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dja & Smadja 战略咨询公司董事长  Claude  Smadja

　　现在我们共同探讨：外资企业扮演的角色对于中国经济的结构重组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如何能够充分发挥外资企业在中国新常态经济下的作用？作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跨国公司要做到什么样子才能依旧受到中国政府的欢迎。

　　在过去的两到三年中，由于成本的上升，监管的严格以及其他一些条件的限制，很多的外企对中国市场是普遍存在着一些悲观的因素的。同时他们也感觉到，自己的技术或者自己在中国市场上的定位，受到了中国国内推动创新这些政策的影响。

美国埃默里大学媒体和国际事务教授  Holli A. Semetko

　　提到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形象，西方国家有很多负面报道。我们确实发现最近几年对中国的负面新闻有一些增多的趋势，但是并没有那么突出。对于中国而言，俄罗斯和法国的负面报道更多一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他们对中国的报道让我们这么关心，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中国感到格外担忧？总体来讲，这跟其他市场其实都是一样的，你的市场走低，你的新闻肯定会变得更加负面，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一些品牌也是存在相同的报道，对中国的IT行业也有同样的报道。我觉得西方的媒体报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跟其他国家相比并没有非常大的差异。

安可咨询公司亚太区董事长、中国美国商会前主席  James  McGregor

这可能是跨国企业家在中国面临的寒冬时期，他们也知道必须加强合作，才能促进好的合作，这是近年来不断加强的观点。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了WTO，那个时候大家没有想到中国会开放。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赚得巨大收益，那个时候产品和服务做得并不到位，同时因为中国一些企业的快速崛起，它们现在在不断调整、重组。中国的经济后续的走向如何能够更好地转向，以及老龄化的问题，让每个人都非常担心。中国想要维持现在的定位，必须有开放的观点，现在事情正在快速发生变化，尽管没有那么糟，但是现在跨国公司对中国并没有太多信心。

英中贸易协会中国区执行总监  Kirk  Wilson

　　英国花了很多的力气来和中国加强沟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新首相上任后，整体的业务环境、商务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体环境也和卡梅伦首相在任时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和中国政府进行积极沟通，在包括网络安全等问题上达成了相关合作。在中国的英国公司面临的困难，可能是有一些不太公正的对待方式，但是这种偏见也在不断减少。中国政府的反腐败举措，都是非常积极的，这些举措对一些公司来说非常有必要。现在有非常多的外国公司在中国做业务，因为市场竞争，在中国推动业务的发展、获得更多的利润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并且有很多中国的公司也在崛起。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中国市场做业务会变得越来越有挑战性，与此同时，只要英国公司继续生产一些高精尖的产品，以及不断推动科技的发展，英国公司就不会被市场的变化影响。有很多的英国公司在销售产品，我觉得未来需做一些产业升级的业务。

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CEO Robert A. Theleen

　　外国公司想要在中国成为市场的关键成员，我想总体有三类策略。一个是革命性的，主要来自于传统的制造业、餐饮业和服务业等。他们可能涵盖不同的一级、二级、三级城市。他们的策略必须以当地的合作伙伴形式展现，和当地的政府、公司进行合作和互补。第二个策略叫颠覆性的技术。很多技术型公司其实不想在业内竞争，但是却真的改变了行业原有的传统模式。比如优步现在和中国的嘀嘀形成了合作关系。第三个策略是跨国合作。公司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意识到不能再只靠自己去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外国企业走进来成为一种驱动因素。很多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时非常看重品牌策略，在思考怎么保护我的商标和知识产权。但是打造品牌的意思不是因为你的产品质量特别好，消费者买你的产品，而是说你的品牌代表了什么。

莱克斯诺中国区总裁 Tony Tala

　　我分享一下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针对机械行业。首先是合规，外资企业在公司治理、公司运作方面非常严格，会起到一个重要角色。国内的公司在小的时候走一些灰色地带可能会带来竞争优势，但是当公司做大，变成一个很复杂的结构，如果没有透明高效的管理制度，这个公司是永远不会持久的。第二，外资企业会对中国制造行业的流通渠道带来帮助。中国已经能够作出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人比较的产品，但工业产品的销售渠道、流通渠道却非常落后。比如美国最大的工业品分销商能够一年做100亿美金的业务，这样一个大的体量能够为终端用户提供非常贴心的增值业务。第三，大家可能都觉得欧美企业做投资决策时很慢很啰嗦，但这就是在执行一个稳健的风险控制。过去中国很多企业做决定非常快，实际上现在来看，很多企业的产能过剩就是由于我们做投资决策时不够科学和理智。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全球高级合伙人  刘文波

　　在过去的6年，我们主要跟欧盟商会，今年有机会跟欧洲议会官员做过几轮沟通。关于外国企业在中国是否受到非常公正的对待，我觉得在国家跟国家层面，我们确实有着比较开放的市场准入表态或政策。中国领导人是抱着开放的态度去跟西方国家领导人或者商界的朋友去沟通的。但在执行层面，我通过跟欧盟议会的官员，跟欧盟商会各个行业沟通发现，因为欧盟商会有来自各个行业，有电信的、能源的、高端生物制药的，在地方的公开招投标上他们认为可能有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我觉得在中国各行各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也需要引进先进的生物制药、工业制造等方面的技术来升级，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和服务。目前在国家层面、地区层面、企业之间和执法层面，这几个层面依稀有一些脱节。

旧金山大学商学院国际工商管理终身教授、中国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 杨小华

　　中国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也在不断演化，这是他们一个策略性的选择。现在的市场及经济的情况，需要国外公司转变他们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从内部作一个调整–必须要思考怎么样和中国合作做业务，而不是在中国自己做业务。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中国企业是被“砍断了双手”，不管是因为国际经验不丰富，还是因为技术的原因，还是因为缺少人才。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战略。众所周知，中国有两大优势：市场以及钱，这些是国外的企业需要的。而国外的企业有技术和人才的优势。外国企业可以到中国找到合作伙伴，让合作伙伴帮你卖东西，把两种资源互补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并不需要自己去中国做业务了，甚至可以在全球找到中国合作伙伴，因为中国的业务遍布全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