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留学风险多棱镜
2018年1月24日
2016年5月18日，在美国纽约，毕业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上欢呼
生命与财产安全，仅为留学生海外面临的众多风险中的一种。留学风险还贯穿于从申请学校专业、获取签证、求学到找工作的全过程。
随着“江歌案”犯罪嫌疑人陈世峰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接受审判，2017年年底，这起发生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刑事案引发了国内持续良久的讨论。
无独有偶，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做访问学者的章莹颖，于2017年6月9日遭遇绑架，迄今下落不明，并被警方推定为死亡。
四个多月后的10月30日晚9时许，位于美国盐湖城的犹他大学发生一起恶性枪击案，来自中国北京的23岁留学生郭晨伟在学校附近的停车场遭劫，被歹徒开枪打死。
近两年来，类似悲剧也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留学德国的中国女生户外跑步时遭性侵致死；留美女生驾车时在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被追尾并遭枪击身亡；纽约雪城大学中国留学生袁晓鹏在学校附近一所公寓外遭毒贩抢劫枪击身亡，等等。
据外交部领事司数据，外交部中国驻外使领馆和领保中心受理的领事保护和协助案件数量呈加速发展态势——2016年处理的案件总数达10万余起，涉及6185名留学生。
生命与财产安全，仅为留学生海外面临的众多风险中的一种。留学风险还贯穿于从申请学校专业、获取签证、求学到找工作的全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留学生人数持续迅猛上涨。据统计，从1978年到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累计达458.66万人。如今，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数量居全球第一位。
据全球化智库（CCG）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撰写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中国留学生占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留学生比例的30%以上，占日本、韩国留学生比例更是分别达到57.3%与49.3%，中国已成为这些国家最主要的留学生源国。
事实上，逆全球化浪潮早已开始冲击留学生群体。作为全球最热门的留学目的地，美国已出现新录取学生人数减少的现象——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研究，2016~2017学年，美国新录取留学生同比下降3.3%，这是近10年中首次出现此类现象。
奥巴马任期内的2016财年，中国大陆学生获得F-1签证（美国领事馆发放给想要在美国某学术机构全时学习的外籍学生的非移民签证）的数量为14.8万，较上年降幅达46%。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国际劳工与移民的新政策，国际人才政策趋紧将持续影响赴美留学群体。例如2017年4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收紧H-1B签证计划。H-1B签证是签发给在美国从事专业技术类工作人士的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此次收紧对国际学生找工作带来诸多不确定风险。
在英国“脱欧”、经济低迷的情况下，2016年特雷莎·梅上台担任新一届首相，她主张严控高等教育质量。2016~2017学年，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国际学生数量仅增长了0.9%。还在担任内阁大臣期间，特雷莎·梅就一直主张整顿英国的留学风气，在移民与签证政策上作风强硬，曾取消毕业后两年在英国找工作的签证（PSW）、禁止在英国举行托业与托福考试并不承认其语言成绩、规定非欧盟国际学生的留学签证毕业即失效等，被一些留学生视为“留学生杀手”。
然而，特雷莎·梅针对国际学生的政策并非一刀切，对精英学生而言，特雷莎·梅堪称友好。2016年7月25日，英国签证与移民局发布新规，就读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斯大学及帝国理工学院这4所大学的国际学生，且硕士项目（不含学前语言）少于13个月，即可拿到Tier 4 Pilot（另增6个月）的工作签证。特雷莎·梅曾表示，英国移民政策是为了吸引有真才实学的精英，否则4年后英国很可能将面临每年近60万海外学生涌入，挤压本国民众生存空间，给房产、教育、医疗带来难以修复的不利影响。
“虽然从宏观层面看，特朗普时代的国际人才政策收紧，但引进高端人才的核心没有任何变化。行政当局对留美人才的‘掐尖式’选择方法，让国际高端人才竞争愈发激烈，”CCG主任王辉耀告诉《环球》杂志记者，“而特雷莎·梅的国际学生政策意味着，就读于高排名、精英化的英国大学的留学生不会受太大影响，需要担心的是那些就读于质量较低的大学和课程的留学生。”
留学申请辅导机构“NUTS留学”市场部负责人张楠建议，“留学申请的趋势暂时比较稳定，希望同学们将精力更多放在提升自己的背景和实力上。无论政策环境如何变化，有实力、有准备的同学都更容易申请上满意的学校与专业，未来就业也更容易。”
如何成功申请满意的学校？据新东方发布的《2017年中国留学白皮书》，2017年，凭借对于国外学校情况和申请成功率等信息较为完备的积累，加之专业的服务，留学咨询机构仍是主流方式，占比达74%。此外，DIY自主留学申请也逐渐兴起，占比达15%，但这种留学申请方式存在风险。
张楠表示，“DIY自主留学申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信息不对称，学生信息获取比较单一闭塞，会缺失很多一手资料。此外，由于缺少对目标学校和专业的了解，很多同学的自我定位不够清晰，盲目投递，不仅浪费了申请费，还很可能因为投递不适合而败北。”
美国枪支泛滥，校园枪击案时有发生。2014年10月24日，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以北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学生和家长在枪击案后团聚
近年来，由于恶性事件连续发生在中国留学生身上，学生和家长的心理防线不断受到冲击。
浙江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李晓敏认为，留学安全风险主要包括政治性、刑事犯罪性、意外伤害性三类风险。
最近几年，在法国、英国、西班牙等中国留学生集中的欧洲国家和美国，恐怖袭击时有发生。2013年波士顿恐怖袭击事件中，就有一名中国留学生死亡。
2014年4月7日，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纪念展。2013年美国波士顿恐袭中，有一名中国留学生死亡
此外，近年来西方国家社会运动激烈，政治危机频现。生活在当地的留学生尤应培养安全意识，避开一些可能引发暴力的社会行动。
随着欧洲难民潮和移民涌入，一些欧洲国家社会治安有恶化迹象，对留学生的刑事犯罪案屡见报端。2016年12月5日，就读于意大利罗马美术学院的留学生张瑶在移民局办公地点办理签证后，遭3名吉普赛年轻男子抢劫。张瑶给朋友打电话报告此事，希望找回自己被抢的包，拿回签证文件，结果被驶过的火车碾压致死。
火灾、溺水等意外伤害性风险亦需警惕。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表示，2015～2016年，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死亡案例中有2/3是由车祸导致。
留学期间遭遇财产和人身安全威胁怎么办？根据一份3000多名准留学生、海外在读和已毕业留学生参与调查的《2016留学安全调查报告》，在发生校园枪击、恐怖袭击，或遭遇抢劫、绑架时，大约只有20%的留学生知道如何应对，34.5%的留学生表示当遇到安全威胁时不知如何应对，56%的学生表示没有掌握急救常识。提升安全意识和安全防护能力，已成为保证留学安全的一大重点。
王辉耀告诉《环球》杂志记者，留学生提升安全意识，可从四个方面做好准备：“第一，在选择学校，特别是居住地时，应向学校咨询，与中国留学生交流，查看校园安全统计数据或犯罪地图；第二，无论男女尽量避免去偏僻的地方或在夜间独自出行，如必须外出最好找人同行；第三，在日常生活中应保持低调，不露财，不要携带大量现金；第四，与学校的国际学生办公室保持联络，将学校提供的安全服务电话、当地警局电话等急救号码加入应急通讯录，遇到问题时及时求助。”
张楠建议，“出国后可以第一时间到本地区驻华使馆（或领事馆）注册，并领取使馆工作人员制作的当地安全须知；提前关注各地区、各学校的华人组织或华人学生组织，了解相关信息，并且结识更多伙伴，便于在遇到危险时及时求助。”
一些中国留学生在国内没有接受过逃生和自救方面的能力培训，一旦遇险往往不知所措，许多本可避免的损失，由于应对失当以致不良后果进一步扩大。李晓敏建议，“如有条件，留学生可以参加各种有助于提高生存能力的培训班，接受溺水救助、火灾逃生、地震自救、野外生存等能力方面的培训。”
一些留学生因不了解留学目的地的法律法规和社会规则，在茫然无知的情况下涉险，例如在美国闯入私人领地被枪击、因留下不良诚信记录导致无法入境，等等。因此，必须对留学目的地的基本法律制度及司法程序进行学习，这对保护自身安全及维护合法权益均十分必要。
据《2016留学安全调查报告》，仅有9.4%的中国留学生在出国前系统学习和了解过留学目的地的文化风俗、社会状况和法律。
“要注意，有些在中国未规定为非法的事，在其他不同国家有不同规定，要根据国情谨慎对待。建议多关注国外相应的新闻事件，避免触犯法律。”张楠告诉《环球》杂志记者。
王辉耀表示，“留学生应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规则、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特别是要注意因文化和价值观不同而产生的禁忌。与人相处时要尊重不同的行为方式。”
一些留学生忽视“小节、小事”，如插队、闯红灯、在公众场所大声喧哗、凑热闹，遇到问题和麻烦先想到找熟人、托关系而不是走法律途径等，将这些习惯和做法带到异国他乡，很可能招致风险。
相较于在国内学习，留学是一种更综合性的考验，涉及学习、生活、社交及文化融入等多方面。
据金吉列与新浪教育联合发布的《2017~2018年度留学白皮书》，38.26%的留学生有语言能力薄弱、不能融入当地文化习俗、与人交往困难等社交问题，这对其适应国外教学方式、成功完成学业、与当地社会相融带来风险。
据新东方发布的《2017年中国留学白皮书》，2017年的中小学留学人群占比达30%，相较2016年上涨5%，低龄化成为留学生群体的一大特征。小留学生由于年龄和心智仍处于成长期，更是成为留学风险可能影响的重要群体。在加强小留学生的适应能力，提升其心理适应能力方面，学生和家长均应有所准备。
王辉耀建议，“家长应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关注孩子的心理需求。在为子女准备留学的过程中，除提供物质保障外，还要注重培养其独立生活的能力。孩子出国后，父母应多与其沟通，即时开导和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
文章选自《环球》杂志，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