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人生12讲（六）】高西庆： “一架精妙的机器”
2014年3月17日
高西庆，1953年出生，陕西人，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就职美国华尔街律师，曾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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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西庆：“一架精妙的机器”
我是1982年去的美国，但是1981年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值得一说。
1981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买了辆凤凰自行车，破烂不堪的车子，60块买下来，不能骑，我推回学校修好，之后骑自行车走了8千里路，也经过了上海，40多天。
我曾经当过工人，当年说得好听，叫学兵连。其实是在大山里修铁路。中学基本没有上，每天就是跳忠舞，批斗老师，文革期间嘛。我说这一段，就是说，人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能放弃。
不放弃 才成功
我1970年到铁路上，修了三年，到1973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巨大的事情，中国可以再开大学了。
我们当时组织了大概也就60多人的学习班。每天学习，白天干活，天亮就干活，天黑回家。所以等到晚上吃完饭，才有自己的时间学习。但是没有放弃，一直学下去。后来等到重新高考之后，我们这个连队能上大学、研究生甚至上博士，在大学做教授的人好几个，看起来比较成功的，有30多个。就是因为大家不放弃，努力在学习。
现在条件不一样了，孩子不学都不行，老师逼着，父母逼着，社会逼着，必须得学习。我们觉得好了很多。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条件，但是每个人出来是不一样的。
你想，一个人要成功，就那么几个条件。
第一，有一个特别好的爸爸。你想想你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好、特别成功、特能把你拽到什么地方去，给你钱、给你知识这样的爸爸。要是没有，你第一个条件也就没有了。第二，比所有人都有运气。不管是投股票还是抽签，你总能拿到最好的东西，你想想，你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没有的话第二个条件也没有了。只剩第三，你比所有人努力；人家学十小时，你学十二小时，人家学十四小时，你学十八小时。我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头一年多数时间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因为实在听不懂。刚开始上课，我说我学这么多年的英文，都跑哪儿去了？听不懂。所以就得比别人多花时间。我看99%的人都可以有这第三个条件。就是你只有努力，才可以往前走。
一个夏天挣了18000美元
1987年的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两个金融危机在我的整个人生里，都是很重要的。
第一次1987年，那个时候我在华尔街做律师。我对华尔街的感觉，是非常感性的，因为我们没有在那儿出生，跟他们环境不同，很多事情我完全没有概念。一讲到投资的问题、就是分期付款这些问题，发现人家从小就有这么强的概念，都知道钱是什么概念，我们没有。我在那之前拿过最多的钱，是52块一个月，是校研究生期间国家付工资。52块钱对我来说，不可能去投资，就把钱放在银行里。
可是在美国，到那儿之后发现我开始工作，从开始夏天实习的时候，发现钱已经用不完了，夏天挣了1万8千美元。对我来说这个钱干什么用？这个时候，才开始考虑投资了，要买股票了，买这样的东西那样的东西。后来做了律师以后，因为律师每个月都拿钱，还挣得不少，所以就开始有人告诉我，买股票不行，你要买衍生工具。
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金融危机。那天早上，我上班，我那个秘书，是年纪很大的老太太，比我们一般的律师懂得更多的社会甚至法律知识。
老太太说，你不知道吗，很严重。
我说：怎么啦？
她说，发生了重大的金融危机。
我知道1929年到1933年的大危机。到了1987年还没有到这个程度，这个时候老太太发现，这个事还是挺大的一个事儿，我就到各个律师那问到底怎么了。他们说，回去到你办公桌上，看你办公桌上的通知是什么。
我一看，每个桌上搁一张纸，说发生大事儿了，每个人都不能随便接受任何记者采访。因为像我们的律师事务所，经常有人打电话来，说你给我说说，有什么事儿，而且我们律师事务所常常会代表华尔街一些很有钱的人。这些人是我们的客户。所以就要求谁也不许对媒体说话，所有事情全部交给一个人，我们的刑事法律部的头，只能他一个人回答。我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就跑去找我们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他把我拽进去。
他是谁呢？尼克松总统当年的好朋友，尼克松当年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早期竞选委员会的主席。这次我跑去找他，到底怎么回事？他跟我简单解释，说你不用担心，为什么？
我们当律师的，不管人家是婚礼还是丧礼，我们都很高兴。为什么？我们都要挣钱啊。
我说，哦，看来美国人是很实际的。
到了中午，我拿着照相机，准备照相。照了一张相之后，有点紧张，把照相机放在口袋，发现路上所有人看着我都有一种仇恨的眼光，因为那儿的都是华尔街的人。因为我的样子，就是像日本游客，像是跑来幸灾乐祸地。
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底下，门口有一个华盛顿的像，在铜像底下站了不少人宣教说，你们赶快相信上帝吧，上帝终于到了要惩罚我们的时候了，我们的贪婪，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所以不要投资在股市里，要投资在你自己的灵魂，把你的钱交给上帝吧。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就是金融危机对我的影响。它对我的影响，只是一场闹剧，看起来很好笑、很有意思。
那天晚上，我工作比较晚了，到了下午五点多，就有变化了。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商办处一个朋友，说能不能给我们来讲讲金融危机怎么回事，我说可以啊。
他说，什么时候来？
我说下个礼拜。
他说不行，今天就要来。
我说今天怎么可能呢。
他说不光你，能不能请两三位在华尔街工作的，一块来，说总领事要听听。
我想，总领事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呢？因为我知道总领事当年也是很出色的一个人，跟中国实在离得太远了，怎么会有兴趣听？他说，你还是来吧。我说现在太紧张了，今天市场有巨大变动，所以能拿出时间讲的，可能不多。他说一定想办法叫来。我说好吧，我就打了一圈电话。我说争取7点钟去，去了以后发现，坐了有20来个人。当时中国在纽约的所有媒体，当时的人民日报、杂志这些都有，他们的记者，然后中国海外几家大的公司也都在。他们就说，要听听这个事情。
这个时候，到那儿了，小伙子才告诉我，不是因为我们要听，是因为中央来了通知，要让我们马上了解这个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弄清这个危机对美国什么意思，对中国什么影响。
这个时候大家才有那个感觉，这样的事情，真是一个全世界性质的事情，它对所有人都会产生影响。尤其中国经济在1987年已经逐步步入世界，受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从这个时候起，后来搞了研讨会，带来了大量的国内金融改革的信息，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国内的金融改革，比我们1982年离开的时候又进步了很多。这个时候才了解了中国市场，才产生了我们要把证券市场，这么一个“一架精妙的机器”作为工具移植到中国，使得中国人也能利用这样的机器对我们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2008年又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金融危机。这次我在中投公司，很多人讲，这可能是一个最坏的时候，也可能是最好的时候。当年我们投出去的钱只有不到10%，到了年底算账的时候，发现我们全部损失那年2.4%，就是整体的资产的下降。而全世界所有的金融机构基本没有赚钱的，赔钱的幅度从20%到50%。所以你要说它是好事，也是很好的，说是坏事也是坏事。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
这次给我深刻的体会，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在这个市场上，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稍微不谨慎，就可能出现很多问题。当年2008、2009年市场是现金为王，那时我们手里有现金，在那样情况下，所有的流动性干枯的公司全部跑来找我们。很多公司听起来都是如雷贯耳般的、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可是当年已经几乎撑不住。
后来过了两年，情况发生巨大变化。整个市场转过来，美国市场、欧洲市场全面复苏。复苏过程中，马上开始产生不同的概念。原来希望我们到它那儿投资的国家、政府，他说我们市场是平坦的竞争场地，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我们所有人都欢迎。但是听起来好听，真正进去以后很多东西并不是那么平坦，而且障碍这几年越来越多。因为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了很多，我们钱多了很多，我们的投资已经实质性地对他们的经济产生了影响。这和1987年完全不一样，和1970年我修铁路的时候更加不同。
所以我们一定要开放、走出去、学习，学习人家好的东西，把他们的事情弄清楚，再来说我们怎么对付。真正像毛主席后来讲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自己跟别人在一块，一点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差。走出去这件事，不能等。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本文选自快播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