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潮涌:中国未来需要四种人才满足新经济需求
2015年7月28日
我觉得李克强知道人们所创造的所有的工作。上周他去了中关村,在3W咖啡馆喝咖啡,他认为促进创业精神,特别是通过新的企业是很好的方法来创造新的工作机会。这样会减少低端的制造行业的机会,减少房地产业的空间,我们需要创造新的空间、新的工作去满足新的需求的空间。
李总理提到新创企业就是创造新的工作的机会,他很清楚有哪些行业会创造新的工作。对于创业资本来说,对于风险投资家来说,我们向后期创立的公司进行投资。我们也创造一些新型的行业,这些方面在新能源、TMT、大数据、高端制造业方面都创造了很多投资机会。
我们认为,中国在未来需要四种人才来满足新经济的需求或是经济升级的需求。
首先新一代的企业家具有创业精神,有很多好的想法来进行创造性的行业,特别是一些新兴行业。
第二点,我们需要新一代的服务业的劳动力人才,他们有很好的技能、很好的培训,效率非常高。因为服务业、消费促进的经济发展,需要和制造业不同的劳动力的人才,和过去不同。
第三点,显然,我们还需要全球化意识的人才,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的资本、中国的产品都不断向海外扩展。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其他方面的一些促进,我们需要一种新兴的全球化的人才,会讲英语、会讲外语很好的人才。
第四点,是需要专业化的管理型的人才。大家都考虑去创业,但是却很难去找到一些忠实的职业化的中等层次的管理型人才。
可以说我们所碰到的每个人都想到去辞职创业,实际上这让我很担心。并不是每个人都适于去创业,我们还需要比较稳定的管理层的工作。
新型的行业会创造出海量的工作机会。比如说在中国,如果我们看一下农村地区的话,新增的工作在环保行业很多,比如说园艺行业,我们需要很多的园艺技工,如果使中国想去发展农业,特别是赶上美国、欧洲来发展农村地区,我们需要2000万到3000万园艺工人,有很多的工作机会在服务业创造出来。
此外,电子商务行业,创造了不只两千万的新就业机会,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和提高了服务效率,而这些就业机会在此前是不存在的,现在因为移动互联网以及互联网+的发展,才有了很多企业的发展。新一代的人才也喜欢这种类型的工作,很自由,也让他们有机会干多份工作。
实际上这些新型行业创造的机会是海量的。比如十年前当我正投资华谊兄弟的时候,当时私营的电影公司在中国刚刚开始。在当时,整个票房收入少于10亿人民币,而现在则是40亿,事实上,当时互联网的收入也是非常小的,但现在却可以说是数以万亿计的数额。所以,新兴的行业带来了很多工作机会。
两周之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演讲,提到目前的《劳动法》过于不成熟,对于用人单位施加了很多的负担,但却没有对员工形成足够的保护。此外,养老金制度以及《劳动法》也需要在中国进行改革,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现在新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经济的发展要求。
还有则是关于教育方面,我觉得职业教育、技校教育非常重要。
在中国,确实有像蓝翔这样的技校是技术类型的培训学校,他们可以培训高质量的工程师,以及技术人员,这使得我对于制造业的培训并不担心。然而,我更担心的是大学每年生产700多万的毕业生,怎么能够让他们的毕业生找到适当的工作。大学需要改革,他们的教育课程设置需要改革。
在上周,我们有两个与教育相关的项目,旨在帮助大学毕业生寻找夏季的实习机会。通过夏季的实习,可以让他们更多了解真实的世界,可以很好的桥接学校所学到的和公司所需要的。譬如说像软件工程师,在学校学生学到的和现实的需要没有那么完全一致。通过实习项目可以让学生在IBM、思科、苹果公司找到实习的机会,然后了解公司实际的需求,从而在他们真正找工作的时候会有更好的经验。
我们投资的另外一个公司是新的一所学校,他们一方面培训的是无人机的操作员和飞行员;另一方面培训的则是未来的护理人员,尤其是针对老年人的护理照料人员。中国的老年人照料护理行业现在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行业,整个中国的缺口是1100万,在这个方面的机会是非常巨大的,有很多新的就业的创造机会。
而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让大学的毕业生改变心态,能够愿意去接受这些服务类型的就业机会。
我们要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而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人在哪里可以找到鱼,我们需要告诉投资公司、潜在的初创企业家如何去找到新的机会。最近,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一些关于体育方面的投资。四个月前,国务院通过了一个新的政策和规定,就是促进体育行业的发展作为新经济的经济发展机会。李克强总理给了一个特定的目标,就是在2020年体育行业在中国应该达到5万亿的总收入额,所以这对于新的公司来讲会面临着巨大的机会,会带来更多新的工作机会的创立。
我觉得,对于大学毕业生,如果他们想去创业,这是一个新的行业,理应被考虑。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互联网平台、新的APP来教人们如何去找到更方便的体育网球场,如何找到好的教练来进行体育锻、健身,这些新的机会可以说每天在各种地方都存在。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领先一步”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