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随着堆积的生育意愿进一步被释放，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仅1723万人，比上一年减少了63万人，由此引发了公众对中国人口趋势问题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黄文政长期关注人口问题，与梁建章等人合著有《中国梦呼唤中国孩》《中国人可以多生》等著作。

他认为，随着生育意愿的进一步下降、育龄妇女数量的锐减，长期来看中国人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

3月6日，黄文政在北京接受了“公司深读”的专访。他认为，随着生育意愿的进一步下降、育龄妇女数量的锐减，长期来看中国人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在教育成本推高，婚配率降低的背景下，我国生育率已处于世界最低水平。此外，婴幼儿看护也成为了阻碍生育的现实难题。

此外，针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挤压就业空间的观点，黄文政表示，在人工智能充分发展的社会中，实行普遍发钱的基本收入制度，或许能使人类最终实现生存繁衍的目标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文|搜狐号《公司深读》袁庭岚

公司深读：你为什么会如此关心人口问题？

黄文政：这是因为我认为，超低生育率所导致的人口坍塌，将是中国未来面临的严重问题。这种人口趋势如果不能逆转，将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传承带来深重的危机。

面对这种危机任何一个在乎中国未来的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也都希望在缓解这一危机的努力中能尽些微薄之力。

我在上海交大念研究生时，就对人口研究有些了解，后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念生物统计专业博士时，也修过人口动力学方面的主要课程。再说，人口预测本来就很直白，真正的问题不是技术或方法，而是对未来参数比如生育率等的假定。

公司深读：《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我国人口总量目标是“总和生育率逐步提升并稳定在适度水平，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左右，2030年达到14.5亿人左右”。

黄文政：实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为零。比如，要在2020年达到14.2亿人，那么在2018-2020的三年时间里，平均每年要出生至少1900万人。

可以肯定的是这三年的平均出生人口连1700万都达不到；而总人口到2030年要达到14.5亿，则需要未来生育率比1980年代末期的水平高出至少50%，这根本也是不可能的。

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的话，人口总数迟早会下降。现在还没有下降，是因为早期生育率比较高。等到生育率高时出生的人口步入生命终点的时候，如果生育率还是达不到更替水平，那人口总量就会开始萎缩，并且不断加速。

乐观估算，中国人口在十年以内就会开始萎缩，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跌破6亿，到下世纪中叶将不到3亿。中国人口面临这种雪崩并不是哗众取宠的夸张，而是无奈却理性的判断。

公司深读：你曾多次提到，人口预测存在很大的偏差。比如，2017年实际出生人口只有1723万人，比卫计委预测的最低值还少了约300万人。

黄文政：坦率地说，不仅卫计委和人口学会的几乎所有学者，甚至梁建章和我这样一直警示人口坍塌的学者都严重高估了2017年的出生人口。

不过，这种高估背后的原因是不同的。我和梁建章的文章一直秉持宁愿弱化而非夸大判断的保守原则。由于我们一直警示中国陷入低生育率危机，我们对人口趋势采用偏高的估算，更能确保结论的可靠性。

当然，我们确实也严重高估了2017年的出生人口，但这种高估越严重，越说明中国陷入低生育率危机。

（最近几年出生率的变化趋势）

公司深读：《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已经是全球最低。你认为我国生育率低的原因是什么？

黄文政：有关中国实际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存在很多争论。从过往抽样调查生育率与人口普查数据的对比、各种生育意愿调查、与其他国家生育状态的直观对比、年龄别生育率的结构分析来看，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生育率数据并不离谱。

但由当年的出生人口数据回测计算的生育率确实要显著高于抽样调查的生育率。至于实际生育率到底更接近哪个数据，恐怕需要2020年第七次人力普查数据公布后才能有相对可靠的判断。

但不管如何，中国生育率处于世界最低之列已经没有疑义。事实上，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早已经是全球最低了。

这背后至少有两个因素，一是中华文化圈的民众非常重视教育，都希望孩子能够出人头地，这导致家长普遍比较焦虑，推高养育成本，从而抑制了生育意愿；

二是婚配率越来越低，而社会也难以接受非婚生育。目前欧美非婚生育比例达到40%到60%，虽然这其中非婚生育很多来自同居的事实婚姻，但欧美社会在社会观念和公共政策上都不存在对非婚生育的歧视。

此外，长期的计划生育也让中国城市普遍把一孩当成默认选择，需要强烈的理由才愿意生育老二，而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公司深读：你提到婚配率在降低，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黄文政：这体现在两方面的挤压。

一是早期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在重男轻女思想和婴儿性别鉴定技术的共同作用下，造成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

正常的出生男女比例一般是105：100，但中国自1990年代初期出生男女性别比就超过115：100，导致农村地区出现大量男性无法成功婚配；很多村有几十位未婚男性，却没有一个未婚女性。

二是女性教育水平和职业能力普遍提高、但“男高女低”依然是主流的婚配观，导致城市里适龄未婚女性也不断增多。

至于女性教育水平和职业能力提升快于男性，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解释是:虽然男女在平均智商上相似，但男性智商的差异性要高于女性的智商差异性。

就智商分布来说，男性是高低两头大，中间少，而女性则是中间大，高低两头较小。如果大学只招收很小比例的人，那入学的大部分人将是男性；但随着大学入学比例上升，入学中女性的比例上升将快于男性。

对未来人口趋势来说，“剩男”增多会加速人口的代际萎缩，也推高维持人口代际平衡所需的生育率更替水平；“剩女”增多则会进一步降低生育率，也就是每个女性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

公司深读：前不久有一个“二孩”调查，发现“孩子看护”是生育二孩的最大焦虑之一，你能否分析一下？

黄文政：确实，孩子的看护是二孩家庭面临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以前中国的企事业普遍有托儿机构，但随着企事业改制，单位托儿所基本就消失。但因为城市基本都只生一孩，看护困难并不十分严重；保姆和家中老人都可以来帮忙照顾孩子。

但现在问题越来越麻烦。第一，等到生二孩，家中老人岁数一般也大了，即使有心也未必有力，何况很多老人自己就只生了一个孩子，并不觉得小一辈需要两个孩子。

再说，消费观念的改变也致使很多老人不愿意把时间都花在帮子女看护小一辈上。第二，随着城乡差距缩小，农村人口大幅减少，保姆价格会快速上涨，一般城市家庭雇佣保姆在经济上越来越吃力。

因此，我认为如果要提升生育率，政府可以考虑兴建大量免费的或者低价的托儿机构，保障职业家庭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这也是政府投资最少，但最能够起到提升生育率效果的措施。

今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儿童是民族的未来、家庭的希望，要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管，一定要让家长放心安心”。我认为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

公司深读：有人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恶化就业形势，所以需要减少人口。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黄文政：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人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实际上，人类所追求的是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更多的工作。

工作不过是为了得到美好的生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经济意义上，生活的好坏通常可以用享受的商品和服务来衡量。如果能够享受同等的商品和服务，工作其实是越少越好。

从人类整体来说，人工智能的充分发展意味着用更少的工作时间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商品与服务。怎么能说因为得到同等享受需要付出的代价变小了，人本身反而变成多余呢？

实际上，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真正问题不是社会整体创造商品和服务能力的下降，而是财富分配的问题。准确来说，就是那些有消费需求并且愿意为满足这些需求去工作的人却没有工作机会。这就是劳动市场的失衡。

广义来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工作创造物品和服务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人们工作就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所以工作意愿对应于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则是工作机会的来源。但工作机会和工作意愿的匹配，只有在长期和整体意义上才成立。

各种时间上的迟滞和空间上的壁垒，可能让这种匹配在短期和局域上失效，这种经济失衡就是就业难问题的根源。简言之，工作机会少于工作意愿意味着就业难，工作意愿小于工作机会则意味着招工难。

长期来看，无论是时间上的周期性失衡，还是空间上的结构性失衡，都是经济循环中的内生性现象，与人口和技术进步没有直接的关系。

公司深读：也就是说，你认为人口增加并不是造成劳动市场失衡的根本原因。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如果继续限制生育，会对就业形势有什么影响？

黄文政：如果通过限制生育来减少人口，那么这些因限制生育被消减的人口不是技能不足的人，而是未来的孩子。相比成人，孩子更具可塑性，更容易适应未来的生活方式，既蕴含未来的消费需求，又能学习和掌握未来所需的技能。

孩子从出生到成年，要经历生长、学习、婚恋、养育等过程，这一切需求都是工作机会的源头。孩子比例越高，社会对未来技术变化的灵敏性和韧性就会越高，不仅知识更新更迅速，而且创新创业也更活跃，让工作技能和工作机会更容易匹配，促进充分就业。

因此，限制生育的结果，恰恰是人为压低那些更适应未来经济循环的人口之比例，加大未来就业技能不足人口的比例，从而恶化就业形势。

再者，生育限制最终会降低人口规模，这也不利于充分就业。所有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口多，求职者多，但需求大，工作机会也多。而且人口越多，需求和供给越容易细分，求职者与工作机会更容易匹配，就业可能更充分。

如果中国人口只有现在的1/5,那么教师、售货员、理发师这些职位只有现在的1/5，但航天、高铁这些人口大国才能支撑的行业的职位就可能不存在。

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体现为，被机器取代的失业者难以找到新的工作而面临生活困难，这反映的是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乏和就业市场灵敏性和韧性的不足，而与人口多少关联很小。

针对这种冲击，除了改善宏观的经济政策和微观的经济结构外，更需要促进需求，为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环境，完善教育和培训，以利于人们掌握与需求更匹配的工作技能。

（阿尔法狗战胜多位围棋高手事件，让公众开始讨论人工智能对未来的影响）

公司深读：你提到增加劳动市场的韧性可以缓解就业问题，比如让那些工作被人工智能淘汰的人学习并掌握新的技能，通过转换工作来满足社会的进一步需求，以换取收入。但未来是否可能发生人工智能淘汰工作机会的速度快于新工作机会产生的速度的情况？

黄文政：历史上看，社会创造工作机会的速度一直快于机器取代工作机会的速度，这也是为何自动化水平越高的国家，就业通常越充分。但这个现象在未来确实可能改变。

随着人工智能，尤其是强人工智能的发展，大量的重复性工作，甚至很多创造性工作可能被人取代，这不仅会发生在低端劳动市场，也会发生在高端劳动市场。

如果人工智能的进步速度大幅快于劳动市场整体技能的自我调整，大量失业的现象可能长期存在，贫富差距将不断扩大。最终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有机会工作并获得收入，大部分人则可能沦为经济循环中的无效人口。

公司深读：面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可行的解决办法吗？

黄文政：为了缓解这类危机，西方一些经济学家、高科技企业家近年倡导向公众普遍发钱的基本收入制度。目前加拿大、芬兰、荷兰、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都有这方面的尝试。

比如，2016年6月，瑞士推出一项“无条件基本收入”提案，计划向每位成年人每月发放2500瑞士法郎，约合16806元人民币的“基本工资”。但在公投中，78%的公民对“普遍基本收入”提案投了反对票，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该提案。这说明基本收入制度的想法，还远未被普遍接受。

不过，目前提出的各种基本收入方案，一般都是基于现有经济体系，着眼于缓解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

但实际上，人工智能要真正大量取代人类的工作还需要时日，因此可以把这种方案看成是针对未来长远思想试验，其目的不是提出当下就现实有效的方案，而是促进人们更深入地思考生活与工作在经济循环中的意义。

公司深读：这类基本收入方案具体如何设计，需要何种技术支撑？

黄文政：在我看来，发钱措施应该直接与货币发行挂钩，其技术基础是货币电子化。如果区块链技术可以完整记录每一个经济活动，那每个市场参与者所创造的商品和服务，就会按出售的价值自动记录下来。

其中一定比例转到自己户头，其余的则转移到群体户头，比如家庭、公司、所在市县等，并通过群体户头按规则自动分配到每个个体户头上。

具体多大比例转到不同户头则由所有参与者的偏好通过交易算法来决定。比如，这个比例可以与劳动市场的整体工资变化等因素挂钩。如果整体工资上涨，那说明市场缺人，每笔收入中自留的比例将上升，让更多人进入劳动市场。

发放比例还可以与其他重要因素挂钩。比如，如果担忧孩子太少，那系统会调高低年龄人群的获取收入比例，让生育孩子的家庭获得更多的基本收入。

在现在的福利制度下，失业者可以领取救济金，而工作者反而拿不到救济金。这实际上是在惩罚勤劳的人，且实施成本巨大。而给民众普遍发钱的基本收入制度，则依然是在奖励勤劳者。

公司深读：在这种方案下人不工作也可以领到钱，是否会导致大家的工作意愿下降？

黄文政：实际上，按前面的设想，在每个人都有基本收入的基础上，任何一点努力都有额外的报酬，而且上不封顶，所以工作的人一定比不工作的人钱多。

人们想要获得更高的收入，以此实现自我价值，就自然会去工作。也就是说，促使人们多工作的正面激励机制依然有效。

现在一些人不得已去工作，是出于对失去工作后，生活可能陷于困苦的恐惧。这种负面激励机制对机器可以取代的一般工作可以，但对创造性工作意义不大。给每人发钱，将负面激励机制变成正面激励机制，可能更容易激发创造力。

实际上，现在的免费中小学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基本收入制度。没有一个社会因为实行免费中小学教育而退步，相反大部分社会却因此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基本收入制度就事把这种托底的免费教育扩展到对民众基本生活的保障。

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营收中能发放给群体的基本收入也将不断增加，绝对贫困将消失。因为每个人都能获得一份基本收入，市场的基本需求也有了保障，政府也不需要为了增加内需而创造无效的工作岗位来维持经济循环。

公司深读：你认为基本收入制度对于人口发展的意义是什么？

黄文政：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忙碌，工作本身成了人生目的，工作成就是社会衡量个体的核心标准。虽然社会整体的创造力越来越强大，但人们的工作压力也在与日俱增，导致生育率节节走低，以至于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无法维持群体的可持续繁衍。

在人工智能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实行普遍发钱的基本收入制度，或许能最终促使人类回归其更基本的意义，即生存、繁衍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从经济循环的角度来说，人的价值应该是创造市场需求、保持人类基因的多样性，而不是为了维持某种勉强的分配制度而从事大量的无效劳动。在这个意义上，基本收入制度或许是人类恢复正常繁衍的最终出路。

当然，目前人工智能的水平距离实现基本收入制度恐怕还很遥远，但以此为背景来思考生活与工作，发展与繁衍这些涉及人类自身意义的基本问题，或许能够给我们思考当下问题某些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