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辉：家国情怀 莫干情缘
2016年9月8日
黄剑辉，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CCG特邀高级研究员。
2049战略
走进黄剑辉的办公室，迎面而来是一张硕大的世界地图。对着这张地图，黄剑辉开始了他的思考。“如果一带一路不光通往欧洲，还通向非洲，未来的格局会怎样？如果将中国2014－2049年的发展纳入以1567年为起点，横向为全球化背景，纵向为中国大跨度的历史时空，在这样的坐标下，会有怎样的规律？如果美联储加息，从战略上中国的货币政策又会怎样？如果……”
这些“如果”的答案就在被誉为“新战国策”的2049战略里。2049战略对中国未来35年是这样描述的：2014－2020年，乘改革东风扬帆启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21－2030年，架设改革创新之桥，跨跃中等收入陷阱；2031－2049年，持续强化软、硬实力，阔步重返世界之巅。
黄剑辉认为中国未来10－15年将进入“内生驱动，全球布局”的新战略机遇期。而其中对于“一带一路”的大国战略，他用地理、历史和经济三维角度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历史上的大国，都出自地球北纬20°到60°这个核心带，尤其在工业文明以后，全球化的背景，交通运输，地理位置对一个国家有重大的影响。美国、英国、法国、荷兰都是如此，它们凭借海洋联通世界而崛起。而中国的地理位置如同英文China的第一个字母“C”，开口在东海和南海，因为历史原因，这个口被封锁住，呼吸不是很顺畅。因此，建议是“东顶西进，北稳南联”。东边顶住海上压力，西边大力发展丝绸之路，北边与俄罗斯保持稳定的关系，南边联合东盟。而‘一带一路’向西，未来潜力最大的市场不单是欧洲，更多的机会将会在非洲。中国的发展需要非洲的资源，而非洲也会成为中国商品和基建输出的市场。这样，中国发展的两个要素——资源和市场就有了保证。”
“‘一带一路’可以延伸，如果丝绸之路经德黑兰再修3000公里左右铁路，依托亚欧大陆桥，穿苏伊士运河连接开罗，就会到达非洲，与中国正在帮助非洲规划和修建四纵六横的铁路网相连通，非洲的地理困局就彻底破解，这将是未来一个伟大的举动。非洲的今天是中国的昨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欧美援助非洲的效果没有中国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发展阶段差异太大，欧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后消费时代，而中国刚从非洲和拉美的某个阶段走过来，会有比较适用于他们的技术和工业产品。这好比让一个博士去辅导高三的同学高考，可能就没有大一学生给他辅导有效果。”
而“一带一路”更高的意义在于开放。黄剑辉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汉唐思想和经济的开放是成就盛世之景的关键。对于中国现在的开放，从产权合作入手也许是个很好的策略。黄剑辉清晰的产权改革思路是：构建各类国有资产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收益分配权四者履职法人主体“适当分离、协调配合”的新型管理机制。比如，苏州工业园区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模式，上世纪90年代，苏州和新加坡成立了联合管委会一起经营，产权是双方按股权共有，经营上协调配合，发展得很好。而“一带一路”上的海西自贸区、南海的开发，产权改革的模式也可以拿来借鉴。
强国崛起元素
说到借鉴，黄剑辉的研究理念是在历史与经济之间找寻智慧。在熟读并研究了大量的中国史、世界史后，他用一个坐标找到了历史的回声。
这个坐标的纵轴是对中国近3000年来改革的历史思考：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变法”，是2000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奠定了齐国的霸业。商鞅变法，是秦能够统一六国的根本原因，推动了土地改革、军爵制度、郡县制，并构建了中央集权制度。到了文景之治，本质是放权让利式改革，推行“无为而治”。盛唐的李世民治国，推行科举制；倡导“小政府、大社会”；对工商业实施宽松政策；使得城市经济空前繁荣。明清停滞，实行大陆孤立主义，封建专制；闭关锁国，致使城市化率下降。
坐标的横轴是对近500年来全球大国崛起及兴衰线索的梳理：15世纪中期至16世纪末，受益于文艺复兴，以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班牙成为影响世界的全球性帝国。17世纪，荷兰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赋予商人阶层充分政治权利的国家”，并成为航海和贸易强国。18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宣布《权利法案》，限制王权，扩大议会权力，奠定了君主立宪的基础。美国于1789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独立、统一国家的成文宪法，实行三权分立，并相互制约，成为20世纪至今的世界超级大国。
通过横纵坐标的精准定位，黄剑辉惊喜发现，强国的崛起都指向一个元素，即“改革开放，创新创造”，这也为新供给学构建了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思路。在改革开放端，提供新制度供给，改善政府治理能力和质量，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创新创造端，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加新产品和服务供给，并以强国富民为国家目标，改善人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需求。
“工作狂人”的家国情怀
黄剑辉酷爱研究历史，他的办公室中央有一个硕大的书柜，里面塞满了《管子》《韩非子》《史记》《中国经典经济学》《世界经济史》等书。与书为伴的是他在办公室孤独的灯影。黄剑辉自嘲是个“工作狂人”，白天工作开会，晚上学习研究，通常通宵看一摞书，快速地看，提炼观点，思考逻辑。这样的狂人节奏至今已经保持了十几年。
究其对研究痴狂的原因，黄剑辉讲述了对他影响深刻的两件事。一件事是10多年前两次出国学习的经历。1999年他去日本，参加日本兴业银行一个国际研讨会，第一次深刻领略了国际化金融氛围和现代化银行运作的规范，并在会议期间充分感受到日本人超级严谨的工作氛围。2004年他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交流学习，在芝加哥安大略湖，他观察到，靠着湖边有很多黑色的塑料袋，人们把它弄出孔以后，去滴灌每一棵树。这让他非常震惊！美国淡水资源丰富，却对水的利用如此精细。从这些细节，黄剑辉深深感悟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差距的弥补需要一代代人不懈的努力。
还有一件事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黄剑辉去山东威海调研，参观了甲午海战纪念馆，当时看过甲午海战纪录片后，他痛心疾首，夜不能寐。“为什么我们偌大一个中国，五千年文明，却被日本人搞到这么落魄的一个地步。我有一种很深的责任感、使命感，绝对不能让这种悲剧在中国下一代重演，我不断地思考战略问题，希望中国这些有家国情怀的有识之士，能弘扬士大夫精神，为国出力，哪怕自己累一点，也值得！”
正是这样的家国情怀，让黄剑辉成为了工作狂人，更成为一个不但会提出问题，还要能解决问题的经济学家。向国家建言可行性的报告，做脚底板下的学问，成了他的行动指南。他在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为推动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改革进程和对非洲地区国际战略规划，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参与中国新供给学的研究和推进，力求将其发展成为“新版国家经济学说”。他还推动成立了华夏经济学基金会，打造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让中国有影响力的经济学人为中华崛起提供更多更好的智慧而奋勉。
与新莫干山会议结缘
1984年9月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这次会议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思路，被认为是“经济改革思想史上的开创性事件”，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由此脱颖而出。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最被人津津乐道之处是其新鲜的会风。当时组委会规定，参会者选拔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只需提交一篇论文便可申请，审核过关者才可“上山”。“上山”时不许带着论文，“只带身子来”，防的是对着稿子念。特别倡导不同观点面对面辩论，不绕弯子，不兜圈子，直入主题。
2014年恰逢莫干山会议30周年。为承续莫干山精神，9月18日至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联合举办了第三届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新莫干山会议·2014），以”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治理“为主题。本届论坛征文活动引发了热烈反响，共收到两百余篇优秀中青年代表论文。黄剑辉提交的论文《关于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架设改革创新之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脱颖而出，获得优秀论文奖。
黄剑辉指出，经过1978年以来35年波澜壮阔、极不平凡的改革开放历程，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和突破。但是，展望2014－2049年（建国100周年）的新35年，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已呈现出原有增长动力显著减弱的态势，若应对不力，会在相当程度上面临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亟须通过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加快架设改革创新之桥，才能实现我国现代化征程中新的历史性跨越。
黄剑辉不仅展示出深切的忧患意识，而且脚踏实地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具体可采取五个方面的战略措施：一是全面深化改革，跨越”制度体制陷阱“；二是依靠人力资本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跨越”技术创新陷阱“；三是缩小社会差距，跨越”社会危机陷阱“；四是提升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跨越”国际收支失衡陷阱“；五是在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同时，积极发挥财税金融工具的作用，跨越”生态陷阱“。
正是这种家国情怀和担当意识，使得黄剑辉2014年与新莫干山会议结缘。随后，他又参加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于2015年主办的新巴山轮会议，并在2016年积极参与主办新莫干山会议，进一步投入到莫干山会议精神的薪火相传，为将其发展为中青年学者集体发声、思想碰撞的平台献策献力。
文章选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2015年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