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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兵：独角兽企业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上升通道2023年7月22日
中国社会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发展方式中，“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是成功因素之一。所谓的“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新的大型企业和新富豪不断出现及不断迭代的现象。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出的新“力量”，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多及更好的上升通道，增强了社会流动性，为推动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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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兵：可供全球借鉴的中国元素2021年10月22日
“经济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作为中国发展方式中的特色元素之一，具有一定的全球可复制性和可借鉴性，可以为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的解决贡献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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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兵：疫情后的世界发展格局观察2020年10月15日
近年来，全球治理体系的作用越来越趋于低效。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先后退出了多个国际组织。美国“退群”导致全球治理“群龙无首”，“大股东”不关心“地球村”的发展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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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兵：如何打造一个源自中国的世界级商学院2020年1月16日
专家简介 项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 2020年1月9日，由MBAChina与《经理人》杂志共同举办的“中国商学院”教育盛典于北京盘古七星酒店圆满落幕。本次盛典聚焦了业内知名专家、全国各大商学院院长、主任及杰出校友代表，并围绕商科教育行业进行了主题分享、圆桌对话、评选颁奖等一系列活动。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受邀参加盛典，并发表题为“长江商学院的创新、探索与实践”的主题演讲。项兵院长从以下五个方面为在场的各位分享了如何打造一个源自中国的世界级商学院。 -01- 第一，打造一个世界级商学院的基本，要拥有一个专职全职的世界级教师队伍。 -02- 第二，中国的商学院必须解决中国的问题。把学者请到中国，研究中国的经济和管理问题，为中国培养人才。在中国的商学院必须服务中国企业，必须接地气。 -03- 第三，引领式的创新。创新很重要，要想超越，必须成为新时代的谷歌。 项兵院长提到，针对创新应该做到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要对商学院逻辑做拓展；在全球大变革的今天，不仅要关注如何做生意，如何有竞争力，还要更加注重社会责任的培养。 另一个方面是贯彻灌顶式打法；项兵教授表示，在世界不断地变化与创新的格局下，要不停学习，不学习就注定被淘汰。 -04- 第四，长江商学院的社会责任。 长江商学院的第一阶段的社会责任，将人文课程引入管理教育，从数引入到道。 项兵教授表示民族的复兴和崛起一定要靠道，靠价值观，靠道德制高点，靠解决全球性的问题，这是不可或缺的。管理教育如何从术到道，这是为民族、企业、民族复兴做出的必要条件。 第二阶段将公益作为第一课。长江商学院要求EMBA学员做48小时的公益活动，不做完公益活动无法毕业；中国企业一定要加强“公益”这个理念。第三阶段是社会创新。通过社会创新，把个人公益、企业的社会责任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广度。第四阶段，为全球培养新生代颠覆的力量，同时希望新生代颠覆的力量更重视社会责任和社会创新来解决社会问题。-05- 第五、长江未来的全球项目三个立足点： 1，打造培养新生代颠覆力量的全球生态体系。 2，通过社会创新解决社会问题，和全球最大的公益组织合作，和GIG合作，重视社会创新。 3，聚焦儒家经济圈。 文章选自MBA网，2020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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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兵：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2020年1月10日
专家简介 项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 在全球大变局时代，加之中国的特殊国情，各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可能进一步加大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其挑战更不容低估。 201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9770美元。按世界银行2017年的标准，人均GDP在3956美元至1223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可见，中国已走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河边”。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提法有诸多分歧，但回顾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情况，少有经济体能够从中等收入发展成为高收入，多数则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甚至出现发展倒退和社会动荡。面对这些不争的事实，我们应充分意识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严峻性。尤其是，在全球大变局时代，加之中国的特殊国情，各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可能进一步加大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其挑战更加不容低估。 如何看待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我们能从其他经济体成功或失败中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如何认知中国可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本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希望引起各界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再关注。 中等收入陷阱及其争论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首次提出。在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中，世界银行指出：在过去50年中，许多国家从一贫如洗的收入水平上升到中等收入水平。然而在欧洲以外，只有少数国家从低收入水平跃升到高收入国家。世界上最失落的地区当属拉丁美洲，而未受这种趋势影响的地区则是东亚，其中有四个表现优异的经济体：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 2012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了报告《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再次强调了中等收入陷阱。报告中指出，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分别是欧洲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中东的以色列，美洲的波多黎各，非洲的赤道几内亚和毛里求斯。而其余的88个经济体要么继续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要么下降为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可见，87%的中等收入经济体难以跨越“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广泛关注，但学术界却有很大争议，焦点是界定“中等收入”的标准。在2006年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时，世界银行采用了1989年创建的“分析性分类”（Analytical Classifications）方法，以划分一个经济体是属于高收入、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依据该分类法，世界银行在1978年将国家分为三类：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和资本过剩的石油出口国。1989年，世界银行建立了一套完全以人均国民收入为标准的分析性分类方法。以1987年为基准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6000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低于或等于480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高于480美元和低于或等于6000美元的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又以1940美元为门槛分成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此后，世界银行根据GDP缩减指数和汇率变动调整参数。2013年，中等收入门槛为1045美元，高收入门槛为12745美元。 图表1：少数经济体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资料来源：《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但在报告《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中，世界银行却没有采用自己创造的“分析性分类”，而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来界定中等收入经济体（图表1）。据此，中等收入范围大致是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2%~45%。2008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2%~45%相当于958 ~21551美元。同一时期，按分析性分类标准，中等收入的范围是975美元~11905美元。 虽然学术界争议不断，但国际社会对中等收入陷阱所揭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有较为一致的关注：二战后，的确是少有经济体能够保持稳健增长并进入高收入行列。走到高收入“岸边”但最终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共同特征是，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社会矛盾重重（主要是贫富差距和社会动荡）。这说明，无论标准高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都是巨大的，任何一个处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对此都不容小觑。 东亚奇迹与拉美之殇 在世界银行的研究中，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有两个代表性案例：东亚地区与拉美地区。前者指日本、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东亚地区社会，上个世纪60年代后陆续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二战后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典范，被称之为“东亚奇迹”。后者指拉美八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发展势头都相对良好，但此后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被视为“拉美之殇”。其中，在20世纪70年代已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委内瑞拉（1938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如今甚至跌落至低收入国家。而阿根廷（1924年）、乌拉圭（1946年）等“老牌”中等收入国家，多年来的发展几乎停滞不前。 图表2：拉美、东亚十国与亚洲“四小龙”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安格斯•麦迪森。本表中的人均GDP均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 在《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世界银行指出，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以保持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但是，由于自身创新能力有限，难以实现战略调整，必然出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导致的生产率增长放缓和经济停滞现象。一旦陷入状况，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则容易出现经济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世界银行认为，东亚奇迹的经验是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加工制造升级为知识创新，走上了现代化发展道路（城市化、服务业与消费）。特别是，在生产技术、流程、组织与管理理念等诸多方面，东亚经济体取得了很多创新成就，也成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建设者、推动者甚至引领者之一。拉美之殇的问题是，自20世纪60年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利用贸易保护和国家补贴来发展民族工业体系。结果是，搞了几十年“进口替代”，拉美国家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产业并不多，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与全球经济一体化也渐渐脱钩，致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会爆发各种社会矛盾，世界银行指出，多数经济体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的过程中，在经济制度和社会安排上往往会系统性地偏向于影响力较大者的利益。如果利益不平等程度高，经济、政治与社会不平等鸿沟存在代际自我复制现象，社会阶层固化，就会产生“不平等陷阱”。在拉美，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较高水平时，产生了普遍的收入分配不公。在20世纪70年代，拉美各国的基尼系数普遍介于0.44~0.66之间，巴西在20世纪90年代末高达0.64。严重的收入与财富不均引起了社会动荡，导致经济发展停滞或长期徘徊不前。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由于二战之后的全球经济秩序主要是美国主导，包括东亚地区在内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从某种程度上看都得益于美国的协助和推动，美国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承销商”。 图表3：不同经济体的基尼系数（1961-2017）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中国的挑战 “儒家经济圈”的成功经验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因素。在世界银行2012年报告中认定的13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中有五个来自“儒家经济圈”，此后中国澳门也在2018年迈入高收入经济体。同为儒家经济圈成员，各方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借鉴。然而，更大的挑战则来自于作为人口超级大国，中国自身的特殊国情和当前全球大变革的复杂性，可能加剧了我们所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复杂性。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各界特别关注。 首先，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中产阶层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群体结构，这也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条件。中国有近14亿人口，如果创造三分之二人口的中产阶层，在人类发展史上将是个巨大且艰巨的“工程”。时间上看，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李克强总理曾指出，“十三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需保持在6.5%以上，主要经济指标平衡协调，才能实现翻一番目标。从近年来经济增长和发展平衡协调的情况看，全民中产的挑战是相当大的。 其次，在人口结构上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根据人社部数据，截止2017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约2.1亿，占总人口比重约15.5%。到202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19.3%，2050年达到38.6%。当前中国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为3.04∶1，到2020年将下降到2.94∶1，2050年下降到1.3∶1。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快，老龄人口数量庞大，社会养老抚养压力大，显示出明显的未富先老压力。这种状况，或许也是众多中等收入经济体未曾遇到过的，会增加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 第三，收入与财富不均问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挑战之一。当前，中国依然面临着日趋扩大的二元经济不均衡发展挑战，突出表现在贫富差距、城乡差别、东西部之差等方面。从基尼系数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00以来中国基尼系数一直超过了0.4，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高于世界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不均衡发展带来的收入与财富不均问题已较为严重。未来，在创造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优化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实现社会的均衡发展，或许是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挑战之一。 图表4：不同经济体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表5：世界各地区收入前10%成人的收入份额（1980年-2016年） 资料来源：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图表6：世界各国财富前1%成人所占财富份额（1913–2015） 资料来源：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图表7：中国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表8：各省市人均GDP（2018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第四，人工智能（AI）时代的挑战。在努力平衡解决收入与财富不均问题的同时，我们又迎来新的挑战。其一，人工智能（AI）的普及应用和机器替代人的趋势可能深刻影响就业的结构，摧毁中产阶层的就业机会。麦肯锡的研究报告《自动化时代的劳动力转移》论述了2030年全球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报告认为，劳动力市场将会发生巨大的变迁，从劳动技能到薪资水平，将会比历史上的农业向工业、制造业向服务业的变迁来的更为汹涌，有60%的职业（至少1/3）面临着被技术替代的可能性。在绝对程度上，中国需要面临最大的职业转换，接近1亿劳动力需要改变现有的工作。如果新增就业如果无法有效补足失业人数，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中产阶层的就业，从而增大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其二，人工智能还可能在一次收入分配环节加剧了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矛盾。掌控技术优势的群体，可能会占有更多比例的收入和财富，并且依靠技术能力的壁垒进一步加剧阶层固化和社会流动性问题。未来，技术创新如何普惠于社会经济发展，形成合理有效的收入财富分配机制，也是每一个经济社会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五，完善的法制体系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保障。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未来，加快完善中国的法制体系，从而建立公平公正竞争的商业环境和市场秩序，形成透明有序的新型政商关系，确保社会经济良性法制，实现合理收入和财富分配机制，这也构成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其中，在法制基础之上构建起公平透明的新型政商关系，对于促进公平竞争、鼓励创新、减少企业寻租行为，对于实现全民中产而言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基础经济制度。新型政商系应关该是什么样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就是‘亲’和‘清’”，“亲”则两利，“清”则相安。长期看，完善法制环境和建立新型政商关系都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较为重要的制度建设压力。 第六，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一，从发展模式看，过去40年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面临重构的挑战，包括中国的世界各国都需要适应这种变革兵做出调整。中国自身则要实现从模仿到超越、从价格战到价值战、从世界工厂到“中国智造”、从生产到消费等一系列发展模式升级。同时要积极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争取引领科技创新浪潮。其二，社会方面，收入与财富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社会基本保障体系、教育等方面，仍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三，应对外部挑战，包括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单边主义等冲击，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美、中欧、中日、中国与东盟等）关系的维系与利益重构，“中国威胁论”背景下的价值对接问题，地缘政治及国际和平的挑战等等。 第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多数受到了美国“手拉手”的帮助。从当前中美关系及未来预期看，美国“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未来，还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努力去实现发展的超越。 综上所述，从各经济体的历史经验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无可置疑是个重大的社会发展挑战，从历史经验来看成功几率不高。从中国的国情看，我们也有很多独特的挑战性因素。面向未来，我们应高度重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既要从其他经济体的成功与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也要充分考虑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新时代的新情况， 为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做足功课。 end 文章选自长江商学院，2020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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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兵：全球大变局下的新时代创新和颠覆2020年1月3日
专家简介 项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 随着民族的再次崛起单项交流的时代应该结束了，我们东方人应该为全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019年12月6-8日，为期三天的“2019世界创新者年会”在北京顺利举办。本次大会由中国企业联合会指导，由工业和信息化科技成果转化联盟、亿欧·EqualOcean联合主办，本次大会以“科创4.0：共建全球化新未来””为主题，集结了来自十余个国家或地区的6000名创新者，共同总结2019年世界科技与产业创新的成果，预测2020年最新创新趋势。 在创新领袖峰会上，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发表了主题演讲。以下是项兵的演讲全文（部分有删减）：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今天主要聚焦两个问题，第一解释什么叫全球大变局，全球大变局当中哪些元素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这些元素对于创新也好，颠覆也好，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异的，创新和颠覆可能有什么样的影响？第二在全球大变局和中国新时代之下，创新与颠覆的哪几个问题值得我们重视与关注。 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 最近无论是法国、智利还是英国脱欧都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过脱贫。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三位研究脱贫的学者，脱贫固然很重要，但是你看法国的问题，智利的问题，英国脱欧的问题，远远超过了脱贫。 当前世界，多重变革与拐点汇集于一点。突出的变革包括：经济发展模式、颠覆性技术及创新、全球贸易与投资体系重构、国家治理与社会契约关系、地缘政治、民族主义、单边主义、极端主义、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及日趋兴盛的贸易保护主义等。N多的变革聚焦于现在，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面临这么多重大的变革。 今天我希望聚焦于两大变革，第一个是发展模式不平衡、不均衡，这可能是全球N多问题的根源。第二个是科技颠覆。 全球的发展模式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个是新自由主义，第二个是国家资本主义，第三个是社会民主主义。 在欧盟国家，他们的发展模式叫社会民主主义。欧盟和美国的共同点是民主和法制。受“哈耶克思想”影响，英国撒切尔夫人1979年启动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1981年里根总统也拥抱了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们国家邓公启动的改革开放影响也非常大。我们拥抱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1979年到2008年，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新自由主义红火的30年。 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可以被看作是新自由主义解锁的开始，新自由主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财富增长，也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收入财富不均。同时由于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国和美国在践行新自由主义方面确实也可能给欧盟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 因为发展模式的不平衡，N多民众的国家无法拥抱新的一轮全球化，尽管全球化对世界绝对是一件好事。美国把经济问题直接归结于全球化和中国的崛起，我们成了替罪羊。发展模式不平衡解决不了，在N多国家推销全球化是有挑战的。 现在讨论比较多的问题都聚焦在全球化，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可能是发展模式的不平衡。 第二大变革，颠覆式科技带来的变革。颠覆式科技涉及到N多，我关注的问题不仅是科技本身，而是科技颠覆带来的潜在社会影响。N多专家预测，AI和机器人时代的到来，中产阶层的生存空间将受到挤压。如果一次分配收入财富不均就能将这个问题变的更为严重，那意味着什么呢？ 企业的社会责任必须重新界定。美国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大本营，一直把股东利益最大化奉为圣贤。但是美国目前也出现了变革与转变，181位美国顶级首席执行官开了一个圆桌会议搞了宣言，从现在起连美国企业都要强调企业存在的社会目的是什么？这个是非常好的变革，它是一次分配的阶段，二次分配社会福利，政府通过更为积极的社会福利项目来解决一次分配带来的收入和财富不均问题。 6年前在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我认为社会主义会在全球大行其道，未来20年是社会主义的天下，二次分配解决一次分配带来的财富和收入不均问题。在新的形势之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必须重新界定，政府必须通过更多的社会福利项目来解决一次分配带来的更严重收入和财富不均问题。 公益、捐赠、社会创新变的越来越重要，这个是全球的两大变革对整个形势的影响。 新时代创新与颠覆的几点思考 回到新时代创新和颠覆的几点思考，我也希望有几个观点进行分享。 第一全球视野与全球担当，第二引领式的“大风流”创新，第三心态的调整，第四重视科技创新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社会创新，第五越来越重视道的制高点和道的影响。我们民族再一次崛起复兴，一定要更多的企业重视道。 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培养企业家的全球视野，全球价值对接能力、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和全球担当。中国再次崛起必须有一批中国企业能够为全球重大问题的解决贡献自己的智慧，目前为止在这方面美国是遥遥领先的。管理理念90%以上都是美国人贡献的，日本上世纪崛起也贡献了一些新的管理理念，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企业还没有贡献一个能够风靡全球的管理理念。尽管我们拥有全球第二大GDP。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企业群体的体系。我们国家只有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很少有西门子、通用电器这样拥有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如果没有这么一批优秀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天下英才为我所用的梦想是比较难以实现的。 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问题能做到全世界精英为我所用是有一些挑战的，家族企业也有潜在的局限性和天花板，因为再优秀很难优秀过儿子和女儿。 一批优秀的印度人能够成为微软、谷歌、百事可乐的CEO，是因为欧洲和美国有一批优秀的B类企业，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我们目前的国企和家族企业无法相提并论的。要做到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必须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目前我们国家少有B类企业，这个是大的挑战。 第二大变革是心态的调整，要学会憋得住。我这个年代的人当时日子过的比较苦，把面包放在桌子上就是最大的道理。创新并不仅仅是为创富而驱动，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是真的为了兴趣爱好，为了好奇心，为了担当去创新。 美国创新的伟大，其他国家难望其背。美国创新的伟大绝对不是简单的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简单的美国GDP最大，增量最大，研发投入最大。 我最近几年去美国工科学校去的比较多，他们有一批年轻人真的是为了好奇心去研发，花20年、30年就琢磨这件事。 天下在变初心不变，如果没有定力，没有宁静致远的精神，我们在基础科学的突破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就能解决的，我们的研发投入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诺贝尔奖得主的数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内功，如果没有内功我们有可能就是一个花架子。 美国的基础科学出了287位诺贝尔奖得主，日本出了24位，我们只出了1位。差距是巨大的，要弥补这个差距不仅仅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同理心、侧隐之心、感恩之心非常重要，没有心静如水的精神，工匠精神的培养也是难上加难，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是挑战。 第三块强调一下重视科技创新的同时要重视社会创新。其实美国在社会创新的引领上是远远超过科技创新的。管理理念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市场组织的创新，这个是美国能做到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必要的条件。 我们同时要重视社会创新，创新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科技创新本身，必须全方位的认识创新的重要性。全世界大变局，仅仅靠单方创新会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和谐，社会动荡也成为重大的挑战之一，对创新的认识要远远超过科技的创新。 “明道”中国的崛起需要企业有更多的全球担当，更多的利它，必须把其他人的问题解决好，我们才有自己发展的机会。这种全球责任与担当不是宣传也不是推销，而是发自内心的担当。 我记得我是1994年—1996年给当时来到中国的欧洲和美国企业做了大量的培训，参加培训的90%是中国人，10%是外国朋友。当时欧洲企业进入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资本，还有管理的理念、价值品牌等等。他们为我们培养了大量的人才，给我们整个人才培养的生态体系带来了剧变。 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里，民营企业挖人才都到跨国公司去挖。这才叫对这些本土社区的担当，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企业做的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有一批中国企业有更多发自内心对当代社区的担当。没有这一点我们只能做一锤子买卖。我们必须一步步地被接受，被信任到最后受到他人发自内心对我们的尊敬和尊重。 随着民族的再次崛起，我们必须有一批企业拥有真正全球的担当。当然不需要所有的企业都要有全球担当，如果你在楼下开一个理发店不需要有全球担当。要真正为人类发展壮大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从文艺复兴到现在，500多年以来，全球的重大问题几乎都是西方人提供的，提出是西方人提出，系统解决方案也是西方人提出为主，东方人贡献不多。 随着民族的再次崛起单项交流的时代应该结束了，我们东方人应该为全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文章选自亿欧网，2019年12月8日
专家观点 项兵 -
项兵：儒家经济圈与东西方双向交流2019年9月17日
专家简介 项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 2017年底，借鉴“盎格鲁圈”(Anglo Sphere) 的提法，我提出了“儒家经济圈”(Confucian Economic Sphere，CES)概念，指儒家文化在社会文明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都对儒家文化有较高的认同感。儒家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八个经济体。 按IMF数据，2018年，儒家经济圈GDP总量为21.6万亿美元，全球占比升至25.5%。在2019年世界500强中，儒家经济圈有200家企业入选，占比40%。 对儒家经济圈发展模式的思考 儒家经济圈各成员虽然在发展阶段、发展模式、政治制度、语言历史、人口与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上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探索出各自独特的、与西方有一定区别的经济发展模式。 我对此有如下几个初步的思考： 第一，以往自由民主制度被认为是支持现代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决定性政体形态。儒家经济圈成员政体制度有很大差异，但近几十年在经济发展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某种意义上讲，儒家经济圈各成员的政经关系及经济发展成就对传统西方理论作出了不同的回应。即就经济发展而言，政体固然很重要，但潜移默化的文化因素或许也会起到关键性作用。 第二，在全球大变革的今天，人类面临着发展模式转型和创新等一系列挑战。儒家经济圈的探索、多元与成就，对全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哲学层面讲，儒家经济圈的不同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被看成是儒家“和而不同”理念的经典实践。 第三，从东西方交流的角度看，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发展的重大议题和解决方案多数由西方提出并主导，东方鲜有建树。随着儒家经济圈的整体崛起，其发展经验及其哲学理念可能会对世界有借鉴意义。同时，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挑战和文明的进步等，也许可以作出应有的重大贡献。 儒家经济圈的文化认同 儒家经济圈成员拥有显著的文化同源性，即源流于中华文明的儒家思想。李光耀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亚洲价值观”(Asian Values)，阐述了东亚经济发展背后的强劲推力是儒家文化。市场经济是“术”，而儒家文化是亚洲价值观之“道”。李光耀指出，从根本上讲亚洲的成功原因归于具有儒家文化内核的亚洲价值的优点——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 总体看，儒家经济圈的文化同源性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教育和学习。著名文化学者杜维明先生指出，儒家思想对教育的重视，可以视作一种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在儒家，始终有“言传身教”的家教训念。东亚经济奇迹，离不开教育的普及和高素质的劳动力。 第二，勤勉、务实、肯干。儒家追求现世的价值实现而不是来世或者彼岸，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勤勉工作。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说，“中国人的勤勉与工作能力一向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 第三，认同多元文化，主张文明对话与文化和谐，具有宽容性、开放性、协商性与和谐性。儒家倡导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处世价值。这种价值通过中华文化的历史构成(儒释道)与发展实践(多民族及在东亚社会的传播与普及)，更充分地印证了“和而不同”理念的普适意义。 第四，政府主导社会经济发展。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到韩国的“汉江奇迹”，从新加坡模式到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政府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 第五，精英治国。中国的科举制度长期影响儒家经济圈成员，在“学而优则仕”影响下，社会的精英把通过从政来服务社区作为首选, 这与西方精英的价值取向和选择是不同的。这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基石，对于保持国家领导力起到积极作用。 东西方双向交流及东方智慧的现实意义 今天，全球处于多重颠覆式变革聚焦于一点的重大历史变革时期，表现在发展模式、颠覆性技术及创新、投资与贸易体系重构、国家治理与契约关系、地缘经济与政治、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面对诸多全球性发展挑战，世界的繁荣与发展需要新思维、新视野以及新的解决方案。也许面向未来，文化的力量值得进一步重视与研究，世界需要更多来自东方的智慧。 一方面，儒家经济圈的名义GDP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会进一步扩大而且持续引领世界经济的增长。面向未来，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儒家经济圈应该继续互学互鉴，进一步增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体化程度，更大程度上释放儒家经济圈的经济潜力。 另一方面，儒家经济圈理念的构建与发展，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和贸易，还应聚焦于如何解决全球重大发展问题，贡献我们东方的方案和智慧。面对多变的世界和各种发展挑战，儒家经济圈的发展探索，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对世界的发展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借鉴意义，对解决世界性重大问题可能提供不同的思维和方案，为人类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的、较为流行的东方之于西方的仰视思维，建立“月球看地球”的俯视思维。基于这种格局、视野和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儒家经济圈是有可能诞生新生代的休谟、康德、胡塞尔一样的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一样的经济学家，以及“青霉素式”的重大发明，可产生一批全球引领式的“大风流”创新，如谷歌、脸书、亚马逊、特斯拉等颠覆性创新型企业，真正实现对全球发展的引领。 如果上述目标得以实现，即开启了东西方双向交流的新时代，这或许可以成为新一轮思想启蒙的一个起点。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9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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