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龙永图、郑永年、王辉耀：公平正义是解决“逆全球化”的药方

　　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交流乏力的形势下，“逆全球化”的思潮泛起，曾经由全球化造就的国际经济秩序也遭遇新的挑战。
今年6月，英国公投脱离欧盟，至今影响余波未尽。最近，意大利也宣布将在今年年底举行脱欧公投。专家分析，这次或许比英国脱欧更可怕！
从根源上来看，推动英国和意大利脱欧的主要催化剂，正是全球化所倡导的主要宗旨——更多贸易开放和人口流动。
而在美洲，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也曾在演讲中公开反对移民，而他也因此言论获得很多支持。
我们不禁要问，“逆全球化”的时代来临了吗？
10月13日，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斯特金却表示，苏格兰将发布新的独立公投法案，以确保在英国脱欧后苏格兰的利益得以维护。英国今年举行脱欧公投时，苏格兰地区有62%的人支持留欧，但公投结果违背了苏格兰意愿，因此苏格兰打算通过“脱英”，继续留在欧盟。
苏格兰此时决定举行公投，其实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全球化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

在此背景下，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在宁波“2016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上就全球化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讨论。

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 · 现场

郑永年认为，全球化并不高深，当下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不自觉地处在全球化之中。比如我们用的电饭锅可能来自日本，大米可能来自泰国，扣子可能来自中国浙江，衣服可能来自意大利，鞋可能来自法国……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而之所以会出现“逆全球化”的思潮，郑永年分析，这是因为全球化创造的财富和好处在世界各个区域之间的分配并不均匀，虽然全球化让大多数群体是获益的，但有些群体很少获益或是不幸成为了受害者，这些人当然会不高兴。

龙永图以中国入世为例，他说当时跟美国谈判，在农业领域谈得最为艰难，因为美国设置了严苛的条件来保护它的农业，但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美国农民因此非常受益。而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方面，当时美国的条件比较宽松，现在反而受到了全球包括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极大的冲击。所以利益分配的不一样，就使得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对全球化也会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如上所述，反全球化的声音大多来自欧美国家。对此，郑永年认为，如果全球化还是继续导致利益不均和社会不公平，这样的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欧美国家不仅是要对外开放，也要进行内部改革。龙永图认为，关键是政府要出台正确的政策，针对性地解决受全球化冲击这一部分人的利益问题。

但就像“沉默的大多数”理论，从全球化当中得到好处的一般都不讲话，而因全球化利益受损的人，反对的声音很大，所以好像“逆全球化”的声音更大一些。但是，不管是否反对，全球化的发展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全球的市场力量和科技力量所推动的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大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全球治理对维护全球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王辉耀认为，现在全球化治理可以说是2.0版本，比如美国在讨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也包括中国已经发起了AII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包括“一带一路”。

龙永图认为，全球治理实际上分很多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全球层面的，包括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第二个层次是区域级别的，比如说TPP，东盟十国制定的贸易规则等，中国也参加了很多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第三个层次是双边自贸协定，比如现在中国和澳大利亚、新加坡都建立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区域和双边的贸易协定已经超过了200多个，也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部分。

郑永年分析，二战以后国际体系的建立，美国曾起了领头羊的作用。但现在美国已经没有当领头羊的能力了，但他自己也感觉到WTO不能满足美国利益，所以转向去做TTP、TTIP，以此来促进更高级的体系规则。

龙永图认为，在全球治理的过程当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区域合作方面的全球治理更加活跃，而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甚至被边缘化了。如果TPP达成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贸易协定，对全球也应该是一件好事，我们也应该持开放态度，因为总不能让全球的治理就这样放弃掉，总要有人来承担起新的全球治理的责任。

郑永年认为，全球化表明资本和人才可以高度流动，但政治是不可以流动的、穷人是不可以流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改善全球治理，也需要改善各个国家的内部治理结构。

郑永年分析，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动力还是很强大的，比如我们看到中国跟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都在增加。

他认为，全球化也应当是中国梦的一部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领头羊，一定要总结以前西方全球化的各种经验教训，要把这个世界变得更自由，而不是更不自由。中国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不能关起门来只想着自己致富。中国现在推行的“一带一路”，就在践行这个责任，不仅仅是中国自己发展，还让其他国家搭上顺风车，使得周边国家都富裕起来，而这个战略也可以说是新一轮全球化的起点。

以“一带一路”为抓手引领全球化，中国同时要考虑如何跟以前的世界规则继续接轨，没必要另起炉灶。

龙永图指出，G20杭州峰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预示着中国正在从一个国际规则体系的被动的追随者变成全球规则体系重要的制定者和参与者。但是要强调一点，中国智慧只是丰富全球智慧而不是替代全球智慧，中国方案并不是替代全球的方案，而是为制定全球的方案作出一个中国的贡献。所以我们的中国方案也好，中国智慧也好，我们“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倡议也好，都不是来替代现有的全球规则体系，而是补充完善全球现有的规则体系。

具体到规则制定，王辉耀认为，下一波的利好会出现在服务业。他认为，现在发达国家开始构筑服务业的国际性贸易体系或者全球治理体系的时候，中国是不是积极参与，决定了中国是否会面临二次入世的风险。

王辉耀认为，参与了全球治理以后，我们在人口流动方面，包括城镇化，也需要吸引全球很多治理的智慧，怎么样把我们的流动人口真正变成我们的常住人口或者说享受平等的待遇，是我们城镇化的关键。

郑永年提出，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角度。我们讲全球化只是说是一个全球的市场平台，但实际上这个平台里面的主角都是城市。实际上世界上最早的全球化就是从西欧的城市贸易开始的。

他认为一个城市国际化的程度，就表明这个国家的全球化的程度。我们以前老是讲产业链和附加值，其实世界上还有一个“城市链”，城市的附加值也有高低。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要深度的城市化、全球化，就要通过城市的改革，使城市都成为世界互动的一个平台。新加坡就是这样一个平台，它自己什么资源都没有，喝的水都要从马来西亚进口，但是通过城市化体制改革，它把市场平台做到世界最好。这个城市虽然只有500多万人口，人均GDP已经达到56000美金。

王辉耀认为人口的国际化也是一个重要指标。他把中关村和硅谷相比较，比如同样都是100万存量的人才，硅谷有50%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移民，中关村只有1%，而且这1%里边70%都是海归。

龙永图认为，全球化应该是人为中心的全球化。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更加顾及更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使全球化成为在全世界都受欢迎的历史潮流，而不是像现在出现一些国家的政府所表现的无能为力，甚至放任不管的倾向。

文章选自《论道》，2016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