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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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凡：谁领衔美联储都难阻美元走弱
丁一凡，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亿阳讲席教授。 【核心观点】 1、特朗普希望的低利率、弱势美元与美元霸主地位存在两难矛盾，换了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上台，都很难解决这种两难处境。 2、新兴经济体都在设法脱离美元、绕开美元，美元已是强弩之末。 3、未来无论谁当美联储主席，美元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只会不断下降。 我是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所的研究员，本期《财经观察家》的主题是：美联储为什么要换帅，未来的美联储主席会是什么样的人？ 特朗普靠的是那些传统工业区的选民上的台，因此他上台以后讲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说，我要恢复那些传统的产业，让他们重新找到工作。如果要恢复这些传统产业的话，你需要什么样的货币政策？你当然需要汇率不太坚挺的货币政策，需要一个利率非常低的融资环境，这样的话跟现在美联储执行的政策就基本上是相违背了。因为现在美联储执行的政策是慢慢的回归正常货币政策，实际上，从2007年次贷危机发生以来，美联储一直执行一种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先是连续降利率，把利率降到了零，然后又搞了三轮的量化宽松政策，确确实实使得美国避免陷入了另一次经济大萧条，但是它的后果是什么？它的后果使得美国金融市场的泡沫严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美国经济以后的危险仍然很大，所以在经过了八年的量化宽松之后，美联储开始退出量化宽松，然后进入了新的一轮加息周期，却跟特朗普的经济想法和他想打造的经济政策出现了相对冲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美联储主席的人物选择就很重要了。 新闻背景 艾伦·格林斯潘，美国第十三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1987-2006），任期跨越6届美国总统。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他三次降息；1993年10月美国通货膨胀，格林斯潘连续七次调高重贴现率，使美国经济免于通货膨胀的威胁。他被称为全球的“经济沙皇”、“美元总统”，伊丽莎白女王授予他英国爵士称号，法国人给予他法国荣誉勋章等荣誉。本·伯南克，美国前任美联储主席。金融危机期间行使量化宽松政策的，将联邦基准利率从5.25%降至0，力谏国会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大规模救市计划，并在危机之后让美国历史上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尘埃落定。美国《时代》周刊宣布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当选2009年年度人物。《时代》认为在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他以“富于创意的领导能力”，令情况没变得“更糟”。珍妮特·耶伦，现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耶伦让美联储走出非常规量化宽松政策，循序渐进推进加息，在她掌控美国央行期间，失业率降低到了近十六年的最低点。耶伦还宣告逐步将4万5000亿美元的联储负债表予以缩减。2015年10月，美国财经杂志《彭博市场》公布了第五届全球金融50大最具影响力人物中，美联储主席耶伦位列首位。 美联储就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但是美联储的地位有点特殊，因为它在形成的初期是由几家私人银行出资共同组建的银行，最后美联储的组成要由这些银行来的代表。另外美联储现在的组成是由国会来任命，但是由总统提名，总统提名，国会任命，然后每一届美联储主席的任期是四年，但是是可以无限地延长的，如果他的货币政策被总统认可、认同的话，他可能会长期执政。 格林斯潘为四个总统服务，从里根时代他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然后经历了老布什的时代，经历了克林顿的时代，然后又经历了一任小布什总统的时代。在他执掌美联储的过程中间，他被称为“魔术师”。格林斯潘一方面在操纵利率上非常娴熟，另一方面，格林斯潘的语言对美国的股市和美国的金融市场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实际上2008年的这次危机就是格林斯潘在位时实际上酿成的，格林斯潘一直搞的所谓的魔术师的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美国金融市场的泡沫形成，格林斯潘自己也经历了好几次泡沫的形成与破裂的过程，而正是他使得美国经济进入了基本上已经无法回头的、完全依赖金融来支撑经济增长的这么一个怪圈。 伯南克的特点就是他曾经是研究1929年美国股市崩溃以后引起的大萧条的一个经济学家，他在研究上一次大萧条的经历中间得出一个经验是，在遇到这么大危机的时候，美联储的手段一定要猛，一定要狠，一定要足够，才能够使得市场不陷入恐慌，才能够让市场挺过去。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他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他是在2005年当的美联储主席，2007年就爆发了次贷危机2008年爆发雷曼兄弟倒闭和国际金融危机，在这种背景下用这些所谓极其非常规的货币手段，才使得美国的金融市场没有顷刻崩溃。从这个角度上讲，伯南克是有一定的贡献的，但是如果从更长远的方面来看的，虽然他拯救了美国的金融市场，但是他没有拯救美国的经济。 美联储现任主席耶伦执行的是一种比较稳健的货币政策，伯南克的政策其实一推出来的时候就知道是一个不可长期执行的政策，而只是为了稳定市场而推出来的政策，这些事情耶伦有比较深的理解，所以到现在为止，她还是使得这个事情比较稳健。但是未来换一个美联储主席是不是能够一直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这里边是有疑问的。 新闻背景 杰洛米·鲍威尔1990年加入美国财政部，担任助理部长，2012年起担任美联储理事。他提到美国经济已经实现失业率低于危机前的水平，有必要退出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他认为加息和缩减资产负债表都有必要，并且提出不断加息， 2019年联邦基金利率实现3%。 凯文·沃尔什曾在摩根士丹利供职七年，担任投行旗下并购部门的副总裁。2002年加入了前布什政府，任经济政策顾问。四年以后，他被任命为美联储理事，作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得力帮手他熟悉华尔街。但他因不满美联储的第二轮债券购买计划而退出了美联储，这可能让人质疑他的判断力。 57岁的柯恩曾在高盛长期供职，于2006-2017年间担任高盛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柯恩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要职，是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拥有白宫和许多国会共和党人对他的信任，但缺乏正式的相关经济学背景。 70岁的约翰·泰勒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在卡特、老布什和小布什总统任内，都在白宫任职。他研究出协助制定利率的泰勒法则，改写了有关央行如何制定利率的讨论。泰勒与耶伦现行政策框架截然不同。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约见了一批可能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泰勒先生，被认为是经济学家，他会走比较传统的路线。现在的特朗普团队里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科恩，是一个对金融市场非常非常了解的人物，但是他可能会被人指责在经济学上功底不够。他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人选，但是未来要看他跟总统之间的配合如何，因为他是总统现在为止比较信任的人，而且他又是来自于华尔街的人，所以华尔街也可以接受他，他如果接任美联储主席的话，最起码对现在股市的平稳过渡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 现在美联储的董事鲍威尔，他的好处是很熟悉美联储内部的运作和操作，如果他当美联储主席的话，应该跟耶伦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因为他是一种平稳的过渡，但是他的坏处就是说，本来特朗普已经对现在美联储的政策不满意了，如果他要选择一个基本上还会沿着现在的美联储的政策走下去的人的话，可能我觉得特朗普这个人也会觉得这个事儿不太符合他的心愿。 美联储其实面临着一个非常难的两难选择，试想，如果美联储继续量化宽松式的、特别宽松的货币政策，重新想办法把利率维持特别低，甚至在现在的水平再下调利率，那么某种程度上他会符合了特朗普的心愿。这样的话，如果宽松货币政策这么走下去的话，会使得美元的汇率下滑。美元的汇率下滑当然有助于特朗普想象的那种促进美国的制造业回归，促进美国的出口来拉动美国经济的回升，这都是有益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弱势美元的回归会大大的影响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试想美国今天不断地在说：我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是世界的霸主，我仍然是这个世界的领导，这个对美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它已经没有实力来做这些事情，如果未来美元是一种弱势美元的话，那美国更没有能力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它是一个矛盾体，美国如何才能解决这样的一个矛盾？其实从现在来看是看不太清楚的，换了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上台，他都会很难解决这样的一种两难。 另外，如果继续弱势美元的话，确实会有助于维持现在这个市场上的泡沫，但是这个泡沫如果这么大的话，就吸引着大家都去搞金融，这样的话要回到特朗普总统希望的重新振兴实体经济，重新振兴制造业的可能性就很难，因为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很懒惰的，如果你在金融市场挣钱很容易，你干嘛要费那么大劲去搞你的实业，去搞你的实体经济？ 美国经济如果把它的恢复、把它的产业升级、把它的经济结构调整都压在货币政策这一根筋上的话，那么未来他是很难走出这个叫Booming the crash，就是说不断的繁荣以及泡沫破裂，然后经济萧条这么一个循环。 最近一些年来，大家都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看做唯一的一根稻草，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很蹊跷，使得美国如果不做真正的经济结构调整，不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的话，虽然每一次都可以在经济危机的时候靠货币放水来拯救一下危机，但是却没有真正的使它的身体重新健壮起来。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新兴经济体对美元的依赖又很大，而美元的外溢效应对这些经济体的打击又很大，所以未来发展的趋势一定是：这些新兴经济体要想办法，找到一个可以脱离美元的办法。其实大家观察到的是，在国际经济圈里头，在国际贸易圈里头，新兴经济体都在绕开美元来进行交易，美元可能也真是强弩之末了。 未来无论谁当美联储主席，美元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里边的地位只会不断不断地下降。 文章选自一股清泉文化传媒，2017年10月25日
2017年10月31日 -
刁大明：特朗普将延续前任亚太政策？
刁大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到访印度、巴基斯坦。特朗普也将在11月初开启就任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而美国新政府关于亚太政策的明确阐述也被视为是此行的关键看点。 作为无政治经验、又无军事经验的所谓“双无总统”，特朗普势必要经历比以往新当选总统更为漫长的“学习期”或“被塑造期”。这就意味着，其亚太政策难以很快浮出水面。过去9个月中，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已摆出了强势回调姿态，进而可能打破奥巴马政府以中东“廉价存在”确保亚太“再平衡”的区域战略布局。但令人玩味的是，本次蒂勒森的出访公告、蒂勒森的讲话甚至是白宫发出的关于特朗普亚太行的公告中，均出现了所谓“印太地区”而非“亚太地区”的表述，似乎扎堆释放出了不同的信号。 “印太地区”并非新词，在地理意义上顾名思义包含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而其经济学意义也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强调中国和印度对世界经济的重要引领。随着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印太地区”被华盛顿频繁借用，引申为跨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巨型战略弧，强调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战略联动，突出印度作为区域性大国对中国的平衡作用。 如今，特朗普政府反复延续“印太地区”这一表达，似乎是在暗示其亚太政策或将具有比较强的延续性：不但延续奥巴马政府统筹印太两洋的考虑，而且将继续强调海洋概念，回到奥巴马时代强调的以“规则”为基础、美国主导的所谓“国际秩序”，借此更多约束中国。 由于关键的地缘政治地位，印度和印度洋地区也可能被特朗普政府视为是其中东政策的有效补充。在客观上很难同时兼顾中东和亚太两个地区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不仅不会彻底放弃奥巴马的亚太政策，而且会将亚太政策扩展到印太政策，与中东政策形成互动。进而，印度洋地区在特朗普对外战略中的枢纽地位越发凸显，成为特朗普在中东和亚太地区谋求新一轮战略平衡的关键支点。这种定位本质上也与奥巴马政府如出一辙。 一般来说，处于“学习期”或者“被塑造期”的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至少会有三方面的趋向。一是聚焦，即特朗普个人感兴趣、周边核心团队很熟悉、能快速回馈国内选民诉求并兑现竞选承诺的议题，特朗普一定会不遗余力地重点推进。现在看来，这个趋势体现为在中东地区打击伊斯兰国、维护以色列利益、对伊朗强硬，等等。 二是延续，即特朗普个人不太关注，核心团队不太熟悉，国内选民也不存在明显利益诉求的议题，比如对欧政策。虽然特朗普一开始很强硬，曾经就分担费用、合作反恐等放狠话。但实际情况是，特朗普三访欧洲，关系持续缓和，盟友关系得以延续。 三是应急，即特朗普及其团队准备不足，但是国内诉求强烈的议题，比如半岛事务。特朗普只是忙不迭地做出一系列被动式回应，并没有拿出明显的系统解决方案。 把当前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放到这个大的分析框架里观察，经贸层面，比如彻底退出的TPP或者重新谈判的《美韩自贸协定》，的确属于聚焦的议题范围;但在涉及大国关系和安全战略的亚太议题上却明显具有延续性。如果说在延续中存在某些变化，特朗普政府极可能会强调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这与当前特朗普政府中军人占据更多话语权有关，但这种军事存在未必直接表现为穷兵黩武，而是更可能在强调克制与威慑的同时，推进边缘政策。 总体看来，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的确存在一些变化，但远非是其竞选期间或者当选之初外界预测的颠覆式的不确定，至少到目前特朗普尚未作出任何一个造成彻底不可逆重大后果的外交决策。甚至，作为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强调中东、重视军事力量、反对气候合作、甚至大幅度地“去奥巴马化”，都并不在预料之外。不过，特朗普外交政策中的这种延续，更像是在不同议题上对不同传统的零散映射。在中东强调共和党传统立场的同时，在亚太似乎不舍得彻底否认“再平衡”;以各种“退群”体现“美国优先”的同时，又要强调盟友的基石作用……这种“传统”更像是将美国历史上涌现过的各色外交理念黏合起来的弗兰肯斯坦式的存在。虽然现在还言之过早，但如此混合的外交倾向的确更像是面对不同议题时倚重不同群体而作出的被动因应，而非深藏不露的战略逻辑。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10月24日
2017年10月30日 -
陶短房：美股迭创新高背后的基本面
文 |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陶短房
2017年10月19日 -
搞了大动作独立公投，又宣布搁置，这到底是为什么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独立公投风波持续了有接近半个月时间了，最近又有了新进展。
2017年10月16日 -
崔洪建：默克尔艰难胜选后的挑战
Angela Merkel won a fourth straight term as Germany’s Chancellor without suspense after her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CDU)/Christian Socialist Union (CSU) won 33 percent of the vote in federal elections. Meanwhile, the anti-immigration Alternative for Germany (AfD) achieved a historic breakthrough, becoming the first far-right party to sit in parliament in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rganizing a cabinet is now a priority for Merkel.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PD) leader Martin Schulz confirmed earlier that his party would not renew its "grand coalition" with CDU/CSU, but sit in the opposition. A black-yellow-green Jamaica coalition between the CDU/CSU, the Free Democratic Party (FDP) and the Greens seems to be the only feasible choice for Merkel. It may take some time for a coalition government to form, as the CDU/CSU will have to negotiate with the FDP, its coalition partner of 12 years, and the Greens, a party that it has never cooperated with and belongs to a different political camp. More importantly, Merkel’s choice of cabine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fD’s political destiny. If the "grand coalition" were formed, the AfD would be highly likely to become a major opposition party and thus would have enormous space for growth, thwarting attempts at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opposing Merkel’s refugee policy.The federal election apparently lent a semblance of stability to the situation, but in reality it only postponed some major problems. The ultra-right and ultra-left political forces have already won more than 20 percent support in the country. This is a major challenge for Germany’s fu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No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so far within Germany’s mainstream political parties on how to respond to this political "new normal," which is also a challenge for seasoned Merkel. The "tranquility" of German elections contrasts with the "boisterousness" that characterizes the electoral process in the US and other European nations. This, to a large extent, is true because Germany’s federal election has shoulder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viding stability and consensus politics, which has meanwhile placed the country on a risky pedestal. If the Merkel government cannot address euro reform, the refugee crisis, anti-terror coope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four years, Germany’s political future is hard to predict. In the meantime, German politics’ "ultra-stability" poses a question to the country and Western democracy in general. Germany’s election results, as anticipated by Western mainstream politics, are an outcome of the uniqueness of the country’s politics, but the liberal democracy’s easy-to-compromise political culture, Merkel’s charismatic leadership and the country’s economic advantages can hardly be replicated by other European and Western nations.If it is her last term in office, Merkel will surely accumulate political legacies in economy and diplomacy. Therefore,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pro-establishment Merkel and an anti-establishment Donald Trump can hardly be better in the next four years, given their divergence in concepts about development path and their different political identities. Meanwhile, Germany and France are unlikely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euro reform and other major issues given their divergent interests.Merkel’s re-election has ensured continuity of Sino-German ties. Germany’s economic strength 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Western world, strengthened through the federal election, have buttressed its status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ners of China. However, whether the German government can treat China as its main partner at this key stag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mains to be seen. Germany should first address the issue of its identity within Europe and the West. If the country regards itself as a representative of Europe and even the West, Sino-German ties, which have seen rapid development, may encounter barriers. This is why Chinese observers are relieved, yet concerned, about the "tranquility" of German elections and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tability.
2017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