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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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建国：不同意明年中国经济“破6”之说，明年整体向好

  专家简介

  2019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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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延礼：发展“保险+科技”需要监管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约束

  文章选自新华网，2019年12月13日

  2019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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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保兴：老旧小区改造要让老百姓“点菜”

  文章选自上观新闻，2019年12月6日

  2019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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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明：”英国的未来不在美国，而是在中国”

    2019年10月31日，本是英国脱欧的正日子，只是英国议会仍“不负众望”，再次拖延——欧盟同意在给英国三个月的宽限期。然而，本该脱的没脱成，大选倒是提前来临了——新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提前大选提案获得议会通过；11月6日，议会正式解散，大选开启。观察者网就英国、欧盟及中英关系的前景等问题采访了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原副代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原公使衔参赞周小明先生。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您对英国脱欧困局有何看法，前景如何？12月12日的英国大选会对脱欧带来什么影响？ 周小明：我的一些朋友也常问我，英国会不会脱欧，什么时候脱欧？脱欧谈判进行了两年多，情势一直扑朔迷离，脱欧进展也一波三折。没有人对脱欧的轨迹作出过准确的预测。至今脱欧前景也还不是板上钉钉。无协议脱欧的地雷似乎已经排除。这条路已经被英国议会堵死，约翰逊首相也表示放弃不再追求。但是，脱欧与否，将取决于大选结果。如果工党在大选中获胜，或者同自由民主党、苏格兰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第二次公投将成为现实。2016年6月24日脱欧公投结果一公布，就有不少英国民众上街游行，要求再次举行公投。三年来，这种呼声一直不断。前段时间，英国《金融时报》也发表社论，倡议举行第二次公投。在第二次公投这个问题上，作为主要反对党的工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犹豫不决。这回工党下了决心，亮出了第二次公投的旗号，而且表示，如果赢了大选，将马上同欧盟重开谈判，并在明年六月以前把达成的新协议和留欧这两个选项交给全民决定。这样，脱欧日期必然会后到明年六月以后。而且，二次公投的结果大有可能推翻首次公投，造成脱欧进程戛然终止。但是，现任首相约翰逊对脱欧可是铁了心。如果保守党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他会不遗余力地推动他同欧盟达成的“新协议”的早日通过。他多次表示，他将按根据同欧盟达成的协议，于明年一月底“带领英国离开欧盟”。目前民意调查显示，保守党的支持率领先工党十多个百分点。工党领袖科尔宾的群众基础比较差，不太受选民爱戴。资本对他更是躲之不及。英国媒体称他为“马克思主义者”，指责他主张对电力等公共基础设施实行国有化，还要把大公司的股份分给公司雇员。由于这些原因，约翰逊对自己赢得大选信心满满。如果保守党在议会获得多数席位，约翰逊将不遗余力地推动他同欧盟达成的“新协议”的通过。他近日表示，他将在明年一月底前带英国离开欧盟。脱欧协议在英国议会和欧洲议会通过之后，有一个过渡期，目前现定为2020年12月。在这期间，英欧仍然属于欧盟统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一部分，因此英欧之间货物自由流动，既没有关税，也没有配额。目前，英国大约有一半的贸易是与欧盟进行的，欧盟也就成了英国的头号贸易伙伴，对英国经济至关重要。英国脱欧后的当务之急，是同欧盟达成一个全新的经贸协议。究竟应该同欧盟达成什么样的贸易协定，英国国内意见分歧。工党主张继续留在统一市场。但这可能是一厢情愿。英国既然同欧盟分家，不愿遵守欧盟的法律和规范，同欧盟就不是一家人了，因而不太可能继续享受统一市场的好处。鱼与熊掌不可能兼得。约翰逊首相则倾向于松散型关系的“加拿大+模式”。由于英欧贸易额在欧盟对外贸易中所占比例远远小于英欧贸易在英国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决定了欧盟将在英欧贸易协议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是强势的一方。因此，英欧最终将达成什么样的经贸协议，不太可能以英国的意志而转移。虽然最终成果犹未可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英欧经贸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不再是统一市场成员之间的关系， 而是世贸组织成员间的关系。英欧贸易协议谈判将非常艰难，完全可能在十多个月的时间内无法完成。世贸组织曾总干事拉米预计英欧贸易协议谈判“会很困难”，“非常复杂”， 因为”涉及几百项内容”， 而且，“这样规模巨大的谈判前所未有。之前的谈判都是为了融合，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要进行倒转”。英国可以要求延长过渡期。但保守党的竞选纲领明确提出，过渡期至明年十二月终止。如果到时双方没能商定新的经贸安排，英国将也不再享受此前的优惠和便利。英国产品进入欧盟将要通关，缴纳关税，受到配额的限制。英国金融机构在欧盟的经营活动也会受到较大限制。这对英国的经济无疑是个沉重打击。英国脱欧后还将面临一个重大问题：重新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英国脱欧后，将成为全球唯一不是世贸组织成员的经济大国。它原来以为，世贸组织成员的身份不会因为脱欧而改变。但是，世界主要贸易大国，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向英国提出了重新谈判的要求。他们说，英国比欧盟小得多，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同欧盟自然不一样。英国因此将被迫成为全世界首个两次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加入世贸组织需要获得所有成员的同意。同163个国家的谈判，绝不是一两年能完成的。可见，英国脱欧后，短时间内仍然无法消停下来。尘埃远远没有落定。观察者网：那么，英国脱欧将会怎样影响中英关系，特别是中英经贸关系？周小明：在对华政策方面，近十年来，英国两大政党大同小异，方向基本一致，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估计这次大选大概也不会导致英国对华政策颠覆性的变化。工党领袖科尔宾有反美情绪。特朗普对科尔宾也没有好感，说他“很坏”，会把英国带到“非常糟糕的地方”。但反美同亲华不能划等号。他上台是否会推行更亲近中国的政策，只有时间才能证明。美国对英国脱欧的态度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奥巴马坚决反对英国脱欧。为了给英国脱欧波冷水，他曾公开表示，英国脱欧后要同美国商谈双边贸易协议，只能排在末位。奥巴马的想法是让英国继续“埋在敌人心脏里”，在欧盟当美国的代言人，维护它的利益。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对英国脱欧的立场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特朗普为鼓励英国同欧盟分道扬镳，承诺美英贸易协定谈判特事特办。他上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号召脱欧党党魁法拉奇同约翰逊联手把英国带出欧盟。他希望英国与欧盟一刀两断，对英国同欧盟藕断丝连很不满意，并以美英无法达成贸易协议相威胁。国外评论家认为，特朗普力推英国脱欧，目的是削弱欧盟，防止欧盟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特朗普的另一个考量是，英国脱欧后势单力薄，更易受美国的影响。同以往相比，中英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增大，更加突出，正在成为影响中英关系的最大变数。英国是美国盟友核心层最重要的一员。不难想象，美国会要求英国在对华政策上与它保持一致。美英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根同源。英美主流社会的不少人还有血缘关系，因而美国人称英国人为cousin（表兄弟）。约翰逊本人出生于美国，最近才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对抗的环境下，英国对华关系会不会被英美的特殊关系所绑架？据报道，12月4日，约翰逊同特朗普会谈后表示，在是否使用华为的5G技术问题上，我们不能让英国的关键安全利益受损。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约翰逊对华为的态度强硬起来，是特朗普的压力所致。约翰逊的前任特雷莎.·梅今年四月就已原则批准华为参于英国5G网络“非核心”部分的建设。虽然最终决定到新政府组成后才会做出，他的这番表态显然是种后退。从经济上看，美国是英国在欧盟以外的头号贸易伙伴。美国市场已经饱和，增长空间非常有限，而且竞争激烈。另外，美英产业雷同，经济互补性差。反观中国，它正在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的开放新举措，对英国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一轮对外开放的领域恰恰是英国的优势所在。比如服务业。英国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出口国，在金融、法律、会计事务所等领域， 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可以在中国服务业开放中大显身手。再如创新领域。英国市场狭小，风险投资规模有限，造成长期以来大量研发成果被束之高阁。而中国举世无双的制造能力和巨大的市场，可以为英国研发成果的商品化提供无与伦比的场所。再如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世界上有能力帮助英国兴建核电站的只有中国。中国的高铁技术也为世界所仰望。可以说。英国的未来不在美国，而是在中国。而且，在没有欧盟的日子里，英国更需要中国。约翰逊今年7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自称“亲华派”，并把女儿来华学汉语的事也拿出来晒了晒，以显示他加强同中国合作的愿望。在他担任伦敦市长期间，我同他有过多接触，感觉他对与中国的合作相当重视。不消说，如何平衡中美关系，是他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难题。如果英国舍华亲美，唯美国马首为瞻，无异于自残。例如， 美加墨贸易协议的“毒丸条款”倘若出现在美英自贸协定中，就会成为缔结中英自贸协定的重大障碍，严重影响两个经贸关系的发展。历史上，英国比较务实。1952年，在西方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的大环境下，英国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比美国和日本早了二十多年。如果英国能顶住美国的压力，保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在中美之间找到一种比较好的平衡，对它自身有利。有评论家说，约翰逊力推脱欧，是为了迎合美国的外交政策，配合美国对付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庸。这个论断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如果英国向美国靠拢，做出一些有损于中国的事，与其说约翰逊的主观愿望，倒不如说是美国的强大压力使然。在人权、香港和南海等问题上，英国不断在刷存在感，脱欧后会不会变本加厉，还有待观察。但有理由相信，约翰逊不太可能一边倒向美国。据英国媒体上周报道，英国政府推迟了对华为参与英国的5G建设的决定。约翰逊的前任特蕾莎·梅本来已经原则批准华为参与5G网络“非核心”部分的建设。他在这一敏感问题上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成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方向标。观察者网：您前面提到很多英国脱欧的困境和难题，今天回望三年前英国脱欧公投，您能否从公投的源头上再来梳理复盘这件事？周小明：脱欧派在公投中占了上风，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我们通常说的民粹主义。欧盟内人员自由流动。这些年来，来自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成员的人大量涌进英国打工。光波兰一国就达70多万之多。伦敦的建筑工人、清洁工和餐厅旅馆的服务员，几乎见不到英国人。有些英国民众，尤其中下收入的工薪阶层认为，这些移民抢了他们的饭碗。英国的社会福利好，医疗和教育都免费。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医院拥挤。这些主要是工薪阶层的抱怨。英国有钱阶层又是怎么想的呢？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脱欧对英国经济不利。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中产阶层乃至英国上层人士赞成同欧盟分道扬镳呢？四年前，我同一位英国勋爵朋友聊过这事。他告诉我，他赞成脱欧。这就让我感到奇怪了，他有自己的公司，是一位世袭勋爵，拥有个上千年历史的城堡。他解释说，脱欧关乎主权；留在欧盟，英国连在自己的国家都说了不算。鲍里斯·约翰逊有个脱欧口号，叫做“夺回掌控权”（take back control）。英国加入欧盟以后，很多立法和司法权让渡给了欧盟。英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大约有一半是从欧盟的法律转换过来的，欧盟法律管辖的范围很广，从工人权利、难民到面包，多如牛毛。有个说法，欧盟光是管理毛巾的法律就有400多条。举个例子。英国政府为保证在紧急情况下的供电，给一些常规能源发电厂提供补贴，结果英国一家绿色能源公司就把它告到了欧委会。官司打了近一年，直到上个月欧委会出裁决后，英国政府才敢支付拖欠的近十亿英镑的款项。英国一些群体抱怨，欧盟的手伸得太长。约翰逊的口号对他们很有吸引力。再者就是政客的误导。公投前，保守党内的“脱欧派”领袖把脱欧吹得天花乱坠，描绘出“蛋糕吃了还可以带走”的美好前景。当时，约翰逊和时任卫生大臣的高尔在伦敦公共汽车上做广告称，脱欧后每周有3.5亿英镑从欧盟回归英国国民医疗系统。前段时间，有英国民众还这事把约翰逊告上法庭，指控其欺骗选民。其次，英国的传统使然 从19世纪晚期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孤立的光荣”，不干预欧洲大陆事务。加入欧盟后，它仍然一只脚在门内，另一只脚在门外，对欧盟一体化若即若离，三心两意。它既不加入申根，也长期游离于欧元区之外，甚至为不“入群”自鸣得意。欧债危机期间，希腊、葡萄牙等国经济受到重创，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二、三十。英国为自己没有加入欧元区感到庆幸。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感到，欧盟的政策走向有损英国利益。最后就同英国政府和留欧派的大意有关。时任英国首相的卡梅伦本不赞成脱欧。他上台后，保守党的支持率一直上不去。为了把选民从脱欧党拉过来，便想出公投这一招。卡梅伦对保守党内的疑欧派也搞不定。这些人老给他出难题。他也想借助选民的力量来摆平党内异议。但他对公投结果过于自信，没有尽力去做宣传，最后弄假成真，弄巧成拙。许多“留欧派”人士也以为是他们稳操胜券，没去投票。结果，大意失荆州，以四个百分点之差丢掉了公投。不可否认，英国脱欧有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因素。在反移民方面，英美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英国脱欧同美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是一码事。它不全是民粹主义的体现，或是反全球化的产物。其实，英国仍然倡导自由贸易，奉行多边主义。英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自由贸易理论起源于英国。英国靠贸易立国。英国人清楚自由贸易对英国的繁荣有多重要。就我自己的经历，在欧盟对华反倾销反垄断的案子中，英国大都支持了中方立场，是欧盟内抑制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力量。中国对英贸易顺差高达500多亿美元，但英国鲜有抱怨。时任首相的卡梅伦还在公开场合表示，英国对华贸易逆差使得我们更加富有。观察者网：不久前，苏格兰首席大臣妮古拉·斯特金再度呼吁2020年必须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事实上在三年前的脱欧公投前，苏格兰独立公投失败。这次顺着英国脱欧形势，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吗？周小明：约翰逊力推脱欧，苏格兰“脱英”的步伐也在加快。六年前，苏格兰公投独立未果。许多苏格兰因希望留在欧盟而反对独立。英国同欧盟分手，催促民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新民调显示，支持苏格兰独立的民众已超过半数。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认为，苏格兰独立已经“近在咫尺”，计划2020年再次举行独立公投。她准备立即向英国议会提出独立公投的申请。苏格兰占英国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资源丰富，人口约占8%。如果苏格兰从英国独立出去，那么英国就不再是UK（United Kingdom），而成了DK，（Divided Kingdom)。英国将从现在的西方大国变成二流国家，或者叫中等国家。由此可见，脱欧可能导致英国分崩离析，给英国的国运造成不可逆反的严重影响。

  2019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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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昭明：新时代人才发展的新路径 ——兼评四川及成都人才发展的态势

  　　2019年11月29日，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全球化智库（CCG）于成都举办“中国人才50人论坛”暨人才发展与绿色发展研讨会。中国人才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工程大学原副校长桂昭明先生出席本次论坛并就人才开发的创新政策发表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祝贺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建院十周年！十年来，西财发展研究院完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也培养了一大批研究人才，在人才发展和绿色发展两个重要研究领域连续数年发布了《四川人才发展报告》、《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等成果，在服务经济与社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可喜可贺。由全球化智库（CCG）创办的“中国人才50人论坛”，先后成功举办了五届，围绕中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集聚知名人才研究的专家学者建言献策，为国家和各地的人才发展战略与人才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新的发展思路。在新时代，人才发展已进入科学发展阶段，特别是各地的人才引进工作已进入理性时期。现阶段，吸引人才的方略已经从“用口袋买脑袋”的形式演变为以“事业平台、生态环境、制度创新”来集聚人才。在“事业平台”上，无论是东部、中部地区，还是经济实力稍逊的西部地区，各地政府都不遗余力地为待引进的人才打造了较高的事业发展平台，如各种类型的科技园区、创新创业基地、研究发展中心、产业孵化器、院士及博士工作站等，为由于交通及信息传输的便利而使得“地球村”的各类“海归”及“环流”人才提供了没有“天花板”的事业发展舞台。因此，各地在“事业平台”上的差距不是很明显的。在这方面，作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和国家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蓉城”成都，与东中部地区的省市毫不逊色。在“生态环境”方面，四川和成都就具有了较大的优势。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所发布的省际绿色发展指标看，无论是“绿色增长效率指标”（有“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GDP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单位GDP氮氧化物排放量”、“单位GDP氨氮排放量”等主要指标），还是“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有“自然保护区面积”、“湿地面积”、“森林面积”、“单位耕地面积化肥、农药使用量”等主要指标），还是“政府政策支持力度”（有“科教文卫财政支出”、“公交运输”、“绿化覆盖率”、“三废处理”等主要指标），四川和成都均具有优秀的表现，这也是四川和成都在吸引人才方面的优势，特别是作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成都，吸引了海内外人才的瞩目。“城市幸福感”是指市民对所在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安定感、满足感，以及外界人群的向往度、赞誉度。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是以市民的幸福感指数为评选标准的活动，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统计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经济生活大调查》评选和由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大调查》评选，2018年11月26日，“201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结果发布，成都、宁波、杭州、西安、南京、广州、长沙、台州、铜川、珠海十座城市被推选为“201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蓉城”成都荣居榜首。在“制度创新”方面，各地应该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的人才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以“党管人才”为人才制度建设的“纲”；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从根本上说，党管人才是党爱人才，党兴人才，党聚人才，党用人才，是通过制定政策、创新机制、改善环境、提供服务，为有志成才的人提供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人才竞争已不再是单纯的优惠政策比拼，而是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较量，需要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拓宽用人视野，破除制度藩篱，增强政策开放度，提高人才流动性，让天下英才近悦远来、尽展其能。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更加有效”直指当下许多人才政策的“短板”。近年来，各地的科技人才激励政策大量、密集地出台，但是科技人才的普遍反映并不尽如人意，有的政策虽好但落实难，科技人才的获得感还不强，创新人才“名利双收”难以实现。要实现“制度创新”，首先需要“解放思想，解放人才，解放科技生产力”。中国改革开放已逾40年，国家经济层面的开放已经完成，中国已经崛起成为经济超日追美的“大国”。中国的硬件和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但中国在人才层面的解放还远没有完成。“国富”之后还没有“民强”，“大国崛起”的基石之下还并不是一个“人才强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还缺乏一个以解放人才和开放人才为主要要素的操作系统，中国人才还被束缚于不同类型的体制机制的藩篱，还缺乏当代中国人才需要具备的以解放人才和“以用为本”为显著特征的核心诉求和价值体系的政策制度环境，使得我国庞大的人才资本难以在运营中重组，在重组中优化，在优化中增值。这就是习近平“为人才松绑”的思想内涵。创新驱动靠人才，创新驱动需要在更高层次上解放人才。人才的发展又是以其在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其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得到充分显现为标志的。而人才才智发挥和价值实现的前提是人才首先要“被用”，还要“恰用”（恰当地使用），才能有“效用”，堪“大用”，才算“用好”人才，才能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才未能有效地“四用”，呼唤着人才的进一步解放。这个“解放”比改革开放初期对人才政治上的解放处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更深的层面，因其更加艰难而任重道远。其次，创新人才激励的政策制度体系，攻克“人才名利双收”的“激励难点”。人才激励机制的缺失，是导致人才价格与价值脱节、人才与经济社会游离的主要原因，而体制上的原因是“过度行政化”。“过度行政化”现象正制约着人才的发展，专业技术人才被现存体制裹挟着进入行政层级的上升通道，无论是从待遇还是话语权来说，都远不如行政领导。在官本位的价值体系和利益驱使下，只有顺应和服从现有的规则，个人才华才能得以施展。创新人才激励政策制度的路径：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通过加大绩效工资分配激励力度、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等激励措施，使科研人员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在全社会形成知识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者得到合理回报的良性循环。形成健康的科研生态和科技人才生态体系。保证科研工作者的话语权，提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促使“官本位”向“人才本位”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优秀人才通过做官体现价值的社会价值体系。落实人才对科研成果的使用、处置和收益权。重点是推动知识、技术、管理、技能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实施股权期权激励，让人才合理合法享有创新收益。激励机制改革要着力形成尊重和实现人才价值的导向。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创新人才维权援助机制；完善科研人员收入分配政策，依法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定权；出台企事业单位人才股权期权激励政策。产学研之间在政策层面打通，科研成果转化就能够快速顺畅实现，就可能让人才价值得到充分尊重和实现，使他们“名利双收”。第三、创新人才评价制度，实施人才团队（项目）的绩效评价。人才绩效评价是检验人才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融合程度的关键。从目前各地人才工作的实践看，“引才”的热潮方兴未艾，热力未减；“用才”的绩效少有关注，标准不一。“高端引领”固然重要，“以用为本”更为关键。如何考察各地践行人才“以用为本”的成效？如何从“引才”链节的“高端引领”向“用才”链节的“以用为本”传递？这就要关注对人才绩效的科学评价。人才“以用为本”的实践，要经历人才引进、人才使用，到通过绩效评价确认的人才产出、用才目的实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及人才自身发展，形成区域人才竞争力）的全过程。其中，人才绩效评价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之一。如何做好在人才发展的多环节和全过程中的评价，使人才评价实现科学化、规范化、社会化？中国创新创业科技人才评价应该把握的关键是——成果的创新性及由此产生的绩效。 因此，首先要设计好人才评价各环节的机制，解决“为什么评”、“评什么”、“由谁评”、 “怎样评”、“评价结果如何使用”等问题，填平人才资质评价的“陷阱”，避开人才绩效评价的“误区”，让人才达到与其“职业锚”相匹配的职业生涯发展巅峰。人才绩效评价是指建立一套正式的结构化的制度,用来衡量、评价并影响与人才工作有关的特性、行为和结果,考察人才的实际绩效,了解人才可能发展的潜力,以期获得人才与组织的共同发展。一般地说，人才团队绩效评价的主要程序和方法为：首先，基于人才绩效要素并考虑创新类和创业类人才团队的不同特征，建立“人才团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次，政府依托第三方评价机构，按照所构建的“人才团队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实施绩效评价；再次，对评价得到的数据及信息进行综合、归纳、分析，形成每个人才团队绩效的定性评语和定量分值，这就是人才团队绩效评价的结果；第四，将绩效评价的结果反馈给人才团队，并进行绩效面谈。对不同绩效结果的人才团队，或给予鼓励，制定绩效再增计划；或进行归因分析，制定绩效改进计划；第五，按照人才团队上一阶段的不同绩效，给予不同的正、负激励措施（体现在后续支撑力度之中及其他人事管理政策之中）；同时，运用反馈控制原理，对不同绩效结果的人才团队，调整下一阶段的绩效计划。人才绩效科学评价是人才驱动创新发展的关键环节。人才引进并非最终目的，人才引领社会经济发展才是题中之义。各地各类人才项目的绩效如何，是需要各级政要和人才管理部门在“引才热”之后必须冷静思考并实施考察的重要问题。人才绩效科学评价是提升人才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它既是“引才导向”（将预期绩效评估结果作为引才的指南），也是“管理抓手”（把绩效评估成绩单作为项目管理的依据），既是“升级标尺”（将绩效评估情况作为评优升级的依据），也是“退出依据”（将绩效评估结果作为项目清理退出的依据）。通过人才绩效评价的导向，推进人才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人才发展及人才工作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成都正成为全国人才发展的新高地。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域的限制，四川及成都在人才资本的集聚度上与东部沿海省市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如2017年的人才贡献率，江苏为38.91%，广东为37.06%，而四川则为29.13%），但在高端人才资本和海外人才的集聚上，四川及成都由于在生态环境方面的优势，显示了其独特的竞争力。我们完全可以充满信心地展望，在四川及成都全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努力实施人才强省、人才强市战略、着力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政策创新的进程中，在全省形成了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才汇聚机制之日，就是国外人才慕名而至、海外学子携手归来、省内人才才智涌流之时！ （本文根据桂昭明先生在中国人才50人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9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