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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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晶：在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推进包容性增长
专家简介
2017年7月5日 -
王元丰：新工业革命来了，制度须跟上
王元丰：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部副部长,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了，并且非常快地全面走进我们的家庭、工厂等方方面面。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说，以前的几次工业革命准确说应该叫“演化”，因为从兴起到全面开展要几十年的时间。而这次的工业革命是真正的“革命”，如海啸一般，你刚刚看到一点迹象，大潮马上就到了。 面对如此迅猛的革命，我们该怎样应对呢？很多人首先想到要发展技术，因为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等科技引领的革命，带来了新的产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但尽管如此，新工业革命发展带来的影响，却不是靠发展技术能完全应对的。制度的变革和创新非常必要。 首先，在政府、企业和机构内部管理层面要有制度创新。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代表，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对每个社会基本单位的业务都在造成影响。这就要求各个单位的管理模式、管理思路发生重要改变，以适应技术进步。比如大规模在线教育的应用，就对学校的管理制度造成挑战。怎样管理好这种新的教学方式，让教育与学习更有效果，传统的“教务处式”教学管理以及对师生的管理模式都要改变。 其次，在宏观的国家政策、法规和法律层面要有新的安排。以无人驾驶为例，其实从技术上看已经基本成熟。2016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著名科技杂志《连线》上说：“这项技术已经基本成熟。”而且很多技术专家和相关公司的高管都发表过相同观点。那么，无人驾驶汽车为什么还没有大规模上路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有法律的限制。各国道路交通法允许无人驾驶汽车上路行驶吗？无人驾驶汽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责任该怎样认定？这些法律问题的解决，才能为技术产品的应用创造空间。 2017年5月12日，德国联邦参议院投票通过该国首部关于自动驾驶的法律规定，允许自动驾驶汽车在特定条件下代替人类驾驶。这使德国成为世界首个制定无人驾驶汽车法律的国家。法律明确规定，配有自动驾驶系统的汽车内将安装类似“黑匣子”的装置，记录系统运作、要求介入和人工驾驶等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以明确交通事故责任。如果事故发生在人工驾驶阶段，则由驾驶人承担责任;如果发生在系统运作阶段，或由于系统失灵酿成事故，则由汽车制造商承担责任。 那么，是不是做了相关的制度创新，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就能够从容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了呢？还不够!新工业革命将对社会结构和关系造成影响，国家还需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在看到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新的舒适和便利的时候，更要关注那些由于技术创新受到负面影响和冲击的人。比如，由于机器人的应用，很多工人要失业了，由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不少白领面临再就业的挑战。 另外，新工业革命或将进一步拉大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导致一些人占据社会过多的资源。美国哈佛大学丹尼·罗德瑞克教授等提出，政府要全面参与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阶段，在科技创新产品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同创新的企业家一起承担创新的风险，分享创新收益，然后再把创新的经济成果分配给大众。他建议应该像当年做好社会保障建成“福利国家”那样，从更深的层面调整政府支持创新的做法，避免科技企业家成为创新寡头。 虽然上面的这些建议和思考还存在很大争议，但是这样的思考和探索值得社会各界，尤其是政策和法律制定者参与其中，为人类的未来做好制度准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工业革命与其说是技术革命，不如说是一场制度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发生，诺斯认为得益于英国的社会制度。有限责任公司制度、金融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英国的民主制度，使得珍妮纺纱机、瓦特蒸汽机引导的新技术革命在英国发生，进而带动工业革命，从而使人类迈上工业化道路，开启现代化进程。现在，人类又处在新工业革命前夕，只有做好制度变革和创新，工业革命才能像过去几次一样，造福人类，彰显文明的光彩! 文章选自环球网，2017年7月4日
2017年7月5日 -
丁一凡：西方话语霸权下的中国民主的“内在理路”
【谈及“民主”这个概念，必然涉及到民主的定义和解释问题。无疑，目前欧美发达国家掌握了民主的“认证权”。随着中国和平崛起和“多元文化”理念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挑战，我们能否建立起自己的民主解释体系？其他发展中国家又面临着何种局面？对此，观察者网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先生进行了采访。】
2017年7月5日 -
崔洪建：英欧强弱易位形势尴尬
专家简介 崔洪建，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用英剧《唐顿庄园》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大概最能形容特雷莎﹒梅首相在英国大选前后的心情了：在宣布提前大选之前，她坚信“没有翻不了的山”，但在选举结束后，她才发现结果是“没有沉不了的船”。在脱欧公投整整一年后，英吉利海峡两岸新近发生的政治变化，将脱欧前景拖入了新的迷茫。“硬脱欧”还有戏吗？ 似乎是为了避免观众对这幕政治大戏产生审美疲劳，提前大选导致保守党政府陷于弱势，“精明干练”的梅姨形象一落千丈，梅式“硬脱欧”路线也难以为继，英国国内更重新陷入“硬脱”还是“软脱”甚至“不脱”的巨大争议之中。 一招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梅首相初衷本来是要通过国内政治洗牌来“强势”主导“稳定”脱欧，但她眼下的当务之急却成了平衡党内各派政治势力以确保领导地位，还要拉拢来自北爱尔兰的统一民主党来保住其执政地位。尽管由于党内分歧而颇费周折，保守党最终还是和统一民主党达成了合作协议，但其代价是需要为北爱地方建设增支10亿英镑来换取对方在脱欧等议题上的支持，而且这份“权益婚姻”的保质期仅仅两年。 作为原本不起眼的地方小党，统一民主党在和保守党的联姻中以维护北爱尔兰地方利益为优先，即便在脱欧问题上也以确保与爱尔兰之间特殊联系和其农业利益为优先，这不仅将大大削弱英国的脱欧谈判立场，还将在苏格兰独立公投问题暂时消解的背景下，以另一种方式将脱欧进程中英国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凸显出来。此外，梅将在党内面对更大的分歧和政治风险，将在议会面对一个更加强势和人气不断上升的工党，因此从强势走向妥协，从进攻转入防御，将是国内政治形势变化下英国政府在脱欧谈判中的唯一可行的选择。 而在英吉利海峡对岸，马克龙在法国的强势崛起被欧盟解读为“支持一体化力量的胜利”，并将其作为鼓舞士气和收拢人心的手段，使得欧盟其他成员国显示出在脱欧谈判上的强硬立场。与之前梅抛出“硬脱欧”方案的咄咄逼人和欧盟忙于关注法国大选的仓皇内顾不同，此刻英欧之间在谈判筹码上强弱易势，欧盟掌握了谈判主动权，脱欧前景朝着有利于欧盟的方向变化。向英方索取高达600亿到1000亿欧元的“分手费”、确保欧盟在英公民权益以及解决英爱边界问题成为欧盟设定的谈判议程，英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大大下降，不仅在之前坚持的脱欧与新贸易安排谈判同时进行的议程问题上很快败下阵来，就连梅忍痛在“保障欧盟在英公民权益”问题上做出的“巨大让步”，也被欧盟方面认为“不值一提”。 但脱欧谈判形势也绝不像看上去那样对欧盟绝对有利，现在已经有人开始担心：如果一个弱势的英国政府，受制于国内纷纷扰扰的政治和舆论压力难以做出政治决断，而欧盟出于对内“以儆效尤”的考虑而在谈判中过于强势，则谈判拖沓延宕不说，如果对于最终的谈判协议无人敢于担当，则没有“离婚协议”的分手将是对双方最为糟糕的结果，即便英国会因此损失巨大，欧盟也将深受其害。 对于外部世界来说，英欧形势变化对脱欧进程的影响绝非一场仅供娱乐的热闹剧情。它不仅关系到英国未来是否还有能力和意愿践行其“全球化英国”的外交构想，能否在全球化遇挫之时成为一支积极而非消极的力量，也关系到欧盟如何理性地看待自身的谈判优势，并谨慎地应对内部的保护主义抬头之势。说到底，英欧的分合之路和最终结局，不仅应该体现出对英国选择自身发展道路自主性的尊重，更应该展现出开放、包容的区域一体化与全球化的深度契合而非悖离之势。 文章选自环球网，2017年7月4日
2017年7月5日 -
王义桅：非洲的中国时刻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6月30日
2017年7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