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整版刊发CCG撰文《世纪留学潮,群星璀璨耀中华》

2014年3月17日

    

    2013年欧美同学会迎来了百年庆典。百年留学史就是一部“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留学人员促进了中国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富强的伟大历史性跨越。近年来,中国迎来了大规模的人才回流。截至2012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达264.47万人,其中有109.13万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一代骨干力量。而更多的海外留学生正在陆续加入这一行列。

  欧美同学会创立于1913年,将中国留学史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此之前,中国留学生群体如一盘散沙,社会影响力有限;在此之后,留学生开始凝聚成一支有组织、有主张、有精神的爱国力量和最先进的社会力量,成为中国近现代化最强有力的先驱者和推动者。

  考诸中国留学史,不同时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鲜明特点,但关于阶段划分,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定论。根据不同阶段留学生群体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担负的不同使命和带来的不同影响,可将中国留学史简化为五代留学潮。

  第一代留学潮(1872年—1900年)

  留学从最初的民间行为上升为官方行动,是为中国五代留学潮之滥觞

  1847年,广东青年容闳在一个传教士的帮助下赴美留学,成为中国留学第一人。1870年,容闳向曾国藩、李鸿章建议选派有志青年留洋。1872年—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遣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学习当时国内办洋务急需的开矿、机械、造船、工业技术等工科专业。从此,留学从最初的民间行为上升为官方行动,是为中国五代留学潮之滥觞。

  从“被留学”到官派留学,背后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中西“文化势差”的逆转,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态度变化。虽然这种“变”,从一开始,多半是被动、被迫和无奈的,但由于这种“变”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全球化趋势,很快成为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最重要途径。

  这批留学生中涌现出了很多优秀人才,如“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晚清外交家及民初交通总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和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

  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了提升中国的海军实力,1875年选派留学生赴欧学习,到19世纪80年代末共派出88名,留学期限为3年左右。

  这批留学生最杰出的代表是翻译了《天演论》、有“精通西学第一人”之称的严复。

  第二代留学潮(1900年—1927年)

  这一代留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化进程和中华民族20世纪命运的影响最为深远

  甲午战争后,湖广总督张之洞写《劝学篇》倡导留日:“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不切要害,东人已删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直接促成了留日热潮。1898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官派留日学生13人,到1905年达到高潮,约有8000多人。

  留日生归国后,在促进辛亥革命的爆发、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五四运动的兴起等诸多方面居功甚伟。其杰出代表包括“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面壁十年图破壁”的周恩来,以及蔡元培、廖仲恺、徐锡麟、夏衍、田汉等。

  1907年,传教士明恩溥说服美国总统罗斯福,将美国分到的庚子赔款2444万美元中的超过实际消耗部分减退1078万美元,用于中国办高等教育和支持中国学生留美。为选拔和预培留美学生,1911年清华学校创立。从1909年—1937年,由清华选派庚款留美学生总计1971人,并带动了大量“自助学者”赴美。

  庚款留美生杰出代表有:叶企孙、吴有训、胡刚复、赵忠尧、施汝为、周培源(物理),胡明复(数学),秉志、高士其(生物),梅贻琦、顾毓琇(电机),何杰(地质),周仁(冶金),竺可桢(地理、气象),侯德榜、杨石先(化学),张钰哲(天文),钱学森(航空),钱伟长(力学),梁思成(建筑),张光斗(水利)。这是开拓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一代,很多人成为学科奠基人和学术栋梁。他们培养出来的第二代科技精英,许多直到今天还奋战在科研第一线上。

  1915年,海归精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在里昂、北京等地设立分会,招寻自愿赴法求学的青年。在河北高阳县办“留法工艺学校”,为贫寒子弟留法做准备。李石曾组建“法华教育会”,与法社会各界建立联系,为留法创造半工半读条件。至1920年赴法求学人数已达1600人,逐步形成全国性潮流,延续20多年,培养了大批栋梁人才。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等都是1920年左右赴法勤工俭学的。严济慈、童第周、巴金、徐悲鸿、钱三强、肖三、冼星海等著名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都随此潮在法国学习和工作过。

  第三代留学潮(1927年—1949年)

  中国留学教育进入成熟阶段,许多人开始接受系统和正规的西方大学精英教育

  1927年—1937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金建设10年”,也是民国留学的黄金时期。除清华大学继续选派庚款留美生外,英、法所退部分庚款和一些慈善机构的支持也有利于中国留学潮保持不衰。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向欧美各国派遣了多批官费留学生,每年100人左右,最多时达每年1000人左右。

  1938年—1945年,由于抗战及战时留学政策的影响,留学人数锐减,1938年—1941年仅有300人左右出国。由于战争,很多人毕业后留在国外长期工作,战后回国时已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和熟习现代产业技术的工程师,为中国科学研究体系和工业基础的建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抗战胜利催生新的留学大潮,1945年—1949年间赴美留学的在5000人以上。

  第四代留学潮(1949年—1965年)

  新中国派遣留学生计划与国家工业建设计划密切结合,主要集中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从1950年起,中国先后与苏联和东欧各国达成了交换留学生协议。1950年—1965年间,教育部(高教部)共向苏联、东欧、朝鲜、古巴等29个国家派出留学生10698人,平均每年约1000余人,其中向苏联派遣留学生8320人,约占派出留学生总数的78%。其间如果算上1958年前后因与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相关联而派出的约6000名技术实习生,总派出约1.6万人,留苏生超过14000人。

  这一代留学生全部回国,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们中有很多烈士遗孤和革命后代,身上寄托着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一个新世界、新中国的殷切希望。这批留学生后来大多数成为国内经济建设的骨干力量,有的则步入政界,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1966年—1971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国停止向外派遣留学人员。1972年恢复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到1978年向49个国家派出1977名留学人员。

  第五代留学潮(1978年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被中断和抑制了20多年的留学渴望释放,迸发成为大规模的留学潮

  1978年,邓小平做出了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部署,中美达成协议互派留学生,当年年底第一批国家公派访问学者赴美留学。1992年出台“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12字方针,对出国留学、归国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96年起,国家公派留学的选派工作进行全面改革,实行“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新办法。

  从1979年到2000年,仅由中国教育部门向西方各国派出的留学生就达45.77万人,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20万、日本5.5万、加拿大3.8万、英国3.65万、德国2.6万、澳大利亚1.78万、法国1.63万、俄罗斯1.18万。

  1984年12月,国务院《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出台,打开了自费留学之门。1986年,我国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出国留学政策性规定107号文件,标志我国出国留学政策走向法制化轨道。此后,自费留学逐步成为当代留学潮的主流,近几年比例均超过了90%。

  (作者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

  点评

  百年激荡,世纪荣光。欧美同学会的世纪历程,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一百年。

  1913年10月,顾维钧、梁敦彦、詹天佑、蔡元培、胡适等留学归国知名人士,联合京津两地的留学归国学人,在北京共同发起创建了欧美同学会。可以说,欧美同学会一个世纪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和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留学史相互激荡、交融辉映。一代代留学生前赴后继,上下探索。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一直站在向西方学习和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最前列。他们胸怀民主救亡、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或开启蒙,或倡自强,或言维新,或主革命,企望师夷长技以制夷、变法革新以强国、文明开化以健民,从思想、科技、实业、教育、文化、妇女解放等各个层面革故鼎新,全面影响与构塑着近现代中国的社会面貌。

  从共和革命领袖到新文化运动旗手,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到解放军的元帅们,从内阁部长到两院院士,从科学巨匠到创业精英,从实业巨头到金融巨子,从第一条铁路到第一台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从第一架飞机到两弹一星,从旧中国的改造者到新中国的建设者,从旧社会开风气的先驱者到新社会潮流的领航者。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星空上,闪烁着一个个熠熠生辉的海归英名。他们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前驱领路,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