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 “我们这代人” 是一个理想概念 |“那三届”的中国记忆
2017年6月21日
本文为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校党委书记童世骏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那三届研讨会——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暨77、78级毕业35周年”上的发言：
这里说的“我们这代人”，并不是一个经验概念，覆盖“那三届”的每一个成员；而是一个理想概念，指的是我希望自己也能被包括在内的这样一群人：走进大学校门之前的人生经历他们并没有虚度，高考恢复带来的人生转机他们并没有滥用，中华民族过去四十年所取得的伟大进步他们并没有旁观。这种意义上的“我们这代人”有一些共同特点，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这些特点：知足感恩但又不满现状；不满现状但又乐观向上；乐观向上却又怀旧思乡。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但作为一个教育者，我觉得这些特点可能与我们对“劳动”和“科学”的理解，有特殊关联。
同时是“爱劳动”的，才是真正的“爱科学”
我们大多在文革之前上过小学甚至中学，从小就接受“五爱”教育，从小就被教育既要“爱劳动”，也要“爱科学”。但后来，我们却被教导说，“爱劳动”比“爱科学”更重要；不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东西，哪怕是科学知识，也是不应该敬若神明、系统学习的。
但什么是劳动呢？有时我们被告知，劳动是教育人的；有时我们又被提醒，劳动是惩罚人的。我们多数都有到工厂尤其是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经历，那时的我们，虽然“知识青年”的身份要求我们能对作为教育的劳动与作为惩罚的劳动做出理性区分，但高强度劳动的体验，“干校”、“劳教”等建制的性质，却使我们不仅对科学，而且对劳动，也越来越迷惑不解。高考恢复，让我们走出了这种迷惑，或者说，一下子让我们不用再思考要不要继续“爱劳动”，而齐刷刷都转向了“爱科学”。曾经流行多年的“读书无用论”，逐渐被“不读书必无用论”所代替。
四十年后，当我们回顾自己成长经历的时候，当我们反思当代社会现象的时候，当我们在为发扬“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而大声疾呼的时候，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为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之普遍匮乏而痛心疾首的时候，我们意识到，不管劳动到底是教育人的还是惩罚人的，忽视劳动一定是非常糟糕的教育，鄙视劳动一定会受到严厉惩罚。我们也意识到，科学事业的核心是创造而不是模仿；只有把科学当做一种“改变世界”的劳动，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静观，我们才算真正理解了科学-换句话说，只有我们同时是“爱劳动”的，我们才是真正“爱科学”的。
教育满意度也体现在人民不愿意重走以往教育的老路
衡量“成功”的，不应仅仅是现在所处的高度，而应是与过去相比现在达到了什么高度。对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对一个人来说，成长是硬道理。与此类似的，不同类型的高校有不同的“好大学”的标准，不同类型的教育也有不同的“让人民满意”的标准。这些标准不管有多少差别，有一条却是共同的：真正意义上的“好大学”，首先是那种正在不断变得更好的大学；真正意义上的“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其首要体现应该是人民不愿意抛弃今天的教育而回到昨天的教育。对后面这点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要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民对教育的态度，我们或许不仅要测量他们面对当前教育的“满意度”，而且要测量他们回到以往教育的“愿意度”。
成功应看如何拥有所得到的东西，以及社会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幸福
衡量“成功”的，不应是看你拥有多少东西，而应是看你是如何拥有这些东西的。坐享其成而不是奋斗有成，算不上是什么成功；不劳而获的东西再多，不择手段得到的东西再多，伤天害理换来的东西再多，都是人生的败笔，甚至是人生的绝路。
衡量“成功”的，也不应该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幸福，而应该更多是-至少同时是-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幸福。物质生活上的身体健康，消费宽裕，当然重要。但社会生活中的与人为善，受人尊重，以及精神生活方面的心安理得，光明磊落，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对于走出贫困的“后小康社会”的中国人民来说，尤其如此。
（本文根据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校党委书记童世骏，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那三届研讨会–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暨77、78级毕业35周年”会议上的发言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