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报】 | CCG：中美可通过合作弥合分歧
2018年8月1日
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乃至世界的稳定和繁荣发展。然而，当前的中美关系正遭受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困扰。7月24日，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发布了中美关系系列报告《理解与破局：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度分析和智库建议》。《报告》全面解析了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日益加剧的贸易摩擦对中美双方的影响，探讨了中美通过合作弥合分歧的潜在空间，并针对性地从中美经济结构、贸易统计方法、双边服务贸易合作和“二轨外交”等多个层面提出了十条化解贸易争端的应对之策。
发布会上，CCG主任王辉耀介绍道，《报告》旨在通过详实的数据和理性的分析，为笼罩在“贸易战”阴影下的中美双方消除误解、弥合分歧，以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CCG成立十年来积极发挥智库作用开展二轨外交，致力于推进中美关系互利共赢发展。近期，CCG智库代表团两次深入美国，与传统基金会、哈得逊研究所、外交关系委员会等主流智库以及美国国会议员、美国中国商会进行沟通，并与美国政商学代表进行了对话交流。
“美中贸易逆差从经济原理解释是全球经济迅速发展造成的结构性问题。”《报告》认为，从贸易经济原理和中美经贸往来的事实看，美中贸易逆差的形成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其一，正如“特里芬难题”预示，美中贸易逆差是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的必然结果。如果美国不维持贸易逆差，美元流动性缩减，将对全球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其二，从宏观经济学原理来看，美国持续下降的居民储蓄和飙升的国债拉大了贸易差额。去年，美国居民储蓄率降至3.6%，联邦债务率超过了100%；其三，从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来看，现行国际分工体系决定了中美贸易格局。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密集性产业。中美双边贸易直接反映了两国在比较优势和经济结构上的互补性——在中美货物贸易中，美国是逆差，在中美服务贸易中，中国是逆差；其四，美国出口管制进一步拉大了美中贸易逆差。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7年4月的报告，如果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程度降低至对巴西的水平，对华贸易逆差最多可缩减24%；如果降到对法国的水平，双边逆差最多可消减34%。
同时，传统的统计方法对美中经贸逆差存在严重误判，采用提高贸易壁垒的保护主义方式解决不了逆差问题。”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美方贸易统计方法过于简单，而且实际上，在全球价值链中，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反映在美国。“《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已是美国服务业出口的第二大目的地，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的美方统计为530亿美元（中方统计为547亿美元），但这部分服务贸易顺差被美国“忽略不计”。
然而，美国国内对贸易战的态度也是多元化的。政治家反对的声音日益强烈，美国参议院7月11日以88比11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总统关税权力，两党罕见展示一致立场。特朗普团队是否存在共识也引发外界猜测。此外，美国国内经济学家、零售商、行业协会、商业团体和美国员工等各界反对声日涨。反对特朗普中国贸易政策的农业州和有诸多跨国公司的州也不在少数。
CCG课题组认为，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是美中发生贸易摩擦的重要诱因。中美经济结构的转型是直接推动，新时代的“竞争—合作”关系导致关注重心的转移。中美利益深度交织，双方可以通过扩大增量缩小逆差，中美启动对话的可能性增大。
“贸易战”好比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不符合中美两国长远利益，不但会对中国GDP增幅和继续深化改革造成一定影响，也将极大抵消中美贸易对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其导致的成本升高和人才缺乏亦将阻碍美国科技创新。除了导致中美双方都无法全身而退，”贸易战”对于世界经济、多边规则和体系也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7月24日，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理解与破局：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度分析和智库建议》提出了化解贸易战的十条建议：
化解贸易摩擦的十条建议
一、中美在经济上都面临一些结构性挑战，中美需加快自身经济结构调整，从自身做起，在做大增量的基础上共同改善贸易不平衡现状。
二、要创新中美贸易的统计方法，摈弃传统的和过时的贸易统计模式，中美间的贸易要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来计算，要包括服务贸易和美企在华投资收入等全面来看，更加精准、且公正公平地显示两国所获得的真正价值。
三、中美两国服务贸易有巨大增长空间，可在旅游、留学、投资移民、专利费和第三方收入、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加强合作。
四、加强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效应，推动美跨国公司等利益团体的共识。通过美国大型跨国公司、企业协会、智库、社会组织等团体与美国政界保持沟通。中国可加强与在贸易战中受到损失的美国跨国公司的沟通，了解其受损情况，形成共识，反馈到美国决策层，推动两国重新回到对话协商的轨道上来。
五、加强中美两国省/州间在基建、新兴产业、气候、能源等领域的合作，鼓励地方加强与美国各州、市政府合作，适时举办中美省/州长年度峰会、中美市长年度峰会，成立中美州政府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建立合作平台和机制。
六、中美两国都是世贸组织（WTO）成员，中国可以在WTO框架下对美国进行申诉，又可以进行谈判，增加商讨合作的空间。两国还可以依托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对知识产权保护进行协商。对于WTO无法覆盖的领域，应当通过中美双边谈判来解决。
七、美国需要放宽出口限制，尤其是放宽包括高科技公司在内的对华出口，实现双方共赢，减少因出口限制带来的负面效果和不利于减少贸易逆差的局面。
八、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是维护中美投资关系和经贸关系的重要制度基础。应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或新的中美贸易协定谈判，减少相互投资的障碍，增加彼此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九、维护全球多边机制、推动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推动亚太多边合作机制形成，加快区域多边自贸体系建设。中国未来可以考虑加入新的TPP。中美为全球治理增量，在国际人才组织、国际电子商务联盟、全球数字合作方面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十、发挥“二轨外交”的作用，促进双方沟通。提高对外交流水平，鼓励中美两国智库、贸易协会等民间组织、NGO发挥二轨外交作用，形成有效而灵活的沟通途径和对话机制，负责传递两方的声音，积极协助双方消除误解、弥合分歧并最终提出解决方案。
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8年7月31日
