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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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重视日本在亚洲的挑战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 随着抗战胜利日的临近，中日关系的走向正在成为国际社会与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大多数观察者都将关注点集中于“安倍政府对历史问题的说法”与“日 本的重新武装”等重大政治问题之上，而忽略了崛起的中国正面临苏醒的日本全方位的竞争，日本已经成为了现阶段中国在亚洲经济与文化上最大的竞争对手。一方 面，在东南亚地区，日本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开始的深耕东南亚战略与中国经济的进入构成了直接对冲；另一方面，在中亚地区，日本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 期，就由桥本龙太郎政府推出了“丝绸之路计划”。坦率来说，相比于中国以政府为主、以国企带动的“走出去”，日本虽然在“战略”视野上明显逊色不少，但是 在如何融入当地社会、争取当地人民认同、提高投资效率等战术层面上，却存在一定程度的优势。这些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基本方面： 一、日本人对目标国的调查工作更为严谨、细致 亚 洲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族群等各个方面往往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对当地情况的掌握往往是“走出去”的成败关键。日本企业在这方面，做的更为持久、细致 与全面。一些企业往往是连续几代领导人地对某一地区进行持续性的调查，其调查往往涉及当地的各个方面。相比而言，我国的企业往往对当地的调查研究缺乏足够 的时间和连贯计划。我们的一些国企领导人往往把“走出去”当作政绩工程，力图在自己任期的3-5年内就出成果，不愿意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准备工作。结果 造成了，对当地情况一知半解就上马项目的急功近利的现象。这让我们的一些企业承担了很多的风险，交了不少的学费。 二、日本人与当地社会打交道的方式更为灵活、务实 相 比于习惯走高层路线的我国国企，日本企业在企业外交方面的经验更足，更善于争取当地社会的好感。比如我国投巨资援建国道，日本人却花更少的钱去修乡间公 路。我国企业花大力气去为干旱地方打井，日本企业却给每个打井的家庭妇女赠送经久耐用的水桶。日方的很多行为，花费小却更接地气，收效更大。很多时候，我 们的一些企业援建完小学之后就不管了，最后这些小学被当地的土豪劣绅霸占，孩子们还是挤在破房子里上课，而日企不仅修小学而且还联系NGO常年派驻老师授 课。最后的结果是，老百姓都知道中国人援助了不少，但是感受到的却往往是日本人的好。 三、日本在营造国家形象上有一些独特的小聪明 我 们一直把许多国家当作与中韩一样的日本侵略的受害者，但是却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因素。事实上，大多数的东南亚国家在日本侵占以前并非独立国家，而是西方 国家的殖民地。日本进入东南亚之后，通过给予这些国家名义上的独立地位，迷惑和争取了相当部分的当地精英，而这些精英基本上至今为止仍然把持着东南亚一些 地区的政治权力。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通过经济、社会援助等手段隐秘重建了与这些当地精英的社会联系，并在一些国家相当成功地修复了自己的国家形 象。 坦率而言，中国与日本在亚洲的较量正在 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日趋激烈，作为超大型国家的中国相对于日本的战略优势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明显，这也引起了日本在战术层面的进一步反弹。虽然从长远 上来讲，大势所趋绝非机巧、算计可以阻挡，但是正视竞争对手的长处却是提高我们自身所必需的态度。中国社会必须将战略上对日本的藐视转移到战术上对日本的 高度重视上来。 本文选自中国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 ，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8月14日 -
【人才研究】王辉耀：人才驱动发展的八大趋势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才竞争，自2008年中央的“千人计划”出台以来，中国正由“人才流失国”向“人才回流国”逐渐扭转。中国人才战略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吸纳人才，还在于引领和驱动目前亟需的发展模式的转型，高质量的人才正是关键。 （一）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型 过去30多年，中国依靠人口红利优势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中国社会的“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未来10～30年将彻底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将消失，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也会日益严峻。过去受惠于全球化的中国“制造工厂”正在从东南沿海迁到中西部，接着迁移到越南、墨西哥、印度甚至非洲、南美洲等地，中国将不得不慢慢失去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劳动力廉价因素。知识经济的发展，创新性国家的建立，人才是引擎。只有形成“人才红利”，才能在经济发展与维持国民高收入间获得平衡性发展。 （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 中国是最大的世界工厂和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但享有世界知名度的品牌寥寥无几，世界五百强里真正有国际市场份额的中国企业屈指可数。无论高科技产业还是国家科技发展，都缺乏重要的自主创新、整合能力。占据这些技术尖端并由此引领世界发展趋势的，正是第一次自主制造这些高科技产品的美国。美国这些科技的发展又依赖于移民到美国的外国科学家，可以说是人才带来了科技的变化。 此外，中国发展还面临另一个挑战--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严重不足。中国每年高校毕业生超过600万，不少人遭遇到求职困境。到2020年，中国劳动人口中将有近两亿的大学生，劳动人口问题从过去两亿农民工到两亿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这将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知识经济和知识服务产业不发达，导致就业空间不足，由此形成了不良循环：人才缺乏影响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不足影响人才的培养使用。政府机构吸纳就业的容量非常有限，解决大学生就业的关键在于企业--我们迫切需要能创造大量高知识含量的就业机会和岗位。 （三）从招商引资到招才引智的转型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2010年底，中国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但这并未带来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企业的高利润与劳动者的高收入以及中国企业的大量走出去与国际化。原因就在于人才问题。引进技术可以让中国具备技术基础，能够轻易仿造高新科技产品，但缺乏人才导致缺乏自主创新、创意能力，不掌握核心技术，中国就无法进行产业升级。 中国保持货物贸易顺差已有多年，却遭遇了巨大的人才外流赤字。1978年以来，中国累计向外国输送留学生、学者351.84万人，然而回国的只有180.96万人。据美国能源部研究所一项数据调查，2006年获得科学与工程类博士学位的学生依然滞留在美国的比例，中国学生位列第一，2011年这一比例为85%。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分析，我国外国人口比例只有0.06%，几乎为世界最低水平。因此，吸引原本从中国流出的人力资本以及吸引世界各地人才到中国，对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影响深远。 （四）从硬件建设到软件建设的转型 中国经济长期依赖政府调控，经常用“全民运动”的形式进行经济建设，导致了重投资、轻消费，重硬件设施建设、轻软件建设的发展模式。政府投资过于注重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民间投资偏重于房地产等硬件建设。靠投资基建拉动经济却不注重消费驱动，将来可能面临产能过剩的危机。 同时，中国还可能面临社会建设滞后的挑战。过去30年，从三峡大坝到高速铁路，从奥体赛场到世博场馆，中国建设了大量地标式的看得见的基础设施。然而，在看不见的教育、文化以及社会保障等软件投资方面却显不足。 中国需要转变观念，从热衷于硬件建设转向软件建设，这就要求必须围绕人才、高技能劳动力以及专家和知识群体制定战略措施。 （五）从投资驱动型经济向人才驱动型经济的转型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仍依靠外国投资。实际上，投资占到了中国经济的45%，这在中国和其他各主要经济体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为了保持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平衡发展，中国必须平衡经济发展，更加重视减少居民储蓄、推动国内需求，减少对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依赖，鼓励国内消费。 完成这一转型，需要提升目前只占GDP 40%左右的服务型经济的比重。中国必须在知识服务领域创造报酬更为优厚的岗位，包括教师、工程师、医师、律师、会计师、咨询师、艺术家、IT专家、技师等专业人员以及企业家和社会工作者等，发展人才驱动型经济。此外，还需提高整体的消费水平。消费水平的提高反过来要求有收入丰厚、训练有素的人才，而不仅仅是大批的进城务工人员。中国的劳动力构成需从劳动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 （六）从资源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过去中国的发展模式中低技术水平、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已使得环境承受能力逼近极限。中国GDP还不足美国1/3，但很快就将成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同时中国也是世界水泥、钢铁和大多数原材料资源消耗第一大国，面临气候变化和绿色环保的压力，目前世界的资源总量不足以支撑目前模式的中国经济完成崛起。未来中国需要转型增长方式，发展低碳经济以及传统产业提高知识、科技含量，节能减排，提高效率。 （七）从只重视经济科技创新到社会创新并重的发展模式转型 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分配”是重国家和集体，轻个人和居民；资本主导下的“分配偏好”是重大企业和资本，也轻个人和民营企业。过去的发展在处理公平和效率上一直偏向效率，“国进民退”的发展模式形成了权利上的“国强民弱”、收入上的“国富民穷”，积累了社会问题，这也是“和谐社会”提出的现实基础。在要求机会均等、社会公正、实现个人价值多元化的社会需求面前，加大对社会创新和政策开发的投资，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投资，将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而加强社会建设，需要更多民间智库、NGO、公益社团、公民社会组织等社会组织的发展。它们的发展将形成“第三方力量”，有效补充除政府与市场外的社会管理空间。这方面的发展，有赖于对社会创新创业人才的鼓励和培养。《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到未来要注重发展社会工作人才便主要指此类的人才。 （八）从主要面向国内人才市场资源到面向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转型 我国很多城市宣布要打造成国际化大都市和世界城市。实际上，我国城市国际化人才的比例很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国际人口的比例都不足0.5%。而在纽约等国际大都市这一比例是30%以上。再比如，目前到中国内地长期居住和工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寥寥无几。我国在海外的华人有6000多万，留学生170多万，国外在华留学生却仅有30多万。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华持工作签证的外国人仅有18万。缺乏国际化的创意和创业人才，对中国发展的国际化水平十分不利。 中国的发展和转型需要广纳天下英才为我所用。不仅要吸引华人人才回流，还要放眼世界，延揽国际性人才。最近中央又推出“外国人千人计划”，专门吸引外国高端人才到中国来。这说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全球范围内招纳人才的重大意义。 对全球的高层次人才而言，世界已经扁平，人才的自由流动是世界继货物与资本流动大潮后的第三次浪潮。而中国除了吸引全球范围的高层次人才，还要想办法留住他们，将其作用最大化。这需要为他们提供可充分发挥才能的平台，以及适宜的硬软件环境。很多时候不能光吸引高层次人才个人，还要吸引整个团队，配套发展。 中国目前更着重吸引科技领域的高端人才，但无论是人才作用的发挥还是全社会的发展都是个系统工程，如果其他方面如管理、文化环境跟不上，吸引来的人才将难以发挥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全方位地吸引人文、社科、管理、行政等各个领域的人才，特别是允许国企、政府部门吸纳国际高端管理人才，以促成社会各个层面的创新发展。 中国需要尝试实行更开放的移民政策，提供更多减免税率、方便签证和简化手续等便利，建立技术移民体系。目前中国的5年多次往返签证针对的人群还是很有限的。相比之下，美国10年多次往返签证的获得条件更加宽松。政府和科研教学机构可以邀请这些高端人才定期来中国访问或建立研究中心等，这方面可以探索的政策还有不少。 人才，是中国现有发展模式转变为以知识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关键支撑，“人才因素”将是中国下一个30年以及未来更长远发展的新活力。如何培养、引进、留住人才，发挥人才成为转型发展驱动力的作用是需要探讨的重要话题。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并收录于《国际人才战略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5年8月13日 -
打“擦边球”的海外淘金时代，正在结束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 近日来，缅甸政府对百余名中国伐木工人判处重刑，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这一判决明显偏重，且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但其中透露出的中国企业与个人在海外拓展时的法律风险，却值得重视。 海外利益的拓展有两个基本的模式：一为国企模式，一为民企与私人模式。 一方面，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推进的海外投资，大都集中在资源、基建、能源等领域，而这些行业往往涉及高度政治性的国家战略选择。因此，“上层路线”往往是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相对而言，所在国的法律往往是项目执行的细节问题，尤其是当所在国司法独立性与法治环境较差的时候，法律上的考量往往让步于政治上的博弈。 另一方面，以民企与大量海外淘金人员为主的“走出去”，又往往缺乏专业的法律方面的培训与协助。他们通常带着某些国内长期养成的习惯，以想办法而非走法律的方式来打开局面。有的时候，在一些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与地区，这种“想办法”甚至演变成为了对当地基层执法机构与人员的贿赂。 坦率而言，这两种现象的出现，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中国企业与人员的法律意识淡薄，而是所在国法治环境恶劣倒逼出来的结果。因为在很多时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讲法律反而寸步难行。比如，在中亚一些国家，中方人员的劳工签证就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往往采矿权办下来之后，中方人员因迟迟拿不到劳工签证而难以入境。在很多时候，甚至包括国企在内，要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安排人员持商务签证入境，“非法”打工。当地警察深谙中国企业这一困境，往往趁机骚扰中国企业与工人，进行罚款甚至索贿。久而久之，甚至形成了不成文的灰色规则，一些中国企业甚至将这种罚款与贿赂，视为正常的经营成本。又比如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中央政府权威薄弱，地方政府甚至武装力量直接控制着当地的资源，要想走进去就必须获得当地部落而非获得中央政府的许可。这次缅甸的非法伐木事件，中国工人并非无证盗伐，只是办的是克钦族武装的许可证而非缅甸政府的许可证。 随着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与个人越来越多，这种规避法律、变通权宜的办法，已经越来越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一方面是因为走出去的企业和人员太多，让原先规模不大的灰色交易迅速扩大，从而引起当地社会的强烈反弹。另一方面，因为中国企业与人员快速发家致富，激起了当地一些权势集团的觊觎之心，进而以“翻脸执法”的方式，掠夺中方企业与个人的财富。比如，在非洲一些国家已经发生对中方企业、人员大规模的驱逐。 在近几年的海外利益输出中，由于漠视法律而遭遇的风险，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海外企业（个人）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一带一路”上的一些不发达国家与地区，当地的政府与社会对于企业合法经营的关注度也已经越来越高。小聪明可能带来大麻烦，甚至变成大风险。必须意识到，靠着打“擦边球”获利的海外淘金时代，正在走向终结。 本文刊于《中国青年报》第2版，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8月13日 -
【人才研究】你所不了解的“中国模式”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 六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有谁能料到，今天的中国能坐拥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贸易国、而且即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三十年前，又有谁能预想，今天的中国能将人成功送上太空，能举办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奥运会？毋庸置疑，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三十年来尤其在经济方面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让世界感到惊叹，也吸引了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模式”的强烈关注与深入探讨，这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 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加之全球化时代休戚与共的国际关系，海外长期非常关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命运。美国学者福山在冷战后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苏联解体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一条道路。他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连福山本人最近也公开认为，“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进化的终点。20年前，西方学者为拯救“拉美模式”提出了“华盛顿共识”，而在中国经济发展后西方开始有人提出基于中国发展模式而总结出的“北京共识”。中国经济的强劲崛起，一方面使得西方世界不得不重新进一步分析中国发展的原因和挑战，另一方面，“中国模式”的有效性成为中国对外提升影响力，对内加深自我凝聚和认同的有力宣传利器。除此之外，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虽对中国出口带来了沉重打击，但是因为“中国模式”的特殊之处，中国经济的已经率先复苏，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将本国经济复苏希望寄托于中国。这些都给“中国模式”提供了走入世界关注视野的背景和契机。 简单说，海内外围绕“中国模式”的讨论主要涉及总结、前瞻、推广三类。 中国三十年来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耀眼的经济革命，改变了四分之一人类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变革方式，所以归纳、总结、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优点与缺点、贡献与挑战，成为海内外各大媒体、研究机构、智库的重要研究课题。这其中有着层出不穷的唱衰或看好“中国模式”截然对立的学说。 现在所指的“中国模式”是有时间区段的，主要限定在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模式又是什么样呢？于是，大量的学说将重点放在前瞻性的探讨“中国模式”未来应如何迎接挑战、保持可持续发展。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海外一些研究多将中国看作发展中国家的杰出代表，把“中国模式”与“东南亚模式”、“印度模式”、“越南模式”等其他发展中国家模式作比较。解析“中国模式”同时，重在研究其是否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推广及复制。 泛指的“中国模式”可以细化为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中国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寻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渗透其中，几者相互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要全面地探讨“中国模式”是个复杂的工程，本文中提到的中国模式主要基于中国的经济模式。当然，经济模式是相对最表象也是最易把握的，而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会如同两条潜伏的红线始终如影随形。 总的来说，“中国模式”特点明显、挑战严峻。
2015年8月13日 -
【智库研究】何以成就有影响力的“大国智库”
智库本质上就是一种影响力。在西方发达国家，智库有着特殊而重要的功能作用，如提供新思想、参与政治决策、引导社会舆论、代言公共利益、开展民间外交、储存输送人才，其影响之大，堪称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一个智库是否具备公信力、创新力、专业力和传播力，是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大国智库的先决条件。 （一）公信力是前提 智库的公信力，源于其非营利的本质、独立的地位和客观的研究。 中国智库公信力的缺失，根本原因在于很多官办智库缺乏客观公正的立场，大部分民营智库又过度商业化，缺乏高质量研究成果，以及部分智库研究人员受到现实利益的驱使，发表不负责任的意见甚至是颠倒黑白的观点，严重损害了智库的公信力。要建设大国智库，中国首先需要正视和解决公信力的问题。 目前，有学者和社会认为，一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智库缺乏公信力。西方国家，例如美国由于实行多党制，智库可以同时服务于多个政党，即使为某一政党服务，这种服务是一种市场化的选择，起源于这一党派与其他党派员的竞争，智库必须为政党提供客观独立的建议才有价值，才能为政党的当选做好铺垫。单一的政党制度让智库产生依附性和依赖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政治环境不一定是决定智库缺乏独立性和公信力的原因。欧洲国家的智库通常有强烈的党派倾向，但智库与政府的关系反而促进了智库的发展，为智库提供了发挥影响力的舞台，同时也更能确保政府出台的各类政策有利于国计民生。因此，智库树立公信力，更重要的是树立为公共政策决策服务的正确理念，拥有社会责任感和荣辱观，认识到独立性和思想与政策创新往往是智库是否获得更广大的民众认可、获得国际认可的通行证。 （二）思想创新是根本 智库的本质就是思想的创新工场，需要站在思想领域的前沿，既要有紧扣社会热点的敏锐，又要有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超前意识，随时提供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方案。因此，创新能力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囿于体制的束缚、思想市场的不发达，以及智库机制的不健全、运作模式的不规范、创新人才的缺乏等缺陷，中国智库的创新研究能力整体上来看，还很不尽人意。 大国智库的基本定位应该研究战略性长期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眼前的热点问题的研究。自由的研究精神和对前瞻性议题的把握是制造创新力的前提。发达国家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借鉴的经验。在兰德公司60年的发展历程中，他以跨学科的创新精神，为美国军事和科技发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兰德崇尚自由的研究精神，鼓励研究人员跟踪某一问题长期研究。他的研究议题极具前瞻性，以其通信系统的研究派生出互联网构想为例，这种想法不仅满足了自身的研究需要，也改变了美国和世界。 （三）人才是基础 人才是智库的第一资源。首先，要具备战略性的人才储备。智库要研究战略性长期性的问题，则人才的储备应该是一些关于战略性人才的储备。其次，人才多样化。西方国家人才来源广，企业、高校和政府的人才都是被吸纳的对象，多元文化背景和国际化也是人才开放的移民政策是发达国家智库得以吸引全世界优秀人才的政策保障。第三，人才高流动性。智库不仅是人才的蓄水池、也承担人才输送的功能。西方智库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为政府和企业输送人才，所谓“旋转门”机制。美国每次换届选举后内阁官员的变动达4000多人。这些官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思想库。在华盛顿，一些非常资深的民主党员曾在布鲁金斯研究中心进行培训。这个系统不仅在西方存在，在韩国也是如此。韩国有一些发展研究机构或教育机构，将一些学生送到美国读博士，等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他们以三倍的薪水将他们吸收进智库，几年之后这些人才就会有所成就。这是吸引人才回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可以为政府注入活力，也不会让一些非常陈旧的观念在政府当中永远存在。 （四）传播力是保障 思想和成果的传播，是一个智库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也是赢得影响力的必经途径。在新媒体风起云涌的信息时代，智库要扩大其影响力，已经越来越有赖于媒体传播网络。发达国家智库通常就热点外交政策问题举办大型公开会议，邀请专家进行讨论，或者宣布研究成果。除了一些固定的贵宾级的名人和媒介会专门邀请外，社会各界公众都可以自愿报名参加会议，额满为止。像这一类大型的公开会议，都可以在各大智库的网站上看到现场的文字记录和音频或者视频记录。，这种开放性的传播方式，促进智库国际化的影响力。 正是因为这种传播模式的存在，使得美国智库被称为没有固定学生的大学。布鲁金斯学会在2007财政年度举行的大型公开会议有200多次。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每年举办700多次会议，美国企业研究所在2005年举办了200多次会议。 总体来说，传播力的塑造应该擅于利用各种新媒体，不但要在主流媒体上经常有自己的新闻与声音，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博客、微博、微信、手机报、数字电视等新媒体手段，以构筑自己的立体式传播平台。 本文选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著，人民出版社
2015年8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