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报】经济全球化迎来关键转折期
2016年10月10日英国举行“脱欧”公投，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提出美国主义而非全球主义的口号，多个国家的极端党派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TPP、TTIP等排他性的区域化贸易安排出现……当今世界，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全球化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经济全球化正处于关键转折期。
什么是真正的全球化、逆全球化有哪些表现、逆全球化现象出现的原因、全球化的走向、中国如何应对逆全球化潮流……日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研讨会”,与会专家针对世界政治、经济动荡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的博弈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探寻两股力量的本质、全球化的未来，以及中国在其中可发挥的作用。
全球化趋势不改
“全球化作为一种自然的经济规律，未来走向并没有改变。”CCG副主任何伟文指出，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现象、近期德国近10万人大示威是三个差异甚大的事件，不应简单地将其与逆全球化划上等号。英国“脱欧”意识的根源在于难民问题与欧盟政策中缺乏普惠性，特朗普现象反映了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后果，德国的大示威则是对TTIP谈判中美国标准的反对，这些看似趋势性的事件仅仅是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办事处首席代表胡援东亦认为，逆全球化代表了一种思潮，并非是需要过度担忧的普遍现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卢进勇指出，逆全球化的出现符合事物波浪式发展的规律，其原因主要在于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部分社会群体就业岗位流失和对国家主权让渡的反感。同时，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国际投资自由化步伐也将快于贸易和金融领域，全球化趋向于局部受阻，但全局发展态势。
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也认为，国与国之间最根本、最核心的是利益关系。当前之所以出现了逆全球化的不和谐声音，就是因为利益的不平衡。他以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民众反对TTIP和英国公投脱欧为例，进一步指明，推动全球化、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其中最核心、最基本应该考虑的问题即是如何通过这样的战略来实现国家利益，同时也要考虑如何平衡各国利益。
区域化助推全球化
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的第一代全球化体制，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7和WTO等正在面临挑战；第二代全球化机制也在逐渐形成中，包括中国推动的亚投行、“一带一路”和RECP，以及美国推动的TPP和TTIP。全球化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经济全球化正处于关键转折阶段。“区域自贸协定究竟是通往全球化的一个步骤，还是导致现有贸易体系碎片化的消极因素？”CCG主席龙永图指出，目前亟须解答的问题之一是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及区域合作之间的关系。如果WTO无法发挥制定全球国际贸易规则的作用，那么包括TPP和RECP在内的区域贸易协定则有助于推动全球化。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霍建国认为，发达国家并不是全球化过程中的输家，特朗普现象代表了机会主义的政客借民意捞取政治资本的意图。从经济角度来说，全球化使发达国家成功实现了以制造业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移，摆脱了环境破坏的困扰，同时依旧在国际分工中保留了核心价值部分。他指出，全球化的问题在于相对于全球贸易投资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的协调治理滞后了。因此，针对多边体系和区域合作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回到多边，因为多边体系代表了全球化治理的方向。开放的区域贸易协定有利于规则创新，但封闭和排他性的区域化则可能导致军事和政治结盟，带来可怕后果。
中国力量任重道远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对全球化非常支持。”王辉耀表示，全球化对于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新兴经济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进程。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全球化的进程，加入WTO则对中国参与全球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卢进勇亦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机制的建立，自信、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都得益于全球化。他表示，中国应高举全球化的旗帜，继续推进落实“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加快国际产能合作以及继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和体制调整。
何伟文指出，未来中国在全球化中处于什么位置，将取决于如何找到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关于跨境贸易、跨境投资、跨境人员流动的发展规律。
胡援东的看法是，尽管参与全球化使得中国的世界地位稳步提升，但作为全球化主要动力的中国企业却缺乏西方跨国公司的金融和法律支撑体系。此外，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常常在竞争规则上处于下风。因此，非常有必要研究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的成功经验，多培养一些像华为这样能参与到国际规则制定中的企业。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王志乐表示，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对于我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对于如何应对此思潮，他给出了三点建议：首先是理论创新，特别是亟须经济全球化理论。尽管逆全球化思潮在一定时期有一定的市场，但以全球公司和全球产业链为代表的新生产力的发展不可阻挡。其次是观念创新。亟须实现从投资输入国思维转向投资输出国思维，从过去跟随先进国家已有路径融入经济全球化，转变为与先进国家一起推动经济全球化。三是政策创新。需要创新内向型对外开放（引进来）和外向型对外开放（走出去）政策，包括提高对外开放新标准，战略积极与战术谨慎相结合，从优惠政策到落实国民待遇。（何芬兰）
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6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