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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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研究】 揭开美国智库超强国际影响力之谜
二战后，美国成了西方智库的中心和现代智库的样板聚集地。由于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组织大批专家、学者参与到相关的决策和研究中，同时由于美国远离世界战场，美国相对和平和一枝独大的政治经济优势，也使美国成为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聚集地，客观上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优势。 当代美国智库无疑具有超强的国际影响力。得益于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以及完善的决策协商制度环境，美国智库的发展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智库的充分发展，又反过来为美国国际地位的保持与提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3全球智库报告》，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家，其中美国智库数量最多，有1828家智库，稳居世界第一，占世界智库总量的四分之一强。按照18项评测标准得出的全球智库排名，美国智库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排名前五的智库中，美国就占了三家：布鲁金斯学会蝉联全球智库第一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第三，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升至第四位。 在美国众多知名智库中，除了兰德公司以外，其他智库的常规人员规模都不大，基本都是在300人以下，大部分不到100人。美国智库非常注重自己的特色研究，例如布鲁金斯在中东政策上在众多智库中独领风骚，兰德在军事、核武器研究方面一枝独大，美国进步中心在公共政策方面则让其他智库望尘莫及。 从地区分布来看，在2013年统计的1828家美国智库中，华盛顿特区有395家，约占美国智库总量的20%。其余1433家则散布于全美各地。其中超过100家智库的州有：马萨诸塞州176家，加利福尼亚州173家，纽约州145家，弗吉尼亚105家。可见美国智库主要分布在政治核心区域华盛顿周边，以及经济发达和开放的加州。 本文选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著，人民出版社
2015年8月12日 -
TPP谈判：行百里者半九十
文/黄日涵，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
2015年8月11日 -
【人才研究】为何受过高等教育的一半移民流向了美国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移民制度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很主要的吸引人才的手段。虽然美国在开始的时候，如自由女神像上所写的，不需要的、被流放的、被抛弃的都欢迎到美国来--当时美国是一个流放地--但是现在美国的移民政策只欢迎人才。所以全世界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一半流向了美国，四分之一的留学生最后是去美国深造了，有一半的留学博士最后留在美国了。所以现在美国是全球第一人才大国，它培养了全球4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有7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美国工作。所以我认为美国核心竞争力，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就是它对人才的凝聚力或者说它的吸引力。 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中国的家长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去留学？去年我们在美国留学的学生将近20万人。人才源源不断地去美国，我觉得这是美国一个很大的优势。 我记得在哈佛大学一次研讨会上，哈佛大学前校长拉瑞.萨默斯，当时中国一个企业家问拉瑞.萨默斯,美国跟中国比究竟有什么优势？我记得当时拉瑞.萨默斯说了一点，给我印象比较深，他说美国具有吸引全世界优秀人才来美国的优势，而且年轻人来很多都留在了美国，这个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创新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任何事情到最后都是靠人来创造，如果说美国占据了这个制高点，我觉得对于全世界来讲，要赶上美国还要下更多的努力。 看美国的发展，它的移民人数达到了4280多万，而美国的人口也就3亿，差不多12%的人口都不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从2005年开始，每年发放的绿卡超过100万张。10年就是1000万，这个数目不得了，而且这个绿卡来的都是有钱、有知识的人才。我们虽然把很多货物输送到了美国，或者是外汇我们挣进来了，我们在货物贸易上是巨大的顺差，但是在人才贸易上我们是巨大的逆差。人才赤字实际上也是我提出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应该加以重视。而且不光是常规的人才，它的短期人才工作签证，H1B签证，按照美国最新统计数据，每年都保持在了8万张左右，而且主要是发给那些留学生或者是申请到美国工作的那些人，每次这个东西出来以后，一个星期就被申请光了，时间越来越短，前几年时间还长一点，从2003年开始，H1B签证在一周之内就达到了上限，说明美国经济也在复苏，用人也在增加，而且想留在美国的人也越来越多。 不光美国是这样，我们看到澳大利亚也是一个移民构成的国家，澳大利亚人口里面有27%是移民。20%的人不是在澳大利亚出生，这些国家都很受欢迎，去的人也很多。包括澳大利亚也发现增加技术移民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它的移民里面相当大的份额是技术移民，实际上就是人才移民，大家都在抢人才。 像欧盟、美国有“绿卡”，欧盟也出台它的“蓝卡”计划。在德国，年薪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申请，德国以前这方面比较保守，现在也是非常地开放。另外俄罗斯也修改他们出入境管理法，吸引高水平的外国人到俄罗斯落工作，简化工作许可。日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现在也开始降低了他们的标准。比如以前必须要在日本住满10年以上才能拿到日本国籍，最近日本修改了，你只需要住满5年就可以申请日本国籍。韩国在这个方面走在最前面，韩国不仅是允许外国人到韩国工作，韩国甚至开放双重国籍，而且韩国还允许外国人在韩国参加选举，包括韩国新任总统任命了一个美国国籍的人担任他们的部长。韩国是国际化非常高的国家，它的总人口不到5000万人，但是它在海外有500万的侨民，它的十分之一人口在海外，它的国际化程度非常高。韩国也有很多签证，它的签证分的很细，出入境签证、永久居留签证等等，包括还允许配偶在韩国工作。这些都是对人才吸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他们的政策非常灵活，不断地为人才的吸引来服务，专门用于吸引人才。 另外一方面，这些新兴的国家，像印度、巴西、菲律宾、俄罗斯这些国家，他们没有那么多很好的经济基础，但是他们采取了普惠制，就是放宽他们的这些政策。比如说越南允许没有放弃越南公民的海外人获得越南国籍，吸引了350万人回越南投资。印度到目前为止已经发了400万张的海外公民卡和700万张的印度裔卡。什么意思？第一代印度人可以拿海外公民证，不需要签证，第二代也不需要签证，就是第二代人兜里揣着印度裔卡，我的祖籍国随时欢迎我回去。所以它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它在90年代的时候，没有实行这个政策之前，它的软件人才大概只有7000多人在印度，实行了这个政策以后，2000年以后，回去了70万人，印度一下成为软件外包第一大国，特别是它跟美国这方面的人才往来特别频繁。而且印度实际上在海外的侨民共2000多万，它发了1000多万优惠的海外身份的认证。我觉得这些实际上也是值得中国来参考的。 中国现在是什么情况？对国籍这块，对双重国籍卡的比较紧，但是中国香港实际上跟印度模式一样，中国香港只要你在海外，不管拿任何证件，你回到香港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公民，如果触犯了法律也按照特区法律来制裁你。香港的模式未来也可以成为内地参考的一个模式。 吸引留学生也是吸引人才的手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留学生奖学金，美国的奖学金，理工科的奖学金三分之一都是给外国留学生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留学生来了以后，一大半会留在美国，实际上是在为他们自己培养人才。而且最近美国移民局还把学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心理的毕业生在美国实习的期限延长到29个月，差不多有两年半的时间来获得你的经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移民。 美国政府的一个研究机构统计了一个数据，发表在2010年的《华尔街日报上》，这个统计是什么？博士毕业生毕业五年以后，学理工科的留在美国的比例，中国是最高的，达到了92%。印度有81%，而且从绝对数来讲，中国比印度还多了好几倍。韩国只有41%，日本只有30%，台湾也只有43%，泰国为什么它的回归率这么高？留在美国的只有7%，它的阳光、沙滩或者气候很吸引人，可能是软环境的关系。实际上跟国内的统计数据也有一些吻合，我知道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也统计了一个数据，在过去十年回来的硕士生，去教育部办认证的这些学生，硕士生达到了60%，博士生只有5%，比例非常少。这说明现在高学历人才是特别容易被吸引跑的。 中国连续几年成为向美国输出留学生最多的国家。现在很多国家推出政策，我给你多少工作期限、工作签证，这样的话你可以更容易的移民。比如说2000年的时候加拿大曾经开放对中国的技术移民，很多中国毕业的大学生，做软件的、做技术的都移民大加拿大了，但是去了以后发现找工作很难，语言也不通，后来很多人回来了。后来加拿大发现这些人实际上不太容易留在加拿大，他们研究发现最容易留在加拿大的是那些在加拿大受过教育的人，有过很多年经历的人，对加拿大已经有一定了解基础的人最容易留下，所以他们现在专门针对这些留学生移民是最松的。 日本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他们的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一个30万留学生的计划，要在2020年达到留学生30万人，而且其中要争取50%留在日本工作。日本这么保守，现在对人才也非常重视，非常关注。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也是这样，像欧盟专门有留学生的计划，针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像爱尔兰的，包括像韩国的、新加坡的。而且新加坡的全球校园中心计划也很有特点，它本身只有一两所大学，或者三所大学，它把其他国家的大学，像耶鲁大学，像欧洲工商学院等等都吸引到新加坡来，然后使东南亚的学生不用出国到新加坡去留学。我觉得像这种方法，中国其实也是可以采纳的。 另外还有各种人才计划，吸引人才回流。我觉得韩国在这个方面做的最好。包括还有创业计划，吸引海外人才到发达国家创业，比如说英国的这种全球创业计划，专门吸引国际创业者。像以色列这样的一些国家，吸引人才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以色列有两个部在以色列政府里面位置最重要，一个是国防部，因为要打仗，然后就是移民部。还有像韩国、巴西、加拿大都有各种人才计划。 还有的国家设立国家猎头，为了吸引人才，比如说以色列移民吸收部，像中国台湾有海外办事处，特别是新加坡他们在海外有10多个部门，专门都是做人才的吸引工作，而且他们联系人才的方式是请你去喝茶，他们的喝茶跟我们的喝茶不太一样，在喝茶过程中看看你是不是适合被他们吸引，不吸引也不浪费喝这一杯茶。新加坡这个机构以及在国外开设了很多，有12家。 而且我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注意到，瑞士驻波士顿领事馆，就设在了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之间，每天都有各种活动，什么技术交流、研讨会、讲座，它就关注顶级的这些人才和各种最新的理念。我觉得这些国家他们吸引人才都是非常有特点的。 吸引人才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说人才吸引，我们能不能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引得来并不代表你有本事，但是引得来以后如何留得住他们，是大本事。特别对于高新的知识人才，他们的专利能否得到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能不能不被侵害，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在这个方面非常严厉，每年有大量的知识产权侵害打击、赔偿。我觉得这个对于人才环境来讲非常重要。 另外还有人才科技合作共享等等各种计划，也是很多的，欧洲有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发展框架计划，美国也是这样。包括发达国家都有这种。人才共享计划，通过国家与国家、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合作，我觉得实际上也是很多能够得到人才的共同利用。有的时候现在人才不可能都回来，但是能不能把他们在其他地方也利用上，这个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些人没有回来，我们有海归，我们2000年有海归的时候，05年的时候我又提出海鸥的概念。我们有海鸥，但是能不能把这些海鸥利用上，我觉得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来研究的。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当然还有就是创造产业环境，像以色列在这个方面做的很好，以色列在美国上市的纳斯达克公司是最多的，它的风投也是最多的。硅谷也是这样，这个地方来的印度人和中国人是最多的。一个地方越发达，越创新，它吸引的国际人才越多。包括跨国公司，现在跨国公司也是全球运营。即使很多学生、人才没有出国，但是现在都在跨国公司机构里面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服务。像中国的企业，像华为、中兴什么的也在海外开设，联想也开设了很多研发机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方式，如果这些人才不回来，我们可以把研发机构办到海外去。像我在美国见到青岛有一个企业，他们每年在国内研发大概花好几个亿，但是研发出来的产品马上就过时了，因为他们不是接受的最前沿的技术，后来老总就把他们的研发放到波士顿了，放在MIT的边上，这样的话，利用最好的人才，研发出来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这个也是很有价值的利用海外人才。 当然还有就是文化输出吸引人才。美国梦大家都很熟了，美国梦实际上就是到美国实现白手起家，通过个人的努力，最后能够获得成功。实际上美国是这样，美国这个地方，它进去很难，但是一旦进去了以后你可以享受它的服务，这个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如果你有能力，你就是一个黑人你也可以做到美国的总统，这块我觉得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们现在也有一个中国梦的概念，我们现在提出中国梦，实际上在2009年，我在我的《人才战争》这本书里面专门后面有一章讲到中国梦，而且去年我们在欧美同学会也讨论过中国梦。去年下半年，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习近平的中国梦》。我觉得在吸引人才方面，中国梦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本文原载于《国际人才交流》，并收录于《国际人才战略文集》，党建出版社。
2015年8月11日 -
【人才研究】新兴发达国家如何“抢夺”外国人才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二战结束之后，无论是战败者还是战胜者，都面临着经济落后、从属西方的困境，同时因为自身经济科技基础的不足、教育的落后，也都派出了大量的留学生到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学习。其中，大多数留学人才都没有回归，演变成大量的人才流失。 但是，当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经济高速发展机遇的时候，这些国家和地区也迅速实施成功的国际人才竞争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人才流向。由于经济腾飞之初，尚且无力与美国等传统发达国家全面竞争全球顶尖人才，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海外人才争夺，都以推动海外本族裔人才和留学人才回流或环流为主，对于外国人才还只是重点引进。具有指标性意义的留学生回归比例，一般在经济腾飞阶段会从不到1/3提高到普遍达到50%甚至更高，也就是说，大部分散布在海外的留学人才都会回归。 新兴国家对于推动海外人才的回流，并不仅仅是感情诉求，也是客观现实所迫。作为一个追赶者和后进者，他们需要那些留学生、移民从最先进国家带回最先进的技术、经验、理念。作为一个有雄心的新兴工业国，当他们在外包生产中逐渐掌握技术，从仿造中逐渐学会创新，也必然会努力追求附加价值更高的高端产业。而且，随着国内人均收入与受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高，他们从事制造业的廉价优势也会逐渐丧失，跨国企业会接着把这些低端产业转移到成本更廉价的新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如果他们不大力吸纳国际化人才，发展知识产业和知识阶层，在全球产业链中进行产业升级，到一定阶段经济发展就会自动陷入停滞。 海外人才的回归，通常也会创造“韩国硅谷”大德研究城、“台湾硅谷”新竹工业园等世界新兴科技中心，成为各自高科技产业以及新经济的重要推手。与此同时，当经济日渐发达、人才收入逐渐提高、国际化程度得到提升、知识产业基础逐渐完善，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于外籍高级人才也逐渐会变得有吸引力。因此，当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新兴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后，国际人才竞争战略会从注重人才回流开始过渡到回流与吸引外国人才并重的双管齐下战略，既继续努力推动海外人才回流，又借鉴美国等最发达国家的经验，开始通过移民与留学争夺外国人才。概括地说，普遍经历过本土人才大量流失、本土人才少量回归、本土人才大量回流、同时大规模吸收外籍人才的四个阶段。 日本、韩国等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入21世纪之后，移民与留学政策都体现了这种阶段性变化。日本和韩国过去虽然重视本土人才的国际化，但并不重视外国人才移民入籍以及招收留学生，但进入21世纪后政策都发生了改变：韩国政府2007年出台“留学韩国计划”，将吸引外国学生的能力作为韩国驻外使节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2008年4月30日又决定推进完成承认韩国公民以及外国优秀人才拥有双重国籍。2008年1月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接收30万外国留学生计划”，并打算让五成以上的人能留在日本就职。 当然，新加坡、以色列有所区别，他们所争取的海外族裔人才其实也是海外出生的外籍人才，因此政策上也更接近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例如以色列设有与国防部地位并列的移民吸收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也类似于此。但区别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而与日本和韩国相同的是：这些新兴国家和地区虽然重视国际人才竞争，但都清楚地知道自身的不足与优势，因此国际人才竞争战略都会对有同文同种优势的海外族裔人才进行重点倾斜。香港有专门针对吸引内地人才的“优才计划”，以色列建立了“犹太人回归法”并规定：“凡犹太人均有移居以色列之权利……移民签证发给一切表示愿意来以色列定居的犹太人……按回归法取得移民证者，从发证之日起取得以色列国籍。” 需要指出的是，亚洲的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在“汉文化圈”内。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都是华人社会，日本、韩国深受我国古代汉文化影响。上个世纪经济腾飞也首先源于国际产业转移，借制造加工业获得了经济快速增长。由于这种文化和发展过程的相似性，以及目前的发展阶段超前一步，这些国家或地区采取的国际人才竞争战略对我国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2015年8月10日 -
【智库研究】智库的舆论引导机制
舆论引导机制形成社会影响力。学术影响力讲求是研究成果的深度，而社会影响力讲求的是推广研究成果的广度，智库一般是通过将其研究成果广而告之的形式来培育预期社会影响力的。智库的研究成果被学术圈认可和接受之后，智库和学术界还会利用多种渠道将研究成果推广出去，在社会普通民众和政府官员之间产生影响力，借以对社会大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政策决策起到推动作用。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信息咨询网络的普及，智库之间的竞争也渐趋激烈。因此各个智库都在想法设法在思想市场上竞争，想方设法推广、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增强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影响社会舆论，最终影响公共决策。一般来说，智库采取的主要推广、宣传方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三种，其中人际传播有助于智库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决策者，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担负着议程设置和塑造公共舆论的作用，从而间接影响决策者。 所谓人际传播，是指智库依靠个人关系网退关宣传其研究成果，其中美国的“旋转门”机制是人际传播最直观的一种表现形式。“旋转门”机制链接了智库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的共享，这一机制的重要功能一是构建人际关系网络，如直接在政府中任职，用电话、邮件与政府官员取得联系、与国会议员保持密切关系，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听证、高层次决策者的咨询等；二是连接知识与权力，“旋转门”机制为研究者和官员提供了角色互换的机会，使他们有机会获得研究与现实的双重经验；三是推进“第二轨道”，官员与研究者身份的互换，可以为他们提供看问题的另一种角度，有助于他们在官方外交民间外交之间找到另一种外交方式。我在布鲁金斯做研究时发现，布鲁金斯学会现有的两百多名研究者中，有大约一半的人曾在政府工作过，其中还有6人直接出任过驻外大使。 组织传播的主要形式为会议或讨论会，智库一般借由讨论热点外交政策问题、宣布研究成果等召开会议或讨论会，邀请相关专家到会就相关问题发表见解。这一类型的讨论出了智库邀请的专家、学者、媒体之外，公众也可以参加，具体参加的人数因场地等因素为不同。当然，没有参加的人员也可以通过该智库的网站查找这些会议、讨论会的文字、图片或视频资料。此外，智库还会举办一些只针对特定人士的小型会议，因为会议的议题比较敏感，此类会议一般不接受公众参与，也不会在网上公布相关资料。举办短期培训项目也是组织传播的形式之一，短期培训项目可以帮助培训者对面对的问题与形势形成透彻的了解。布鲁金斯学会就会定期组织短期培训项目，而且还设立了专门的部门负责相关工作。 智库通过组织传播搭建的论坛研讨会等平台为研究者、社会大众、政府提供了交流思想、意见、建议的渠道，加强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有助于达成共识，推动问题的解决。美国的智库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分别在2007和2005年举办了200多次会议。我在布鲁金斯做访问研究员的2010年也是如此，几乎全年的200多个工作日每天都有研讨会或活动，向社会开放。此外美国国家战略研究中心每年都会举办700次以上的会议。 与以上两种传播方式相比，大众传播方式被重视的时间比较晚。它开始成为智库推广、宣传研究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始于上世纪60年代信息传播技术大发展的时候。但它的发展非常迅速，到现在基本上每家智库都有了自己的门户网站，有了专门负责大众传播的部门。大众传播可以扩大智库的影响面，营造公众舆论，对政府形成一定的影响，有助于实现智库影响国家决策的目的。网络新媒体兴起之后，因为具有操作便捷、传播快、范围广等特点，而迅速成为智库宣传、推广的重要手段。因为网络新媒体的范围不局限于一国之内，就使得智库可以再全球范围内推广、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影响力。 本文选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著，人民出版社
2015年8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