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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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立凡：印度赶超美国？这张全球贡献率排行榜“信息量”很大

  作者：CCG特邀研究员徐立凡 全球经济格局的洗牌迹象已经显现。中国到2024年仍将是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而美国则将被印度超过掉到第三位。日本届时将被俄罗斯超过掉到第9位。 进入2019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各国的GDP总量又到了比拼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分析数据显示，今年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前20个国家，将在今后5年洗牌。中国到2024年仍将是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而美国则将被印度超过掉到第三位。日本届时将被俄罗斯超过掉到第9位，而今年还在前20强贡献榜榜单上的西班牙、波兰、加拿大以及越南，5年后将被土耳其、墨西哥、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取代。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指的是各经济体年GDP增量占全球年经济增长总量之比。说白了，比的就是GDP的全球份额和增长速度的变化。无疑，按照IMF的研究数据，5年后，全球经济格局就会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连续14年贡献率居世界第一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速看，今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仍将牢牢占据第一位。这将是中国连续14年位居首位。说起来不新鲜，但实际上是努力了近60年的成果。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1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只有1.1%。当时，欧美占比超过55%，对世界经济增长起着领头羊的作用。第二个阶段是1979年至2012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猛增到了15.9%，仅次于美国。从这个阶段的2006年开始，中国的单年贡献率已居世界第一。第三个阶段是2013年至2018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了28.1%，牢牢占据首位。今年，中国GDP按美元计将超过全球的16%，逼近美国总量的70%，约等于3个日本和5个印度。这其中还没有计入也进入前20名的中国香港。经济格局洗牌迹象已经显现中国虽然位次稳固，但根据IMF的数据，今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名次已有变化。前三名是中美印，印度尼西亚以3.9%处在了第4名的位置，超过了日俄德。而在德国之后的其他经济体，贡献率均为1.4%－1.5%左右。越南因为这两年承接了较多的加工制造业，首次闯进了前20。这20个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6%，其他经济体加总的贡献率为14%。仔细看一下这个榜单可以发现，全球经济格局洗牌的迹象已经出现了。一方面，美国虽然仍处于第二位，但贡献率只有13.8%，而印度是13.5%。预计今年美国GDP增速为2.4%，而印度虽然近期经济增长势头有所衰减，GDP增速仍可达到6.1%。如果两国增速仍保持这个幅度的“剪刀差”，用不了5年，印度的贡献率就可超过美国。另一方面，按区域划分，除中国和中国香港外，中国周边的印度、印尼、俄罗斯、巴西、埃及、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也进入了前20名。不仅在数量上已超过20强中的欧美国家，这些经济体还与中国建有多种形式的合作机制。这些国家，有的属于金砖国家，有的属于上合，有的属于不久将生效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这是一股维护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庞大力量。从这个角度说，全球经济格局的洗牌迹象已经显现了。不能只看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虽然全球经济格局洗牌的趋势已很明显，但不能只看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这一个榜单。从GDP总量讲，美国仍然是全球唯一超过20万亿美元的国家，这是需要追赶的目标。从人均GDP角度讲，中国将跨过的是1万美元的关口。即使日本5年后贡献率掉到第九位，人均GDP仍可超过中国数倍。此外，虽然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总量的占比在不断上升，但对全球经济秩序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仍不匹配。要继续追赶，就得保持优势。中国GDP占全球之比持续上升，制造业居功至伟。中国是唯一一个联合国制定的工业门类全都齐备的国家。200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日本，2010年又超过美国，2018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27%。中国不能走欧美化实入虚的老路，需要进一步扩大制造业优势。当然，要继续追赶，还得弥补短板。这涉及有多少改革红利能真正释放出来。释放越充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自然也会越高。   文章选自新京报评论，2019年10月24日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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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建国：明年经济形势将有好转

  专家简介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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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建光：中国经济走势的五个关键疑问

  专家简介 沈建光：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前瑞穗证劵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近期中国三季度经济数据集中公布。其中，GDP增速进一步下滑，三季度同比仅为6.0%，有部分市场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继续探底、未来可能迈入“5”时代；但与此同时，9月宏观数据相较8月有所恢复，使另一部分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弱势企稳”、四季度和明年可能好转。 　　每年四季度都是研判经济形势、部署政策承前启后的关键时间，当前中国经济现实到底如何？通过分析最新经济数据，笔者认为，想要理性判断短期经济走势，需要对以下五个关键疑问有足够的理解与认识： 　　一、贸易“休战”能否改善短期出口下滑？ 　　近期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谈判取得阶段性实质进展，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态势得到缓和，美方也推迟了10月15日将2500亿美元商品关税从25%上调至30%的计划。外部形势的好转无疑是个利好。但短期来看，前期已经加征的关税仍未取消，中美暂时“休战”仅仅是避免了未来更差局面的出现，已有的冲击仍难避免，短期内出口形势依然不乐观。 　　数据显示，9月出口较8月进一步下滑。以美元计价，出口同比降3.2%，弱于预期。从结构看，无论是以消费品为主的服装和高新技术产品，还是以中间品为主的纺织和机电产品，都呈现出跌幅扩大的趋势。其中，尽管出口负增长与全球经济疲软、外部需求不振的大背景有关，9月中国对东盟、欧盟的出口也出现放缓，但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在当期无疑更加明显且仍在进一步加深。 　　9月中国对美出口下降21.9%，为2月以来最大降幅。在笔者看来，对美出口加速下滑与贸易局势的变化密不可分，5月特朗普推特宣告贸易摩擦升级，7月中美上海谈判后美国宣布新的关税措施，使得关税战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当前美方尚未就暂缓或取消其他关税作出积极表态，特别是分两批对30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的计划仍然没有发生变化。根据测算，9月1日起美国对3000亿美元清单中价值112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开征10%关税，对当期出口的影响已经显现；而该清单其余部分商品的关税将于12月15日加征，当前对美出口仍保持较快增长。 　　此外，美国政界对华态度分歧仍存，美国商务部公布新一批列入制裁的中国实体清单、国会通过涉港法案，上述举动可能挫伤双方谈判的积极性，增加后续协议文本谈判的不确定性。 　　理性分析之下，笔者认为，当前谈判前景不确定性仍存，而如前文所说，对美出口的关税条件并未好转、出口的总体弱势短期恐难以改变，仍是对中国经济的一大考验。在此背景下，重视谈判、力促协议达成仍是当前对外政策的首选，尤其要尽力避免12月加征新的关税。 　　二、如何看待9月消费、工业生产的改善？ 　　9月宏观数据较8月总体恢复，尤其社零和工业增加值的回升，使部分市场人士作出了中国经济已经“弱势企稳”的判断。 　　然而，笔者看到的情况貌似并不乐观，9月的小幅回暖，无法掩盖三季度整体下行的事实；尤其对数据的详细分析之下，9月消费、工业生产较8月的改善总体有限，且内需疲软的情况越来越值得关注。例如： 　　消费方面，9月社零增速较上月小幅回升0.3%至7.8%，但主要依靠汽车、通讯器材的回暖，其他分项则总体表现低迷。数据来看，剔除汽车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同比仅增9%，较8月下滑0.3%；可选消费依然不振，除化妆品类持续保持高增长外，服装、珠宝及房地产相关消费均改观不大，前期表现亮眼的文化办公用品则大幅下滑20个百分点至-0.2%；此外，必选消费的下滑值得关注，粮油食品、饮料类、烟酒类、日用品、中西药品增速较8月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工业生产方面，9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较8月提升较大。但需要指出，8月的超预期下行，部分受到了当月工作日同比较少、台风影响开工等偶然因素的影响，剔除这些因素来考虑，9月相较于8月的改观可能并没有那么大，回暖持续性也有待观察。此外，尽管不乏高技术制造业等亮点，但全部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仍仅有5.6%、处于较低的位置，工业机器人、金属切削机床等产品的产量下滑幅度依然不小；汽车制造业再度成为拖累，新能源汽车产量当月同比大幅下滑24.2%；此外，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等轻工业依旧表现不佳。 　　三、货币政策放松开始见效了吗？ 　　近期整体宽松的态势较为明显。笔者对比了今年两次全面降准的情况，发现无论是OMO逆回购还是MLF操作，9月降准后的净投放量明显更大，10月16日央行甚至新增了2000亿元MLF操作；这与一季度MLF暂停到期续作形成鲜明对比。 　　在上述背景下，9月金融及信贷状况的超预期回升，市场流动性充裕、M2同比回升至8.4%，非金融企业贷款的明显改善更是带动人民币信贷及社融新增大幅回暖，成为一大亮点。 　　在笔者看来，9月信贷尤其企业信贷状况的回升，无疑同近期货币投放力度加大有关，9月降准以来的政策效果已经有所体现。但关键仍然在于，积极货币政策对稳增长的实际效果到底怎样，数据的改善是否意味着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改善？ 　　央行统计司司长阮健弘在第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人民币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在持续增强。例如，从中长期贷款的实际投向来看，截至9月末，基础设施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9%、为今年以来的高点；制造业同比增长11.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41.2%，比上年同期高21.2个百分点；而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4%，前三季度累计增量占全部产业中长期贷款增量达55.2%。与此同时，以往挤占实体经济资源的房地产贷款余额增速已经连续14个月回落。 　　以上数字确实传递出了信贷结构改善的积极信号，但当前分行业的贷款投向并不透明，仅凭借一两个月的亮眼数据就得出货币政策宽松见效、实体融资需求改善的结论仍有失严谨，尤其当前流动性分层、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突出。央行公布的贷款需求指数来看，截至今年6月，大中型企业的贷款需求较为低迷，去年以来甚至有所下降，拖累整体需求；而小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则保持增长，考虑到民营及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仍待解决，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依然存在。 　　在上述情况下，笔者认为，当前仍需要观察信贷条件的改善到底是由于需求好转还是供给推动，因为两者的实际效果完全不同；改善实体融资需求，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仍是关键，基础货币投放应与更多定向、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协同配合、精准发力，贷款利率并轨也应加速推进，运用市场化手段达到降成本的效果。 　　四、近期通胀抬升会成为货币政策掣肘吗？ 　　近期通胀超预期抬升，9月CPI同比上涨3.0%，为2013年11月以来首次突破3%，市场担心将限制货币政策实施的空间。 　　从通胀抬升的实质来看，9月猪肉价格受供应偏紧影响同比上涨69.3%，拉动CPI约1.65个百分点；同时，受消费替代等因素影响，牛肉、羊肉、禽类、鸡蛋等价格也继续上涨，畜肉、禽肉和鸡蛋合计拉动CPI约2.26个百分点。然而，非食品价格同比仅为1.0%，是2016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核心CPI也维持在1.5%的低位。此外，9月PPI同比下降1.2%，其中，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下降2.0%，降幅较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 　　在笔者看来，9月CPI上行主要受猪肉及其替代品价格推动，与核心CPI、PPI走势分化的加大，意味着当前通胀抬升的成色不足，尤其去掉猪肉影响后甚至呈现一定的通缩态势，总需求依然疲软。 　　因而，笔者认为，短期内的通胀抬升对于货币政策尚未形成过多掣肘，在经济尚且不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也将延续结构性宽松以拉动总需求、支持实体经济。事实上，当前货币政策力度稳健、有限度，不会受供给端引发的、单品类价格上涨的过多约束；同时，全球降息周期的陆续开启也给予国内政策更多空间。 　　五、增速下行、地产脱钩，经济政策如何考量？ 　　基于前文对于出口、消费、生产等经济基本面情况的分析，三季度GDP同比跌至6.0%也在意料之中，去年一季度以来GDP已连续6个季度处于下跌通道。在笔者看来，当前仍难以做出企稳的判断，内外需疲软之下GDP明年有破“6”的可能，可能会在5.5%-6%之间运行，化解经济下行风险依然将是当前决策层更加侧重的方面。 　　而不同于以往的稳增长周期，即便在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决策层也没有再走通过房地产刺激经济的老路。数据显示，9月地产投资依然保持两位数增速、表现稳健，但始于5月的房地产融资调控则仍在持续，数据显示包括信托、发债、按揭等在内的各个房企融资渠道仍在收紧过程中。 　　在笔者看来，始于2016年下半年的本轮房地产调控，在思路上与以往明显不同。例如，“房住不炒”始终得到贯彻，抑制房地产泡沫是中央意志的体现，使房地产国家牛市成为历史；2018年以来“因城施策”的基调逐渐明确，房市普涨普跌的规律明显弱化。本轮调控表明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巨变之中，今年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更是明确提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其事实上已经同稳增长脱钩。 　　地产脱钩之下，政策面的选择将至关重要。具体而言： 　　一方面，应保持短期稳增长政策力度的延续性和针对性，例如对外重视谈判、避免进一步加征关税、力促协议达成；对内继续强化大规模减税降费、基建补短板（尤其是冷链物流、医疗养老等领域）、结构性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缓解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笔者看来，近年来传统稳增长手段的政策束缚越来越多，实际效果也在弱化。例如，历史教训使当前货币政策极力避免“大水漫灌”，空间和效率首先也使本轮基建难以“大干快上”。这意味着，短期稳增长与长期促改革、调结构确实需要一定取舍，核心还是提升效率，如能加快推进结构性供给侧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在提高中低收入人群收入、扩大消费、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取得实效，考虑到其中长期收益较大，即便未来经济增速换挡、进入“5.5%-6%”的时代，也应当是可以接受的。 文章选自财新网，2019年10月23日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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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志寰：为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奋斗

  傅志寰，原铁道部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交通是基础性、服务性、引领性、战略性产业，是兴国之要、强国之基。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简称《建设纲要》）为我国交通现代化设计了宏伟蓝图，赋予我国交通人以崇高使命。建设交通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也是把握新技术革命机遇，打造世界一流交通系统的必由之路。 我国交通发展形势与使命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交通事业取得历史性大发展。运输能力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瓶颈制约到20世纪末的初步缓解、再到目前的基本适应的转变，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综合交通网络基本形成，基础设施规模和客货运量位居世界前列。科技创新取得突破，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深水港、大型机场建造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港珠澳大桥等一批工程闻名世界，复兴号高速列车、C919大型客机成为我国亮丽名片。运输服务不断改善,交通事故逐年减少。行业治理能力明显增强。国际影响力、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然而，相比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服务水平、能耗排放、道路安全、创新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目前我国还不是交通强国。 　　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交通发展也将进入新阶段。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交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广大群众不但要“走得了”，还要“走得好”。展望未来，我国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将发生重要变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成为趋势。与此同时,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经济全球化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都要求我国交通实现现代化。交通强国建设势在必行。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交通先行，发挥支撑作用。要建设交通大通道，构建经济走廊，打造发展的脊梁；依托高速、便捷、网络化的现代交通，缩短时空距离，促进区域一体化；激活交通乘数效应，催生高铁经济、港口经济、空港经济，成为发展的新引擎；融合互联网，发展智慧出行，支撑“门到门”、个性化、多样化服务，使人们享受出行快乐。 　　建设交通强国要走自己的路。美、欧、日等国经过百余年发展，许多经验值得借鉴。然而，一个国家的交通发展必须立足自己国情。我国国土面积大、人口多、能源多煤少油、环境脆弱，资源禀赋、交通需求、发展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他国发展经验，尤其不能采用美国“汽车+飞机”模式，而要大力发展绿色交通、公共交通。要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及在交通局部领域领先优势，走中国特色的交通强国之路。 贯彻落实《建设纲要》 建设交通强国 　　《建设纲要》明确了我国交通发展的总体思路，即“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一流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确立了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交通强国的发展目标。与此同时，《建设纲要》也对建设交通强国的任务做出清晰的阐述，就基础设施、交通装备、运输服务、科技创新、安全保障、绿色发展、国际合作、队伍建设、治理能力、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要求。尤为重要的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任务，《建设纲要》强调指出，必须“推动交通发展由追求速度规模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由各种交通方式相对独立发展向更加注重一体化融合发展转变，由依靠传统要素驱动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转变”。这三个转变简言之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一体化发展、推动创新发展。本文从此切入,阐述对交通强国建设的理解。 　　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对照高质量发展水准，我国交通领域尚有很多不足之处。基础设施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发展差距较大；绿色交通占比不高，能耗排放问题突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薄弱，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安全水平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是要精准发力，调结构补短板，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构建便捷顺畅的城市（群）交通网，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破解城市交通拥堵；形成广覆盖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网，促进交通建设与农业发展有机结合。构筑多层级综合交通枢纽体系，促进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和城市交通深度融合。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提高交通服务水平，实现出行服务快速化、便捷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眼“全出行链”“全供应链”，提供一站式“门到门”一流服务；客运建成大城市1小时通勤圈、城市群2小时交通圈、全国主要城市间3小时交通圈；货运发展多式联运，降低物流成本，建设高效快件运输体系，形成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3天送达的物流圈；加速共享交通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改善农村客运服务，创新农村物流发展模式。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大力发展绿色交通，促进土地、海域等资源的集约应用；优化交通结构，推广使用清洁能源交通工具；大城市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以公共汽车为主体的综合交通系统；营造宜人的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提升交通安全水平，构建完善的交通安全管理体系，强化应急救援能力，解决道路交通伤亡率过高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深化国际合作，构建联通周边、服务世界的重要通道，建设综合交通国际门户枢纽，布局海运、民航、铁路全球服务支点；打造国际知名交通企业和品牌，提升竞争能力。 　　关于推动一体化发展。尽管我国基本形成了综合交通运输管理体制，但规划、建设、管理等环节尚待进一步理顺；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于行业发展。推动“一体化发展”就是要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管理体制，统筹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管道、邮政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促进综合发展。推动运输结构优化，支持大宗、长距离货物运输从公路向铁路、水路转移。发展公共交通，用价格机制调节私人汽车的使用。健全交通运输法律法规体系，制定《交通运输法》，填补交通运输基础性法律的缺项；适应形势发展和新技术、经济新业态的涌现，修订、制定法律法规。 　　关于推动创新发展。尽管我国交通科技取得了许多标志性创新成果，但自主创新能力仍显不足；一些重要装备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智能化总体水平有待提高。推动创新发展就是要构建世界先进的交通技术体系，着力提升创新能力，突破核心技术，解决汽车、船舶、飞机等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攻克载运工具节能技术，降低能耗排放；发挥我国电动汽车在产能、技术研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优势，实现“换道超车”；保持高速铁路领先地位，研发时速400公里级高速列车系统，攻克低真空管道高速磁悬浮铁路技术；巩固交通土建和港机技术的领跑优势。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就是要提升智能交通水平，发挥我国智能交通发展在市场、技术和制度的相对优势，建设综合运输智能管理平台和城市智能交通系统，优化交通规划、调度指挥、运维管理，助力破解交通拥堵难题；推进车路协同技术研发，集中力量组织攻关，实现自动驾驶。 　　当前，《建设纲要》已经发布，目标任务已经明确。作为交通人要为把我国建设成交通强国而努力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文章选自《经济日报》，2019年10月24日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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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永新：教育最重要的使命是让人成为最好的自己

  朱永新，全球化智库（CCG）顾问，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在不远的未来，传统意义上的学校会消失，变成学习中心，没有统一教材，没有了固定年级和班级制，也没有上学、放学时间限制，学生没有寒暑假；上学没有固定的教室，学校的课程是社会供给，老师来自全社会；只要修够课程品类要求、学分修够，就可以毕业获得国家颁发的文凭； 　　学校不再垄断课程学习和考试，变成了教育服务机构和数据中心；课程是政府教育部门招标、全社会竞争中标的；学英语可以选择新东方，学数学可以到学而思上课；教师变成了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者和学习过程的陪伴者，职业规划师或者人生导师。” 　　以上这些教育变革，是朱永新新书《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中描述的场景。这本关于未来教育趋势的新书，是朱永新几十年从事教育研究的成果，也是他这些年考察了全球教育变革趋势后，对未来教育的预言和畅想。 　　研究了一辈子教育，对目前的义务教育和基层教育，朱永新直陈：“目前的义务教育对学生的要求太高，学生学习的心理负担重、记忆负担重、作业负担重，极少数学生成功，大部分学生都是失败者，没有成就感。应该把学习标准降下来，让人们学那些对他真正有用的课程，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应该更注重生存需要，注重个人发展的基本要求。 　　“教育最重要的使命是让人成为人，让人成为最好的自己，把每个人的个性、潜能充分挖掘出来。我们的教育，应该以人为中心，不应该以应试为中心。最早西方义务教育制度的出现，就是伴随着大工业的要求，所以强调的是效率、强调的是规模，要用最少的投入去实现教育规模的最大化，并不重视个性发展。这样的教育不是把人作为人在培养。” 　　《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一书上市不到一个星期，第一版印刷的一万本一抢而光。开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出版社找不到样书，满北京城去小书店里搜罗了几本。 　　提到这本书的写作缘起，朱永新说：“100年前，杜威就写过一本书《明日之学校》。但是100年后的今天，学校依然是杜威时代的那个样子。我们按时、按点上课，学同样的课程，学习方式还是班级授课制。如果这些都没有改变，就不可能到达我们理想的教育境界。 　　“因此我在思考，未来学校形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未来学生要学什么、未来教师从哪里来等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全面梳理当下的教育体系，我觉得，这些元素都要改革。就像重构我们的商业体系和金融体系一样，未来的学校教育体系必须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比如，以后学生不是只在一所学校学习，而是在不同的学习中心学习。学校变了、班级变了，学生自己组成学习小组，进行互助式学习、伙伴式学习和探索。学习的课程和内容变了，未来的教师也变了，是‘能者为师’的时代。 　　“所以，未来是课程为王，而不是文凭为王。教育机构不再由学校垄断，而变成了开放的全社会参与的教育，学习不再是应付考试，变成一辈子的事情，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教育。这是我对未来教育的一个设想。” 教育不仅要面对顶尖的学生 更要关注和帮助普通的孩子 　　问：“新教育”的口号很好——“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让每一个孩子成为他自己，不觉得太“乌托邦”了吗？ 　　朱永新：这是我们“新教育”最重要的理念。这是一种提醒，不管老师还是学生，衡量你教育好不好，首先看老师孩子在你的校园里、在你课堂里幸福不幸福。如果他们都没有幸福感，都学得很无聊，很厌恶，就肯定不是个好学校，也不是好老师。 　　好老师就是下了课学生还拼命想听你讲课，还没过瘾；好学校就是放了学，学生还不想回家。学习本来是世界上一件最快乐的事，“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有挑战性的事情。 　　幸福完整就是最好的教育，而我们现在把教育变成了战场——就这几个英雄，其他的人都是“狗熊”。好的教育，你要让每个人都成为英雄。每个人都不一样，教育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每个人能成为真正的自己。教育不仅仅要面对那些顶尖的学生，更要关注和帮助那些普普通通的孩子，让他们眼里有光，让他们也能够享受教育的过程。 　　很多人跟我说：朱老师，你的未来教育，这是个乌托邦，不可能实现。我不这样认为。“新教育实验”已经做了20年，有自己的报纸杂志、研究机构、基金会等，未来也准备办自己的学校，身体力行在做这个事情。 　　“新教育实验”从一所学校发展到今天的五千多所学校，说明它是有生命力的。大家就是认同“新教育”的理念，自动聚拢过来的。因为“新教育”是民间的教育改革，没有强制的命令，而是大家认同了这个教育理念，认同了然后参与进来了。 　　现在，我们已经站在改革的大门口了。十年以前，你会想到买东西不到商店吗？买东西、坐车出门不用现金吗？五年以前，你会想到存取款不到银行吗？我们现在全做到了。而且全社会对教育变革普及性的需求，远远超出了对于商业和金融的期待。我们过去认为坚不可摧的很多东西，都是一旦开始变化了以后，就土崩瓦解。所以“新教育实验”、未来教育的梦想在中国的实现，也许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事情。中国靠什么去领航世界，只能是教育。 　　问：从“新教育”到“未来学校”，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朱永新：未来学校的概念不是我提出来的，全世界的教育研究者都在关注。只是，可能像我这样全面系统对未来学校进行理论构建、提出全套方案的人还不多。其他学者更多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谈未来学校的变革。 　　其实，未来学校就是未来教育的一个探索路径。比如说未来孩子到底要学什么，整个课程体系的重造，这个变化还没实现。所以每一门课程，“新教育”都成立了一个研究所——生命教育，成立了一个新生命教育所；人文教育成立了一个新人文教育研究所；科学教育成立了一个新科学教育研究所。每个研究所，我都请中国最顶尖的专家，来帮我一起来研究，这个课程怎么变革。 　　我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气，因为课程是教育的核心关键。课程的卓越性，决定了生命的卓越性。课程的丰富性，决定了生命的丰富性。 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而是我们正在创造的地方 　　问：您为我们描述的这个“理想国”，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朱永新：我说的学习中心，现在完全可以做。 　　一方面，中国已经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学校。但同时，还是有不少人“用脚投票”，选择到国外去学习。另外还有几十万人在国内的国际学校和民办学校上学，据我所知这样的学校在北京就有上百所。 　　我们为什么不能创造更符合现代教育精神、更符合未来学校理念的学习中心呢？为什么不能把好的资源进行整合、改造现在的学校呢？让它更有特色、让它更有品牌、更有竞争力，同时让教育更有弹性，没必要把学生绑得那么紧、绑得那么死。 　　很多人听了我的设想，觉得实际操作中不可能实现。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未来就是我们正在创造的地方。我相信未来教育正悄悄地向我们走来，靠我们大家一起去创造它，把“理想国”变成现实。 　　这个未来，究竟是5年、10年还是15年，目前不能确定。因为通往未来的教育趋势，不会像社会革命一样，一夜之间风云突变。相反，它如雨润物，无声生长。 　　问：现在许多国家都开始到中国抢生源了，以前是硕士、博士，现在是本科，甚至是高中生了。 　　朱永新：日本政府拿出大概130个亿，做了一个面向亚洲的人才计划，就是招收亚洲的中学生，到日本去读书。 　　我前两天写了一篇文章，提出现在我们的人才政策是可改进的，不要觉得人才政策就等同是留学生政策。美国有个人才青苗计划，引进人才是两个途径：一个是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它去挖人到美国，给他最好的条件；还有一个就是留学生计划，找全世界最好的学生到美国上学。中国每年有很多一流的学生到美国留学，出去的都是各个学校最牛的学生，包括北大清华。 　　问：您有具体的建议吗？ 　　朱永新：我提出来，拿出高额的奖学金，吸引中国最好的学生到中国的大学来读书。要用培养研究生的方法，来吸引这些人，特别是我们的一些重要的学科，就直接让他进来，本硕博连读，让他从事科学研究，然后给足额的奖学金，把这些人留在中国发展。同时把这个政策对全世界开放，吸引全世界最好的老师和最好的高中生到中国来读书。杰出、优秀的学生，我给你陪读计划，你父母来了我也给你钱。这才是占领制高点。 　　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去，要交学费，还自己去租房子。中国可以尝试都不要，只要承诺在中国工作五到十年，全部免费，给你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你采取这样的办法，去把最好的人才吸引过来。 　　第二，就是用大科学计划。欧洲的宇航计划，就是吸引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几百个科学家参与。华为就是个典型例子，华为已经是全球人才为我所用。所以中国的人才政策，需要重新构造。 “新教育实验”是民间公益机构 一直都靠品质吸引、口碑传播 　　问：您做了20年的“新教育实验”，以您这样的身份，都做得这么难，难在哪里呢？ 　　朱永新：准确地说，“新教育实验”是一项民间教育探索，和我本职工作的身份无关。我也特别注意在推动“新教育实验”中区分两者。 　　其实，教育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大事，在推动进行改变中，遇到阻力是正常的。以我的经验，当下所有的教育改革之难，主要集中在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我们学校规定课程太满，规定动作太多，实验与改革的空间受到很大限制。现在，你要在教育中抢时间，是最难的。你有再好的课程，再好的资源，时间全满了，自然就排不进去了。 　　拿“新教育实验”来说，比如我们的生命教育课，我们研发了好多年，课程体系都完成了，教材什么的都印好了，但现在公办学校里，课程基本上把学生时间空间全部填满了，你要想新开什么课程，几乎不可能。 　　所以，如果我们的基础教育不做减法，就没办法做加法，很多好东西就很难实施。北京一些中学现在就允许学生在校内自主选课，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和特长，有的课程不上也可以。这样才有时间，来上未来教育的课程了。 　　像《“新教育”晨诵》，我们提出，每天早上在教室里用一首诗歌启动开始一天的学习，“让生命放歌”。因为这个课程需要的时间比较少，从5分钟到20分钟都可以，于是这个时间容易排进去，这个课程就落实得比较好。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校长、局长变动太多太快。每个校长和局长都有自己的一套主张。任何教育都是慢工夫，尤其进行教育探索，就更加需要细心和耐心。过三五年，就换校长或者局长，就会换一个思路，换一套主张。这样一来，任何教育探索都是难以为继的。 　　问：“新教育实验”有五千多所学校，一百五十多家地方教育局加盟，您靠什么说服他们呢？ 　　朱永新：完全是自愿加入的。“新教育实验”一直都是依靠自己的品质吸引，靠口碑传播。 　　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参加我们“新教育”体系的学校，考试成绩基本上都是当地最好的。因为“新教育”是根据教育规律办学的，有海量的阅读。我们的教育把阅读时间还给学生，学生的成长反而是最快的。 　　像湖北随县“新教育实验”区，一个属于随州市管辖的农村县，参加随州大市的学科统一测试，语数外、物理、化学，所有的学科考试，初中前十名里的学校，2016年我们学校拿7个，2017年前十名，我们拿8个；2018年，我们又拿7个，我们23所初中，全部进入他们前27名学校排名里。也就是说，学校的平均水平和实力也是最好的，发展很均衡。 　　教育是可以改革的不是一成不变 谁说基础教育就一定要学现在的课程 　　问：在这20年里，您的教育体系建设有变化吗？ 　　朱永新：当然有变化，不断地丰富完善。如我们的“新教育”行动，从最初的“五大行动”发展成现在的“十大行动”。我们的课程体系中，最初提出的公民教育，现在变成大德育。因为培养公民不能靠一门课程，事实上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课程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公民。我们“新教育”在大德育课程里，包含了西方狭义的公民课程里边的一些内容，就是你作为一个经济公民、社会公民，你怎么在社会上去扮演你的角色，怎么去培养你的领导力，这里面都有的。 　　然后就是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这才是德育课的核心。 　　特别是在教师这一块，我们也有体系，帮助教师成长。最近美国休斯敦教育局的一个博士做了个研究，他对部分“新教育实验”学校的老师和非“新教育”的老师进行了对比研究，用了四个变量指数：一个变量是学历，老师是什么学历，从中师生到博士生，不同的学历；第二个变量是年龄，你是60岁了，还是刚刚工作20多岁，不同的工作经历；第三个就是区域，你在哪里工作，是在上海北京大城市，还是在中小城市，或者在乡村，不同的地区；第四个就是“新教育”，你有没有做“新教育”。 　　最后的研究结果发现，对教师影响最大的变量，不是学历，也不是年龄，也不是城市，而是“新教育”。这个结果让我非常开心。今年年初，这个报告在加拿大举行的美国教育学会年会上做了一个报告，受到关注。 　　问：苏州大学那边，我看您还挂着博导和教授，还带学生吗？ 　　朱永新：每年招一个学生，我自己带。因为我要为我的“新教育”培养人才，否则没有研究人员。 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9年10月15日

  2019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