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人口流动能带来创新和降低贫富差距吗？
2017年2月7日
中国人口原来一直占到世界20%的人口，但1200万人口的新生儿占世界的比例不到10%，而且人口剧烈老化，所以，放开二胎远远不够。
穷人到城市来，如果能够成为市民，无论是开专车还是做服务业，收入肯定比在乡村高。如果来到城市工作，农村人口就少了。而留在农村的，无论是种地还是搞旅游，人均占用资源就多了，收入也会更好。所以人口流动是最好的降低贫富差距的一个手段，但中国现在限制人口流动。
“人口，创新和城市规划”这个话题一直非常紧迫。人口、创新决定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活力，决定了中国经济是否能够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发达国家。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一是人口的规模，二是人口年龄结构，三是人口聚集，四是人口流速。
▌人口的规模
中国这些年之所以发展这么快，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规模效应。在创新创业和一些新兴行业，规模效应的优势更大。
在最有前景的新兴行业，无论是互联网行业、高端服务业、文化产业，本土市场的规模效应变得非常大。例如我所在的在线旅游行业，如果一家外国公司要为中国人提供这样的服务，需要和本土市场的客户、协作企业进行很深入的交流。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之所以能够把国外的公司都打败，就是得益于规模效应。美国过去也利用它是发达国家的最大市场，做出了很多服务性的品牌。无论电影、快餐、互联网，它在本土能够做到最大，最先达到规模效应，比其他人早半年或者一年就可以把产业做到全球去。中国也是这样，在创新的行业，人口多反而是个优势。
▌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的年龄结构常常被人们忽略。我在做创新创业与人口关系的研究时就关注到了日本，人口老龄化导致近二三十年日本创新创业的活力受到很大的影响。
年龄结构为什么这么重要？看起来很好理解——年轻人创新的想法比较多，精力充沛。其实不光是这样，一个社会中年轻人少了，社会活力也会下降，因为老人可能会阻挡年轻人冒出来。比如在大企业中，如果企业人口结构老化，年轻人的晋升机会就会减少，年轻人的声音、想法和创新项目难以得到认可，企业的创新活力就会下降。日本就有这样的情况，随着企业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现有大企业的创新活力也在下降。
如果年轻人在社会上的晋升比较慢，都在低级职位，没有经过历练，收入不高，也没有很多的积蓄，那么他的创业活力也会下降。创业公司也招不到特别好的人，因为没有特别资深的年轻人愿意或者能够加入创业公司。而且创业公司也不太容易和社会上其他的企业合作。
年轻人少了，整个社会上年轻人的活力也会下降，社会会对年轻人有一种压抑作用。
从宏观角度来看，经济政策也会随着人口的老化变得更加保守。英国脱欧就是这样的例子。英国脱欧中的选票，年轻人和老年人的选票完全不同，年轻人不希望脱欧，老年人希望脱欧，但没有办法，老年人占比高很多。
▲ 街头上支持留欧的年轻人。根据YouGov 统计，18-24岁英国年轻人中，75％的人选择了留欧；超过65岁的老人中仅有39％的留欧。许多年轻人指责老年人决定了年轻人的未来，甚至呼吁不该给老年人投票权，代际之间充满撕裂与争议。 © The Financial Times
日本的宏观政策，为什么二三十年里不愿意让企业破产？它就实行一种非常低的利率甚至于通缩的宏观政策，使得效率比较低的企业能够延续下去。这对一个四五十岁的员工来说是有利的，如果这些企业倒闭了，再换工作可能会非常辛苦。但对二三十岁的人来说，这是不利的，因为老企业还存活着，年轻人就缺乏创业的机会。
同时，日本二三十年的通缩对年轻人非常不利。通缩使老年人的积蓄变得越来越值钱，年轻人去工作后的工资反而在下降，因为卖的东西越来越便宜。所以，老人变得越来越有钱，年轻人变得压力越来越大。所以，这其实和日本的宏观政策有关。而宏观政策恰恰是因为日本整个社会的老化，及选民的老化相关。
日本老年人人口指数从1991年后迅速增加，经济一下子不行了，延续到现在大概是二十多年。日本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先进入老龄化的，因为它在二战后没有婴儿潮，而其他的发达国家在二战后都有或长或短的婴儿潮。日本的生育率在二战后快速下降，最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一现象对我们很有借鉴作用。
为什么难以看到日本的创业呢？专门研究全球创业的机构做了一个调查，按年龄分布来看，一般来说所有国家30岁左右的人是创业的最佳年龄。而日本创业年龄是四五十岁的人较多，这和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尤其是企业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有关。
一九七几年，当时日本人口年龄结构还比较年轻，30%的人在35岁前可以做到经理，到了九十年代这个数字只有一半。如果看更高层的一些职位，45岁以下的部门经理占到20%多，到九十年代这一数字只有三分之一，45岁以下的部门经理只有7.60%，绝大部分部门经理都在50岁左右。
▲ 日本与西方主要国家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图。 © mof.gov.cn
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知道中国80后是很大的一个人群，80后正处在30岁左右，恰好是创业非常旺盛的时期，所以中国现在的创业很好。但这是非常不可持续的状态，因为到90后、00后，人口就少了很多，比80后少了40%左右，未来中国是迅速老化的过程。
中国和日本相差35年左右，到2020年，中国的老龄化将与1990年左右的日本差不多。所以，要看以后中国人口政策有没有大的变动，如果维持现状的话这一情况将会更差，未来中国人口结构会很严峻。
放开二胎够吗？我这边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在2015年，按照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估算，平均每年有1600万出生人口，比起上个年代的生育高峰已经减少了30-40%。但现在很多人不生二胎，所以估计有一个200万左右的反弹，但这种补生是暂时的。
现在生育年龄普遍在25岁到30岁，也是80后生育的末班车，以后还加上一些补生，所以现在是一个生育高峰期。但到2020年以后主要是90后这批人。现在生育率非常低，最多是1.5%，可能是1.3%、1.2%，有的时候会更低，人口将会下一个台阶，达到1200万人，这将比80年代少一半。中国人口原来一直占到世界20%的人口，但1200万人口的新生儿占世界的比例不到10%，而且人口剧烈老化，所以，放开二胎远远不够。
为什么说放开二胎远远不够呢？这很容易理解。大家现在在北京，生两个孩子是大家的理想，但理想距离现实非常遥远，无论是房价还是工作压力，还是女士念博士，理想和现实一般差到30%到40%，理想是生两个孩子，但最多生育1.5个，而且还有很多人不结婚。
▲ 计划生育实施后，中国人口结构有所变化，生育率快速下降。 © theinitium.com
如果对比同样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台湾、日本还是韩国，他们的自然生育率很低，虽然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大力鼓励生育，但他们的生育率还维持在一点零几，中国也不会好到哪儿去，中国面临着推出至少和他们一样或者是超过他们的生育政策，才能维持住我们的新生人口而不会继续下降。
▌人力资源投入不够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比较糟糕的状态，即教育投入不足，这里有很多原因。
首先，中学教育。中国只提供九年义务教育，但和我们同等发展水平甚至比我们还穷的国家都提供12年的义务教育，所以这方面还是不够的。
第二，高考。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对小孩升学非常注重，家长投入大量的精力在孩子身上，导致不太愿意生太多的孩子，因为太累。同时高考对学习的效率会产生很大的负面的影响，高考前两年基本不学什么，都在复习，所以，高考加重了学习的负担，降低了学习的效率，对中国人才的培养也是一个问题。中国的教育体系如果不改革，可能会有更多人选择移民，也比较难以吸引到外国人才来中国，因为他们的小孩在中国首先会遇到受教育的问题。同时这些又和户籍制度连在一起，使得大量的外来人口孩子入学非常困难，还要到回户籍地上高中和高考，增加了入学的难度和负担，也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
第三，这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现在不光是入小学难，入幼儿园都很难。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都是政府提供了比较好的福利的部分，尤其是北欧国家，虽然不是义务教育，但只要不是太有钱的人，政府基本会提供免费幼儿园教育，政府会补贴绝大部分的幼儿园教育。包括托儿所，日本大力的新建很多的托儿所，使得职业女性不用全职带孩子，可以把孩子放在托儿所，而且是由政府提供绝大部分的费用，而不用家庭支出。这方面中国还有太大的差距，需要弥补。
▲ 横滨的Byobugaura Harukaze托儿所。为了降低家庭主妇重返工作岗位的难度，日本政府加大了开设日托中心的力度，希望更多的妈妈摆脱家务束缚，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 washingtonpost.com
可以看到，如果这些措施做不到，中国的人口形势就会比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更加严峻。这些措施如果能够做到，离我们现在认知的人口状态还差非常远，所以，人口政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任重道远。
▌人口集聚和创新
前面讲了规模效应和年龄结构效应，下面着重介绍一下聚集效应与创新的关系，同样，这也牵扯到城市化的问题。
世界上创新活力最旺盛的地方的分布很不均匀，基本集中在几个创新的地区，美国如此，中国也是，基本集中在几个大城市。我们现在城市和人口的分布，完全是因为农业社会需要把人口分布在平原面积上，而非农业社会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
现在的创新服务行业里，无论是互联网业还是文化产业，大城市都有人才集聚效应。现在的服务型行业和互联网行业都在跨界，我们要做旅游，和酒店、航空公司要建立联系，文化行业有更加的跨界的合作，所以需要在大城市集聚。大城市也是与世界交流更方便的桥梁，因为这里才有比较方便的国际航班。
▲ 2012年全球领先的风投中心。不同大小的圆形图案代表了风投的发达程度。统计数据显示，美国西海岸和东海岸、西欧，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大城市是全球风投最活跃的地区。美国的风险投资额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占全球风投总额的68.6%，而亚洲和欧洲分别占14.4%和13.5%。 ©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大城市控人的弊病
现在城市规划的一个误区——认为大城市太大。大城市如果要控制甚至减少人口，将带来很多的负面效应。
首先就是影响创新，导致人才离开。把穷人赶走了，人才会不会更多呢？并不会。如果一个城市的规划是只能让固定数量的人口进去，必然造成生活成本高，学校特别难进，房价特别高。这将影响创新。
抛开创新，它还有非常负面的影响，一是加剧贫富差距，二是不利于产业升级和环境改善。
中国的贫富差距一直在加大，官方数据说最近几年没有加剧的趋势，当然也没有下降的趋势。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贫富差距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中国主要是城乡差距的问题，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贫富差距是3左右。
而其他国家是多少呢？美国、日本的城乡收入比，在他们工业化的初期，经济起来的时候也是很大的。一百年前美国也很大，但随着他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他们的城乡收入比迅速下降，现在到达了基本上没有差距的状态。美国的城里人可能就比农村人多20%到30%的收入，在日本农村人和城市人的收入可能一样，甚至更多一些。
中国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条非常奇怪的曲线，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而下降，反而上升了很多，我认为这直接是因为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进入大城市，限制人口流动导致的。
为什么会这样？穷人到城市来，如果能够成为市民，无论是开专车还是做服务业，收入肯定比在乡村高。如果来到城市工作，农村人口就少了。而留在农村的，无论是种地还是搞旅游，人均占用资源就多了，收入也会更好。所以人口流动是最好的降低贫富差距的一个手段，但中国现在限制人口流动。
中国的50%的城市化率在世界上偏低，与中国差不多收入的国家，比如巴西，能达到80%。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限制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尤其是流动人口的孩子不能在大城市念书，导致孩子留在农村。但农村最终要消亡，所以无论怎样投钱和鼓励——给农村办学校、让大学生到农村支教——都不可持续。
▲ 全球城市化率对比(2010年) © 网易探索
而且有的孩子和父母分离，爷爷奶奶的教育水平非常低，因为这种差别，加剧了下一代的教育不平等，这甚至会导致未来一代的贫富差距不能解决。
本文由南都观察根据1月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京举办系列圆桌研讨会之“梁建章：人口，创新和城市规划”整理，有删减。
文章选自南都观察，2017年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