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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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再出发”的选择 | CCG研究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日本政府如果希望真正获得外籍顶尖人才，就需要为人才留下扎根提供方便，并允许外籍顶尖人才拥有双重国籍。 —— 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Reona Esaki） 日本二战后曾缔造出“经济奇迹”，至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最大贸易顺差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技术出口国、最大资本输出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是什么让日本变成今天相对“平庸”的国家？ 正如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发起“杰出人才基金会”时的宣言所说，所谓的“经济奇迹”，如无后续的人才从基础上加以有效的支撑，终将落后于世界。而日本今天的相对“平庸”，症结也在于人才。 首先，随着全球生产基地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产业升级后的日本，不像美国那样拥有一半多的世界排名前五十位的大学，仅依靠本土人才和回流的日裔人才，不足以支撑其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上继续前进。 其次，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日本人是目前社会发展的主力，但普遍面临退休后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后继无人的情况。日本还面临着老龄化的危机。据日本总务省2016年6月公布的2015年人口普查的“1%抽样速报”显示，日本15岁以下人口所占比例已跌至历史最低水平12.7%，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则上升至历史最高水平26.7%。据其测算，到2055年，日本总人口将减少到8000万，65岁以上老龄人口约占41%，14岁以下人口占8%。 再者，与许多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日本是一个自身很国际化却并不欢迎国际移民的国家,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拒绝移民进入。由于移民和留学制度的严格和保守，日本并没有吸收多少移民作为补充。截至2015年末，在日外国人数达到223万余人，为历史最高，占总居住人口的不到2%，其中中国人（66.6万）、韩国人（约45万）数最多，菲律宾人数居第三位。 未来，日本的人口比例将呈“倒金字塔”结构，日本公司将面临日益增长的劳动力短缺和职位填补问题，不光生产和服务人员缺少，高素质人才也短缺。2014年经济萧条期间，日本雇主为每100个求职者提供了109个工作岗位。例如，一家东京的手机游戏开发商DeNA反映，当地只有10%的工程师能达到公司要求的水平。另一家公司，日本乐天（Rakuten），运营着本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其工程师80%都来自中国、印度、美国等地。 当前，日本移民部门实质上是在进行“人才准入”。一般来说，如果移民申请人所在公司是大公司，个人能力突出，申请程序会很快通过，如果在小公司结果就很难说。 2012年日本法务省制定了“高级人才积分制度”，吸引高级学术研究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三个领域类别的高级人才，以百分制从学历、工作经历、年收入等评价人才，如果满70分，5年就可以获得原本需要10年才能拿到的永久居住权并享受相关政策优惠待遇。 对于世界顶尖科学家，日本政府一向不吝啬重金和职位，并修改入境管理条例，为“具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外国科技人才提供就业和居住机会，除了没有为人才移民入籍开辟直接通道。但是，由于不承认双重国籍，日本也在逼迫本国科学家离开，2000年，46岁的中村修二（Shuji Nakamura）移居美国，他在日本出生、成长，在日本的大学完成学院和发明成果，201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仅有美国国籍。 在吸引外国优秀留学生方面，日本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起积极鼓励外国留学生来日本学习。2008年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Fukuda Yasuo）又提出“接收30万外国留学生计划”，希望5年内大量增加来日留学生，并计划将留学生在当地的就业率由30%提高到50%。计划实施还算成功，2011年尽管遭受地震影响，留学生依然达到13.8万人。该计划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提高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数量来弥合高技能职位缺口，但大多数学生毕业后依旧没能找到对口工作，许多人仍从事低技能终端服务工作，通常在日本中小公司中，通常这类公司更愿意找外国劳动力签署临时合同。可见教育培训与人才市场需求的落差。 为了进一步吸引人才，2014年6月12日，日本参议院通过新修正案，规定拥有符合资格高级技术的外国人，住满３年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高级技术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企业经营者和大学教授，只要符合一定学历、资历及收入要求，便可以取得居留资格，满３年后可永久居留，也允许其配偶在日本就业以及父母和家庭成员随行。几乎同一时间，日本政府宣布在“国家战略特区”新设窗口，为外国创业者提供创业时所需的行政和民间所规定的手续的统一办理渠道。日本已经先后在东京圈、关西圈、冲绳县、新潟市、兵库县及福冈市6地建设“国家战略特区”，在特区限定的地区内推行试点改革。日本实施这一政策后，外国创业者在日办理注册、税务、养老金等行政手续的时间被缩减到一周左右。该窗口还提供英语服务，构建有助于吸引海外企业的环境。 2009年，我首次出版著作《人才战争》时，曾提出“日本的国情是人多地少，不适合大规模引进外来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但面对着日本国内巨大的人才缺口、老龄化严重、年轻一代数量不足的现实--大和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认为，日本技术型与非技术型劳动力在2015年和2016年会有近一百万的缺口，将导致GDP下降2%或减少860亿美元--我现在认为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的话更有道理：“新加坡也同样面临着低生育率的问题，我们比日本好不到哪里去。但是这两个国家有个本质的区别：新加坡通过接收移民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的人才战争中，日本还等得起吗？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人才战争 2.0》， 王辉耀、苗绿著，东方出版社。
2019年9月3日 -
汉雨生：这一代海归要把中国先进的东西输出去
■汉雨生 燃石医学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2019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第14届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于8月17日在京举办。燃石医学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汉雨生出席并演讲。 汉雨生表示，今天这一代海归，因为同时受到东方和西方双重文化的浸泡，兼容性更强一些。他同时表示，我们总说海归，这代人不是这么感受，以前说海归是把海外比较先进的经验带回来，移为中用的想法。中国发展到这么强大的阶段，再往前看一步，不是单纯地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带出来，而是把中国先进的东西输出去，输出之后大家不要觉得我就不能强大了，而是要全球共享。 以下为文字实录 我们做的是肿瘤精准医疗，狭义解释是用二类基因测试方法，对肿瘤早筛早检和后续精准用药提供更多的指导和检测。说到新经济，精准医疗行业，二类测序和各种疾病结合的行业是非常全新的行业，新到什么程度呢？在美国第一台可以应用于商用的，也就是可以用在人身上进行大规模基因测序的二类测序仪器是2011年底才出来的。 21世纪有可能中国和全世界不仅局限于美国，在全世界会有可能拔得头筹的，生命科学绝对算一个行业，因为它在全球的起步时间都是差不多的，目前无论研发结果、产品质量和品牌在美国Top公司都是可比的。 关于海归经历对此的影响，我从大学到研究生，一直是学生化和分子生物学的，毕业之后就没想在实验室里待着，就到生命科学的工业界做了6年，我工作第四年29岁的时候，做到了美国BioTek Instruments在中国的总经理，那个时候感觉比较空虚。其实出国这件事情，是当时纯粹缺乏方向的一个选择，不知道自己职业方向该往哪里发展，就想去看看世界有多大，就申请去哥伦比亚读了MBA。 读MBA对我最大的影响和冲击，并不是顶级商学院教你的硬知识能力，比如学财务、会计、经济学，这都是硬知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软知识的学习，也就是说在哥大这两年，真正打开了我对世界经济的视野，你看到了企业从创业时该怎么样去做，到成长期要跨过哪些坎儿，等它上市之后如何通过并购和资本运作做大，如何结合资本、技术和人才，这些是让我这两年思考非常多的。 回来之后，我想明白了不做什么，打工这个事儿我不想干了，做咨询真的不是我的兴趣，做投行虽然看起来比较年轻，真正和投行比，30多岁已经较老的年纪了。剩下了无非两个事情，一是投资，二是创业。创业，不能方向还没看清楚就去做的，否则扎得越快这行走得越黑。 所以，开始进入北极光创投，邓锋邓总那儿做医疗投资，二者觉得二代测序和肿瘤精准医疗是个非常大的机会，不仅可以帮助已经患肿瘤的晚期病人通过靶向药延长几年生命，通过早筛早检可以把整个人群寿命再延长5-10年，这时候无论是对经济还是社会的贡献都是巨大的。所以，当时决定做这个事情。在肿瘤行业，中国这边我们是当之无愧的合规做得最好，市场份额做得也是最大，Topline里面我们也是最强。资本市场对我们也是最为青睐的，今年年初融资的一轮是1.2亿美金的融资额度。 这个技术不仅局限于在中国，我们做的东西不仅仅是在中国填补空白，而是可以和全球医药企业竞争的情况。今年年底到明年，我们整个大的战略是做国际化，要到美国、欧洲、南美洲、东南亚，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一些思想并不是打败美国的企业，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会走向全球化，你是国际化的企业，而不是打败谁，大家是同台竞争、扁平化竞争的情况。 我们总说海归，我们这代人不是这么感受，以前说海归是把海外比较先进的经验带回来，移为中用的想法。中国发展到这么强大的阶段，再往前看一步，不是单纯地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带出来，而是把中国先进的东西输出去，输出之后大家不要觉得我就不能强大了，而是要全球共享。 今天这一代海归，因为同时受到东方和西方双重文化的浸泡，兼容性更强一些，也不像美国政客的相比特别强权这种，我们认为，更应该在全球文化、技术方面的认同。我们特别想做到，又觉得不太容易做到的，就是你如何影响中国在政府层面，大家全球化思维的接受，还是比较容易以中国为中心，在美国以美国为中心，很容易两方面互不相让，如何求同存异，把事情做得非常有影响力不容易。CCG做的事情让我非常惊讶。技术越来越全球化，而且生命科学两个最大的引擎就是中国和美国，其他国家创新和应用能力都远远不如这两个国家。在科技和文化两个翅膀下心怀天下。 文章选自新浪网，2019年8月17日
2019年8月26日 -
汪维纲：海归回国发展大有前途
汪维纲，智联招聘集团副总裁 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2019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第14届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于8月17日在京举办。智联招聘集团副总裁汪维纲出席并演讲。 汪维纲表示，海归对中国人情社会不太能适应，和国外不太一样，需要重新适应的过程。所以，海归回来必须要进行“淡水养殖”，淡水养殖工作没有做好的话，无法适应这片蓬勃发展的热土。 他介绍道，他们刚刚和智库做的调研发现，海归回国的最大理由，占2/3的是方便与亲朋团聚；第二个理由占40%的是，因为国内经济发展很好；27%的比重是，国外经济环境不好，或者经济环境对发展不利。新一代的海归其实很现实的，真正选择回国报效祖国的不到10%，这是很现实的选择。 他表示，和老一代的海归不太一样，回国的人多了，大家都有一个问题，任何东西供给多了，稀缺性就少了，海归是不是也有通货膨胀，以前是个海归就觉得惊喜，大家觉得是宝贝，现在变成“大陆货”了。 以下为发言实录 我来自智联招聘。智联招聘1994年成立，在二十多年发展历程中已经成为全中国最大的招聘网站，一边我们有将近2个多亿的人才，另一边是几百万到几千万的雇主，今天碰到很多朋友要么是我们的客户，要么是我们的用户，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分享。过去二十多年我们也是海归回来发展就业、创业的见证者和重要参与者，目前已经成为大多数年轻海归回国发展主要入口之一，因为我们拥有这么大量的数据和洞察，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刚才大家谈了很多政策方面的东西，我们谈谈政策之外的，中国对海归优待程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高，连注册公司都不需要钱。数据来看，和几十年前相比，现在有将近85%的海归毕业之后都愿意回来，已经成为主流，以前可能是少数人会回来，现在不回来的是少数了。 细看他们回来的理由很有意思，我们刚刚和智库做的调研发现，最大的理由，占2/3的是方便与亲朋团聚；第二个理由占40%的是，因为国内经济发展很好；27%的比重是，国外经济环境不好，或者经济环境对我们发展不利。新一代的海归其实很现实的，真正选择回国报效祖国的不到10%，这是很现实的选择，和老一代的海归还不太一样，回国的人多了，大家都有一个问题，任何东西供给多了，稀缺性就少了，海归是不是也有通货膨胀，以前是个海归就觉得惊喜，大家觉得是宝贝，现在变成“大陆货”了。 我们做了很多洞察分析发现，不能单纯按平均数看海归是更值钱还是更不值钱了，比如华为愿意花200万甚至以上年薪去吸引天才少年，大学还没有毕业或毕业生来为他们的人工智能、5G时代储备人才，热得不得了，他们花的钱比Apple、Google、微软高50%，但大量海归回来之后找不到工作，最惨的，听到找了6个月找不到工作，价已经砍到比国内院校学生低50%还是没有人要。我们看到的是两极分化的世界，和过去不一样，不是所有的海归吃香或不吃香的问题。 在中国市场上无论是创业家还是投资人，或者雇主怎么看我们海归的，我们也做了调查，他们认可中国新一代海归占比最高的是他们跨文化沟通能力，这对很多要出海的企业或者愿意走出去的企业非常受欢迎的，他们非常认可的；二是国际化视野，毕竟见多识广，比只知道本土市场的学生要好一些；三是他们适应异地生活的能力，这是很惊喜的，他们单独在国外生活的能力；四是他们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这比国内的学生强。这是我们得到市场认可的新一代海归差异化优势。 事物都有两个分析，我们看看不太认可的或者这些海归的劣势是什么？第一，对中国市场的不了解，对市场的形势、客户需求不了解。第二，他们对于自己回国之后的职业发展没有什么规划，比如我先回来再说，国家倡导创业，我就先回来创业，我就找个园区先创业。这无论雇主或投资人、市场都不太认可这个，你自己没有想清楚，只是为了回来而回来，这个意义不大。第三，他们认为海归其实连时间都错过的，回来时间太晚了，很多大公司校招，找工作的时间是有错配的，最多的是“早点来找工作就好了”。第四，对中国人情社会不太能适应，和国外不太一样，需要重新适应的过程。所以，海归回来必须要进行“淡水养殖”，淡水养殖工作没有做好的话，无法适应这片蓬勃发展的热土。 从我们观察来看，海归回国发展大有前途；二是中国扶持政策已经足够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自身要努力，要寻找市场差异化优势；三是做好淡水养殖工作，能更好融入这片热土。智联招聘过程中会持之以恒帮助海归进行更好发展。谢谢大家！ 文章选自新浪网，2019年8月17日
2019年8月22日 -
CCG研究 | 国际移民缘何跨国迁徙?
追求更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天性和自然权利。千百年来，人类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而迁移。促使人们迁移的因素有很多，出国留学、确保子女有更美好的未来、在更宜人的环境中居住或是与海外的亲人朋友团聚等，都可以是促使人们迁移的因素，总体目标是为了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以获得更好的生活。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迁移并非出于自愿选择，而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被迫离开家园，例如逃避迫害的难民、遭受冲突或自然灾害的人们以及非法贩运的受害者。对于那些自愿选择迁移的人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如果迁移他们是否会感到更加幸福，生活是否会比从前更加美好？影响国际移民迁移的主要因素可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人口发展不平衡和老龄化增加了移民需求 世界人口发展不平衡的趋势和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使世界劳动力供需矛盾日趋加剧，这是影响国际移民迁移的重要因素。 许多高收入国家生育率降低、人均寿命延长，劳动力不足；而中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富余导致就业竞争压力过大，就业不充分，造成了发达国家移民局—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移民管理与服务体系国家和地区与国家和地区之间劳动力供求失衡，刺激了国际移民行为的发生。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到2050 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口所占比例将进一步上升，占全球总人口的86.5%，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则下降到13.5%。这种此消彼长的人口增长态势，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劳动力供需不平衡加剧，形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劳动力供需的互补的强烈需求，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移民。 此外，大部分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也使得其对外籍劳工的需求大幅增加。国际劳工组织2005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成为老龄社会。尤其是西欧发达国家，其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劳动力短缺更为严重，这些国家对于国际移民的需求更突出。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老龄化世界：2015 国际人口报告》 (An Aging World: 2015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Reports) 显示，2015 年，全球有6.17亿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到2050年全球将有94个国家的老龄化人口占比超过21%，其中有39 个国家的老龄化比例达28%以上。根据日本2015年人口调查，当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例为26.7%，为工业化国家中最高水平，比2010年提高近4个百分点。同期，意大利和德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为22.4% 和21.2%。老龄化使发达国家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作为生产力要素中最不可缺少的因素，劳动力短缺会直接制约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了缓解劳动力短缺状况，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放宽对国际移民输入准入标准，修订或实行了鼓励国际移民输入的政策和法律法规，鼓励国外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进入，弥补本国和地区劳动力不足。 （二）双重劳动力市场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增加了移民机会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发达国家出现资本密集型的高效高收入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密集型的低效低收入劳动力市场并存的双重劳动力市场，而且其服务业占比的增加则使其需求更多低效低收入的劳动力。由于高端人才的不足以及当地居民不愿进入低效低收入劳动市场，发达国家不得不靠外来移民来填补空缺。 文化发展的差异性是促进国际移民的重要原因。一直以来世界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学习借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当今世界，文化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和财富，是各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谁拥有了先进文化，谁就掌握了全球文化发展中的主导权。世界各个民族创造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灿烂文化，对其他民族的人们都有着独特的吸引力，这是产生国际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来华留学生为例，有大约10%的来华留学生是因为对神秘的东方文化的痴迷才来中国留学的。 （三）发展机会的差距增加了移民的动力 国与国之间生活水平和发展空间的差异如同磁石，吸引着移民向生活水平更高或者经济增长更快、就业机会更多的国家迁移。移民追求的首要目标就是更好的工作机会与收入回报。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生产体系的结构重整拉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加剧了国家之间生活发展水平的差距。通过跨国迁徙改善个人生活水平和发展空间，实现个人理想，是众多普通民众进行跨国迁徙的基本原因。 （四）经济危机刺激国际移民流动 经济危机的发生，是刺激国际移民流动的重要因素。例如，2008年的经济危机对移民流动影响深远，2010—2013年国际移民年均增量为600万人，较2000—2010年的年均量增加了240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危机下移民跨国流动加速，如图1—1 所示。 图1—1 世界年均移民情况 资料来源： 根据UNDESA Popula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3,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3 资料整理 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遭受经济重创的国家，例如希腊和西班牙，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迁出现象。而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如德国、英国，则吸引了更多的南欧和东欧移民。如图1—2 所示。 图1—2 2010—2012 年欧洲国家净移民数量资料来源：根据Shawn Donnan: “The Numbers Game,”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2, 2014 资料整理 （五）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的国际差距形成推力 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缓慢，法治无力，腐败盛行，优质教育和医疗服务匮乏，成为促使国际移民迁移的“推力因素”。一般来讲，人们都有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经济不景气和市场不稳定的影响并远离政治危机和其他风险的意识。在政府无力提供保护时，人们会选择国际迁徙的方式来逃离危机。如非洲、中东和中亚的战乱和冲突形成了大量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就是政府管理不力导致国际迁移的典型案例。 （六）生态环境压力促使移民跨国迁移 近年来，很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土地沙漠化、石漠化和水土严重流失等环境问题，使当地部分地区生态系统退化，人类难以居住和生存，加上由于全球变暖而逐渐出现的海平面上涨，环境变化也可能促使大量移民跨国迁徙。自然灾害引起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也是人类国际迁徙的重要原因。例如，在中国，不断加剧的雾霾天气成为中国富裕人群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生活环境宜人的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七）移民网络与移民文化形成带动作用 移民在移居国通过血缘、乡缘等形成一系列的移民人际关系，从而形成有机的移民网络，推动移民潮的不断扩大。通过移民网络，可以帮助尚未移民的人更准确更有效地获取移民信息，降低移民成本。这样一种移民网络发展到一定阶段，可能进一步向外拓展，形成新的移民文化，并对移民网络内其他人产生影响和带动作用。例如中国福建、广东有些地区的居民移民海外后在当地形成移民关系网， 这种网络对带动形成新移民有很大作用。 （八）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助推国际移民迁移 科技进步为国际移民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便利条件。互联网、电子邮件、卫星电视、手机和廉价的国际电话等现代通信手段，使全球的互联互通性进一步增强，“缩短”了世界各地的距离，为国际移民快速迁徙提供了通信条件。人们借此可以及时了解世界各地的发展差距和国外工作机会信息，这增加了国际旅行的便利性，降低了旅行费用，帮助人们将国际迁徙的“渴望和冲动”变为现实。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国家移民局：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移民管理与服务》， 王辉耀、苗绿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年8月8日 -
CCG研究 | 国际移民是全球化未来发展的趋势
从货物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再到人才全球化，世界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而在这一进程中，人员的跨国流动趋势已不可逆转。当前，世界经济又走到一个关键当口，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压力，致使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措施，吸引国际人才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活力，“人才战争”愈演愈烈。根据联合国最新报告，2015年，全世界约有2. 44亿人在出生国以外生活与工作，占世界总人口的3.3%，其中71%流向高收入国家；72% 处于20岁至64岁工作年龄区间。 国际移民已经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客观事实，也是未来发展趋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国际移民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绕不开的话题。2016年7月25日，联大当天通过决议，批准了《联合国同国际移民组织间关系协定》的决议草案，同意国际移民组织成为联合国系统的相关机构。2016年9月19日，联合国大会在纽约总部召开解决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问题高级别会议，成为联合国在移民和难民问题方面举行的最高级别会议，国际移民管理成为联合国的重要议题。中国作为重要的移民输出国，截至2015 年，在海外居住的中国公民达954万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度也不断加大。截至2015年，共有97. 8万外籍人员在中国发展。英国汇丰集团2017年《移居国外工作者全球报告》显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目前处于汇丰全球职业发展排行的世界第二，27500名外籍受访者中认为中国大陆提供强有力就业前景的人高达70%。 随着国际形势快速变化，欧洲难民危机带来的困境加剧，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禁穆令”，意将改革H-1B签证制度和移民制度，国际形势的变化，或将促动大量国际高端人才涌向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而这些人才无论是作为中国应对老龄化的“人口红利”，还是作为中国创新发展的“人才红利”，都是宝贵的财富。内外因素的推动下，中国将成为重要的国际移民输入国，国际移民总数将保持持续快速发展。 面对新时代下的新形势，中国积极借鉴国际优秀经验，主动参与国际移民管理。2016年6月，中国正式加入国际移民组织（IOM），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国，与其他成员国共同参与移民问题的全球治理，推动移民领域的国际合作。之后不久，笔者递交的《关于成立国家移民局的建议》受到习近平、李克强、张高丽、栗战书、王沪宁等中央领导批示，加快了国家移民局建立的进程。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交了机构改革方案，正式提出拟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3月17日，全国人大正式通过提案，国家移民管理局进入组建程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应该如何通过移民局更好地管理移民？应该怎样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移民管理与服务体系？ 事实上，2015年开始，我国已经开始搭建移民管理制度框架。中央层面，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2015年6月9日，公安部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同年9月1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和创新。2016年11月17日国家外专局印发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试点实施方案》将“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和“外国人入境就业许可”将整合为“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外国人来华工作由原申办外国专家证、外国人就业证改为统一申办外国人工作许可证。2017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审议通过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方案》，指出“要围绕服务国家人才发展战略，回应社会关切，在优化证件设计、改造信息系统等方面推进改革，着力解决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可识验和便利化问题，推动永久居留外国人在华资格待遇落实”。 地方政府层面，自2015年以来，公安部在上海、北京、福建、广东等重点地区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涉及外国人签证、停留居留证件、永久居留证签发等突破性的出入境政策措施。推出了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出入境政策措施；2015年7月，上海发布了《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2016年年底推出了公安部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出入境政策“新十条”。2016年1月份，公安部发布“支持北京创新发展20 项出入境政策”，在为外籍高层次人才开设“绿卡”直通车、外籍华人申请“绿卡”、外籍华人申请5年长期居留、允许境外学生来华实习、简化申办材料、缩短审批流程等方面实现了突破。不管是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如推动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呼吁建立国家移民局等，还是地方层面的政策创新，笔者与全球化智库（CCG）的同事们，都有深入参与，尤其是北京、广东相关政策的出台，我们几乎全程参与。这为我们开展本书的研究工作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与此同时，近10年来，我们在国际移民管理研究领域不断深耕。2008年成立伊始，全球化智库（CCG）就开始关注国际移民相关问题的研究，协助相关部委开展完善“绿卡”制度、签证制度等方面的课题研究，为推动中国“绿卡”制度的完善、“绿卡”待遇的提升做了大量的工作，也直接推动了“人才签证”的出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断积累，相继出版了《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等蓝皮书，翻译出版了《世界移民报告2013》《世界移民报告2015》，出版了《移民潮 中国怎样留住人才》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China Status, Policy and Social Responses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Migration等书籍，对国际移民现状、问题等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关于国际移民管理的政策都有突破，但是，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国际移民管理体系的系统研究。随着对国际人才引进力度的加大，国内对国际移民的关注度急剧上升，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移民管理也越来越重视。作为中国建立移民局、移民管理体系的倡导者，也作为国际移民管理政策的研究者和推动者，顺应国家发展需要，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对国际移民管理经验进行系统的梳理，同时把前期的研究积淀和实践推动结合起来，系统分析中国国际移民管理的基础和现状，提出中国构建国家移民局的总体思路和框架，为中国国家移民局的建设提供参考。 本书可以说是第一本系统梳理国际移民管理经验的书籍，也是第一本全面系统地论述如何构建中国国家移民局的图书。在翔实的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本书第一部分介绍了国际移民的定义、国际移民的动因、国际移民涌动的态势，引导读者思考国际移民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如带来人力资源、技术、创业和就业等方面的作用，也带来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等影响。第二部分阐述了移民管理体系的总体内容，介绍了四大洲的七个主要代表性国家（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的移民管理体系及移民局的架构，总结不同类型国家移民管理体系的特点及其可借鉴之处。第三部分总结了中国国际移民的现状及其对中国发展的作用，梳理了现有的针对国际移民管理的相关政策体系，分析未来中国吸引国际移民的形势和面临的挑战，最后从法律设计、机构设计、制度设计、配套政策环境等方面考虑如何建设国家移民局，搭建中国国家移民管理体系。希望本书能为国家领导层提供决策参考，也能为国际人才、国际移民领域的政府工作人员、研究人员、从业者和将移民中国的人才群体提供宏观视角。 过去10 多年，笔者一直致力于国际人才研究。看到我国在推进移民制度完善、建设国家移民局等方面的实质性进展，真的非常欣慰。移民跨国流动、国际人才共享，将是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全球化智库（CCG）对移民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对中国制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保护中国海外移民权益、提升国际移民治理的话语权等方面将有帮助和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编写此书的根本出发点。 在开发“移民红利”方面，推进得最快的无疑是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结合我国的国情，德国的经验值得借鉴—德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历史上非常注重日耳曼血统，对外国人入境和工作的控制十分严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移民还只占人口总量的1% 左右。20 世纪末，德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出生率负增长、高科技人才短缺的现象。政府不得不考虑长远社会和经济发展利益，开始有条件地引进高科技人才，并在移民问题上有所松动。2013 年，按照联合国的统计，居住在德国的移民已高达984. 5 万，占到了德国总人口的11.9%，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俄罗斯的第三大移民接收国，移民对于德国的经济增长和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德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加剧，引入专业人才保持经济竞争力已经成为德国社会共识。 改革开放40 年来，我国破除国内人口流动的户籍、身份等障碍，带来了国内人口流动的红利；未来的30 年，中国要从依靠“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转向依靠“人才红利”的发展模式，充分释放“人才红利”。笔者在2009 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中提出，人才的红利，不单单是13 亿中国人的人才红利，而是需要把目光从国内转向世界，从70 亿人口中寻找我们需要的人才，让全世界的高端人才和我们一同共筑“中国梦”，要让世界每一个人都知道：“中国梦”不单单是“中国人的梦想”，也是吸引全世界人才来中国的“中国梦”，是让全球人才愿意也能够来到中国发展，愿意也能够到中国安家的梦想；是一个让全球有才之士能在中国发挥才能、获得机会、奋斗致富的梦想。 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外国专家座谈会上指出，“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国家对外开放，必须首先推进人的对外开放……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更加积极主动地引进国外人才……”此后，习近平主席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国际人才的重要性。如今，国家移民局建立，将加快制定能让国外人才来华发展、安家、成为“新中国人”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移民制度，推动“有志于来华发展的外国人才来得了、待得住、用得好、流得动”，促进他们主动参与中国的发展。这对中国和平崛起、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是为序。 王辉耀 苗绿 2018 年3 月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国家移民局：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移民管理与服务》， 王辉耀、苗绿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年8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