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网】2016海归加入中国创业潮
2016年2月22日
时逢年节，礼物总是必不可少的，哪怕远隔重阳，在网上挑选礼物然后然后直接邮寄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在10年之前，在美国打拼的姜伯勇想在母亲节给在中国的妈妈送一束花，都未能如愿。
因为当时中国没有这样的电商平台
把美国的新想法带回中国 是创业与“回家”的双赢
而也正是这次体验，让他有了回到中国创业的念头。当时的姜伯勇在美国发展得顺风顺水，2001年从美国东南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他就开创了自己的公司，对于当时大多数留学生更倾向于用求职、就业的方式在美国扎根来说，就不难看出姜伯勇的“爱折腾”。
经过几年的打拼，在2005年公司发展势头迅猛，这对于白手起家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很难得的。但那一束花的“刺激”太大了，姜伯勇到中国考察之后就毅然决然放弃了仍在盈利的公司，转而到中国“重新开始”。
“我一直在做的就是IT，当时看到国内的空白，就希望用IT来做供应链”，姜伯勇告诉侨报网记者，“总觉得这里才是自己的根，此外我一直在这个领域，当时的美国的确有一些很好、更成熟的理念，能把它带到中国发展，于我来说才是最让人满意的成果”。
而这份“机缘巧合”的创业动因，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营业额超16亿元人民币，拥有600多名员工，在中国有32个分部的事业。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王辉耀认为，“如今的留学生创业很普遍，他们大部分成长环境都较为优越，社会交往能力以及语言能力较高，大部分人熟悉高科技，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这样的高起点让他们更勇于去尝试，创业对他们来说就更容易成为职业的方向”。
但在选择创业地点的时候，很多海归都像姜伯勇一样，愿意把点子带回国。“我认为在美国创业，对于中国人来说，将面临两个瓶颈”，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的白泽宇也是一毕业就回到中国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公司里的创始人都是由“海归”组成的，他分析说，“首先是目标群体受局限，作为留学生群体对美国本土，或者主流文化并不了解，所以把握美国受众的需求很难；另外如果针对华人群体，总数不多，年龄层差距较大，而且比较分散，所以投入会相当大”。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智联卓聘发布的《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调查报告》中显示，海归创业领域主要集中在新生物工程/新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贸易/批发/零售业、高端装备制造、文化创意产业、其他服务业、节能环保等领域，占比分别为18.6%、13.6%、13.6%、10.2%、8.5%和8.5%。
“这些领域对于留学生来说也是比较热门的专业选择领域，而且的确欧美等发达国家有着较为成熟、先进的体系、理念和成果，那么对于留学生回国创业来说，也是更有优势的”，王辉耀说。
拥有哥大教育经济学博士、麦肯锡咨询师、国际数学建模赛事冠军、教育科技公司CEO一系列头衔的张尧和伙伴们创立公司的初衷是也是要把新想法带回中国。
他们看到了美国机器人文化已经渗入到教育的各个层面，很多美国的小朋友从小就接触到充满趣味的机器人套装，而在中国这一领域还未得到开发。因此，张尧希望能将美国的机器人科技和教育理念带给中国的孩子。
“点子”不仅仅是高新领域
北京经济学者宋清辉接受侨报网记者采访时认为，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希望将其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而来实现藏富于民，预计国家今年将会进一步完善就业和创业政策，给有志创业的青年更多施展拳脚的机会。
而留学生的优势在于他们在海外求学期间在受到文化冲击的同时，对这些中外观点的不同更为敏感，而这，恰恰就能触发创业的“灵感”。
“念头往往来自于很简单的一瞬”，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田欢2014年在家乡中国天津开办了一家餐厅，照搬火遍美国加州的连锁餐厅boiling crab的经营模式，以“无餐具吃海鲜”为招牌。田欢说，“我在美国第一次去到这家餐厅就觉得要把这种模式引进中国，一定会大受欢迎，因为美式的那种豪爽吃海鲜的方式，把东西都一股脑倒在铺好油纸的桌子上，然后三五好友一起用手抓着吃，边吃边聊的方式也是特别符合中国人的”。而她开并非开在最繁华地段的简单装修的餐厅，如今每到周末几乎都要等位几十分钟。
美国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尹彬的创业项目也是来自于美国求学时受到的启发，“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杜克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与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之间有一个知识分享的机制，大家聚在一起就一个话题进行讨论”。这样的活动在尹彬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想借这个活动的模式，在中国打造一个在线的跨境知识分享平台”。
谭璇是一名美国海归，曾在美国读书，并在美国排名第一的养老住区设计公司Perkins Eastman的纽约总部工作过。谭璇2013年回国，于去年在北京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公司，专注于用最经济的方式，让自然和健康走进千家万户，业务主要设计养老院的设计。
用谭璇自己的话说，她自小就有一个创业的梦想，希望开一家自己的设计公司。“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发现很多设计项目都跟中国有关。”谭璇想，既然如此，何不就回到中国。伴随着中国老龄化人口的增长，谭璇看到了中国银发经济的广阔市场前景，决定开启圆创业梦的道路。
宋清辉也认为，今年跟健康有关的、生态、节能环保相关的行业有很大的创业机遇。例如中国不少城市雾霾严重，相关业态或将有所增长。
和妻子一起回到中国东北家乡创业的王彦博就是一个例子，小生长在黑龙江省的林区，用他的话说，见惯了青山绿水，根本不知道城市中的污染有多严重。2009年从美国学成归国之后，工程管理专业的他在参加了国家核电海南昌江核电项目的工作。在海边工作的时候，王彦博每天能大小渔船撒网归来，夕阳下的那种静谧的美让他特别感动。但同时，也看到很多废旧的渔船静静地躺在海边自生自灭。
一次查阅资料后他发现海南渔船大都是用金油檀、铁力木、青皮等热带雨林的特等木和一类木所制造，而此类树木早在数十年前就被明令禁止砍伐，“如此珍稀的木材若任其废弃，可谓是暴殄天物”，这个来自林区的孩子说得很诚恳。
因为在美国求学期间与主修建筑设计的赵文卿相恋，王彦博也多多少少接触到了赵文卿教授的建筑理念。“他们都特别提倡节能环保，比如尽量多的利用风能太阳能、尽量把建筑材料回收再利用。当时就有美国人将农场的废旧谷仓拆掉，用拆下来的老橡木做成实木地板。还有的人将废旧的集装箱组合起来改造成住宅，这种节能理念深深的印在我们的脑海中”。
于是从2011年开始，对船木有着不可割舍情怀的他就开始收购废旧渔船，开始了家具设计的创业。
回中国，“服水土”，没有想象那么难
谭璇的公司位于北京海淀创业园内，其中汇聚了海内外各类创业人士，在孵化器的一年，让谭璇感受到了不少海归创业者与本土创业者的不同。在美国工作的时候，谭璇接触的都是地道的美国人，思维方式也是美式的，一开始回到中国，在人情世故上碰到不少坎坷。“刚回来的时候，做事说话都是直来直去，发现和周围人有很多不一样，对中国的市场规则也不很熟悉。”谭璇说。
的确，海归创业者许多都是带着先进理念和技术回到中国开始创业的，在内容上的长处也容易使创业者将精力更加倾向于研发之类，而忽视了管理和营销等方面。
学生回国后“水土不服”的问题，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机构所注意到了。中国知名留学培训机构新东方于2014年9月成立了主打海归职业教育的新公司——海威时代。其总裁周成刚曾表示，新东方此前一直在解决留学教育人才的前端（如语言培训）、中间（如留学咨询）问题，但一直没能解决后端（如创业就业）问题，希望通过创立新公司把整个留学教育人才的产业链打通起来，形成一个闭环。
对此，王辉耀认为，“这样的回国培训很有必要，此前一直强调出国前的培训。现在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毕业之后回中国工作或者创业，针对国内政策、市场、法律、经济各方面的培训能够帮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
谈到如今的海归创业热潮，王辉耀坦言，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大浪淘沙”的，“成功者”毕竟是少数。“但在整个社会层面看，出现创业潮是一件好事。形成潮流之后，才能催生创业生态的完善，在此基础上，也才能涌现出更多的成功者”。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些年轻的海归创业者也显示出比较成熟的心态，目前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李宏伟也是这样认为的，“创业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恰好有这样的机会而已”。他目前正在进行自己的第二次创业，“大学毕业之后曾经有过创业失败的经历，我觉得那次失败也不代表着什么”。但李宏伟也认为，不能盲目鼓励年轻人创业，“虽然现在是创业热，但也是要鼓励合适的人去创业”。经过一次失败，他认为对市场的了解和把握是创业成败的关键，而“合适的人”则是对创业项目与市场都有了解的人。
此外，姜伯勇也认为“找对方向”尤其重要，中国的市场够大，而且现在有更多更好的政策扶持，让我们这些海外回来的人可以发挥所长，但要通过不断了解中国市场，选择一个对的方向和方式，不断坚持下去，成功就只是时间问题”。
有越来越多的海归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对“点子”的落地并非冒进式的，而是不断调整、不断尝试。比如张尧从2014年9月酒带着最早期的产品第一次回到国内来试水。在伺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经历了先做产品还是先做推广、先做软件还是先做硬件、先做机构服务还是大众电商的艰难考验和选择。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中，他们不断通过中国市场给的反馈，洞悉市场是不是愿意为产品买单，进行一次次的调整。从最初定位早期教育，调整为目标人群为初高中学生，“萝卜太辣”不断地锁定重点，不断试错。
目前“萝卜太辣”的研发团队和全球运营依然在硅谷，基于中国强大的供应链基础他们将生产放在中国。“现在中国整体的创业氛围真的太好了，创业的每一天我都有接收到新的信息，获取新的知识”张尧坦言，中国政策的变化对于机器人教育领域来讲，现在都是政策利好消息，这是幸运的方面。回到中国一年多，他们慢慢越来越“服水土”。她笑着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怀抱希望地想，自己也许可以，但当时对中国的市场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到现在，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可以”。【本报特约记者李东、杨早早、何夕北京报道】
文章选自侨报网，2016年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