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  杨燕青

　　我们今天在全球金融治理的框架下来重点讨论中国整个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全球金融目前面临着一个特别的时刻。危机之后全球的流动性非常大，同时全球的风险高高低低不断波动。全球经济和贸易又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阶段。所以实体经济的投资会非常的艰苦。但是又因为整个金融市场风险加大、增长缓慢，全球的经济市场实际上是在相对负面的状态下。中国的经济面临着自己独特的困境，我们目前对于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在丧失，我们的融资成本在不断上升，整个经济的回报率在不断下降。我们的产出回报率和债务杠杆等这些状况加在一块让大家非常担心中国整个金融系统未来的安全度。中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常快地融入全球金融市场。

诺丁汉大学商学院（中国）中国经济政策项目主管  Michele Geraci

　　金融其实就像一个老虎，一旦把这个老虎放出了笼子就没有办法把它关回去了,所以每一个措施都必须非常谨慎。中国在制造业方面是非常强的，但是在金融业方面并不是非常强。我觉得中国要抓住自己的优势，必须非常清楚要达到的目标。 我们现在都想实现人民币的全球化、自由化，但之前可能没有人尝试过SDR，之前都是非常小规模的，并不能够有足够的代表性，大家对SDR的经验也不足。中国要想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需要有一个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开放10%、50%、70%等等都不是一个永久的选择，要讲配额就是证明你这个市场并不是完全开放的。还有一点，中国的利率非常低，如果人民币要自由化，利率以及各种都要放开。如果利率放开，那就意味着利率的水平要跟GDP增长一致。希望中国未来的利率能够在未来五到十年比GDP增长率高，这样钱就能够真正到普通人手上，经济就可以靠投资而不是消费。

万全资本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Nitin Dialdas

　　我们在金融服务还有其他服务行业已经有很多进步，是否我们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现在必须去关注全球化的问题。首先就是我们的债券市场还和债务市场。我们在国内市场的债券必须有一些变化，比如有国外资金的进驻，还有我们人民币的国际化。这样才会有一个开放和完全国际化的金融市场。整个金融市场完全开放之后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因为我们不能去完全依赖国内市场和需求。这样一个国际资本的进驻可以让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出去。就像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循环，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循环。中国市场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资本市场，所以说还可以从其他层面汲取经验教训来决定我们到底应该走哪个方向。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人口问题，因为老龄化确实是给我们的劳动力造成了非常大的挑战。新技术方面，区块链将会成为未来的趋势。

中国首创创始人、董事长 Peter Fuhrman

　　我觉得中国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要退一步。2016年其实是退后一步，去降低自由化程度的一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我们当然承认要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但在开放之前我们必须进行非常好地监管和进化。我觉得金融市场在未来十几年时间里有三个重要变化。第一个是金融自由化，这是一个必然选择。因为很多变化都跟资本市场连接在一起，包括高房价和人口的老龄化，这对中国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中国没有一些替代性的投资手段和工具。在股市，我们的影子银行的产品和PPP的产品的风险比较高，回报比较低，跟投资房地产没法比。所以即使房价高，但它回报高，人们依然愿意买房去保值增值。二是要注重服务行业的增长，它是我们在未来产生财富、产生增长动力的重要源泉。三是养老。我们要强调对于每个人要有一些投资手段，这样的话他们才能有安全感，他们在退休之后才能够确保有很好的回报，这个对于社会的压力也更低。

商务部研究院前院长  霍建国

　　现在全球资本市场的风险在急剧积累，可以把它归结为是危机后量化宽松以及各种加杠杆的动作的结果。但问题是这种风险的积聚目前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我们观察全球的资本市场，包括商品交易、黄金和石油剧烈的振荡，实际上暴露了幕后的操盘手，或者说大户在里面操纵市场的痕迹。这实际上也是流动性和泡沫的反映。这种东西如果大家都意识到了却没有联手对它进行抑制，风险可能还会继续上升。我最担心的是现在国内环境的变化。中国的资产也在走向国际市场，虽然现在出手收的效果还可以，问题是国际市场上这种大风险会不会把我们卷进去。我认为在国际界要采取联手行动，对大交易户要有一定约束。有三个国内的政策选择：我坚持采取稳妥措施，提醒企业多关注风险；我们这些企业必须不断提高自己兼并收购的能力和水平，把握得更稳妥；中国的这种资本向下的改革还要大胆的、稳妥的、分阶段地向前推进。

普华永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国金融业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  张立钧

　　G20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才升级到国家领导人层面，在之前只是央行行长跟财长的会议。金融稳定理事会在G20之后提出了三个任务：一是解决道德风险的问题，二是解决影子银行监管的问题，三是CCP，中央交易对手这个概念。FSB在过去几年做了一系列的金融监管，但这些金融监管在加强金融机构本身的时候，对实体经济是有一定影响的。我们呼吁要对这些监管做重新的认识和一定的调整。比如从贸易融资的风险角度去看，因为有实体贸易背景及很多抵押，风险相对来讲其实非常低。另外对于绿色金融和数字化普惠金融等方面我们也在积极提建议。我们从改善的金融服务内容和服务客户群体上面有非常大的价值。怎样把国家补贴有效地转到真正可持续发展的环保、再生能源、新兴产业等上面，以及怎样让中小弱微的群体通过享受金融服务带动对实体经济的一些支持都在我们政策建议中。

森浦资讯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芮祥麟

　　我分享一下我们过去两年做的一些案例。基本上我们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利用智能化的手段能够替代资深分析师的功能。说老实话在整个金融界里面信息是非常不对称的，基本上只有大型的金融机构才养得起非常资深的分析专家，在中国看到的小型的私募、公募、券商他们绝大部分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普惠金融要如何具体落实是一个大挑战。我甚至觉得，大量人工智能进入整个交易环节和决策环节会造成信息更加不对称。所以针对信用债券越来越高的违约率，我们做了大量的智能分析。现在我们正在预测比如一年、两年或三年之后信用评级转移的概率。关于债券违约率，我们预测出来的矩阵肯定是逐年下降的，比如说钢贸性行业的下岗会更快。我们可以大概说出整个信用债违约的可能，估计整个成长的百分比每年同比的话大概在30%到40%左右。

摩根大通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朱海斌

　　现在全球金融体系或银行体系面临三个比较严峻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宏观层面的全球经济下滑。贸易全球化在危机之后进展大幅放缓，甚至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第二个挑战是监管环境日趋严格，包括对资本的定义，对资本计算风险的定义、对资本比例的提高，尤其是对系统性银行的额外资本要求。第三个挑战是金融科技对于传统银行业的冲击，刚开始是区位链、支付各方面的，但是目前这个冲击越来越涉及到核心的金融业务，包括交易和投顾业务。这三个大挑战在中国一一对应。

　　宏观经济方面，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从危机之前两位数的增长现在只到6到7之间，而且未来几年可能增速还会继续下行；监管方面，未来的三到五年可能金融风险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互联网或区块链方面，传统金融业怎么样在这一轮里面利用金融科技的新技术来应对新兴行业带来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