” 事实果真如此吗？从俄新网的报道中可窥见端倪：著名动画创作人帕维尔·蒙济亚将创作室从莫斯科搬到了塞浦路斯，俄罗斯最大社交网VKontakte创始人帕维尔·杜洛夫辞去了网站CEO职务离开了俄罗斯。俄罗斯副总理奥尔加·戈罗杰茨坦承的确出现了IT等领域高技术人才外流的趋势，在制裁下这些人的收入减少，俄政府在防止资金外流的同时也需控制人才外流。祸不单行，受卢布贬值和俄语考试新规等因素影响，大量外国劳工也陆续撤离俄罗斯。展望未来，俄罗斯的人才吸引力如何大增？这是摆在普京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人才战争 2.0》， 王辉耀、苗绿著，东方出版社。
2019年9月11日 -
印度：告别“人才殖民地” | CCG研究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2019年9月9日 -
以色列：国小才多，能量惊世 | CCG研究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我们要求散居各地的犹大人团结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周围，完成移居和重建的任务，支持后者为实现世世代代的梦想--光复以色列而进行的伟大斗争。 —— 以色列《国家独立宣言》 以色列是一个创新国度，拥有约4000家高科技企业，科技企业密度全球最高，滨临东地中海的特拉维夫更被誉为“中东硅谷”。但因国家小，市场小，这里很难诞生本土大公司，科技成果却可以为别国所用。所以，世界500强公司中有250多家都在以色列建立了研发中心，包括英特尔、微软、IBM、谷歌和惠普等以及我国的海尔、海信。此外，当地还有40多家VC，20多家PE。 这里拥有大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学家 、工程师以及商业人才，在计算机硬软件开发、生物技术、医疗电子、航空航天、太阳能、农业科技和食品加工等领域处于科技最前沿。SAP公司前总裁孔翰宁（Henning Kagermann）在以色列买了一间公司，他说：“除了公司本身，我们购买的还是一个团队，一种以色列的精神状态，这对于我们的公司在全世界的威望是至关重要的。” 我在与顾克文（Edouard Cukierman） 、丹尼尔·罗雅区博士（Daniel Rouach） 合著的《以色列谷》（Israel Valley）一书中探讨了以色列的创新创业精神，认为可以从移民与文化多样性、追求知识和真理以及教育体制中找到一些答案，其中，移民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以色列是在废墟上建立起的国度。在这个连耕地和淡水资源都稀缺的国家，人才是拥有的唯一资源。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以色列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48年建国时仅为2亿美元，但在2015年已经跃至2961亿美元，翻了近1500倍，人均GDP达到32828美元。这里的国土大半是沙漠，但这里的人却因地制宜地研发了无土种植、温室蔬果、土壤改良和滴灌等一系列农业技术，不但奇迹般地解决了粮食问题，还成为世界农业强国。 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先后出现过5次移民高潮，60年间持续不断的移民为以色列增添了数百万犹太人的人口，也带来巨额的投资、先进的科技，进而改变了国家命运。以色列成为世界上合理使用海外人才推动科技创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最成功典范。 数十年来，以色列把吸引犹太人回归效力定为基本国策，给予世界上所有犹太人定居以色列和获得以色列公民权的权利，致力于打造“全球犹太人的家园”。Yoram Yahav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南加州大学，曾任财富500强企业总裁，回到以色列后成为一所科技管理学院的管理者，他深情地说：“以色列人一直梦想回来……真正做出决定是在以色列的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雅法的一个酒会上，享受美丽的地中海日落之后，妻子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不会回美国了！” 吸引犹太人回归给以色列带来巨大效益。20世纪50年代《回归法》的实施，使以色列的犹太人数量从1950年的137万人增长到1998 年的486万人。这些移民中包含大量科技人才，对以色列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48～1989年间，移居以色列犹太人中拥有教授、副教授职称和博士学位的至少有10万人；1990年前后的苏联移民潮又带来了大量高层次人才，1989～1999年约有45万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其中科学家9000名、工程师5万名，按政府培养1名大学生需要投资5万美元计算，这批人的培养投入都接近30亿美元！查看历年数据，还会发现：1922～1998年间以色列犹太人口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呈正相关——在人口增长的高峰阶段，GDP的增速也高于往年。再从行业看，以色列风险投资高度发达与在美国从事风投的犹太人息息相关。在美国上市的首家以色列公司Elscint，便由一位美国犹太裔弗雷德·阿德勒（Fred Adler）扶持。弗雷德在美国金融协会中地位举足轻重，他1985年建立了以色列第一支美式创投基金，并引领以色列风险投资的发展。还有调查显示，20世纪70～80年代到以色列建立研发中心的许多美国公司，最初选定赴以色列时，多数有来自公司内部以色列人的促成。 然而，自2002年以来以色列移民数量呈连年下降趋势。2006年，新移民数量只有1.9万多人，与2005年相比下降了9%，是198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07年，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数为1.44万，而离开以色列到外国定居的犹太人却多达2万人，出现20多年未遇的移民数量负增长现象。 犹太移民减少，不仅仅带来人才的短缺。以色列希伯莱大学人口统计学家塞尔吉奥·佩尔戈拉警告说，截至2005年底，以色列700多万人口中有五分之一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的生育率是2.8%，犹太人的生育率只有1.3%。如果犹太人长期不但不移民进来，还选择离开祖国，会对以色列的人口结构产生影响。未来可能出现拥有人口优势的阿拉伯人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方式，不战而胜地夺取政权 。当然，专家的忧虑只是说明，一旦不再能够吸引全球的犹太人，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军事、科技甚至人口结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以色列在加大力度吸引移民，2014年移民人数增加了10%，是200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15年移民人数首次超过3万，为十几年来首次，新移民中50%的人年龄在30岁以下，19岁以下人数比增长了20%，最年轻的移民只有一个半月大。2015年以色列接收的移民存量有201万人，占总居住人口的24.95%，其中，俄罗斯（11.5万）、美国（7.9万）均为来源大国；移出的约30万，相当于100位以色列人中有3个移民海外。 以色列也致力于提供完善的移民配套措施。点开“移民吸收部”的网站（www.moia.gov.il），可以发现“就业”“住房”“学生注册”等实用信息，方便快捷。以色列还为成年移民提供免费的语言培训，此外，针对不同移民人群制定专门方案，例如，给予移民科学家资金补助和就业帮助，包括初到安置费、前6个月的生活费、前12个月的租房费，并对其求职、工作和转职全程跟踪服务。 “移民吸收部”设立了四种奖学金，大力吸引留学生和科研人员，培养出的理工科人才集聚，吸引了许多大型高科技跨国公司来此建立分公司和研发中心，又进一步吸引犹太精英回国效力，由此形成良性循环。例如，一些原本服务于跨国公司的犹太裔科技精英被派至以色列管理公司事务，包括英特尔以色列研发中心创始人多夫·弗洛曼（Dov Frohman）、谷歌驻以色列研发负责人约勒·马瑞克（Yoelle Maarek）和思科公司的工程架构主管迈克尔·劳尔（MichaelLaor）等。 海外犹太人回以色列创业也是较佳选择。因为这里不仅有科技人才，还有良好的风投机制。1993年，以色列政府启动了著名的“首创计划”（Yozma） ，通过投入巨资设立基金并进行风险投资管理制度设计来扶持风险投资行业。政府成立公司独立管理基金运作，并规定每个首创基金必须联合一家外国机构、一家以色列当地金融机构共同运作，以促进更多的私人部门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自此，以色列的VC投资开始一路高歌猛进至今，成为高科技创业小公司不断涌现的支撑力量。 2016年，以色列移民吸收部（Israel Ministry of Immigrants Absorption）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未来每年移民人数突破5万人的目标。部长齐夫·埃尔金（Ze’ev Elkin）说：“我们有责任，尽一切努力，好好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促进移民吸收，鼓励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只要我们能做到，实现5万人的目标就不会太困难。” 早几个月，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拒绝了接收叙利亚难民的呼声，理由是“以色列是个小国，非常小，没有人口或地理深度”。再早些的2012年岁末，以色列教育电视台“真空”栏目组爆出，卫生部门有计划地胁迫来自非洲“黑色”犹太人——据《圣经·列王记》等典籍记载，为称雄北非—阿拉伯地区的示巴女王与犹太国王所罗门的后代——在前往及抵达以色列后接受避孕注射，“以确保以色列的黑人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些迹象表明，以色列的犹太种族意识极强，更欢迎海外犹太人中的人才回归。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人才战争 2.0》， 王辉耀、苗绿著，东方出版社。
2019年9月4日 -
日本：“再出发”的选择 | CCG研究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日本政府如果希望真正获得外籍顶尖人才，就需要为人才留下扎根提供方便，并允许外籍顶尖人才拥有双重国籍。 —— 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Reona Esaki） 日本二战后曾缔造出“经济奇迹”，至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最大贸易顺差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技术出口国、最大资本输出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是什么让日本变成今天相对“平庸”的国家？ 正如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发起“杰出人才基金会”时的宣言所说，所谓的“经济奇迹”，如无后续的人才从基础上加以有效的支撑，终将落后于世界。而日本今天的相对“平庸”，症结也在于人才。 首先，随着全球生产基地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产业升级后的日本，不像美国那样拥有一半多的世界排名前五十位的大学，仅依靠本土人才和回流的日裔人才，不足以支撑其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上继续前进。 其次，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日本人是目前社会发展的主力，但普遍面临退休后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后继无人的情况。日本还面临着老龄化的危机。据日本总务省2016年6月公布的2015年人口普查的“1%抽样速报”显示，日本15岁以下人口所占比例已跌至历史最低水平12.7%，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则上升至历史最高水平26.7%。据其测算，到2055年，日本总人口将减少到8000万，65岁以上老龄人口约占41%，14岁以下人口占8%。 再者，与许多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日本是一个自身很国际化却并不欢迎国际移民的国家,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拒绝移民进入。由于移民和留学制度的严格和保守，日本并没有吸收多少移民作为补充。截至2015年末，在日外国人数达到223万余人，为历史最高，占总居住人口的不到2%，其中中国人（66.6万）、韩国人（约45万）数最多，菲律宾人数居第三位。 未来，日本的人口比例将呈“倒金字塔”结构，日本公司将面临日益增长的劳动力短缺和职位填补问题，不光生产和服务人员缺少，高素质人才也短缺。2014年经济萧条期间，日本雇主为每100个求职者提供了109个工作岗位。例如，一家东京的手机游戏开发商DeNA反映，当地只有10%的工程师能达到公司要求的水平。另一家公司，日本乐天（Rakuten），运营着本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其工程师80%都来自中国、印度、美国等地。 当前，日本移民部门实质上是在进行“人才准入”。一般来说，如果移民申请人所在公司是大公司，个人能力突出，申请程序会很快通过，如果在小公司结果就很难说。 2012年日本法务省制定了“高级人才积分制度”，吸引高级学术研究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三个领域类别的高级人才，以百分制从学历、工作经历、年收入等评价人才，如果满70分，5年就可以获得原本需要10年才能拿到的永久居住权并享受相关政策优惠待遇。 对于世界顶尖科学家，日本政府一向不吝啬重金和职位，并修改入境管理条例，为“具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外国科技人才提供就业和居住机会，除了没有为人才移民入籍开辟直接通道。但是，由于不承认双重国籍，日本也在逼迫本国科学家离开，2000年，46岁的中村修二（Shuji Nakamura）移居美国，他在日本出生、成长，在日本的大学完成学院和发明成果，201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仅有美国国籍。 在吸引外国优秀留学生方面，日本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起积极鼓励外国留学生来日本学习。2008年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Fukuda Yasuo）又提出“接收30万外国留学生计划”，希望5年内大量增加来日留学生，并计划将留学生在当地的就业率由30%提高到50%。计划实施还算成功，2011年尽管遭受地震影响，留学生依然达到13.8万人。该计划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提高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数量来弥合高技能职位缺口，但大多数学生毕业后依旧没能找到对口工作，许多人仍从事低技能终端服务工作，通常在日本中小公司中，通常这类公司更愿意找外国劳动力签署临时合同。可见教育培训与人才市场需求的落差。 为了进一步吸引人才，2014年6月12日，日本参议院通过新修正案，规定拥有符合资格高级技术的外国人，住满３年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高级技术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企业经营者和大学教授，只要符合一定学历、资历及收入要求，便可以取得居留资格，满３年后可永久居留，也允许其配偶在日本就业以及父母和家庭成员随行。几乎同一时间，日本政府宣布在“国家战略特区”新设窗口，为外国创业者提供创业时所需的行政和民间所规定的手续的统一办理渠道。日本已经先后在东京圈、关西圈、冲绳县、新潟市、兵库县及福冈市6地建设“国家战略特区”，在特区限定的地区内推行试点改革。日本实施这一政策后，外国创业者在日办理注册、税务、养老金等行政手续的时间被缩减到一周左右。该窗口还提供英语服务，构建有助于吸引海外企业的环境。 2009年，我首次出版著作《人才战争》时，曾提出“日本的国情是人多地少，不适合大规模引进外来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但面对着日本国内巨大的人才缺口、老龄化严重、年轻一代数量不足的现实--大和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认为，日本技术型与非技术型劳动力在2015年和2016年会有近一百万的缺口，将导致GDP下降2%或减少860亿美元--我现在认为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的话更有道理：“新加坡也同样面临着低生育率的问题，我们比日本好不到哪里去。但是这两个国家有个本质的区别：新加坡通过接收移民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的人才战争中，日本还等得起吗？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人才战争 2.0》， 王辉耀、苗绿著，东方出版社。
2019年9月3日 -
汉雨生：这一代海归要把中国先进的东西输出去
■汉雨生 燃石医学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2019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第14届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于8月17日在京举办。燃石医学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汉雨生出席并演讲。 汉雨生表示，今天这一代海归，因为同时受到东方和西方双重文化的浸泡，兼容性更强一些。他同时表示，我们总说海归，这代人不是这么感受，以前说海归是把海外比较先进的经验带回来，移为中用的想法。中国发展到这么强大的阶段，再往前看一步，不是单纯地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带出来，而是把中国先进的东西输出去，输出之后大家不要觉得我就不能强大了，而是要全球共享。 以下为文字实录 我们做的是肿瘤精准医疗，狭义解释是用二类基因测试方法，对肿瘤早筛早检和后续精准用药提供更多的指导和检测。说到新经济，精准医疗行业，二类测序和各种疾病结合的行业是非常全新的行业，新到什么程度呢？在美国第一台可以应用于商用的，也就是可以用在人身上进行大规模基因测序的二类测序仪器是2011年底才出来的。 21世纪有可能中国和全世界不仅局限于美国，在全世界会有可能拔得头筹的，生命科学绝对算一个行业，因为它在全球的起步时间都是差不多的，目前无论研发结果、产品质量和品牌在美国Top公司都是可比的。 关于海归经历对此的影响，我从大学到研究生，一直是学生化和分子生物学的，毕业之后就没想在实验室里待着，就到生命科学的工业界做了6年，我工作第四年29岁的时候，做到了美国BioTek Instruments在中国的总经理，那个时候感觉比较空虚。其实出国这件事情，是当时纯粹缺乏方向的一个选择，不知道自己职业方向该往哪里发展，就想去看看世界有多大，就申请去哥伦比亚读了MBA。 读MBA对我最大的影响和冲击，并不是顶级商学院教你的硬知识能力，比如学财务、会计、经济学，这都是硬知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软知识的学习，也就是说在哥大这两年，真正打开了我对世界经济的视野，你看到了企业从创业时该怎么样去做，到成长期要跨过哪些坎儿，等它上市之后如何通过并购和资本运作做大，如何结合资本、技术和人才，这些是让我这两年思考非常多的。 回来之后，我想明白了不做什么，打工这个事儿我不想干了，做咨询真的不是我的兴趣，做投行虽然看起来比较年轻，真正和投行比，30多岁已经较老的年纪了。剩下了无非两个事情，一是投资，二是创业。创业，不能方向还没看清楚就去做的，否则扎得越快这行走得越黑。 所以，开始进入北极光创投，邓锋邓总那儿做医疗投资，二者觉得二代测序和肿瘤精准医疗是个非常大的机会，不仅可以帮助已经患肿瘤的晚期病人通过靶向药延长几年生命，通过早筛早检可以把整个人群寿命再延长5-10年，这时候无论是对经济还是社会的贡献都是巨大的。所以，当时决定做这个事情。在肿瘤行业，中国这边我们是当之无愧的合规做得最好，市场份额做得也是最大，Topline里面我们也是最强。资本市场对我们也是最为青睐的，今年年初融资的一轮是1.2亿美金的融资额度。 这个技术不仅局限于在中国，我们做的东西不仅仅是在中国填补空白，而是可以和全球医药企业竞争的情况。今年年底到明年，我们整个大的战略是做国际化，要到美国、欧洲、南美洲、东南亚，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一些思想并不是打败美国的企业，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会走向全球化，你是国际化的企业，而不是打败谁，大家是同台竞争、扁平化竞争的情况。 我们总说海归，我们这代人不是这么感受，以前说海归是把海外比较先进的经验带回来，移为中用的想法。中国发展到这么强大的阶段，再往前看一步，不是单纯地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带出来，而是把中国先进的东西输出去，输出之后大家不要觉得我就不能强大了，而是要全球共享。 今天这一代海归，因为同时受到东方和西方双重文化的浸泡，兼容性更强一些，也不像美国政客的相比特别强权这种，我们认为，更应该在全球文化、技术方面的认同。我们特别想做到，又觉得不太容易做到的，就是你如何影响中国在政府层面，大家全球化思维的接受，还是比较容易以中国为中心，在美国以美国为中心，很容易两方面互不相让，如何求同存异，把事情做得非常有影响力不容易。CCG做的事情让我非常惊讶。技术越来越全球化，而且生命科学两个最大的引擎就是中国和美国，其他国家创新和应用能力都远远不如这两个国家。在科技和文化两个翅膀下心怀天下。 文章选自新浪网，2019年8月17日
2019年8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