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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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擦边球”的海外淘金时代，正在结束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 近日来，缅甸政府对百余名中国伐木工人判处重刑，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这一判决明显偏重，且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但其中透露出的中国企业与个人在海外拓展时的法律风险，却值得重视。 海外利益的拓展有两个基本的模式：一为国企模式，一为民企与私人模式。 一方面，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推进的海外投资，大都集中在资源、基建、能源等领域，而这些行业往往涉及高度政治性的国家战略选择。因此，“上层路线”往往是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相对而言，所在国的法律往往是项目执行的细节问题，尤其是当所在国司法独立性与法治环境较差的时候，法律上的考量往往让步于政治上的博弈。 另一方面，以民企与大量海外淘金人员为主的“走出去”，又往往缺乏专业的法律方面的培训与协助。他们通常带着某些国内长期养成的习惯，以想办法而非走法律的方式来打开局面。有的时候，在一些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与地区，这种“想办法”甚至演变成为了对当地基层执法机构与人员的贿赂。 坦率而言，这两种现象的出现，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中国企业与人员的法律意识淡薄，而是所在国法治环境恶劣倒逼出来的结果。因为在很多时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讲法律反而寸步难行。比如，在中亚一些国家，中方人员的劳工签证就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往往采矿权办下来之后，中方人员因迟迟拿不到劳工签证而难以入境。在很多时候，甚至包括国企在内，要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安排人员持商务签证入境，“非法”打工。当地警察深谙中国企业这一困境，往往趁机骚扰中国企业与工人，进行罚款甚至索贿。久而久之，甚至形成了不成文的灰色规则，一些中国企业甚至将这种罚款与贿赂，视为正常的经营成本。又比如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中央政府权威薄弱，地方政府甚至武装力量直接控制着当地的资源，要想走进去就必须获得当地部落而非获得中央政府的许可。这次缅甸的非法伐木事件，中国工人并非无证盗伐，只是办的是克钦族武装的许可证而非缅甸政府的许可证。 随着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与个人越来越多，这种规避法律、变通权宜的办法，已经越来越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一方面是因为走出去的企业和人员太多，让原先规模不大的灰色交易迅速扩大，从而引起当地社会的强烈反弹。另一方面，因为中国企业与人员快速发家致富，激起了当地一些权势集团的觊觎之心，进而以“翻脸执法”的方式，掠夺中方企业与个人的财富。比如，在非洲一些国家已经发生对中方企业、人员大规模的驱逐。 在近几年的海外利益输出中，由于漠视法律而遭遇的风险，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海外企业（个人）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一带一路”上的一些不发达国家与地区，当地的政府与社会对于企业合法经营的关注度也已经越来越高。小聪明可能带来大麻烦，甚至变成大风险。必须意识到，靠着打“擦边球”获利的海外淘金时代，正在走向终结。 本文刊于《中国青年报》第2版，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8月13日 -
【人才研究】你所不了解的“中国模式”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 六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有谁能料到，今天的中国能坐拥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贸易国、而且即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三十年前，又有谁能预想，今天的中国能将人成功送上太空，能举办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奥运会？毋庸置疑，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三十年来尤其在经济方面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让世界感到惊叹，也吸引了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模式”的强烈关注与深入探讨，这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 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加之全球化时代休戚与共的国际关系，海外长期非常关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命运。美国学者福山在冷战后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苏联解体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一条道路。他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连福山本人最近也公开认为，“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进化的终点。20年前，西方学者为拯救“拉美模式”提出了“华盛顿共识”，而在中国经济发展后西方开始有人提出基于中国发展模式而总结出的“北京共识”。中国经济的强劲崛起，一方面使得西方世界不得不重新进一步分析中国发展的原因和挑战，另一方面，“中国模式”的有效性成为中国对外提升影响力，对内加深自我凝聚和认同的有力宣传利器。除此之外，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虽对中国出口带来了沉重打击，但是因为“中国模式”的特殊之处，中国经济的已经率先复苏，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将本国经济复苏希望寄托于中国。这些都给“中国模式”提供了走入世界关注视野的背景和契机。 简单说，海内外围绕“中国模式”的讨论主要涉及总结、前瞻、推广三类。 中国三十年来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耀眼的经济革命，改变了四分之一人类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变革方式，所以归纳、总结、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优点与缺点、贡献与挑战，成为海内外各大媒体、研究机构、智库的重要研究课题。这其中有着层出不穷的唱衰或看好“中国模式”截然对立的学说。 现在所指的“中国模式”是有时间区段的，主要限定在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模式又是什么样呢？于是，大量的学说将重点放在前瞻性的探讨“中国模式”未来应如何迎接挑战、保持可持续发展。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海外一些研究多将中国看作发展中国家的杰出代表，把“中国模式”与“东南亚模式”、“印度模式”、“越南模式”等其他发展中国家模式作比较。解析“中国模式”同时，重在研究其是否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推广及复制。 泛指的“中国模式”可以细化为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中国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寻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渗透其中，几者相互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要全面地探讨“中国模式”是个复杂的工程，本文中提到的中国模式主要基于中国的经济模式。当然，经济模式是相对最表象也是最易把握的，而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会如同两条潜伏的红线始终如影随形。 总的来说，“中国模式”特点明显、挑战严峻。
2015年8月13日 -
【智库研究】何以成就有影响力的“大国智库”
智库本质上就是一种影响力。在西方发达国家，智库有着特殊而重要的功能作用，如提供新思想、参与政治决策、引导社会舆论、代言公共利益、开展民间外交、储存输送人才，其影响之大，堪称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一个智库是否具备公信力、创新力、专业力和传播力，是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大国智库的先决条件。 （一）公信力是前提 智库的公信力，源于其非营利的本质、独立的地位和客观的研究。 中国智库公信力的缺失，根本原因在于很多官办智库缺乏客观公正的立场，大部分民营智库又过度商业化，缺乏高质量研究成果，以及部分智库研究人员受到现实利益的驱使，发表不负责任的意见甚至是颠倒黑白的观点，严重损害了智库的公信力。要建设大国智库，中国首先需要正视和解决公信力的问题。 目前，有学者和社会认为，一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智库缺乏公信力。西方国家，例如美国由于实行多党制，智库可以同时服务于多个政党，即使为某一政党服务，这种服务是一种市场化的选择，起源于这一党派与其他党派员的竞争，智库必须为政党提供客观独立的建议才有价值，才能为政党的当选做好铺垫。单一的政党制度让智库产生依附性和依赖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政治环境不一定是决定智库缺乏独立性和公信力的原因。欧洲国家的智库通常有强烈的党派倾向，但智库与政府的关系反而促进了智库的发展，为智库提供了发挥影响力的舞台，同时也更能确保政府出台的各类政策有利于国计民生。因此，智库树立公信力，更重要的是树立为公共政策决策服务的正确理念，拥有社会责任感和荣辱观，认识到独立性和思想与政策创新往往是智库是否获得更广大的民众认可、获得国际认可的通行证。 （二）思想创新是根本 智库的本质就是思想的创新工场，需要站在思想领域的前沿，既要有紧扣社会热点的敏锐，又要有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超前意识，随时提供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方案。因此，创新能力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囿于体制的束缚、思想市场的不发达，以及智库机制的不健全、运作模式的不规范、创新人才的缺乏等缺陷，中国智库的创新研究能力整体上来看，还很不尽人意。 大国智库的基本定位应该研究战略性长期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眼前的热点问题的研究。自由的研究精神和对前瞻性议题的把握是制造创新力的前提。发达国家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借鉴的经验。在兰德公司60年的发展历程中，他以跨学科的创新精神，为美国军事和科技发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兰德崇尚自由的研究精神，鼓励研究人员跟踪某一问题长期研究。他的研究议题极具前瞻性，以其通信系统的研究派生出互联网构想为例，这种想法不仅满足了自身的研究需要，也改变了美国和世界。 （三）人才是基础 人才是智库的第一资源。首先，要具备战略性的人才储备。智库要研究战略性长期性的问题，则人才的储备应该是一些关于战略性人才的储备。其次，人才多样化。西方国家人才来源广，企业、高校和政府的人才都是被吸纳的对象，多元文化背景和国际化也是人才开放的移民政策是发达国家智库得以吸引全世界优秀人才的政策保障。第三，人才高流动性。智库不仅是人才的蓄水池、也承担人才输送的功能。西方智库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为政府和企业输送人才，所谓“旋转门”机制。美国每次换届选举后内阁官员的变动达4000多人。这些官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思想库。在华盛顿，一些非常资深的民主党员曾在布鲁金斯研究中心进行培训。这个系统不仅在西方存在，在韩国也是如此。韩国有一些发展研究机构或教育机构，将一些学生送到美国读博士，等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他们以三倍的薪水将他们吸收进智库，几年之后这些人才就会有所成就。这是吸引人才回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可以为政府注入活力，也不会让一些非常陈旧的观念在政府当中永远存在。 （四）传播力是保障 思想和成果的传播，是一个智库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也是赢得影响力的必经途径。在新媒体风起云涌的信息时代，智库要扩大其影响力，已经越来越有赖于媒体传播网络。发达国家智库通常就热点外交政策问题举办大型公开会议，邀请专家进行讨论，或者宣布研究成果。除了一些固定的贵宾级的名人和媒介会专门邀请外，社会各界公众都可以自愿报名参加会议，额满为止。像这一类大型的公开会议，都可以在各大智库的网站上看到现场的文字记录和音频或者视频记录。，这种开放性的传播方式，促进智库国际化的影响力。 正是因为这种传播模式的存在，使得美国智库被称为没有固定学生的大学。布鲁金斯学会在2007财政年度举行的大型公开会议有200多次。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每年举办700多次会议，美国企业研究所在2005年举办了200多次会议。 总体来说，传播力的塑造应该擅于利用各种新媒体，不但要在主流媒体上经常有自己的新闻与声音，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博客、微博、微信、手机报、数字电视等新媒体手段，以构筑自己的立体式传播平台。 本文选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著，人民出版社
2015年8月13日 -
“政治不透明伤及中美关系”的冷笑话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
2015年8月12日 -
【人才研究】各国人才竞争制度最新走向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 人才竞争关键在于制度竞争。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服务本国经济，各国都适时调整了人才制度，降低了创业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准入门槛。这传递出一个信号，即各国引才范围扩大，更关注人才队伍结构的整体布局。这一新的引才趋势对于我国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或许有借鉴意义。 美国调整人才移民制度 为了解决经济复苏后许多高科技企业对人才的大规模需求和美国国内相应高层次科技人才短缺之间的矛盾，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致力于加速推进此前搁浅的“移民新政”，明确提出未来的移民政策将向国际理工科人才和在美投资创业者倾斜。 2013年4月17日，美国参议会公布了30年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改革法案。本次法案最受关注的是：1.增加创业签证；2.将H-1B签证的上限从65000个提高到110000个，增加配额全部给在美获得STEM(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硕士学位以上的学生；3.取消对杰出人才的限额；4.增发25000个STEM领域的高学历人才签证。 该移民改革法案提议拨出30亿美元边境安保资金，用于购置无人机和增加边境巡警人手，同时拨出15亿美元用于继续建设高科技围栏。将发放给高技能劳工的签证数量（H-1B）从6.5万份上调到11万份。如企业对这类劳工需求很强，这类签证数量上限还可能会上浮到18万份。该法案还提出给那些找到科技类工作的理科留学生5年的签证。而且，他们在5年之后可以正式申请成为美国公民。 加拿大增加技术移民签证数量 2012年加拿大年度移民计划显示，加拿大对高素质人才的态度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 第一，增加1万个联邦技术移民名额。计划吸纳技术移民最低5.5万人，最高为5.7万人，比去年的4.7万人多出1万人； 第二，增加“加拿大经验类移民”。“加拿大经验类移民”于2008年设立，为国际学生及拥有高技术的外国临时工作人士提供取得永久居留权的途径。2010年，通过该计划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国际学生人数超过3900名，大约占国际学生的四成，较2009年上升一成多；经验类移民名额由2011年的6500名计划增加至2012年的7000名左右，创造了今年来的经验类移民的最高值。 第三，新增1000个博士类移民名额。加拿大科技部部长高尔雅指出，将通过“联邦技术劳工计划”，每年允许最多1000名在加拿大深造的外籍博士生申请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身份。这些博士毕业生在加拿大的经济发展中承担了带动科研、教育创新等重要角色，他们正是加拿大需要的人才。 英国启动杰出人才签证 英国从2011年8月9日起启动杰出人才签证，从2011年8月9日至2012年3月31日，有1000个名额分配给杰出人才签证类别。杰出人才签证类别将被世界知名的能力评估机构共同监督审核。这些评估机构将向英国边境管理署提名杰出人才申请人，并且保证被提名人是评估机构所在领域的非凡人才。 这些能力评估机构包括：英国皇家学会（可推荐300个名额）、英格兰文化艺术委员会（可推荐300个名额）、英格兰皇家工程院（可推荐200个名额）、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可推荐200个名额）。被这些评估机构提名并成功获得杰出人才签证的申请人，可以不需要获得当地雇主担保前往英国，英国以此鼓励在科学、人文、工程及艺术领域的杰出人才前往英国发展。 德国加大国际专业人员引进力度 2011年3月，德国联邦政府通过了《外国人居留法》（草案），根据新草案，德国联邦政府将给予从事科研工作的外国人配偶充分的就业权，以加强对外国科研人员的吸引力。此外，德国政府还计划进一步放宽技术移民政策的门槛，将长期居留签证年收入限制从目前的每年6.6万欧元降至每年4.2万欧元。 2012年4月27日，德国议会当日表决通过旨在吸纳欧盟以外第三国专业人才来德的欧盟“蓝卡”法案（BlaueKarteEU），从而满足了欧盟关于吸引外来专业人才进入欧盟的相关规定，清除了相关官僚主义障碍。该法案下调了外国专业人才最低收入门槛，即从原先规定的年薪6.6万欧元降低至4.5万欧元；对现今专业人才匮乏的职业，如医生、工程师等，其年薪门槛可至3.5万欧元。法案同时为在德国就学的外国大学生在德国就业减轻了压力，他们可以有18个月的时间在欧盟其他成员国寻找工作。德经济部长罗斯勒表示，专业人才匮乏已成为影响德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德国想通过这个试点项目向对世界发出一个信号，即欢迎国际专业人才来德国发展。 韩国实施世界一流研究机构计划 2009年，韩国投入122亿韩元设立了世界级研究机构计划（World Class Institution）。该计划要求入选的研究机构主任必须是从国外招聘的卓越科学家，机构的研究人员中必须有50%的研究人员来自国外。该计划还规定机构主任在未来五年中每年在韩国的时间不少于4个月。2012年1月，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为吸引海外青年人才启动了“智力回归500人计划”（Brain Return 500 Project）。 教育科学技术部长官李周浩指出该计划到2017年将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500名，包括全球顶尖的科学家和学者，回到韩国技术科学研究院所工作。韩国政府将通过保证研发小组的自主权、引入开放式的人事管理制度和鼓励基础科学研发创新等方式来提高本国的科技研发水平。同时，韩国政府计划到2017在培养2000名从事科研设备研发的工程师，并通过财政补助的方式使大学可以雇佣这些工程师。 为加强在基础科学领域的科研水平，韩国政府于2012年为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一流科研人员增加1500个工作岗位，并将在2017年之前再增加1500个工作岗位。 以色列实施I-Core项目 以色列虽然拥有世界顶级的实验室和科学家，但现存体系已被老牌科学家占领，不能提供新的位置给新移民科学家。为了更好地吸引海外人才回国，以色列于2011年实施卓越研究中心项目（简称I-CORE），项目主要内容是大学、学院、研究机构和医院联合起来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合作研究体系，专业研究可以在整个体系内完成。 吸收回国的科学家大多来自世界顶级研究机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纽约大学和德国的相关实验室。所有新加入的成员，包括回国科学家，都被授予大学终身职位。截至2012年4月，这个计划已经锁定了300位顶尖科研精英，并计划一共引进2400名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裔知名科学家。 I-Core项目由总理办公室、计划和预算委员会制定并实施，这两个部门都是负责高等教育的部门。政府为这个体系提供资金支持。科学家一回国就会获得60万美元的科研启动资金，这些资金用来购买仪器设备。 本文原载于《国际人才交流》，并收录于《国际人才战略文集》，党建出版社。
2015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