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饶毅”共搜索到7条结果
-
饶毅：英国首相的“群体免疫”谎言2020年3月18日
专家简介
专家观点 饶毅 -
饶毅：你可以为中国做什么？2017年11月27日
CCG图书：《那三届——77、78、79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 77、78、79 级，就是恢复高考后的连续三届经过不同寻常而又竞争异常激烈的考试而考上大学的大学生，他们是在十年浩劫中失去了高考机会的一代人，他们是以超低录取率从田间地头、工厂行业再入校门的一代人。他们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推动者与捍卫者，他们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一代人”。 饶毅，1978年考入江西医学院，后获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科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曾任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讲席教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十几年来，参与了国内科技体制改革的讨论和实践，协助推动建立了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新机构。 很多海外华人批评中国的各种问题，有些非常中肯。但是，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在国内做具体工作。 很多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儿，但未必知道我们曾经历的艰难困苦。我生活的江西南昌，20世纪70年代中期肉类极其缺乏并持续多年，蔬菜、中秋月饼要定量，每年春节才有按家庭人口供应的所谓“年货”，不过是今天常见的腐竹、香菇、木耳、冰糖等等。 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远离了经济崩溃的边缘，在阔步迈向繁荣昌盛之路。中国在巨变，我们的命运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改变。如果说，我们这代人的成功除了自己的努力和选择以外的确有那么一丝运气的话，那么中国这30年实实在在的成就无疑是来自很多人多方面的推动，其中，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贡献，也是实实在在难以抹杀的。 高考：移风易俗 我瞎猜，邓小平在自己被整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孩子不能上大学可能也是很心痛。等到他自己的孩子都上大学后，还很能体会全国的家庭都希望孩子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读书好的青少年上大学的路一旦被堵死，会导致很多家庭灰心失望，很多青年前途渺茫。一个国家广大青年没有前途，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是十年来第一届不用送到农村的高中毕业生，那时就很纳闷，把上百万孩子送到农村究竟有什么好处？ 高考入学办法宣布后，青少年有希望，全社会掀起热潮，社会风气很快改善。突然从原来学生读书无所谓，老师怕流氓的情况，变成了大家都集中学习，流氓学生几乎销声匿迹，老师得到尊重。这里说的流氓是在校外偷东西、打架的混混。1977年以前很多青少年无所事事，闹事的人越来越多，恶性的流氓事件也与日俱增，在当时都是很明显可以感受到的。我看到过小偷偷农民的钱，也看过流氓混混在商店用刀割顾客的包。当国家不给青少年以任何希望时，发生这些事情都是必然的。高考宣布后很快就改变了这种风气，当然不是没有小偷和流氓了，而是减少了很多，他们耀武扬威走街串巷的情况立即消失了。 老师的精神面貌改变了，有教学专长的得到发挥。以前很多老师教学不积极，有了高考招生后，各个学校纷纷开始启用原来埋没的人才。我所在的南昌十中，一些靠边站多年的老教师，原来是校长、副校长，开始主持工作、组织力量提高教学水平。有位体育老师突然变成了数学老师，原来他专业不是体育；有位党史老师也回到了英文老师的专业岗位上。 记忆犹新的数学题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虽然高潮不过几年，但直接影响的时间较长。绝大多数学术刊物停刊，大学老师下放，大学停学，复学的大专院校招生数量少，而且无正常途径入学。 我母亲最小的妹妹是他们七兄妹中唯一没在“文革”前读大学的，结果是上了77级。她是“文革”前的高才生，跳过级，她上大学时，我听她一声叹息，说结果差不多和我一道读大学。她的人生如果不是被耽误了，不知道要好多少。比我大八岁的哥哥也受影响，他那时还对做“知识分子”颇为抵触，说人家要考大学，我就不考。我家有个性的人不少。 1978年考数学时，有道题目说“三角形ABC三内角成等差数列”，这句话坑了我。我在高考复习时做过一道题，那时除了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线索，提示三内角哪个是中位角，而不能假定B是中位角。考试时我绞尽脑汁寻找另外一个线索，当然没有找到。那时年轻，考试因此慌了，对其他题目也不经心。这道题目，我记了一辈子，曾做梦重新考。二三十年后，发现网上有全套考题，一看都好像没见过，只认识这一道考题，不知道谁出的，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了。 大一第二个学期，家里悄悄安排我到樟树中学复读。但期间有人好像觉察到了，便威胁我父母，那时大学录取了不能退学，退学的惩罚比较重。我父母并没有向我说明原因，只说是不得已便叫我回到大学继续读书。因为老是逃课，我没有学过医学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这两门与生物关系最近的课，和我几十年后的工作很有关系，却阴差阳错地与我失之交臂。大一完了后，我才缓过来，接受现实。大学的内容，对我来说，最后有用的有些，但不多，因为我并没有成为医生。 又一个分水岭 从1985年23岁前往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读研究生算起，我在国外学习、工作、生活了22年。2007年，45岁的我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分水岭: 回国到北大任教。 回国来参与工作，可以推动中国解决一些问题，一些很明显的问题，即使是解决很小的问题，也是贡献。正因为中国不如意处还很多，所以才需要吸引更多的人，需要支持和鼓励更多的人做好各方面工作。 在获得学校管理部门认可通过后，我取得了自主权，随即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和建设。五年来，我在学院通过建立教授聘用评审体系，用切实可行的方法推进教学工作、获得研究经费、新建和改建科研空间，为学院发展建立坚固的框架。我们坚持对学院的科研人员进行国际评估，标准较高，而且也杜绝拉关系。由于种种原因，在国外做教授的华人大多数尚未回国，即使是人们误以为回国人数多的生命科学领域，原来在国外做过正教授后真正全时到位的也不到十人，更多的人在犹豫观望，有些人正在过渡，也有人怀有担心和顾虑。当年就有好心人担心我们回国会遇到阻力，同样的担心很可能也会影响海外学者和学生。 对此，我曾写道：“很多海外华人批评中国的各种问题，有些非常中肯。但是，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在国内做具体工作。”这句话，也许可以作为我回国五年来工作、生活的最好注脚。 丰富的“中国梦” 个人奋斗的“美国梦”不仅用来激励移民和普通人，也用来说明美国体制的优越性。我认同的“中国梦”也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源基础上，结合了中国一百多年的历程。一个世界大国、一个有悠久文化的民族，在外敌侵略的情况下，经过特定历史阶段，形成了不同于美国的精神文化。 “中国梦”包含了多少代中国人不满现状、前赴后继进行的探索及做出的改进努力。一百多年来，我们多方寻找、学习、探究现代中国的道路。在震撼中，我们曾经幼稚盲从，曾经病急乱投医，把国外起源的多种主义不假思索地拿来，曾经犯过极其严重的错误。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走上有乐观前景的道路。已有的经验让我们可能做得更好，我们完全有自信探索自己的道路，可以吸收其他国家和文化的优点，无须受其他国家的思想束缚。正如中国文化吸收了世界的特长一样，“中国梦”应该吸收“美国梦”的开拓、进取、独立精神。 是满足现状、坐享其成，还是有冒险和探索精神，接受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性问题，从不同角度参与解决中国的问题，使中国引领世界，从而为世界贡献个人的力量？正如“美国梦”并不完全排斥集体一样，中国梦无须排斥个人作用，可以鼓励个人积极性，个人幸福可以和集体幸福一致，推动国家发展。 美国的缺点，几乎都比较难改。中国的缺点，大家都有共识，都有改进的目标和方法。因此，中国的缺点也就成为发展的潜力。有明显缺点就可以通过努力来改正、改进、改造，而逐步推动中国的进步。积小成大、集腋成裘，可以使总体进步相当可观。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在今天这个时代，对于格外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我们这一代来说，不但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可以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 本文摘自《那三届——77、78、79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一书，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出版。
专家观点 饶毅 -
饶毅: 以智力推动科学，以科学贡献社会2016年11月7日
[北京科技报/摄]
专家观点 饶毅 -
饶毅：今日中国谁最该做院士?2015年10月15日
专家简介
专家观点 饶毅 -
饶毅：赛先生在中国还是客人么？2014年8月6日
作为观念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进入中国，曾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五四运动”九十五周年的今天：“德先生”踪影难觅，“赛先生”身份不明。 对“赛先生”的争议，表面上看早就没有了。虽然不能说中国毫无科学思想之萌芽，但近代意义的科学基本是舶来品；虽然不能说中国人完全缺乏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关注，但那种出于好奇心对自然奥秘的求索在传统文化中隐而不彰，而与科学密切相关的技术常被负面视为“奇技淫巧”。今天仍待商榷：科学在精神上是否根植我国文化，科学在实质上是否成为我国发展的支柱？ 在各种条件改善的今天，我们需要知耻而后勇。2014年5月，美国副总统拜登批评中国连一个创新都没有。就算术而言，他显然错了；就现代生活而言，我们的原创性贡献确实与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主要原因，恐怕不在于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有问题，而是科学基础的薄弱和创新动力的缺乏。 我们还要看到社会环境变化引起的新问题：离全面小康尚有距离，而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已呈下降趋势，可能成为中国科学后继乏人的征兆。如不未雨绸缪，恐怕尚未小富即安，抑或将出现危机。 中国科学三十年赶上日本仍然是很大的挑战，百年内全面成为世界一流并非定数，达到二流后停滞不前不是并非不可能。 传统阙如 文化和科学史显示，中国古代从军事谋略到诗词歌赋等都有创造性，也有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原创技术，但我国传统文化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关注，在广度和深度上均长期远远落后于西方。 所谓“中国古代科学先进、明清才衰弱”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情。那是有些人出于良好愿望而编造出来的，通过英国学者李约瑟出口转内销而起到一定作用，包括良性作用。这是我国近代意识到落后情况下的自我鼓励，如果现在还用就是自我麻痹。 两千年前，中国没有欧几里得几何学式的系统性、严密性、合谐性与完备性；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教科书中基本没有中国的贡献，中国教科书含中国首创的内容也极少，皆因中国的科学不强。 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曾经历过短暂的冲突。例如，清初坚决反对地圆说的杨光先（1597-1669）著《辟邪论》，以自己的无知抨击从西方引进的科学为邪说，还振振有词地高呼“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攻击主持钦天监工作的传教士，以致于1665年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等被清廷判凌迟死刑，只是彗星的出现等原因救了汤若望一命，实践证明汤若望等引介的“西洋新法”更为准确。杨光先因直接上书皇帝“摘谬十论”和“请诛邪教”被委以钦天监正，而他对天文历法一窍不通，最终落得个革职杖流的下场。 我们重温令人汗颜的史实，是为了今天不沉浸在虚构的古代辉煌中自我心理按摩，而要立志在百年内彻底改变我国科学落后的面貌，也要警惕几百年来以不同形式出现的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干扰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 历史局限 中国的科学无疑得益于“西学东渐’。 自十六世纪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徐光启（1562-1633）前后两百多年，中国对科学的态度以冷漠为主。 近代科学大规模进入中国多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翻译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各种科学书籍，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而建立西式小学、中学到大学的现代教育全面布局，到1950年代方具规模。1990年代后期到2000年代初期大学规模扩大，高等教育愈加普及。 1949年以前，中国人虽然逐渐在小学、中学阶段开始接受科学教育，不过受教育者更多可能是以科学知识作为升学和就业的门槛，以致在相当长时间里，很少人对科学感兴趣，而对读书做官、读书发财趋之若鹜。 民国时期在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我国科学步履蹒珊，少数例外如清华大学在数学方面一马当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协和医学院在生物医学方面独树一帜。1920年代后期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其建筑甫经启用就因日本入侵而搬迁内地而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二战后也很少有几年是和平工作时期。整体而言，1949年以前中国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极为有限。 1950年至2000年的五十年可能是全中国从国家、社会到个人对科学热情最高的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促进大众对科学的尊重和热情，这是当时社会热衷科学的高尚原因。但不可否认，社会热衷科学还有实际原因：大凡以前做官发财者在1949年政权更替后的悲惨命运，使中国社会对人文和社会科学心怀恐惧，间接导致人们倾向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那时流行的“走遍天下都不怕”即是彰显自然科学，也是全国人民对人文社科避之不及的心态写照。 毛周时代将有限的经费集中用于中国科学院等专门研究机构，而高校在多数学科领域处于科学研究的边缘。这一时期，虽然“两弹一星”等应用性项目带动了相关自然科学学科的发展，也出现如人工合成胰岛素等基础研究的成就，但总体成就仍有限。 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十年，大学、研究所即使没有停办，也很少能正常运行，大批知识分子受打压。虽然毛泽东本人似乎区别对待理工和人文社科，但他并未说清楚，理工科和人文社科同等被批判，直接导致自然科学研究全面滑坡。自然科学的教育也全面退化：中学曾有几年无物理、化学、生物课，代之以“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注重养鸡、养猪、养牛等，为青少年成长为农民做准备。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全国逐渐复苏。邓小平等首先支持科学和教育，国家科委工作人员以郭沫若名义发表的“科学的春天’激励了无数青少年。但是，明显的国内外差别导致1980年至2000年这二十多年的人才外流，其中以“走遍天下”的自然科学人才首当其冲，有些中国机构出现有位置无人竞争的局面。 1998年，国家有一定经济实力后支持高校的“985工程”计划（亦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和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目的是缓解自然科学人才青黄不接状况的救急救贫措施。彼时口号虽很大，但并没有几个人真认为中国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杨振宁先生甚至认为中国即使建设“研究型大学”也不切实际，国内科技教育界领袖并不清楚国家对科学的支持能否长久。 现实不美 2000年后，国家经济稳定发展态势明显，对科学和教育的支持有广泛的共识。 2003年“985计划”和“知识创新工程”获第二期资助，科学研究走出谷底，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始不再忧虑如何救急，而认真思考自身和中国的科学发展。 也就是说，科学进入中国的几百年来，其实不过近十几年才告别“口号强、行动弱”的时期，有实力思考中国科学的发展。 近十几年来，国家对科学的投入稳步增长（包括有些年代、有些领域投入大幅度增加），人才逐渐回流，科学成果数量增加、质量改善。但是，在科技体制、成果转化和科学文化等诸多方面尚不尽人意。 体制上，科技体制改革有限。许多资源掌握者没有管理好国家的经费，相当一批官员顽固地视国家科学经费为其权力来源，不仅不积极借鉴国际经验，也不推广国内成功的实践。 社会上，有些人对科学实质了解不够，希望中国不打好地基就建楼，急切要求将研究转化为应用，甚至讥笑和抨击基础研究，不知道先进国家在相当大量和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后，才产出少量有应用价值的成果。我国将不成熟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莽撞地进行转化的情况多于国外，有时在国外已被证明不能转化的东西，却在我国被善于忽悠者用于牟取私利。这些“转化”无法长久，也不可能有国际竞争力。 文化上，科学精神很难说已经深入人心。在科学界，迄今未能解决创新需要冒尖的文化与我国传统中庸文化的冲突，种种落后的习俗与不良的人际关继续制约着科学人才发挥作用。在科学界以外，不科学的东西在中国社会很容易流行，反科学的东西也不时冒出来，有时甚嚣尘上。 因此，对于我国科学和创新迄今不如人口不足八百万的瑞士，就不会感到奇怪。 前景有忧 科学进入中国几百年来，学习为主、创造很少。学习国外的科学知识，可以使我国具有技术引进和工艺改造的能力，从加工基地成为制造基地，还在为国外的设计打工，附加值在低水平徘徊。要让科学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业提供支柱和动力，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要改善我国的科学，不仅需要改革体制，而且需要改进文化。科学史显示：对科学家不能求全，而要求尖；在合法和合规的情况下，提供自由创造的环境，任其飞翔；“枪打出头鸟”的社会习俗是科学创新的死敌。 在中国科学似乎进入快速发展期的今天，也需看到：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和青少年越来越热衷于付出少而收获大的职业，对科学的热情越来越小。这不限于国内的学子，也含海外华人。也就是说，我们旧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新问题。可能导致的后果是：我国科学的最高峰就在今后三十年内，原来有热情的人继续努力形成中国科学上升的曲线，而后继人才短缺形成科学的平台期或下降的曲线，它们的交汇或许将决定我国科学未来走向。 如何避免下降的曲线不仅是科学界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的问题。未来的中国固然毋需如1956年或1978年般全社会对科学的热情，但如果我们很快就变成低于美国2010年代对科学的热情，在2049年赶不上2014年的日本，中华民族在科学上是否会“未老先衰”？我们希望中国科学上升的曲线不止三十年，但不能仅仅依赖盲目的信念，而要改革体制提高效率、并想方设法消除潜在危机。 问题深层 科学不仅与技术发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也是文化的要素。 在我国，科学能否成为文化的核心之一，问题可能还很大。我们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好奇，对逻辑的严密，对事物的客观……都“仍需努力’。科学所要求的诚实、怀疑、开放、宽容、求真、合作……也是我国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毋庸讳言，曾表面上与“赛先生”在中国同行一段时间的“德先生”至少是被冷藏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表示过认同“德先生”，但认为我国国民的素质不够、付诸实践的时机未到。他们去世后，“德先生”是被暂时搁置，还是永久弃之，对此无公论。苏联证明，“德先生”缺位几十年，“赛先生”仍可获相当大的成功。但“赛先生”能独行多久，全世界无数据。 探讨中国的科学文化，希望有助于中国的科学早日达到梁启超先生对中国学术的期许：“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贡献于世界之文明”，也有益于科学精神进入中国文化的内核。 到那时，“赛先生”在中国肯定不再是客人。 文章选自赛先生
专家观点 饶毅 -
饶毅：转基因考验中国媒体2014年5月27日
毋庸讳言，中国的媒体和从业的媒体人恐怕普遍认为自己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重大事件上没有自由。现在，转基因成为中文世界广泛关注的事件，而政府没有控制其讨论，所以，转基因实际给中国有良心的媒体和媒体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向社会展示自己有自由的时候能够为社会负责任地提供有质量的信息。
专家观点 饶毅 -
饶 毅2014年3月3日
饶毅，现任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理学部主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学术副所长。回国前曾任美国西北大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神经发育的分子机理和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1996年起，兼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1999年协助推动建立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2002年协助建立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2004年至2008年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2007年9月全时回国。 1996年起发表科学文化、科学史和科技政策的文章。任《二十一世纪》、《科学文化评论》等文化杂志编委。 美国西北大学神经内科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Feinberg临床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主任。1985至1991年在旧金山加州大学读研究生,1986年起随美国科学院士Y. N. Jan和L. Y. Jan教授做博士论文研究。1991至1994年在哈佛大学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作博士后， 随美国科学院士D. A. Melton教授研究脊椎动物神经诱导的分子机理。1994至2004年任教于华盛顿大学解剖和神经生物学系。2004年起任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任国际刊物的编委有: 美国的Journal of Neuroscience《神经科学杂志》、日本的Neuroscience Research 《神经科学研究》、瑞士出版香港科技大学主编的NeuroSignals《神经信号》、荷兰出版美国主编的Developmental Brain Research 《发育脑研究》、中国的《科学通报》(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英国的生命科学网络评论刊物Faculty of 1000 《千位教授》。主持过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支持的Gordon国际会议。
专家观点 饶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