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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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方案连遭否决！英国脱欧，为何变“拖欧”？
专家简介
2019年3月19日 -
丁一凡：欧洲若为产业政策正名，不是坏事
丁一凡，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亿阳讲席教授。 不少西方媒体最近都报道了欧盟正在重拾产业政策的消息，说欧盟趋向于接受法国建议，利用欧洲范围内的产业政策重振欧盟工业，加强欧洲经济复苏的基础。 实际上，政府推出政策措施帮助本国行业企业发展的做法，在战后初期的欧洲很常见，只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现象，这种干预渐趋消失了。现在法国提出这样的建议，不仅符合它的历史传统，也表明它在寻找走出“大停滞”的出路。很长时间以来，法国一直被英美舆论讽刺为“失败的工业化国家”，认为它过去的产业政策不成功。但正是这个“不成功”的工业化国家，在二战结束后的二三十年里靠着产业政策迅速成为许多工业领域的全球领先国家。 在“戴高乐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指导下，法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由政府出面，选择一些值得突破的技术领域，政府补贴企业搞研发或干脆成立国有企业，瞄准几个领域猛干。法国财政部为政府选定的产业提供贷款利率补贴。换句话说，开发受政府鼓励的技术，企业只需支付贷款本钱，利息则由财政部的公共支出负责。这种产业政策被称为“空档政策”，用的那个法语词是古代城堡上放箭用的城垛。“空档政策”很快取得巨大进展，20世纪70年代，法国成功研制出了高铁、民用核能电站、航天、航空等领域的新技术，在发达国家中独树一帜。其实，连后来风靡全球的互联网技术靠的也是由法国电信公司最先开发出来的光纤传输数据技术。 其实，法国并不是唯一靠产业政策率先收获众多先进技术的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刚开始时，产业政策就是欧洲国家及后来加入工业化的美国经常使用的法宝。19世纪，贸易保护主义尚未成为“过街老鼠”，英国、法国、德国及美国都是靠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来保护和推动本国工业产业发展。 比如，英国的产业政策首先是保护自己的纺织工业不受外来产品冲击。光荣革命后，英国完全停止进口法国和荷兰的毛纺织品，并在1699年通过《羊毛法案》，保护本土纺织业。1700年，英国议会又立法禁止从印度进口棉织品。即便到1812年，英国还对从印度进口的布征收高达71.7%的进口税。如果英国允许印度的棉、丝织品自由输入英国，那么英国的棉纺业和丝织业会马上垮台。不少英国经济史学者都曾指出，都铎王朝时期的产业政策才是英国崛起的真正秘密。至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鼓吹的比较优势理论，那只是英国取得工业领先地位后“发明”的一套说法，希望以此说服其他欧洲国家不再用产业政策扶植本国工业企业与英国竞争。 德国更是如此。为了保护自己的市场，普鲁士挑头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实行高关税政策将英国和法国的工业品挡在各德意志公国之外，再兴办一些国有企业，并资助私营企业发展国家希望发展的产业。正是政府产业政策的积极干预，创造了德意志诸公国的奇迹。1830年，德意志诸国工业人口占比不足3%，依旧是农业为主，而到了1870年，德意志诸公国的煤产量已达3400万吨，生铁产量139万吨，铁路线长18876公里。德意志各国的工业一举超越法国，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3.2%，这也奠定了普鲁士在1871年普法战争中取胜的物质基础。普鲁士战胜法国后，把各德意志公国统一起来，成立了德意志帝国。 在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美国实行了前所未有的高关税政策。正是在高关税保护下，美国从一个种植棉花、茶叶、粮食，出售木材、矿产等原材料，以及生产一些纺织品的不发达国家，一举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到一战前夕，美国的工业产量已居世界首位，占全球工业总产量的32%。有学者指出：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国会中那些旨在保护美国新兴产业、成长期工业以及弱小工业的政治势力常常获得胜利。因此美国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在产业政策和关税保护中步入成年期的。 当西方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后，它们反过来开始游说其他国家放弃使用产业政策。但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直到70年代，凯恩斯主义鼓吹的国家干预仍是西方各国政府笃信的灵丹妙药，政府通过产业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还是西方国家常用的手段。上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的显学，“市场原教旨主义”把国家干预主义鞭笞得体无完肤，产业政策也随之被经济学和政府决策部门扫地出门。 这些理论上的“革命”虽然对金融自由化有利，但却间接造成西方国家工业的“空洞化”和社会分配的两极化。最近一些年来，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强劲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工业化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背后产业政策的重要性也吸引了工业衰落的发达国家的注意。于是，它们加强了对新兴经济体使用产业政策的批判，甚至在世贸组织里指责新兴经济体的产业政策是国家干预主义，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它们还指责新兴经济体有国有企业，等等。这些健忘的国家，甚至忘记了它们本身发展的历史。 还好，当这些先发国家怎么也走不出当前的这场“大停滞”后，它们不得不又重拾产业政策这一武器，以期重振本国工业。其实，新兴经济体国家不惧怕发达国家重返产业政策的老路，它们只要求正常的竞争和公正的待遇。如果发达国家能重新为产业政策正名，对依靠产业政策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国家来说，也未必是坏事。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9年3月14日
2019年3月19日 -
刘世锦：从“吃肥肉”到“啃硬骨头” 中国模式怎么变？
专家简介 刘世锦，全国政协委员，CCG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历史总被怎样一种力量推动？究竟我们处在何种经济增长态势之中，怎样明辨时局？ 走过“跌宕起伏”的2018戊戌年，扑面而来的2019己亥年，会有多少“惊涛骇浪”？今年前两个月的短期经济数据有所波动，尤其2月贸易数据出现“失速”；其超出预期了吗？ 如何行稳致远？洞悉结构性变化与经济运行规律，方能发现增长新动能之源。 “如果说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后的高质量发展则是‘啃硬骨头’，增长的难度非同以往，必须明确，高质量发展也是高难度增长。”3月11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说。 在刘世锦的“字典”里，有“中速增长”、“新均衡点”也有“触底”等字样；与其对话，我们读到“增速合理”、“五大增长来源”、“高标准市场经济”等关键词，也读出了中国可能的潜在增长率…… 这些是中国经济增长应该有的模样或模式吗？且听他娓娓道来。 “把脉”真相 经济观察报：刚刚过去的2018年之宏观与微观市场表现，也许可以用“意外”等关键词去描述；2019年，您如何看目前的中国经济形势？有人说经济主旋律仍是“平稳下行”，2019年开年，短期经济数据亦出现了一些波动，这是预期之中的吗？ 刘世锦：的确，2018年的中国经济，有诸多出乎意料之事，如中美贸易摩擦、民营经济预期不稳等，但经济增长进程尚在预期之中，包括今年前两个月的经济数据表现。 目前情况来看，2019年经济仍有一定的下行空间。根据我们的分析模型预测，经济在年中“触底”企稳，下半年反弹，但增长平台的重心会有所下移。尽管如此，今明两年经济增速仍会保持在6%以上。 从我们一直采用的经济增长阶段转换角度看，2010年一季度开始的增速回落，到2016年三季度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了中速增长平台。根据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我国实际，中速平台上的增长速度有很大可能稳定在5-6%之间，也可能是5%左右。 从过去两年多的情况看，构成高增长重要来源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历史需求峰值已过，在增速回落的过程，仍在寻找与中速增长相适应的新均衡点。找到均衡点后，整个经济的中速增长平台才能基本稳下来，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期。 经济观察报：那么，高质量发展的定义与内涵是什么？ 刘世锦：当然，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后，潜在增长率下降，如果继续实行GDP挂帅，问题就会突出起来。 按照十九大提出的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增长目标及其实现机制上要有相应调整。高质量发展并非一个抽象概念，可以体现为由一组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其中具有标志性的就业，还可以包括风险防控（杠杆率）、企业盈利、居民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增长、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等指标。 如果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处在一种适宜状态，与之相对应的增长速度，就是一个合适的速度。事实上，短期内与高质量指标体系相适应的增长速度，从中长期上看也可争取到的高的增长速度，因为避免了大起大落，有效利用了增长潜能和机会。 经济观察报：该怎样定义合理的增长率或增长速度？我们面临哪些挑战？ 刘世锦：潜在增长率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理想状态。经济学上将潜在增长率解释为资源得到充分或最大化利用后的增长率。有观点主张实现充分就业的增长率就是潜在增长率。 据此，现实中将会看到两种情形，可实现的和不可实现的潜在增长率。前者指可利用的技术和资源配置方法都得到利用；后者则指由于体制政策和其他原因，至少部分可利用的技术和资源配置方式未能得到利用。可以将前者理解为真实意义上的潜在增长率，而后者则可称其为“可及增长率”，也就是可实现的潜在增长率。再加上实际增长率，我们就有了三种增长率概念。 所谓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就是要缩小乃至消除三种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使实际增长率等于潜在增长率。对可及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可称之为差距1，缩小这一差距主要依赖于体制变革和结构性政策实施；而可及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可称之为差距2,主要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加以调整。 我认为，中国现阶段面临的挑战是，潜在增长率正在合乎规律的下降，与此同时，差距1依然存在，有时候还在扩大；差距2表现为所谓“产出缺口”，既可以是正的，实际增长率大于可及增长率，也可以是负的，实际增长率小于可及增长率。由于高增长的诉求强烈，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并不是多数。通过深化改革缩小差距1的呼声始终存在，有时相当高涨，但往往难以落地。相反，通过放松宏观政策使实际增长率到达抑或超过可及增长率的呼声，容易得到响应。于是经常会看到缩小差距2掩盖或替代缩小差距1的倾向。 经济观察报：问题是，有学者建言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遏制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为此，中国有必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事实上，宏观政策方面，我们可能在进一步放松；诸如，股市近期的向好或提振；请问，这种发展态势是可持续的吗？宏观政策空间有多大？ 刘世锦：回到当下的政策选择，尽管表述方式不一，放松宏观政策的呼声再次响亮起来。一段时间以来，对降杠杆问题存有争议。降杠杆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复杂性要有足够估计。但杠杆率过高依然是不争的事实，在稳杠杆的基础上将杠杆率降低合适水平的目标不能放弃。必须明确，过松的宏观政策并不能改变潜在增长率。 “对症下药” 经济观察报：怎么挖掘新动能？切换至当下的现实，短、中、长期来看，中国分别应该解决的迫切问题是什么？新动能的增长来源是什么？ 刘世锦：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即使保持5-6%的增长速度，每年经济的新增量依然位居全球前列。支撑这样的新增量并非易事。扩大并稳定中速而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来源，将是一个重要挑战。我认为，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中速平台上高质量发展大体上有五个方面的增长来源。 其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比如，基础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经营，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垄断，市场准入和竞争严重不足，效率低下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一些年来，这些领域也推动改革，时有反复，大的格局并未改变。 其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含义是，相对于分配差距适度，那些收入过低人群本来可有的需求空间得不到利用，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 其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是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商品消费增长趋于平缓，其中也不乏体现消费品质提高的亮点。与此同时，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在内的服务性消费进入快速成长期，在一线城市，服务性消费比重已经达到一半左右。 其四，前沿性创新。以往长时间内，中国的创新主要是外来技术本地化的适应性创新。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全球创新前沿“无人区”的创新增加，由过去的主要“跟跑”，转为部分“并跑”，再到少数领域“领跑”。 其五，绿色发展。把绿色发展作为一种增长动力，与对绿色发展的理解直接相关。在传统认识中，通常把绿色发展等同于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理解为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缺陷的修补或纠偏。事实上，绿色发展是与传统工业化模式相竞争并可能获胜、更具优越性的一种新发展模式，将会带动巨大的消费、创新和经济增长新动能 上述五大增长来源中，前两个是高速增长期遗留下来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才能释放增长动能。后三个则拓展了中速平台上潜在增长率的边界。 经济观察报：那么，在这样一幅新的潜在增长率画面前，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增长来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实际增长率呢？ 刘世锦：事实上，相比过去，这些新增长来源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特点。第一，对制度质量的要求相当高，半拉子市场经济是无法适应的，必须下决心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卡脖子”问题，才能过好这一关。第二，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以普惠式方式呈现。第三，增长大多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大的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对耐性、韧劲、战略定力的要求明显提高。 如果说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后的高质量发展则是“啃硬骨头”，增长的难度非同以往，高质量发展也是高难度增长。当然，五种增长来源的难度各有差异，前两个来源难度更大，也更为紧迫；后三个来也则要求更高，带来的压力更大。这种差异性将可能使下一步的增长出现不同的组合。 比如，一种可能性很大的组合，是把前两个增长来源放下，重点集中到后三个增长来源上。另一种可能性是在既有体制架构内扩展五种增长来源可利用空间。这都是一些避难就易的战略。在这种战略下，前两种增长来源的利用空间将非常有限，还存在着在现有水平上后退的可能性。 还有一种有想象力的前景，就是通过前沿性创新，特别是覆盖面很大的颠覆性创新，把前两个增长来源的潜能释放出来，类似于“打败小偷的不是警察，而是移动支付”。比如，通过全新技术改变能源、通信、物流等基础部门的供给方式。然而，且不论这类技术能否出现，即便出现了能否打破行政性垄断，还是一个遥远的话题。 经济观察报：事实上，近年来“边际资本产出率”直线上升，表明中国的资本或金融效率不断恶化；因为中国经济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将不得不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如何才能实现产业升级换代，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刘世锦：从国际经验看，部分国家进入工业化阶段后，曾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来由于部分行业的低效率、利益集团的阻挠、严重的两极分化等，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阶段，有的出现倒退，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表面上看是越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是要翻越制度高墙。全球范围内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不少，能够过这一关的却不多。中国如果过不了这一关，五大增长来源将会是看得见、摸不着，就不能断言已经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即使勉强进入高收入阶段，也有很大可能性出现长期停滞乃至倒退的局面。 经济观察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翻越制度高墙？与增长来源相配套的发展战略是什么？ 刘世锦：我们需要有效发掘五大增长来源的潜能，需要在战略层面，对改革、开放、政策、方向和重点等进行谋划，提出相应的发展战略。具体地说，就是“效率变革”、“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消费和产业升级”、“前沿性创新”和“绿色转型”五大战略。 就效率变革战略来说，要完善产权保护，建立起稳定的法制保障环境，使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护，不因偶然事件或具体政策调整而变化；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有效发挥国有资本的应有作用；促进各类企业公平竞争，按照负面清单改革市场准入等。 就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战略来说，要加快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的进程，建立反贫困的长效机制，以减少贫困人口、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建立覆盖全国的“保基本”社会安全网；促进机会公平，在就业、升学、晋升等方面，给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可及机会，逐步改变低收入阶层所处的“表明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状况。 而对消费和产业升级战略而言，则要推动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发展重点；通过优胜劣汰带动产业升级，在财政、社保、银行、法律等相关领域进行必要改革和调整；用挑剔性消费倒逼品质提升，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等。 实施前沿性创新战略，应坚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不动摇，促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应用的融合；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聚集，形成一批区域性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加快补上基础研究薄弱的短板，形成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吸收国际上先进做法，最大限度调动人们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前沿创造力的环境等。 最后是绿色转型战略，要转变并提升对绿色发展的理解，逐步形成全社会的新共识；加快推动生态资本度量、核算、交易；积极探索并形成绿色发展的行动目标和激励机制等。 药方：“高标准市场经济” 经济观察报：显而易见，上述这些发展战略，都对体制政策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现实而言，我们能做到吗？ 刘世锦：如果不认真地解决体制上的“卡脖子”问题，不下决心啃几块硬骨头，新的增长动能就出不来。 面对国际国内的诸多挑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即对市场经济的态度。中国在市场经济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四十年，是停滞徘徊，还继续向前走？停是停不住的，不进则退，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向前走，需要提出一个新的目标，就是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 经济观察报：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是否有抓手？ 刘世锦：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行了四十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尚不完善。目前，商品市场大部分实现了市场化定价，可以说是“大半个市场”，要素市场化尚在途中，是“半个市场”。总起来说，我们目前仍然是一个较低水平、不完善的市场经济。 转向高标准市场经济，就是要以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为核心，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其中涉及到一些焦点难点问题，包括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国资国企改革、产业政策转型、改革补贴制度、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对这些问题，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都指出了改革的方向、重点和方法，并不是别人逼着我们要改，而是我们从长计议、战略谋划，从中国国情出发做出的主动选择。由于更了解情况，知道改什么、如何改，我们自身推动的改革，有可能改的更为彻底、更有成效。 当务之急是落实好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关于改革开放的要求，切实加快推动国资国企、土地、金融、财税、社保、政府管理、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的改革进程。把这些要求真正落实到位了，就能够在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方面迈出很大的实质性步伐。 文章选自经济观察报，2019年3月16日
2019年3月19日 -
两会声音 | 朱永新：多方合力营造良好家庭教育环境
朱永新，全国政协委员、全球化智库（CCG）顾问，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在学校教育方面，要着力构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良性互补关系。建议在学校章程中完善家校共育的条款设计，指导学校通过家长委员会、家长代表等形式，使家长了解不同于学校、教师的监护责任和权利，帮助家长区分自己和学校的学生安全责任分工，为预防、缓解、消除家校矛盾做好铺垫。 针对家长的养育焦虑，建议教育和有关部门可以帮助家庭缓解教育焦虑情绪。如帮助家长了解子女品行教育、亲子关系的科学知识，了解家庭教育的特点、规律、方法，知晓包括家庭教育政策等在内的与其子女升学等密切相关的教育政策内容，以减轻家长教育孩子的压力，特别是精神压力和时间成本。 文章选自中国教育在线，2019年3月12日
2019年3月18日 -
梁国勇：外商投资法草案完善中国投资环境
梁国勇，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高级官员
2019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