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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中英：一年后RCEP扩员前景如何？须“咬文嚼字”地分析2023年1月31日

  RCEP的确定性在于其东盟主导性，但是东盟一些成员同时也是CPTPP成员或加入了美国发起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使得RCEP的未来也具有不确定性。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加入RCEP是RCEP生效后的首次扩员，增加了RCEP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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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中英 | 全球治理研究的未来：比较和反思2021年1月13日

  全球治理是各相关方（各行动者）避免“非协同”（disconcert）甚至“失序”（disorder）而选择（有时是别无选择）协同或者协和。在复杂系统甚至是复杂的复杂系统做到协同、协和高度不易，存在全球治理失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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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中英： 从“发展”和“治理”的角度看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019年10月23日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最近10年总是光顾“发展经济学”，有时甚至把“经济学奖”给了政治科学家。如果不能在“全球挑战”和“全球治理”上评论，我们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围观”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许多人以为“贝尔经济学奖”(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也是“诺贝尔奖”，应该说，这样说也没有错，只是不精确。“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瑞典银行奖，奖励经济科学各门(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设立于1968年，1969年首次颁发。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Ragnar Anton Kittil Frisch）和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an Tinbergen）是该奖首届得主。瑞典曾是北欧强国，如今是世界上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有着各种各样面向世界的奖项（大多不是瑞典政府主导的），最有名的当然是“诺贝尔奖”，是瑞典在世界上代表性的“软实力”。 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Abhijit Banerjee, Esther Duflo和Michael Kremer三位经济学家，理由是他们“采用实验主义方法研究如何缓解全球贫困”。“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给了“发展经济学”家（Development Economists），是可喜可贺也是可忧可思的事。我是经济学出身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上过最好的“发展经济学”课程。给我们讲“发展经济学”的是享年百多岁的杰出经济学家杨敬年老师。以后，我尽管不属于“经济学界”，但是，一直与经济学分不开，一直在观察“发展经济学”在世界的演变。在评论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我建议人们不要忽略了该奖评奖委员会给出的理由里面的“全球贫困”（global poverty）一词。尤其是不要忘了其中的“全球”。当前的世界，确实面对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发展”在全球范围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贫困”本来就位列头号一批的“全球挑战”。在过去30多年，由于各种原因，来自“不平等”、“气候变化”、“不可持续性”等导致的世界贫困问题早已颠覆了传统的“贫困”问题。世界范围内，“贫困”是“全球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用了“全球贫困”一词。对“贫困”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一个“发展”问题，更是一个“治理”问题。这里的“治理”也不仅是在国内范围（国内层次）上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层次上，即“全球贫困治理”。全球贫困治理是过去30年，即冷战结束后以来，包括“发展经济学”在内的整个“发展科学”（发展研究各门学科）的一个主要趋势。我曾号召过自己所在的国际研究（全球研究）学科领域的“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学”（IPE或GPE）专业的学生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题做学位论文。“发展”与“治理”息息相关。这里讲的“治理”（governance）是与“统治”（government）很不同、相区别的概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最近10年总是光顾“发展经济学”，光顾与“发展经济学”密切的“治理”学科，有时甚至把“经济学奖”给了政治科学家（这可能使一些经济学家对该奖不满）。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William D. Nordhaus, 因为他研究“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当代世界最大（在全球范围）的“大变局”，即“天变”。“气候变化”是“发展”带来的问题，反过来又制约了“发展”，恶性循环，成为当今的头号“全球治理”问题。“气候变化”在非洲、南亚、拉美等已经带来了更严重的非传统贫困。没有气候变化治理，也不会有21世纪的发展。对“气候变化”的治理，目前主要依靠一个全球治理框架（UNFCCCC）和一个个联合国成员。未来的“发展”是在气候变化和气候年治理的条件下的。2015年，苏格兰出生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Angus Deato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因为他研究“发展”问题，尤其是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之间的关系。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大激励了广大的其他社会科学学者，尤其是全球治理研究学者，研究如何治理“公域悲剧”（governin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政治科学家Elinor Ostrom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目前，全球范围内，“公域”（例如气候、海洋、极地等）面对的问题更加严重，在很多场合和层次，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却不是Ostrom主张的制度主义。强势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更不愿意采纳制度主义（“规则为基础”）。特朗普的美国退出了气候变化治理的《巴黎协定》，不少国家在抢占公海、深海、远海等国际法规定的“人类共同财产”，“全球公域”的私有化不断抬头。到头来，全球的“公域悲剧”更加恶化；到头来，世界发展中的“可持续性”更不乐观。今日世界，呼唤“可持续发展”者很多，尽管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机构说的“可持续发展”不同。“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的不能叫做“发展”。号称“发展”的东西太多，但这些东西未必是真正的“发展”。“增长”未必带来“发展”，缺少“可持续性”的快速“增长”可能带来的快速破坏，并产生“发展的悖论”和“发展的停滞”。“可持续性”是“发展”的根本或者中心标准。我们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是以“可持续性”为核心标准的。结语：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发展中”的中国自然引起了不少评论。我看到的论者主要来自“经济学界”和“经济政策界”。不出所料，有人对之的评论再次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狭隘民族主义，即为什么“发展成就这么大”的中国居然一直没有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顾？为什么经济学科如此普及和发达的中国，为什么也有世界级的经济学家的中国，居然没有“中国经济学家”得到这一奖项？有人甚至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偏见，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的成就。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反应。这个奖毕竟是目前最具有“全球”意义的、享有世界声誉的。我们还是好好地反思为什么我们缺少“诺贝尔经济学奖”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以及与发展相关的“全球（问题）研究”？进入本世纪，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一直在呼唤、号召“科学发展”和“有质量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不同，中国仍然留在《巴黎协定》，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贡献不小，但是，伴随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已经具有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在回答全球“可持续性”挑战上的非凡答案？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9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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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中英：从古特雷斯、特朗普和李显龙2019年联大演讲看全球化世界“大分裂”及可能后果2019年10月9日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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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中英：从“发起建设国际组织”到“新的全球治理2019年9月27日

   专家简介庞中英：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 中国与现有（现存）国际（世界）秩序（包括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非常复杂的演变。本文主要从中国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中国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回顾中国外交的70年。 本文主要使用过去70年中国与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一些主要“话语”或者“叙事”来分析中国与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演变：第一，从“另起炉灶”到开始加入代表现有国际秩序（1945年后）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和联合国体系）。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大约从1949年到1979年；第二，正式地从1978年起，在几乎参与了所有的国际组织后的21世纪初，“崛起了”的中国却重申“不另起炉灶”，以“不”的方式再次提到“另起炉灶”。这是一个比第一阶段更长的过程；而2013年到今天则属于“新时代”，可以概括为从“发起建设国际组织”（如亚投行、新开发银行、新的全球化——“一带一路”等）到推动“新的全球治理”。 “革命外交”时代的“另起炉灶 ”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冷战爆发初期诞生的“革命”国家。“另起炉灶”是对外交的“革命”。“为了同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外交一刀两断，维护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毛泽东主张“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将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而不当作外交代表看待，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要重新审查处理，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特权，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不过，说是“另起炉灶”，另一方面，并没有“另起炉灶”，新中国参加了当时的苏联“炉灶”，即“一边倒”。不过，“一边倒”不久，在美苏冷战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之间发起了“和平共处”为主题的亚非会议。亚非会议是中国实际上在冷战时的“另起炉灶”，成为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时代的“第三世界”的一部分的前奏。不过，在既不属于苏联集团，又与美国敌对的情况下，中国几乎是一个完全缺少起码国际联系的国家，只通过当时的香港和欧洲一些国家维持着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极少贸易。不能与外部接触和循环使中国在当时大体上成为一个封闭系统，而封闭系统往往发生内部的冲突。这就是中国持续了10年的文革。“文革外交”也是受“另起炉灶”的驱使，以“输出革命”——试图以另一种方式改变封闭状态，维持了与一些小国家（亚洲的斯里兰卡、欧洲的阿尔巴尼亚，以及广大的非洲等的合作），却恶化了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也缺少基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国际市场联系的支持，一些援非项目，如坦赞铁路，耗资巨大，在当时并没有发挥实际意义。 “ 入世之后”全面融入现有国际秩序 1978年后，中国逐步彻底告别了“另起炉灶”、“革命外交”，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下，开始积极参加国际经济组织，尤其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过，在冷战结束前，中国来不及参加全部的国际经济组织。冷战结束后，中国计划的恢复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中的席位——“复关”的努力没有来得及完成，GATT就被世界贸易组织（WTO）全面取代了，中国不得不在1995年变“复关”为“入世”。“入世”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象征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全面融入已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政治意志。这种意志当时是如此的强烈，“另起炉灶”似乎进入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国际上，由于中国坚定“入世”，不再担心中国“另起炉灶”。在国内，中国对参与全球化、搭乘全球化、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中国成为现有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深信不疑。 2002年-2005年期间，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非正式的国际论述。国际社会旋即广泛注意到这一论述。后来，这一论述改为正式的“和平发展”（字面上以区别于邓小平生前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不管是“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因为都是“和平”的，都意味着中国自改革开放开始参与世界秩序的持续。 “和平崛起”的叙述不算完善，也终于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更进一步说服力的宏观外交理论，但是，其传递出来的中国断然否定自己是改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的含义是明确的。不过，国际社会，主要是来自周边的东南亚国家、跨太平洋的美国等，表达了对中国另一种担心：已经进入国际秩序的中国还不是国际共同体的“利益攸关方”，承担的国际责任不够。 2009年金融危机后，尤其是2010年以后，“另起炉灶”再次成为一个问题。这主要是当时的中美互动造成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决定“转向亚洲”——与中国等势力建立新的平衡（“再平衡”），迫使中国不得不“西进”——在亚欧大陆（具体表现为发起和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和非洲等开辟新的国际联系，而“西进”很快转化为公开探索新的道路，即“一带一路”。这几乎是21世纪的“另起炉灶”。不过，中国却强烈否定这是“另起炉灶”，不断重申，中国“不另起炉灶”。 本来，由于中国已经参加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根本无需说明“不另起炉灶”，中国却在“大国崛起”的情况下不得不“不另起炉灶”。也即是说，在已经全面参加了已有国际秩序又在重申“不另起炉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中国已成为世界秩序主要维护者 特朗普在美国执政的这3年（2017年1月以来），美国政府对待已有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态度大变。而英国脱离已经参加了40多年的远超越地区组织的欧洲秩序（脱欧）更是加剧了已有世界秩序的动荡与危机。“去全球化”风起云涌。在这一被描述为“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中国外交在大幅度地推进包括“一带一路”的国际计划，在“新的全球治理”的旗号下从“积极参与”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以分享“中国发展经验”或者“中国发展知识”的名义，输出“中国发展模式”；中国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却探索“建设性介入”；“不结盟”但结伴，“不称霸”但“引领”。中国前所未有地在世界上发挥“中国作用”，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这些情况，既不是传统的“另起炉灶”——中国成为现有国际秩序（如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维护者。 世界的国际秩序向何处去？中国与国际秩序的未来是何种关系？这是最近几年国际上激烈争论的大问题。 中国克服了“另起炉灶”的冲动，在“不另起炉灶”的坚持中，从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大大受益，在对外开放和全球化的条件下，造就了长期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过，中国面对的危机是，中国曾经受益的这一秩序正在远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持续了70多年、在冷战后在经济上包括了中国的开放、包容的“自由国际秩序”可能已经寿终正寝，美国不得不重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特朗普政府已经提议WTO去掉“差别化”。而“无差别化”的主张如果付诸实施，则等于重建全球贸易治理。 在对付其他重大的全球挑战上，联合国主导、欧盟等带头已经达成了一些全球协议，如对付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但是，美国等已经退出《巴黎协定》。国际集体行动正在遭遇重大挑战。一些国家可能跟随美国（最近继巴西之后，新加坡也宣布不再坚持在WTO中的“发展中地位”），另一些国家（如欧盟国家）则不顾美国缺席而继续追求原来达成的多边协议。 即使中国再重申“不另起炉灶”，未来中国的发展和治理不再如改革开放年代那样受益于既有的、稳定的、有保障的自由国际秩序。世界继续在动荡中，未来无非是有序或者无序两种情况。而中国可能为有序贡献。中国组织的国际组织并不能让一些关键国家（如美国）参加，而美国假如也构建其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将不再被纳入。世界在秩序上可能走向分裂，多个秩序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冲突。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9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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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中英：回应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三个观点2019年9月24日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9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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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中英：联合国在行动—2019年联合国大会前瞻2019年9月6日

  专家简介庞中英：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 2019年的联合国大会，尤其是气候行动峰会，将是全球治理不进则退的时刻。 　　2019年的联合国大会（the UN General Assembly)是其第74届，将于本月17-30日在美国纽约市举行。这是一年一度关注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的最重要机会。 　　今年的联合国大会日程再次充分反映了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中心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原则和方向确定后，关键在行动。联合国代表的是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包括的不仅是各个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而且是“我联合国人民”）的集体行动。“集体行动”从来都是联合国最为重视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的联大都是在推动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历经千辛万苦达成的最为重要的一些全球治理协议的贯彻。 　　除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尤其是推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无疑是联合国最为中心的工作。9月24日，联大将举行联合国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联合国把可持续发展升高到全球政治的高度，试图引起各国政治领导人对可持续发展的普遍关注。9月26日，联大将举办高级别的可持续发展融资（FfD）会议（这种会议已经不是第一次）。我们知道，2015年9月25日，在联合国成立70年的时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在纽约总部召开，193个联合国成员国在峰会上正式通过17个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这17个大目标如今正在深入世界人民的心中。 　　在地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中心作用也许是联合国的当代国际正当性（international legitimacy）的最大来源之一。在目前，美国特朗普政府等国家的政府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和参与气候变化治理的政策发生了不利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情况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进程的处境更加艰难。9月23日是举世瞩目的联合国秘书长召集的气候峰会，全称是（治理）气候变化行动峰会（Climate Action Summit ）。我们知道，联合国“气候峰会”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在“行动”上的峰会还是第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各缔约方在2015年达成历史性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巴黎协定），而2018年各缔约方又在波兰卡托维兹通过《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2017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兑现其竞选承诺，以气候变化治理有害于美国经济“导致竞争劣势”等为理由，宣布撤出《巴黎协定》。作者注） 　　根据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官网，这次峰会“不仅将展现各国在共同政治决心方面的飞跃，还将展示为支持该议程在实体经济领域开展的大规模行动。这些进展将共同传达强烈的市场与政治信号，并加强实现《巴黎协定》的各项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必需的国家、企业、城市和民间社会之间‘力争上游’的势头”。 　　9月23日，联大举行“全民健康覆盖（UHC）高级别会议”。全球卫生治理是全球治理中的迫切而重大的内容。联合国在2017年12月通过《全球卫生和外交政策：解决包容性社会中最脆弱人群的健康问题》的决议。联大的“全民健康覆盖问题高级别会议”，其主题是：全民健康覆盖：共同建设一个更健康的世界，一些国家的元首和卫生部长，以及全民健康覆盖支持者将与会。 　　今日的联合国，确实在行动，行动是全方位的，不限于我上面举的几个最重要方面。但是，联合国行动面对的困境是巨大的，其中最大的困境是联合国不仅没有完成冷战后开始的必要的“改革”（联合国改革），更谈不上按照共识的全球治理的标准，实现更大程度的、雄性勃勃的变革——联合国“转型”——具有真正进行全球治理的使命和能力。联合国面对的困境限制了联合国实现其当前的从可持续发展到气候变化治理的宏伟目标。 　　第二，以进攻性的民族主义为指导的现在美国政府对待联合国的态度和政策正在变得更加消极。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美国总统在今年联大上讲什么，但这位美国领导人2018年9月24日在联大的演讲却是众所周知：“我们反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全球主义”，“反对全球治理”。他列举了他上台以来美国政府的一些“退群成就”（包括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预计在本次联大上特朗普政府这一反对全球治理的根本态度不会改变。特朗普政府对全球治理的反对在根本上已经动摇了联合国主导下的全球治理。 　　第三，世界和平正在面对重大挑战。中美两国是进入新的21世纪的长期“和平共处”，还是走向大国冲突，目前处在一个大的十字路口。顽固而恶化的全球“不平等”、气候变化等都是根本上威胁世界和平的中心问题。在本次联大之前，8月2日，美国正式撤出与俄罗斯之间的《中程核武条约》（the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这一撤出动摇了世界战略稳定，因为，冷战时代美苏之间达成的、冷战后美俄间维持的这一协定的意义不仅是关于美俄双边的和平与安全的，而且是关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总之，世界和平正在遭遇巨大挑战。在全球体系中的一些关键区域，如中东，战争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冷战后越来越关注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将不得不重新强调和平问题。 　　在特朗普余下的任期，美国肯定不会拥抱联合国代表的多边主义。美国对全球治理的消极甚至批评态度将继续是联合国“行动”的障碍，而不是联合国取得成功的保障。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利用多边主义。美国仍然在联合国，联合国总部也不会离开美国。作为国际组织的联合国到底如何开展与特朗普政府的交往，接下来也继续值得关注。联合国仍然是特朗普政府的重要舞台。这次联大开幕前，特朗普政府任命了其新的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Kelly Craft）。 　　对特朗普的美国来说，相比之下，G7等联合国之外的多边平台比联合国更加重要。美国是2019年G7的轮值主席。特朗普政府将竭力利用G7这一非正式的“小边的”（plurilateral）的多边论坛。美国总统特朗普建议俄罗斯重返G7。在G7内部，有的国家反对俄罗斯重返这一论坛，但是，特朗普将利用其主席特权，至少邀请俄罗斯领导人参与美国G7。俄罗斯重新加入G7将是世界秩序走势的重大变量。 　　在今年8月24-26日在法国举行的G7峰会上，特朗普拒绝参加G7气候变化会议，表明特朗普政府现在不会重返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巴黎协定》。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今后有可能重返《巴黎协定》，特朗普在退出《巴黎协定》后也说过美国今后根据情况变化可能重新加入这一协定。目前，美国煤炭等传统能源行业创造的就业微不足道，而新能源（如太阳能）的势头不错。美国一些州政府维持奥巴马时代的气候变化政策，且在积极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进程。如果特朗普政府连任，“形势比人强”，也许特朗普政府会重返《巴黎协定》。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9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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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中英：G7不再是那个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中心作用的G7？2019年8月28日

  专家简介庞中英：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G7内部，美欧在相关问题上常无法达成一致，关系不稳定；G7外围，贸易战频发。G7还是那个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中心作用的G7吗？　　法国西南、靠近西班牙的海滨胜地比亚里茨（ Biarritz, Nouvelle-Aquitaine, France），2018年8月24-26日，第45届G7峰会在这里的宫殿酒店（Hotel du Palais）举行。　　先说谁参加G7。七国，即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的领导人都参加G7，为“G7峰会”。G7只是一个名字或者符号而已，并不意味着只有7个成员国。欧盟是G7的成员。这是必须强调的。G7从1977年就邀请欧盟的前身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与会，但欧共体在G7中属于“没有名分”的成员（non-enumerated membership）。在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即《欧盟条约》（TEU）决定欧洲共同体升级为欧洲联盟后，欧盟在G7中的地位也没有形式上的改变。原来中国把G20翻译为“二十国集团”，但很快就不这样提了，因为G20的20个正式成员中的欧盟不再是“没有名分的成员”。除了G7，欧盟在其他国际组织或者全球谈判（如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都是有名分的。在著名的关于伊朗核武问题的多边框架协议（“伊核协议”）中，欧盟是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德国、伊朗等平行的一方。　　法国马克龙政府声称G7讨论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关心的，而且是广大的社会关注的，所以，比亚里茨峰会并不仅有七国领导人参加的峰会，而且有成员国部长级、专家级和非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正当性。见下面法国发布的比亚里茨会议结构。　　不出所料，这次G7峰会，不是对迫切而重大的全球问题的讨论，而一系列G7领袖之间的双边峰会更引人注目。　　在比亚里茨峰会前，来自法国和欧洲等国的国际环保人士推波助澜，巴西亚马逊雨林大火旋即进入马克龙的视线。法国总统认为这是全球紧急事件。巴西大火突然变成G7峰会的首要话题。马克龙力推与会其他领导人在援助巴西灭火和再造雨林上达成一致。　　2018年，法国政府从加拿大手中接下G7主席，却不得不应对席卷法国、影响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黄背心”社会抗议运动（Mouvement des gilets jaunes）。这一社会危机促使马克龙总统把2019年G7的主题集中在应对“不平等”（inequality）上。不平等一直被认为是全球挑战，牵涉包括发展和气候变化等国内和全球问题。全球化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尚未解决的重大学术和政策课题。法国社会科学界在研究不平等问题上领先全球。法国G7峰会官网认为，全球化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平等这样的问题。为配合峰会，8月20日，“G7性别平等顾问委员会”（the G7 Gender Equality Advisory Council）发表了减少性别不平等和女性地位的政策报告。　　不平等这个主题无疑也让G7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兴趣。尽管强烈反对美国民主党政客主张的“社会主义”措施，特朗普也在通过国内减税和国际贸易战解决美国面对的不平等问题。不过，特朗普对不平等的认识与其他人大相径庭，没有也不可能强调在不平等问题上进行全球治理，而是片面指责别国与美国的贸易（全球化）是造成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滥用美国霸权逆转全球化。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是改善还是加剧美国的不平等以及是否带来新的全球不平等，值得研究者进一步观察。　　遗憾的是，这次比亚里茨峰会，不平等议题在领导人层面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也没有拿出G7共同的应对不平等的行动纲领。　　G7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其自20世纪70年代成立到G20峰会诞生的2008年，一直在全球经济治理和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中发挥着主要平台的非正式作用。　　目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起来的、冷战期间形成的、冷战后创建的已有全球制度，无论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包括G7和G20，都处在碎片化的危机之中。　　G7之内的美欧贸易战和G7之外的美中贸易战构成这次G7峰会的最大背景。也就是说，世界三大经济体美欧中相互之间处在贸易战中。贸易战正在摧毁已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峰会上，法、德、欧盟不用说，英国、日本等都反对贸易战，要求结束贸易战。据报道，英国新首相约翰逊告诉特朗普，在过去200年，英国从自由贸易中受益巨大，总的来说，英国反对加关税，英国支持“贸易和平”。　　关于伊朗核问题，G7内美欧之间仍然分歧严重，英国的立场与欧盟一致，伊朗在继续接触欧盟，试图孤立特朗普政府。　　总之，这次G7峰会，除了让世界知道法国、欧盟和G7正在关注什么样的全球问题外，没有看到关于全球挑战的新G7方案。　　G7曾经代表着主导世界秩序的“跨大西洋”合作。遥想当年，世界经济遭受“石油危机”重创的情况下，美国和西欧都想通过G7这样的方式加强“跨大西洋关系”。一般认为，G7最初的观点来自法国总统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和德国（西德）总理施密特 （Helmut Schmidt）。因为在二战后已经成功恢复经济增长的法国和德国，以及日益成功的欧共体需要在管理世界经济上有更大的话语权。也有人认为，美国在组织G7上还是发挥了领导作用。1973年3月25日，当时的美国财长舒尔茨（George Shultz）在华盛顿召集了德国、法国和英国财长参加了四国会议。总之，当时的美国和西欧在这个动议上一拍即合。终于，1975年，德斯坦邀请包括日本站在内的6国领导人到法国聚会。正因为美欧的长期合作，G7才走过了45年的历程。G7还能走下去吗？在G7内外，这个问题在最近几年一直被提出。　　2020年轮到美国主办G7。这是特朗普的重要国际机会。2020年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寻求连任的特朗普会珍惜G7峰会吗？　　这些年，特朗普与欧洲领导人之间互动并不少。2018年7月7日，特朗普到德国参加了汉堡G20峰会。尽管特朗普政府要求德国等北约成员增加防务开支，但是，在北约（NATO）成立70年的2019年4月，美国在华盛顿还是给NATO过了生日。2018年4月，特朗普在白宫接待了来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伉俪。2018年11月11日，特朗普在法国巴黎参加了一战《终战协定》（the Armistice）的纪念活动。而2019年6月6日又到法国，特朗普出席了盟军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活动。　　特朗普在2020年怎么接待G7的其他成员？开会的地点是美国哪里？G7在美国开会时，美欧之间的贸易冲突或将结束？仅仅为了助选连任总统，特朗普也该学马克龙，在美国办一场盛大的G7峰会？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9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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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中英：重视东盟的作用 重构中国的区域战略2019年8月12日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9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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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中英：“文明冲突”是世界政治中最危险事物，亨庭顿预言并未成真2019年8月7日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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